台湾疫苗何时来？怎么来？

2020年底，琪琪（化名）与台湾许许多多民众一样，正在观看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每日例行记者会。她听见指挥中心宣布，一款名为“高端”的国产疫苗，正在征集临床受试者的消息，立刻决定上网报名。琪琪说，她报名参加受试的理由，与许多世界上的受试者一样，“我知道『人体实验』是需要人的，所以就去报名了。”

琪琪说，自己是学医学统计出身的，“我知道任何医学数据都是踩着人命做出来的，总是要有人付出牺牲，才能完成医疗任务”，朋友都纷纷称赞她是英雄，她反而觉得很奇怪。在她看来，就算会出现副作用、甚至不幸身亡，但“至少都会成为数据，代表我的死还是有用、不是白费的。”

琪琪自嘲，虽然这动机听起来有点中二，“但我当时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去受试的，我觉得很有趣，能用自己所学的东西（统计），帮助这个实验。”

到了2021年2月某天，琪琪接到高端疫苗的电话，通知她获选为受试者，要求她在2月21日前往医院进行体检。疫苗的体检颇为类似一般健康检查，会测量身高体重、验孕、做心电图，“一共抽了七管血，看血脂肪、凝血功能，医生也会问是否有家族病史。我有气喘，但他们后来还是让我参加试验。”

后来，琪琪通过体检，在3月2日正式施打第一剂疫苗。打完十分钟后，琪琪开始出现噁心、想吐的感觉，扎针处也会痛，“但都不是很严重”，接种第一剂之后，琪琪被要求每天都必须写日记、量体温，虽然刚施打的第一天体温的确有升高，但隔天便降下来了。

琪琪回忆，第一剂和第二剂之间，相隔正好四周，“我在3月30日打了第二剂，副作用感觉更明显了，肠胃蠕动很快，体温也高了三天。”打完第二剂之后的一个月里，就是所谓的密集检查期，“每隔两周就要回去医院交日记本、再做一次检查。这个阶段结束之后，还会有长达五个月长期观察期——以我来说，就是要等到九月底才会正式解盲，如果我打到的是安慰剂，到时候还得再打一次真正的疫苗。”

疫苗：地方政府、郭台铭与慈善团体各显神通

琪琪与其他受试者这些最细微的身体反应，都牵动着台湾民众的心绪。自5月15日台湾疫情升三级警戒以来，所有的人都想知道：疫苗何时来？我们何时能打到疫苗？

随着疫情持续延烧，民众的需求也越来越急切。包括金门、南投在内的县政府，都表明自行向海外采购疫苗的意向，而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则回覆，他欢迎地方政府向指挥中心提出申请，并透过有执照的药商做输入许可。但陈时中亦提醒这些有意愿的单位，疫苗采购流程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手续繁琐，要这些表达意愿的单位“赶快把资料拿来”。

不过，希望直接向国外单位争取疫苗的，也不只是地方政府而已；包括郭台铭、“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 ，以及慈济、佛光山在内的民间单位，都曾宣布将自行透过管道，从国外厂商或“中国大陆友人”处取得疫苗，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也牵动民众焦虑的心绪。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无论是企业、宗教或社会团体想要捐赠或媒合采购者，政府都十分肯定。但中央的疫苗政策，仍是“统一由政府向原厂直接签约采购，统筹分配使用”，指挥中心强调，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才能确保原厂对政府直接负疫苗安全与法律的责任。指挥中心说，无论是企业、宗教等民间团体的捐赠，或地方政府的采购，也需采取同样原则处理。

不过，这个规定是否会让民间购买疫苗的困难度提高？ 有网友在郭台铭的脸书提了这个问题，郭台铭罕见地现身回了一个“会”，再次引发众人热烈议论。

在台湾中央与地方政府来回交锋的同时，北京的国台办亦表明了捐赠疫苗给台湾的意愿，甚至宣称“厂牌可以让台湾自己挑” ；此消息一出之后，让台湾政府陷入了两难——答应了，光是如何在现行法规之下进口中国疫苗，就是一件难事（药厂必须先与台湾政府取得相关紧急授权许可）；若不答应，在海外疫苗到货延迟、国产疫苗仍未上市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执政党恐怕也难以谅解。

就在此时，福建省红十字会也宣布，愿意捐赠疫苗给金门、马祖，却没有提到台湾。不过，福建省红十字会的作法倒也“合情合理”，因为即使在台湾的宪政制度里，金门、马祖在法律上的定位确实仍属“中华民国福建省”，而对岸福建省红十字会的动作，只是“无心插柳”地反映了这个尴尬的事实而已。

平日台湾网友为了提振士气、而挂在嘴边的“同岛一命”，也都让部分金门、马祖居民感到有些不是滋味——所谓“同岛”，指的当然是台湾岛了，而这种以台湾为主体的想像，也早就是金门、马祖人感到“被台湾割弃”的来由之一，并在疫情的紧张情势之中，再次成为台湾共同体的破口。

事实上，金门希望自行从大陆取得的“国际认可的合法疫苗”，指的其实就是上海复星医药代理的辉瑞－BioNTech 疫苗（以下称 BNT） ，而这个中国代理的身份，在台湾也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所在。

在台湾引发争议的上海复星BNT疫苗，来历究竟为何？为何引发了如此大的风波呢？

辉瑞、复必泰与台湾绕不开的“中国”因素

整体而言，台湾舆论反对透过复星采购BNT疫苗的，不外乎两种论述：第一种担忧的是“国格”问题，反对台湾透过中国公司采购BioNTech疫苗；第二种则引用香港的疫苗瓶盖问题，认为上海复星经手的疫苗有安全疑虑，甚至认为“复星的 BNT 疫苗并非于欧洲生产”。

根据台湾《天下杂志》的报导，复星早在2020年3月，就已和德国的 BioNTech签署“授权代理协议”，代理范围包含中港澳台，而复星代理的 BNT 则名为“复必泰”。

除了代理之外，复星也在中国同步进行临床试验，然而中方和德方试验的疫苗并不相同——德国试验的是 BNT162b2（以下称 b2），而复星在中国试验的是 BNT162b1（以下称 b1）；不过中方最后并没有完成 b1 的第二期试验，因此后来转为代理人和股东的身份，继续和德方合作。换言之，目前为止复星代理的“复必泰”疫苗都是 b2，理论上应该是在德国生产的。

不过这个情形，或许很快也会有变化。2020 年 12 月， 复星宣布 BNT 同意让复星在中国本地分装、甚至生产 BNT 疫苗；到了 2021 年 5 月，复星进一步宣布将与 BNT 成立合资公司，而复星将会提供“年产能达 10 亿剂新冠疫苗的生产设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则是复星在 2020 年 11 月 10 日，也曾透过提交给香港证交所的文件声明，复星拥有 BioNTech 疫苗在中港澳台的“独家开发、商业化”权利。

这个时间点，如果和台湾方面的说法相对照，便可以看出双方角力的端倪。2021年5月27日，台湾疫苗议题正炽，指挥官陈时中向民众说明，台湾政府其实早在 2020 年 11 月，便曾直接和德国的 BioNTech 洽谈过疫苗采购，而且当时已经进展到了“合约最终版本”的阶段——而这也正是复星宣布，拥有 BNT 疫苗在中港澳台“独家代理权”的时间点。

陈时中进一步透露，当时这批疫苗“卡关”的关键，仍旧是台湾的国际地位与两岸之争：当时，德方要求卫福部更改新闻稿，将行文中的“我国”改成“台湾”，而卫福部也同意照办，然而德方后来却于 1 月 15 日回覆要“重新评估全球疫苗供应量”，并将签约时间延后数周，最后没有下文。

陈时中表示，他的感觉是“双方已经在谈、也已经确定了，但最后还是没有下文”，而造成阻碍的“不是合约内的问题，而是合约外的问题”。

不过，对于“国格”问题有所疑虑的，也未必只是台湾方面而已。有些评论者也认为，如果复星直接和台湾政府洽谈采购，文件中难以避免各种“中华民国”的正式官衔，所以更希望透过民间“中间人”来中介。此外，复星若要向台湾申请药证，申请流程也会远比港、澳复杂，必须通过严格的进口审查，形同默认台湾与港澳在地位上的不同，有亲蓝的评论员便认为，这会“戳破『一个中国』的泡泡”。

根据上海复星提交给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声明来看，复星是在 2020 年 12 月才和 BioNTech 达成合作，并在 2021 年 5 月才宣布，将会在中国本地生产 BioNTech 疫苗——换言之，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 BNT 疫苗，应该仍是德国原产的。

不过这些动态，确实都再次反映了长期以来，台湾公共讨论的一个特殊现象：只要牵涉中国因素，舆论双方便很容易失控、很难再理性讨论；以此次疫情为例，台湾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张力，就和两岸之间的张力交缠在了一起，并以疫苗作为化身，再次反映了台湾公共讨论板块中，那一条总难跨越的鸿沟。

根据指挥中心说法，台湾目前已订购的海外疫苗，一共有莫德纳疫苗的505万剂、经由全球疫苗分配平台（COVAX）购买的476万剂，以及台湾自行和厂商购买的1000万剂 AZ 疫苗——看起来足够，然而“订购”并不等于“到货”。

然而，也正是自2020年底开始，变种病毒疫情一波接着一波，不但考验各品牌疫苗的保护力，也让国际疫苗越来越紧张，台湾即便已经“订购”，却显然不易在短时间之内，就争取到大量疫苗“到货”；华尔街日报更指出，COVAX 机制基本上已经难以维续。

在台湾舆论沸腾、而国台办亦宣布可捐赠疫苗给台湾时，5月27日却突然传出，15 万剂莫德纳将于 28 日到货。

一直以来，不少台湾民众将希望放在美国身上，希望能“用台湾晶片、换美国疫苗”。然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郦英杰却在 5 月 26 日的离任演讲中提及，台湾的 COVID-19 确诊数，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比起来依然是比较低的，被不少人解读为美国将不会积极对台供应疫苗。

但随着“国台办送疫苗”的呼声不断升高，蔡英文也公开批评北京“不断阻挠台湾取得疫苗”，表示会与民间共同努力，争取国际疫苗加速到货。

回顾台湾的疫苗采购纪录，莫德纳疫苗早在2021年5月5日，就已获台湾食药署的“紧急使用授权”（EUA），而陈时中当时也提及，第一批莫德纳疫苗预计会在五月到货；就此而言，赶在五月底之前到货的莫德纳疫苗，确实是在台湾本来就规划好的时程之内。但按照世界各国疫苗“交货”的情况来看，“延迟”又是常态，这批“依约准时”的疫苗背后，是否真有美国的大力推动、总统蔡英文参与争取是否真的奏效，外界很难得知。

对此，近期关心台湾疫情发展的新加坡医师林韦地猜测，在疫苗短缺的情况之下，疫苗如果能快速到货，基本上都是国际政治运作的结果，因此莫德纳能快速到货，非常可能就是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台湾的疫苗短缺将会造成国安问题”，所以决定先凑一些疫苗出来给台湾。

针对这种说法，端传媒曾向台湾外交部寻求回应，而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则回覆道，外交部不会针对外界传言、臆测、个人意见做评论。

无独有偶，5月27日当天，日本产经新闻亦报导，日本政府将透过 COVAX 机制，对台湾提供 AZ 疫苗，一些日本政治人物宣称，这是一种“台日友好”的表现，也被解读为是在为台湾政府解围。

尽管日本本身国内疫苗接种率低落、对疫苗本身抱有不信任，被台湾民间质疑“只是送自己不要的给台湾”，日本国内也不乏反对捐赠的声音，但仍不妨碍“台日友好”的相关宣传出现在台湾版面上，冲淡不少“国台办送台湾疫苗”的高涨气氛。

台湾国产疫苗风波

除了试图进口国际疫苗之外，台湾政府仍将希望放在国产疫苗上。国际知名公卫专家、前副总统陈建仁在脸书上透露，自己和妻子为了“支持我国的疫苗自主研发”，自愿成为高端疫苗的临床受试者，虽然依照程序，两人跟琪琪一样，都不知道自己打的是疫苗还是安慰剂，但陈建仁说，他与妻子迄今并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以陈建仁的专业形象发出此文，对于许多对国产疫苗心存疑虑的民众而言，无疑是一颗重要的定心丸。但依然有人坚持，陈建仁受试并不能说明国产疫苗真的安全，正反双方依旧争执不下。

台湾目前正在进行 COVID-19 疫苗研发的共有三间厂商，除了琪琪与陈建仁夫妇参与受试的高端，另有联亚以及国光 ，不过它们的疫苗原理，和国际间目前比较常见的几种疫苗并不一样。

台湾目前核准的进口疫苗莫德纳（Moderna）疫苗为“mRNA 疫苗”、AZ 疫苗为“病毒载体疫苗”；至于中国“国药”和“科兴”的疫苗，则是“灭活疫苗”；这几种疫苗的原理不一，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免疫的效力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够诱发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力，对抗病毒入侵。

台湾的国产疫苗高端、联亚、国光等，与前几种疫苗又不尽相同，属于“蛋白质次单元疫苗”，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制作出病毒表面棘状蛋白，做成疫苗打入人体，让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反应。

（更多疫苗原理，详见：关于COVID-19疫苗，中港台最关心的六大问题）

根据高端疫苗的官方说法，早在2020年5月5日，高端便与美国国卫院（NIH）签署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全球商业授权合约，“取得Covid-19候选疫苗及相关生物材料，在台湾进行研发及生产。”

由于台湾疫情突然升温，因此总统蔡英文早在5月13日便宣布，国产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第二期的收尾阶段，预计在七月底开始供应；而高端疫苗亦在5月30日宣布，已和卫福部签订500万剂的采购合约，预计在六月中完成第二期试验报告、六月底送审，以赶上七月上市的时程。

然而这个时间表，却也招来了批评声音。有些评论认为，台湾疫苗只有第二期临床试验，将“很难获得国际认可”；而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则质疑，只经过第二期试验的国产疫苗，可能会让“台湾成为一个最大的人体试验场”。

反覆的激辩中，市场对高端疫苗的信心，也从一路高涨转向连续跌停。世界疫情刚爆发的2020年1月，高端股价自29元起涨，在台湾疫情爆发前，5月11日，高端（6547）股价仍在280元左右徘徊，台湾疫情爆发两周后，高端股价已突破417元。

但随着高端成为镁光灯焦点，各界质疑“未进行三期临床实验就要打”、“人体试验场”等声浪鹊起。5月30日，高端公布自家与台湾卫福部疾管署签订疫苗采购合约，同时签约的还有联亚生技，政府分别向两家国产疫苗采购五百万剂疫苗。自当日开始，高端连续吞三天跌停板，股价下跌到284元。

这对一间药厂股票来说，无疑是反常的现象：自研发起步，如愿走到了客户签约采购的这一步，股价却逆势跌停。法人指出，这相当程度反映市场对高端未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疑虑。

这些质疑似乎不无道理，在台湾舆论场中，也有一定声量。然而这些争议的真实性究竟为何？

正常来说，疫苗临床试验的流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的受试者一般仅数十人，目的是测试安全性、剂量和免疫反应；第二期受试者则会增至数百人，验证疫苗可以引发的抗体浓度和免疫原性，并扩大检验疫苗的安全性；第三期的受试者则会增加至数千人以上，除了持续确认安全性之外，也会对一部份受试者施打没有疗效的“安慰剂”作为对照组，借此确认接种者的感染率，和未接种者相比是否真有下降——也因此，第三期通常会选在疾病流行的地区进行，否则很难看出，施打疫苗是否真会影响感染率。

然而为了加速疫苗研发，美国采用了“紧急使用授权”（以下称 EUA）的机制，允许厂商加速研发、将不同期的试验合并进行（combined phases），借此取得紧急使用授权；今日市面上的辉瑞－BioNTech、莫德纳疫苗、娇生疫苗，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机制上市的。

根据美国食药署的《预防 COVID-19 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之业界指引》（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Vaccines to Prevent COVID-19：Guidance for Industry，以下称《指引》），厂商必须在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之后，才可以提交 EUA 的申请，而且提出申请时，也必须至少针对第三期的效力研究提出“中期分析”（interim analysis）、并达到 50% 以上的效力。

不过，厂商在提出 EUA 的申请时，可以使用第一、二期的试验资料，对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期安全性资料进行“补充”（complement）——换言之，只要第一、二期的安全性资料符合标准，就算第三期试验流程仍在进行中，也可以在第三期“中期分析结果”出炉后，就先申请 EUA。

但这并不代表美国食药署不在乎安全性，因为该《指引》仍规定，厂商在申请 EUA 时，必须至少已对 3,000 名以上已经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的受试者（须含不同族群和重症患者），针对不良反应进行过至少二个月的追踪，而且必须附上“正在进行”的安全性追踪计划，而厂商在提交 EUA 申请时，也必须证明自己会继续完成完整的第三期计划。

以已经获得美国 EUA 的三种疫苗为例：BNT 于 2020 年 7 月进入合并二、三期试验之后，就已在 11 月 9 号取得了第三期的期中分析报告，后来才在 12 月 11 日获得美国食药署的 EUA；而莫德纳疫苗，则同样是在 2020 年 7 月就进入第三期试验，并在 11 月中公布期中分析，并在 12 月 18 日取得 EUA；至于进度较慢的娇生疫苗（J&J），则是在 2021 年 1 月底提出期中分析，并在 2 月 27 日取得美国的 EUA。

就此而言，陈时中曾在记者会中指出，台湾高端第二期受试人数达 3,700 人，比美国疫苗第二期人数（数百人）还要多，以及美国疫苗“也是在完成第 三期试验之前，就获得 EUA”的说法，其实都只讲出了部分的事实。

陈时中没有说出的是，美国疫苗厂商在申请 EUA 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进入了第三期试验阶段，而且也都取得了第三期的“期中分析报告”，显然和台湾高端只完成第二期试验是不同的。此外，虽然美国疫苗第二期的受试人数确实比台湾少，但其实厂商申请 EUA 时所提交的第三期“期中分析报告”，其受试人数都达 3、4 万人。

不过更重要的是，台湾到底有没有像美国一样，针对 EUA 做出详细规范呢？针对这个问题，端传媒于 5 月 31 日向台湾食药署提出了询问，最后得到以下回覆：

食药署指出，厂商提出 EUA 申请之后，食药署会召集专家小组，依据《药事法》第 48-2 条及《特定药物专案核准制造及输入办法》第 3 条规定进行审查。

然而倘若细看《药事法》和《特定药物专案核准制造及输入办法》规定，却也能发现这些法条，都只是原则性的框架，而台湾食药署也没有跟美国一样，针对 COVID-19 疫苗的 EUA 另外制定出长达 20 多页的指引文件——换言之，疫苗厂商能不能拿到 EUA，基本上是食药署的专家小组说了算。

更重要的是，食药署提及的法条，也没有针对 COVID-19 疫苗临床试验需要符合的标准、效力数据，以及应有的试验期程做任何规范，直到端传媒记者追问，食药署才回覆“至少要做完第二期”，才能申请 EUA。

《科学月刊》的编辑委员廖英凯，则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直言，台湾在 EUA 流程和办法上的资料公开程度，确实不像美国食药署那样充分、透明，因此外界不容易知道政府批准 EUA 的标准为何。

不过，食药署在受访时明白讲出“至少要做完第二期”，也让廖英凯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新闻稿一直都言词模糊，虽然会暗示二期很足够了，但并没有讲死做完二期就可以申请 EUA。”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有台湾网路媒体于 6 月 1 日清晨刊登报导，指出食药署早在去年 10 月就已参考美国，制订出了“台湾本土的 EUA 指引”，于是记者再次向食药署求证，并询问是否可以提供台湾的 EUA 审查指引，而食药署的回覆是“这个议题现在不方便回应”。

食药署并指出，前一天提供的回覆，是针对“外国疫苗输入台湾”的 EUA，而非“国产疫苗”的 EUA。然而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国产疫苗的 EUA 核准标准时，食药署却回应“目前高端及联亚并无实质资料，暂时无法给予明确的说明”。

记者继续询问，食药署是否有先对 EUA 标准作出规范？如果没有规范，要如何确认国产疫苗是否符合标准？截至截稿之前，食药署都没有提供回覆。

不过食药署的说法，似乎也意味着一件事：美国的作法，是先针对 EUA 的标准进行规范，而厂商则必须依据规范，提交“实质资料”给美国食药署进行审查；而台湾的食药署，却是要求厂商先提出实质资料，才能对外明确说明 EUA 的标准，除了代表食药署很可能根本没有对 EUA 事先进行详细规范之外，甚至还让民间出现“为高端疫苗量身订作一套标准”
的质疑声浪。

不过话说回来，只做完第二期试验的高端疫苗，到底有没有效力、对人体够不够安全呢？

如果单从美国食药署的《指引》来看，高端疫苗在某个程度上，似乎可说是符合美国规范的：根据台湾卫福部和高端的说法，高端的“第二期试验”，其实更像是某种程度的“二、三期合并进行”，因为其确实在第二期便加入了安慰剂对照组，尝试对疫苗的效力进行印证。

此外，高端第二期的受试者也有 3,700 人以上，也刚好符合美国食药署《指引》中对于追踪不良反应的人数要求（至少 3,000 人）；只要高端能对所有受试者，都持续追踪不良反应超过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就安全性而言，应该是可以符合《指引》要求的。

如果大部分受试者的试验流程，都和琪琪差不多的话，那么高端确实是可以在申请 EUA 时，确保每个受试者都至少经过两个月的不良反应追踪观察。

高端疫苗：希望与隐忧

然而在目前的试验结果之下，就贸然给予高端疫苗 EUA，也不是没有隐忧。

比方说，正常的第三期临床试验，应该要在 COVID-19 流行的地方实施，才能看出疫苗和安慰剂在社区中的实际差别——否则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管有没有打到真正的疫苗，都不会感染 COVID-19，也根本无从确认疫苗的效力。然而高端在台湾境内进行的第二期临床试验，照理来说是很难达到这个要求的，因为直到五月之前，台湾都几乎不存在 COVID-19 的确诊案例。

不过，具有病毒学背景、工作经常需要和药商接触的小君（化名）认为，台湾疫苗临床试验的这个困境，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厂商除了可以到流行率高的国家做第 三期试验（比如台湾的联亚疫苗，就是打算前往巴西和印度进行第三期试验）之外，也可以先做『中和性抗体』（neutralizing antibody）的检测。”

小君指出，疫苗虽然可以诱发人体产生抗体，而试验也可以测出人体因为疫苗而产生的抗体浓度，但这并不意味那些抗体就能真正有效抵抗病毒、避免人体感染，所以厂商才必须要进行第三期试验，扩大受试者、并加入对照组，看看疫苗产生的抗体，是否真得能够对抗病毒。

而所谓的中和性抗体，则是在实验室受控制的环境之中，让病毒和血液里的检体做接触，实际测试抗体能否让病毒消失活性、无法感染细胞；这个方法，可以让受试者不需冒着实际被感染的风险，也可以解决像台湾这样，无法在社区中实际验证效力的困境，但较为费时费工。

“理论上，疫苗的『中和性抗体』数据，和疫苗的『效力』（efficacy rate）应该是高度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证明高端疫苗的『中和性抗体』，应该就能预测它是具有一定效力的。”而小君的这番话，也能从一篇刊登在《Nature Medicine》上的研究获得佐证。

就此而言，从高端在美国“clinicaltrial.gov”登录的资料来看，高端二期试验的检测项目，确实就包含了中和性抗体，而这很可能，就会是高端在没有第三期试验的情况下，判断疫苗是否有效的关键所在——“总而言之，疫苗有没有效不是去看『期数』，重点是试验具体分析了哪些项目、得到了什么结果。”小君说道。

不过，台湾前疾管局局长苏益仁，却对此有不同看法。苏益仁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和高端疫苗的效力问题相比，他更担忧的是安全性问题，因为“疫苗的不良作用、保护力，还是要到三期才看得出来。”

苏益仁认为，三千多人的试验，虽然能找出三千分之一发生率的不良反应，但无法确认会不会有三万分之一的不良反应，因此安全性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而只通过第二期试验的疫苗，其实更应该称作“provision（临时）的战备疫苗”，和美国的 EUA 内涵并不相同。

“EUA 这个问题现在很敏感——台湾到时候谁要负起这个责任，签 EUA 的核准？总统说七月要施打，这是政治上的压力，跟食药署从专业上判断能否核准，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苏益仁分析。

苏益仁举例，美国前总统川普去年也曾要求，在总统大选前的十月就开始施打疫苗，然而当时美国的九大疫苗厂立刻联名反对，而美国食药署后来也没有屈服于川普的压力。

台大医学院教授黄韵如则直言，现在关于台湾国产疫苗的很多问题，如果要详细回答，先决条件是台湾的三个国产疫苗厂，都能先公布他们的临床试验计划书（clinical trial protocol），以便接受公评。“早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四个国际大厂就已经先公布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详细计划书，内容包括收案的细节，以及效力、安全性和副作用的评估方式等。”

然而直到今日，许多关于台湾国产疫苗的重要资讯，都依然处于不太透明的状态，这和台湾在疫情之中，一直标榜的“公开透明”路线显然是矛盾的，也很容易造成社会不安、舆论猜疑。

“我想引用英国医学期刊《BMJ》的一篇社论，我觉得它的结论说得很好：针对临床证据的批评，往往都发生在研究结果发表之后⋯⋯若能及早公布完整的试验计划书，就能为科学的民主化，提供极具历史意义的重要契机。虽然 COVID-19 的疫苗试验，未必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投入所设计的，但我们若要提供建言、调整试验的方向，倒也不算太迟。疫苗终究兹事体大，确实有必要接受所有人的检视。”黄韵如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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