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三孩快跑?人口政策不是數字遊戲,性別平等是生育率提高的前提

一個必須面對的人口現實是,中國的出生率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社會老齡化是必然的趨勢。


2021年5月29日,貴州遵義,老人背著小孩在街上步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5月29日,貴州遵義,老人背著小孩在街上步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5月31日,距離第七次人口普查給出總和生育率1.3的數字不到一個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宣布將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國際上通常以2.1作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說,在自然狀態下,若人口總量要維持不變,則平均每對夫婦要有2.1個孩子。而1.3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口比上一代減少近40%。

日本被認為是低生育率的代表性國家。日本在2005年達到生育率的歷史最低點,為1.26,此後則回升並維持至1.4左右。生育率低於1.3,通常被認為是超低生育率水平。然而這遠不是最低點。中國另一個東亞鄰居韓國,總和生育率在2018年跌破1.0。如果生育率維持在這個水平,每一代人口將比上一代減少一半。

那麼,計劃生育是人口下降的主要推手嗎?中國的性別不平等如何抑制了生育率?經濟發展和教育擴張使中國男女之間更平等了嗎?開放三胎會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嗎?

本文將回答這些問題,並指出:反思人口政策,應改變宏觀調控人口的思路,因為人口不是數字遊戲。

計劃生育與人口下降

生育率快速下降給中國帶來了巨量的人口紅利(相對多的勞動力人口和相對少的老人和孩子)。不少人會歸功於1979年出台的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也稱「一胎政策」)。然而中國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人口轉型,早在1979年一胎政策之前就開始了。

從1970年到1977年間,中國的生育率由平均每個婦女5.8個孩子下降到2.8。這部分得益於比計劃生育政策更温和的「晚、稀、少」政策。從1970到1980年間,周邊如韓國、泰國,和香港、澳門地區,在沒有計劃生育管控的情況下,出生率也經歷了相似的下降。隨着更多可靠數據和研究的出現,學界已有廣泛的共識:經濟增長及其伴隨的城市化、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以及婚姻和生育觀念的轉變,才是中國生育率下降的主要推動力,而非一胎政策。

換句話說,假如沒有「一胎政策」,中國人口出生率也不會出現急劇反彈。這在2015年「二胎政策」後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開放二胎只是短暫地提高了出生率,當政策效應完全釋放(有二胎意願的家庭生完二胎),生育率便又跌回原來的水平。因此,計劃生育政策在歷史上的作用十分尷尬。無數家庭的犧牲,不過是加速了本就會出現的生育率下降的到來。

性別平等與生育率

經濟發展是否會無限抑制生育率?時下部分評論文章認為,不只是女性地位提高帶來生育率下降,一個國家的生育率下降,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

這個論斷只適用於人口轉型的前半程。人口轉型,指的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由高變低的過程。因為死亡率的下降往往先於出生率,這會在較短的一段時期內帶來額外的勞動力人口,這段時間也被稱之為人口紅利期。大部分工業國家在經歷人口轉型後,出生率並沒有維持在更替水平,而是持續下跌。伴隨生育率下跌的,是同居率、離婚率、單親家庭、重組家庭數量的升高,學者稱之為第二次人口轉型。二次人口轉型理論的支持者普遍認為,伴隨人們的觀念轉變,「家庭」會呈現出更多元的態勢。

不妨以較早完成第一和第二次人口轉型的歐洲為例。不少歐洲國家在二戰後出現「嬰兒潮」,生育率在1960年代達到頂峰,此後生育率卻逐年下降,最終低於更替水平。歐洲的跨國比較發現,在1990年之前,女性受教育程度、勞動參與率越高的國家和地區,生育率也越低。生育率高的,往往是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的南歐國家。到此為止,經濟發展和女性地位提高帶來生育率下降的論斷都還成立。

然而在2000年前後,歐洲生育率出現反彈,生育率與女性教育水平、勞動參與率的關係也出現了逆轉。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的西歐北歐國家(如:荷蘭,瑞典),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7-1.8水平;反觀女性勞動參與率低的南歐國家(如:意大利,希臘),生育率卻一直在1.3上下波動。無論是在宏觀層面的跨國比較,還是集中在單個國家內部的微觀分析,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在男女更加平等,女性享有較高勞動參與率和較高教育水平的地區,生育率更高。

2020年5月18日,意大利卡塔尼亞,一位媽媽望著剛出生的嬰兒。

2020年5月18日,意大利卡塔尼亞,一位媽媽望著剛出生的嬰兒。攝:Fabrizio Villa/Getty Images

需要說明的是,反彈後的生育率仍低於更替水平,老齡化還是無可避免,但西歐北歐的人口老齡化壓力遠遠低於南歐。為什麼出現了南歐和西歐北歐的分化?一部分學者認為是西歐北歐更具支持性的社會政策平衡了家庭和工作的矛盾,更好的保障了女性權益,為職場女性創造了相對平等的環境。另一部分學者認為,性別平等本身就起到了促進生育率的作用。比如,有研究發現當丈夫承擔更多家務時,母親生育二孩的意願會顯著提高。

儘管學界的爭論還在繼續,但爭論的焦點已經從性別平等的環境會不會促進生育率,轉移到了是性別平等觀念本身,和社會政策所帶來性別平等,哪一個才是生育率反彈的主要原因。性別平等帶動生育率不僅僅局限在歐洲。最近的研究發現,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生育率的正向關係同樣出現OECD國家。儘管女性勞動參與率帶動生育率的背後機制仍有待研究,一些學者猜測,這是因為女性獨立的經濟能力得到保障之後,她們才敢放心的生孩子。

儘管經濟快速增長,在性別平等問題上的止步不前,或許解釋了東亞地區持續的低生育率。根據2021年全球性別不平等指數排名(Global Gender Gap Index),中、日、韓在156個國家中分別位列107,120,102。與2006年的排名對比,幾乎沒有變化。大量日韓女性在結婚生育後退出勞動市場,直到孩子入學才重返職場,因而按年齡分布的就業率曲線呈現M型。但由於就業歧視和大財團主導的勞動市場結構,大多回歸職場的日韓女性只能從事短期或兼職勞動,這一現象被成為「母職懲罰」。雖然相比於日韓,中國女性擁有較高的勞動參與率,但她們也面對着相似的困境。

經濟發展和教育擴張使中國男女之間更平等了嗎?

中國女性本科入學率、研究生入學率分別在2009和2010年超過男性,這是令人矚目的成就(男女在錄取專業和院校仍有很大的不平等,女性更少選擇經濟回報更高的工程類學科,女性也更多就讀於三年或兩年的職業學校而非四年制的大學)。然而,女性在職場所面臨的不公正對待,卻隨着中國的市場化轉型而加劇。中國女性15歲至65歲勞動參與率逐年下降,且降幅遠高於男性。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與1990年相比,在2010年,有更多的年輕女性(20-40歲)因照料家庭而退出職場。

學者從公域(勞動市場)和私域(家庭)兩個角度來探討市場化改革下女性的困境。在公共領域,單位制迅速退出歷史舞台,價格低廉的託兒所和幼兒園也一併成為歷史。當代女性要比改革開放前的女性承擔更多的育兒責任。市場化中的私營企業注重效率,不願僱傭可能會因為家庭而退出勞動市場的女性。因為同樣的原因,女性的工資待遇,升職機會遠遠不如同等職位的男性。在家庭內部,女性仍然是家務勞動、情感勞動的主要承擔者。近年所倡導的儒家式的家庭主義取代馬克思式的平權主義,進一步強化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在思想觀念上,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接受傳統的性別角色劃分,然而多數男性的性別觀念仍停留在父輩水平,哪怕是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

這種不匹配在轉型中國尤為明顯,學者稱之為「不平等的性別革命」。男性「喪偶式育兒」,頻發的家庭暴力事件,無疑會打消女性生育,甚至結婚的念頭。

開放三胎會達到預期效果嗎?

正如一胎政策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推力,開放三孩也難以對提高生育率產生顯著影響。其一是人口上的原因。長期的低生育率已使得育齡婦女的人口基數急劇縮減,已經積重難返。這意味着,即便擁有較高的生育率水平,新生人口總數還是會逐代遞減。

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時下婚戀和生育觀念已和過去大不相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推遲結婚,不少大城市的平均初婚年齡已高於30歲。長期的一胎政策,加之社會環境。也改變了中國人「兒女成雙」的理想家庭模型。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透露,中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子女數(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生多少孩子)僅為1.8,遠低於日本韓國(約2.5)。1.8的數字說明,有相當部分的育齡女性哪怕在沒有任何限制的情況下,也選擇僅生1個或不生孩子。

可以預見的是,單靠三孩政策,對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十分有限。從促進性別平等的角度出發,卻留有許多政策空間。《會議》公告特別強調,要在三孩政策之外提供一些列配套措施,包括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降低家庭教育開支,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完善養老體系。這是相對中肯的建議。然而,一些如「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的話語,仍可看出政策背後家長式的作風。在網上批評和調侃聲中,也有人擔憂未來政策是否會急功近利,走上「強制」調控的老路。

從經歷過生育率復甦的國家的經驗來看,全面的性別平等是積極的人口政策起作用的前提。盲目延長女性產假,對二孩、三孩家庭給予現金獎勵,或許會加劇職場性別不平等,對提高生育率起到反作用。一種更為有效的方式是,將丈夫產假與妻子產假捆綁,鼓勵並提高男性的育兒參與。在政府和企業層面,設定女性職員最低比例,允許更多女性參與到政策制定和企業管理中。她們作為女性和母親的經驗往往能發現由男性主導政策中的盲點。在執法和司法機關,尤其應提高女性代表的可見度。男性執法者往往難以理解女性的處境,使受害女性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2021年5月31日,中國武漢,市民在廣場上跟孩子玩耍。

2021年5月31日,中國武漢,市民在廣場上跟孩子玩耍。攝:Getty Images

一個必須面對的人口現實是,中國的出生率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社會老齡化是必然的趨勢。保守估計,中國至少有1/3的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部分步入社會的80後90後獨生子女,已經體會到了「夾心層」的壓力。如何平衡養老,育兒,教育,醫療,住房等各方面的需求,將會是政府和個人面臨的巨大挑戰。

人口政策不是數字

人口學者對三孩政策的公布不會意外,甚至驚訝為何政府不能完全摒棄對生育的管控。實際上,從2004年起,來自全國各個人口研究機構的18位學者便聯名向中央呼籲調整生育政策。直至2012年,「一胎政策」才真正出現鬆動。

完全摒棄計劃生育,出於兩點考慮,其一,基於中國的人口現實,以及婚戀、生育意願的轉變,哪怕全面放開生育,生育率也難以實現較大增長。如果二孩尚且無力生養,三孩政策效果可想而知。其二,生育權是基本人權,生與不生的選擇,最終要由個人決定。縱觀二戰後各國人口政策歷史,無論鼓勵少生,還是鼓勵多生,大多是倡議。鮮有對超生進行行政處罰,乃至強制墮胎的國家。

如果我們能從中國曆次人口政策中學到一點經驗教訓,那便是人口不是簡單的數字,人口的背後是一個個生命和家庭。各級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摒棄功利主義視角,從服務社會的角度出發,尊重每個人的選擇。構建一個更友善更平等的社會環境,才是提高生育率的良計。

(作者為人口學和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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