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不入？以「生產性」論輸贏的日本社會裏，這所小學追求個性和自由

兒子山岸凜小學第一天的一個小插曲，讓母親山岸賀世子想起了自己的小學。

那是給凜（化名）按規定準備的一雙白色球鞋。在日本，從校外進入校內都要換鞋，學校要求家長入學前在這雙統一的白球鞋的鞋面上寫上學生的名字。開學的前一個晚上，賀世子拿出球鞋，打算幫孩子寫上名字，這才發現，兒子已經在鞋面上畫了一副小朋友手拉手的圖案。

「哎呀，我想糟了，這可能會被老師批評。」賀世子瞬間意識到「不妙」，但並沒有往心裏去，想着也許凜是在用這個圖案表達自己對小學生活的想像。賀世子在畫的空隙處寫上「やまぎし」（山岸的平假名），就安心睡覺了。

結束小學生的第一天回到家，凜的表情有些木訥。他脱下鞋說：「媽媽，我準備的鞋好像不太對。」賀世子發現，鞋面上被老師用黑色的粗水筆寫上了「やまぎし」四個字，而凜自己畫的小朋友手拉手的畫則被蓋住了。凜的父親立即生了氣，覺得老師破壞了兒子的創作。但賀世子想着，還是要和老師聊聊，聽聽老師究竟多生氣，為什麼生氣。

賀世子寫信給老師之後，立刻就接到了老師的電話，電話另一頭的老師不停地跟她道歉。賀世子回憶道：「就像到了銀行，老師是銀行職員，我是客人，老師準備用『謝罪』來『應對』我。」老師一再表示：「如果我的行為（在凜的畫上寫字）讓凜傷心，我非常非常抱歉。」

賀世子一再解釋自己並不是希望老師道歉，只是想知道老師內心的想法。但不論賀世子說什麼，老師口中只有「非常抱歉」。 電話很快就結束了。雖然班主任一再道歉，但是賀世子沒有感受到班主任的歉意，只是在擔心這件事情會被校長知道，或被教委知道，成為班級治理的「污點」。

「白球鞋事件」讓賀世子意識到和老師溝通的困難。學校雖然會定期安排家長來學校「面談」，但每次都是短短的10分鐘就結束，賀世子漸漸放棄了想要和老師深入溝通的想法。

在日本的公立小學，班主任老師要承擔語文、數學、體育、音樂、美術等所有課程，加上運動會、兒童劇會、學園祭等等活動也全部由班主任老師全權負責。日本公立小學教師工作之繁重，在日本教育界是一個屢屢被提及但總也得不到改善的「傳統問題」。

此外，近幾年來公立學校教師擁有的「自由」也越來越少，不少學校要求老師在和家長溝通之前需要把內容交給校長審核，確保不會產生「問題」或者「麻煩」之後才可以交給家長。為了保證「教育公平」，公立學校要求班主任儘量平均分配花在每個孩子身上的時間和精力，這也是導致公立學校班主任不願意和某一個家長長時間交流的原因之一。

賀世子每次去學校，都感到老師們忙的腳不沾地，管理班級也是「小心翼翼」，不想有任何節外生枝的事情發生。到了凜四年級的時候，賀世子終於與丈夫決定，讓凜轉學到她曾經的母校，位於東京世田谷區的私立小學：「和光小學」。

「超級少數派」的私立小學

「一個人的人生不是國家的，也不是社會的，終究是自己的。孩子們需要有『過活自己的人生』的能力。」

和光小學創立於1933年。昭和初期，追求「自由並且注重個性」教育理念的家長們自己建立校舍，並找來老師，成立了這所私立小學。和光小學獨立於日本文部科學省（相當於教育部），不受控於國家制定的教育方針，創立以來始終堅持着「從孩子的願望出發」的教育理念。

和光小學幾乎不使用全國統一的教科書，老師們根據孩子的興趣點和學習進度自創教材，安排課堂內容；珍視孩子們的每一個錯誤和疑問，正確答案不由老師提供，而是通過孩子們之間的討論去尋找。

每天到校後有「早會」和「發表」，放學前安排「放學會」。孩子們自由分享所見所聞，表達自己開心、傷心或者生氣的事情、以及想向老師和同學傾訴的事情。對於剛剛成為小學生的一年級的小朋友來說，到校之後的「發表」時間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他們可以展示各種東西給老師和同學看：「來上學的路上撿到了好漂亮的樹葉」，「昨天在家裏的床邊發現了七星瓢蟲」，「爸爸給我買來了陀螺，我打給大家看」……

掛在教室最前方是一個「班長信箱」。信的內容分為「想鼓掌的事情」、「想提案的事情」和「苦擾自己的事情」。孩子們的「信件」會在班長會議上得到討論。一位一年級班主任老師說，孩子的「發表」在大人眼裏也許微不足道。但是大人眼裏的一個沙粒，在孩子眼中就是一顆閃閃發光的寶石。從一年級就開始的「發表」，是培養孩子自我表達能力的開始。

這正是賀世子印象中的小學生活：贊同也好反對也罷，每一個同學都有自己的想法，並且會毫無顧忌的表達出來。

凜轉學到和光小學後的學習，與公立學校完全是「兩個世界」。

賀世子說，老師們看起來很「元氣」，雖然工作內容繁重，但是看起來很開心。和公立學校最不同的一點是，和光安排了很多家長來學校參觀、與老師溝通的機會。而且，班主任老師幾乎每天都會手寫一份「班級通信」，告訴家長班級上發生的各種各樣細小的事情，包括「早會」、「發表」、「放學會」上討論了哪些「議題」，有哪些辯論甚至爭吵，這些爭吵最終是如何解決的。這讓賀世子感到，自己可以參與凜的成長了。

讓賀世子很欣慰的是，和光每一個班級裏都會有「和大部分孩子不同的孩子」，比如需要戴助聽器等有輕微身體殘疾的孩子，或者智力發展相對較慢的孩子等等。轉學前的公立學校，慣例會將有智力或者身體殘疾的孩子們單獨組成一個班，叫做「特別支援組」。學校每週安排固定時間，讓「特別支援組」的孩子們進入「普通」班級一起學習一個小時左右，學校從來沒有解釋過這一個小時的意義是什麼，家長也很難獲得和學校深入溝通的機會。

日本大多公立學校均設立「特別支援組」，而不是分到每一個班級裏，對此賀世子總是很疑惑，每週和「特別支援組」的孩子共同相處的一個小時究竟能帶給孩子什麼呢。是不是會強化「普通」孩子覺得「特別支援組」是「異類」的意識呢。 賀世子希望孩子從小就能意識到，「身邊有和自己不同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

賀世子說，日常生活的一些場景經常會讓她反思日本的教育。尤其讓她震驚的是，在電車上或者走在路上遇到有肢體殘疾或者智力殘疾的人的時候，有人會對着這些殘障人士出言不遜甚至是爆粗口。「也許是因為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中，身邊沒有過和自己稍有不同的人的存在吧。」

凜轉學到和光之後，賀世子覺得，作為媽媽的自己也在成長。

在和光工作第18個年頭的増田典彥老師去年被選為副校長，他是凜6年級時候的班主任。「凜是一個充滿藝術細胞的孩子，我能做的就是不破壞他與生俱來的能力。」

増田希望可以培養「擁有獨立的思考並可以表達出來的孩子」，老師要做的是儘可能營造每一個孩子的聲音都「被傾聽、被接受」的環境。

増田總結了他17年在和光感受到的教育的最終目標： 「教育絕不是為了培養為社會和國家做出貢獻的所謂『人材』。如果孩子們可以在學校遇到一個自己想要為之追求一生的東西，從而獲得活下去的力量，我想教育的目的就達到了。一個人的人生不是國家的，也不是社會的，終究是自己的。孩子們需要有『過活自己的人生』的能力。」

同時増田也自嘲說：「遺憾的是，和光這樣的學校在日本是『超級少數派』，是『異類』。」

在日本的語境裏，私立學校意味着比公立學校更注重學業，瞄準「上重點」。近年來，在英語教學上格外下功夫的私立學校人氣大增，其目標是培養適應國際競爭的「人材」。和光小學的老師說，每次參加私立小學展會，都會感覺到自己的「格格不入」。

從和光「烏托邦」裏出來後

我們這樣適應不了「主流社會」，將來如何晉升？如何成為「社會贏家」呢？如果成不了贏家，我們又要怎樣獲得經濟實力，將自己的孩子送進理想的和光小學呢？

從「超級少數派」和光畢業的學生能不能適應日本主流社會呢？變成「社會人」的他們，如何看待和光的教育呢？在澀谷的一個咖啡館，記者見到了25歲的吉岡藍（化名）。13年前，她就是從和光小學畢業的。

提到對和光小學6年的記憶，吉岡滿臉笑容地說：「真的是除了開心，就是開心。」

吉岡回憶起來3年級的時候，班上有一個非常特立獨行的同學。一天課間同學們在教室打鬧，那個同學不小心撞到老師，把老師的眼鏡打碎了，瞬間班上安靜起來了。短暫的沉默過後，還沒等老師開口，一個女生就說：「沒事的，我以前也幹過這樣的事情呢。」當天的「放學會」上，包括老師在內，沒有一個人去「批評」或者「審判」打碎老師眼鏡的同學，相反都在分享自己以前也犯過類似的錯誤。

吉岡回憶，按理說3年級是一個孩子逐漸過渡到大人的階段，慢慢懂得可以通過批評別人來鞏固自己的交友圈。但是，自己的班級完全沒有這個跡象。

吉岡從小就非常喜歡發言。老師的每一次讚揚和認同都帶給她下次再發言的慾望和勇氣。數學課上，哪怕吉岡說的是錯誤答案，老師也會對她的發言表示「感謝」。「正因為有不同的答案，我們才能一起思考找到正確答案。」不管是數學課還是語文課，課堂上總是充滿同學們「為什麼」的聲音。

「為什麼面積是高乘寬？」
「為什麼6分之1不可以說成3分之0.5？」
「為什麼只有年輕人才會被要求參軍打仗？」
「為什麼要戰爭？」

因為沒有教科書和「教育指標」的限制，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或者一篇文學作品都可以發展出「無邊無際」的討論。老師非常珍惜學生自己提問，自己討論，自己解答的過程。

吉岡從小也隱約意識到和光和其他學校的不同。與別的學校的小朋友一起玩兒提到老師的時候，他們都是說「某某老師」，只有吉岡說「某某醬」（「醬」是日語中稱呼對方小名時常用的詞），因為老師們對自己的稱呼沒有任何要求。

別的學校上課前學生要向老師鞠躬行禮，進老師辦公室時要說「我失禮了」，這些對吉岡來說也十分「陌生」。小學生時代的吉岡覺得，老師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不是「因為是老師所以必須要尊敬的人」，而是在任何時候都會認可自己、保護自己、可以百分百信任的大人。

「有一個會認可自己的大人在身邊，真是太幸福了。」成為「社會人」之後的吉岡經常懷念和光帶給她的幸福，同時也意識到和光的教育理念和現實社會的巨大差距。

三年前，吉岡進入電視台工作，主要負責專題類新聞報導。日本企業森嚴的上下級制度舉世聞名，崇尚「年功序列」（按在職年份決定工資和在公司的地位）的公司仍是日本社會的主流。吉岡所在的媒體也嚴格繼承着「上下級關係」：編導順從製片，製片順從總製片。

剛入職第一年的吉岡完成剪輯之後給製片人審片，製片人對吉岡的解說詞和節目構成提出了嚴厲指責。「這個位置怎麼都沒有寫解說詞啊？」絕大多數的「新人」面對比自己職位高太多的製片人都會乖巧地說「不好意思，謝謝您的意見，我知道了」。

但是吉岡說：「我本來也想寫解說詞，但是覺得沒有解說詞會更好一點。」

面對提出不同意見的吉岡，製片有些驚詫：「你才剛入行一年，懂什麼呢？」

製片的反應讓吉岡措手不及。「我完全沒有要故意反對上司的意思，只是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已。但是製片好像覺得，表達不同意見本身就是對上級的不尊重。」

與製片的「爭執」之後，吉岡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和上司講話或者發郵件時都會反覆檢查自己的敬語是否恰當。

日語裏錯綜複雜的敬語體系滲透着日本社會各個角落的森嚴上下級關係的印證。日語的敬語分成三種：抬高對方的「尊敬語」，降低自己的「謙遜語」，用詞謹慎的「丁寧語」，同一詞用不同的敬語表達出來，都會帶給對方完全不同的感受。

但是，吉岡發現，自己再怎麼努力使用敬語，想要「直抒胸臆」的「本性」總是不經意流露出來，並且會被上級誤解，很難像別的同事那樣贏得製片人的喜歡。

吉岡經常和和光小學畢業的朋友一起聚會聊天，一邊懷念在和光的「美好時光」，一邊傾吐成為「社會人」之後的「違和感」。

吉岡發現，自己所在的媒體行業還算是對「異見者」相對友好的。

在銀行等普通日企工作的同學，每天的工作被各種會議填滿，主持會議的都是上司，新人幾乎沒有發言的機會。安安靜靜地聽前輩發言，按照要求完成工作被視為社員「最大的美德」。針對公司的規章制度提出意見或者疑問的人，會成為同事和前輩眼中的「出頭鳥」，很難在晉升的時候被選中。吉岡就有不少同學因為接受不了企業文化選擇辭職。

在吐槽主流社會的同時，吉岡和她的同學都意識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這樣適應不了「主流社會」，將來如何晉升？如何成為「社會贏家」呢？如果成不了贏家，我們又要怎樣獲得經濟實力，將自己的孩子送進理想的和光小學呢？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19年調查公布，日本普通家庭的年均收入是552萬（人民幣約32萬元）。和光小學的學費在私立小學裏面並不算昂貴，一年約70萬日元（人民幣約4萬元），但對於有兩個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來說，為了保證兩個孩子接受近似水平的教育，每年需要支付140萬日元，也就是4分之1用孩子的學費上，這並不是現實的選擇。

吉岡想，在當今日本社會中，和光小學的教育理念也許並不是「 可持續」的。

如果和光的教育理念，令大家無法成為社會贏家，她後悔嗎？吉岡停頓了一會兒說：「我真的是一個挺麻煩的人。我一邊覺得不成為社會贏家將來就無法把孩子送進和光，一邊也會問自己，成為社會贏家就一定會幸福嗎？當我希望成為的那個自己，和社會贏家的形象或者主流價值觀發生衝突的時候，是殺死那個真實的自己，成為『贏家』？還是守住自己喜歡的那個自己呢？」

去年夏天，吉岡因為工作繁重過度疲勞住了院。她所在的電視台會在每年夏天大量徵集節目企劃，所有編導都會在這個時候使勁渾身解數提出企劃，爭取做節目的機會。

「在台裏，企劃就是你存在的所有意義。」

住院期間，吉岡一度陷入「自我厭惡」之中，覺得自己不如別的同事「有用」，討厭自己因為身體原因落後於其他同事，意志消沉。但慢慢的，住院時光也讓吉岡意識到，和光小學帶給自己最大的收穫也許恰是「接受和認可自己的能力」。

「我發現和別人比較是沒有意義的。我就是一個需要在工作和餘暇之間找到平衡的人，我的身體不允許我像別的同事那樣拼命努力工作。雖然有點遺憾，但這就是真實的我自己。」

日語裏有一個經常被提及的詞叫「生產性」，意思是一個人能否為社會創造價值：工作的價值，金錢的價值，生育的價值等等可以用數字來展現的「價值」。日本社會習慣用「生產性」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成功，是否有意義，在這種社會論調中，很多人也會不知不覺中用「生產性」來評估自己。在為了提高自己的「生產性」而奔走的日子中，卻逐漸忘記了「我到底希望成為怎樣的自己」。

吉岡回憶起，在和光小學的6年中，老師經常會說，每一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本身就是有價值的。

「在現在的日本社會，喜歡和認可自己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但是和光給了我這個能力。」

偏離主流的擔憂

「更多的家長是接受應試教育長大的，認為通過應試學習獲得升學機會、然後獲得穩定的工作和家庭是人生是唯一的選擇。但我覺得，相比於重演家長的人生，（讓孩子）擁有自己的人生目標並且勇敢的追求下去，那樣才是『自己的人生』。」

對於和光小學的老師來說，在主流社會中堅持和繼承自身的教育理念也絕非易事，每一個老師也都在摸索着，「我到底想帶給孩子們什麼？」

増田典彥副校長本人在剛入職和光小學之前一直認為「教育是老師一個人的事情，學生只要跟着老師就可以了。」進入和光的第一年，増田接手3年級。増田試圖讓9歲的小朋友按照自己的要求學習和生活，但是班級管理的一團糟，課堂也完全進行不下去。一開始，増田把責任推給孩子們，認為不聽老師的話是孩子的錯，増田開始懷疑，來和光應該是進錯了門。

但是很快，這樣的想法因為發生了轉機。一個叫惠太的男生在給老師的留言本上寫了一首詩，題目是《我是切洋葱武士》：

「我是切洋葱武士 切洋葱武士出場啦/我的名字叫做切洋葱武士/切胡蘿蔔小意思/切土豆小意思/哈哈 你看我多厲害/但我還是降不住洋葱/眼淚停不住/洋葱太厲害/我敗給洋葱了」

回想起第一次讀到惠太的詩的感受，増田到現在都難以掩飾興奮。「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孩子自身已經有如此豐富的表達能力。太厲害了。」増田在當天的「班級通信」（班主任每天寫給孩子們和家長的信件）介紹和表揚了惠太的詩。

讓他沒想到的是，惠太的文學才華一發不可收拾，其他同學也紛紛模仿，班裏每天都有不同的詩作出現，増田也都一一在「班級通信」中介紹和點評。

増田發現，他和孩子們之間的信任關係開始一點點建立起來。孩子們很高興得到老師的認可，感到自己的聲音被聽到、被接受、被讚賞。惠太的詩帶來的班級的改變，也讓増田開始堅信：「老師的作用是幫助孩子發現自己與生俱來的閃光點和才華，並儘量營造讓這些閃光點和才華健康成長的環境。」

増田一直把惠太的詩集保存在書櫃裏，詩集的名字是《切洋葱武士的旅行》。

増田去年被老師選為副校長，他發現，很多家長在認可並且「高度讚揚」和光教育理念的同時，會非常害怕孩子會因為接受和光的教育而偏離社會的主流軌道。

這種擔心無可厚非。和光基本不用教育部的教科書，老師根據孩子的學習進度自己編寫課程。除了日常課堂以外，和光非常重視孩子和「社會」和「世界」產生聯結。2年級就開始接觸性少數群體，了解LGBT群體的存在和人生故事；4年級會在春假期間去中國或者韓國遊學，住在當地小學生家裏；6年級會系統學習沖繩，了解戰爭和遍布沖繩各地的美軍基地的歷史。

而相比於普通公立小學，和光小學6年內教授漢字字數較少，數學以及英語的學習量也不及公立學校，歷史等文科科目並不要求孩子們背誦。這些都讓不少家長擔心孩子跟不上主流學校進程，將來無法應試。和光小學所在的「和光學園」設有和光中學、高中、一直到大學，以減少學生的應試壓力。但是，在小升初或者初升高的階段選擇離開和光的學生不在少數。

増田可以理解家長的擔憂，「更多的家長是接受應試教育長大的，認為通過應試學習獲得升學機會、然後獲得穩定的工作和家庭是人生是唯一的選擇。但我覺得，相比於重演家長的人生，（讓孩子）擁有自己的人生目標並且勇敢的追求下去，那樣才是『自己的人生』。」

後記

讓兒子中途轉學到山岸賀世子也曾擔心和光的教育裏是不是太缺少類似「背誦」的硬性學習的部分。讓她安慰的是，兒子凜轉學之後每天「看起來很開心」。

凜在公立學校的時候，老師要求寫文章一定要按照「起承轉合」的公式，凜對寫作文完全提不起興趣，寫出來的東西也毫無生機。但是和光沒有這個要求，賀世子發現凜的作文雖然水平還是不高，但至少可以感受到凜是在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心情和想法。

賀世子想，「如果公立學校教給孩子們的是『社會規則』或者『基本常識』，那和光帶給孩子的是質疑、提問、表達的能力。我想後者更重要吧。至少對於凜來說是這樣的。」

不過，同樣深深認可和光小學教育理念的吉岡藍的父母，卻並沒有將她的弟弟也送進和光小學。看到和光的不同，也看到社會的上升階梯，吉岡的父母認為男孩子一定要成為「社會贏家」，才可以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供養家庭，所以希望弟弟能接受更應試的教育，上名牌大學，獲得收入較高的工作。

「父母認為男孩子一定要自食其力取得成功，但是女生將來嫁得好就可以，沒必要太努力應試。」吉岡歎了氣說，「我雖然不認同這個觀點，但是他們這樣想也是很自然的吧。畢竟，我媽媽結婚之後就放棄了工作，成了全職主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