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足，親密與生死，香港外傭的病毒日記

「你可以先幫我匯錢回家嗎？」Jenelyn傳訊息給朋友，「下次見面我再還錢給你。」

放下手機，Jenelyn嘆了長長一口氣。她不肯定何時可以與朋友見面。因為新型肺炎疫情來襲，她已經三個月未曾踏出家門，準確來說，是僱主的家門。她今年30歲，5年前從菲律賓來到香港，是香港37萬外籍家庭傭工的一員。

2020年2月14日，她結束休假，從菲律賓回港。此前10天，香港出現第一宗疫情的死亡個案，同時首次確診本地感染個案，自此疫情反覆，第一、二波疫情相繼爆發。Jenelyn的僱主擔心她放假與朋友聚會時染疫，開始以薪金取代休息日，不准Jenelyn在星期日休息。

在外傭圈中，Jenelyn的經歷並非孤例。幾乎每個週末，Phobsuk Gasing都在處理外傭姐妹們在疫情下的求助。Phobsuk Gasing今年63歲，暱稱Dang姐，來港做外傭已經30年，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目前是泰國移工工會主席。她對端傳媒表示，疫情之下，部分外傭工作量因為疫情加倍，不能放假，其工會的一名理事，因為僱主禁足，已半年沒有參與工會活動。

在港工作的家庭傭工，自1997年的17萬人，增加至2020年的37萬人，他們長期“work from home”，每月法定收入4630港元，24小時與僱主生活在同一屋簷下。Phobsuk Gasing說，移工普遍學歷偏低，隻身來港，人生路不熟，遇事通常忍聲吞氣，擔心失去工作，而疫情之下，他們需要和僱主商討防疫、假期、檢疫和疫苗注射等，更顯無助和迷茫。

「好多來港工作的姐妹，沒有什麼個人興趣，甚至不會認識男朋友，一心記掛家人，擔心仔女讀書。」Dang說。一個人養活一家庭，人在異鄉，每一步都活得小心翼翼，一失足，千斤重擔散落一地，誰來負責？

禁足三個月，她打破沉默

Jenelyn的僱主住在離島，住所雖大，家庭人口也多，其中兩人需要長期細緻照顧，不時進出醫院。Jenelyn每日工作一般自早上十時至晚上十時。五年之前，她來到這個家庭工作，自覺一直和僱主相處不錯，不過僱主畢竟不是家人朋友，一周七天，她最開心的是每周日，坐船到中環，和其他菲律賓姐妹們聚會。

根據香港入境處唯一承認的標準僱傭合約，僱主必須給予外傭每年12日法定假期，不得「以薪代假」；有別於法定假期，外傭的休息日屬於有薪或無薪，可由僱主和僱員雙方協定；假如僱員自願，可在休息日替僱主工作。

Jenelyn表示，起初僱主要求自己週日也工作，後來，她連清明節和勞動節也不能放假外出。儘管僱主做法違反合約和法例，她依然掙扎是否要表達不滿。她不想因此破壞彼此關係。

在菲律賓，Jenelyn家中有外婆和兩個在學的弟弟，媽媽則遠在歐洲擔任家務工，一家人都是依靠她和媽媽的收入維生。她本來已經讀完大學，可以留在菲律賓，加入銀行或大企業工作，但現實叫人無奈，當地的薪金遠遠不及在香港當一個家務工。為了家人，2015年她隻身來港，香港對她來說是踏腳石，她想著自己有大學學位，加上在港工作的經驗，日後申請往加拿大做家傭會更加容易。

在香港，外傭無論逗留多久，都不能獲得永久居民身分，而在加拿大工作兩年後可以申請居留，然後申請家人移民。為此，Jenelyn很努力儲前往加拿大做家傭的介紹費，據她了解，介紹費需6萬港元。

對於不能放假，起初Jenelyn選擇忍耐。每日工作忙碌，疫情下還要騰出時間消毒所有東西，唯一的娛樂是在房間上網，在社交媒體羨慕朋友聚會，打電話給家人紓解心中鬱悶。Jenelyn稱，自己被困僱主家中三個月，未能到中環環球商場購物，早已吃光Hansel朱古力夾心餅和Magic Flakes梳打餅的存貨，思鄉之時更感寂寞。期間，僱主和他的家人一直有外出，帶同病人覆診，或是購買日用品。直到香港疫情在4月中放緩，防疫措施在5月逐步放寬，僱主終於主動提出，將休息日改在星期三。

Jenelyn滿心歡喜迎來第一個休息日，沒想到僱主卻全程跟隨，只容許她去中環匯款，不得參與聚會。

「我崩潰了。」Jenelyn說，「僱主與員工之間總有一條界線，有許多事情我只能與朋友分享。長期不能與朋友見面，我感到十分孤單。」之後每一個休息日，僱主或其女兒都會伴隨Jenelyn出入。Jenelyn難以理解僱主心態，「明明他們平日都有外出，日常生活接觸極多陌生人，為什麼我就不可以與朋友聚會？」

終於，她忍無可忍，道出不滿。僱主積極挽留，同意讓Jenelyn每個月享有一天完全自由的假期。

等待正式放假那一天，僱主突然亮出一封解僱信。Jenelyn說當時非常錯愕，思緒一片混亂。僱主告訴她，信件列明離職日期，要求她簽署，工作至合約完結，期間會另找新傭工。合約結束當日，僱主拒絕支付該月薪金以及其他年假福利，稱Jenelyn已簽署信件，承認是她主動中止合約。

為了追討應有薪金，Jenelyn在朋友介紹下向「家傭匡扶中心」（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求助，最後決定提出民事訴訟。跟進Jenelyn個案的職員Avril對端傳媒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導致不少類似的僱傭糾紛，部分個案涉及僱主的暴力行為，部分外傭因家鄉的出入境措施而滯留香港。家傭匡扶中心於2020年8月開始，與另一非牟利機構合作，為與僱主有糾紛的外傭提供臨時庇護所。項目開始一個月之後已經需要安置18位外傭，為她們提供法律支援。

據港府規定，提前離職或被解僱的外傭需要在14天內離開香港。Jenelyn先向入境處申請簽證，入境處與她的前僱主接觸後，拒絕延長簽證，Jenelyn也未能另找新僱主。為了延長逗留期限，Jenelyn需要每月到入境處續期，還要支付230港元的手續費。

對於香港居民而言，可以東家不打打西家，但對於移工而言，失去工作不止是失去收入，還失去了居所和簽證，甚至失去下一個工作機會。家傭匡扶中心職員Avril指出，疫情不時影響出入境措施，外傭一旦離港，或因疫情困在家鄉，未必能在短時間回來，因此不少外傭即使在遇上不公平對待，大部分都選擇啞忍。

失去工作之後，Jenelyn既要為自己尋找住處，解決簽證問題。幸好，來港五年，她認識了不少同鄉，其中一對情侶是香港居民，願意收留她暫住。朋友任職司機，薪金不多，租住單位細小，Jenelyn只能睡客廳。「至少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睡覺，我自由了。」

Dang姐，幫幫我！

「Dang姐，幫我booking得唔得呀？（預約檢測）」

「Dang姐，僱主唔畀我出去檢疫，罰錢嘅話邊個負責？（僱主不給我出去檢疫，罰錢的話誰負責）」

在香港最大的工會聯合組織職工盟，Phobsuk Gasing忙於處理不同的外傭求助，Dang姐是她的暱稱。在職工盟協助下，香港本地家務助理和外傭工會，不分族群，組成「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支援家務工爭取應有權益，這個聯會其下，又按不同移工國籍，建立不同工會，Dang姐所在的泰國移工工會就是其一。

目前在港的家庭傭工，大部分來自菲律賓和印尼，其中泰國家務工大約有二千多人，「差唔多人人都識得我」，Dang姐說。訪問期間，她的電話訊息提示音每隔十分鐘就響一次，大部分都是同鄉的求助訊息。

2021年4月29日，一名外傭感染變種病毒株，政府翌日晚上宣布，全港外傭需要於5月9日前接受強制檢測。「我都有收到政府email，識鬼睇咩（誰看得懂）？」Dang沒好氣。泰國官方語言是泰文，不少外傭的英文水平也十分有限，遑論中文，大部分都是來港之後慢慢學。即使Dang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她與許多外傭一樣，中文只懂聽說，不懂讀寫。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幹事石姵妍對端傳媒表示，政府公布消息當日只提供中文資訊，連新聞稿也欠奉。工會為了向外傭提供最新資訊，連夜翻譯成英文，要到翌日才在政府網站找到英文資訊，但是一直未見其他語言的譯本。

「許多人唔識中文又唔識英文，九日內點樣要三十七萬人強制檢疫？」Dang略懂英文，至今為至少二十個泰傭登記檢疫。登記後，真正的麻煩才正式開始。檢測中心的地址只有中英文，外傭又不懂讀寫中英文，結果要由Dang充當翻譯，將石姵妍翻譯的資訊，在電話上為姐妹們錄音解釋。

「Dang姐，新蒲崗體育館要點去？跟住轉左定轉右？」

「Dang姐，銅鑼灣個中心好多人，仲可以去邊度？」

單是政府的檢疫安排，已經教Dang儲滿一肚子氣。許多外傭需要照顧長者或小孩，平日日間難以外出，待到僱主回家，又過了檢測中心的運作時間。結果，大部分外傭只能在星期日，用自己休息的時間排隊檢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曾於記者會上提出，政府正考慮強制申請工作簽證的外傭強制接種疫苗。消息一出，隨即引來各方批評，包括菲律賓及印尼駐港領事館，政府於5月11日宣布撤回建議。

Dang表示已經接種第一針疫苗，因為自己的身體狀態尚算良好。她說，外傭對於接種疫苗的態度，其實與香港人無異，有人認為疫苗是一種保護，有人擔心承受不了副作用。「有些姐妹患有糖尿病，她們會問：『我打死咗，邊個負責？』」而強制接種疫苗的問題是，市民未能按個人狀況做決定，例如部分外傭患有長期疾病，未必適合打針。

對於部分外傭被困僱主家中，不能放假，Dang認為做法並不恰當。「放假多人？街市都大把人啦，我哋咪又係日日去？」她認為，假如擔心太多外傭於同一日放假，政府應鼓勵僱主讓外傭分別在平日錯開時間放假。

「僱主都支持我搞工會！」

來港打工三十年，Dang深深感受人在異鄉，許多事情都無法作主，最終靠的，是遇到一個好僱主。

回想當日來港，她是為了三個女兒。小女兒出生不久後，丈夫去世，她形容「有好有唔好」。「老公賭錢、飲酒、打架乜都齊，後生唔識，同佢結婚係揀錯咗（年輕時候不懂，和他結婚是選錯了）。」Dang原本在泰國做工廠，負責檢查產品質量，月薪只有1300多港元，難以獨自養活一家四口。

她留下三歲的大女兒，以及七個月大的孿生女嬰給姐姐，隻前來港打工。

外傭初來港時都需要由中介公司介紹，工作通常特別辛苦。Dang試過照顧兩個哭鬧不斷的小孩，又試過照顧半身癱瘓的長者，睡在天台還要與雞同住，每次都是捱到約滿就離職。後來，經由朋友介紹，Dang終於換了一處「好人家」，在石峽尾南山邨照顧一名獨居婆婆，相安無事地生活十年。

工作環境改善，壓力大減，Dang開始有心思接觸新事物。有一天，她收到泰國婦女會的傳單，開辦免費電腦班和英文班。她想也不想就報名，之後還儲錢買手提電腦，「我想提升自己，點解人哋做到我做唔到（為什麼別人能做到我做不到）？」

六個月之後，婦女會邀請Dang教其他姐妹講廣東話，慢慢地，凝聚了一群泰國移工。那時是2008年，在婦女會和職工盟推動下，大家開始討論成立「泰國移工工會」。工會最終在2009年成立，過去十年，每星期難得一日假期，她大部分都用在工會事務。

參加工會後，Dang開始學習僱傭法例，了解工人應有的權益。她一直耿耿於懷，當年因為不懂法律，遇上許多不合理待遇，她希望可以幫助其他姐妹，避免同樣遭遇。

2010年，獨居婆婆離世，Dang經由朋友介紹，為現任僱主工作。僱主是一對夫妻，先生72歲，太太64歲。起初，她不敢告訴僱主自己參加工會，直到2014年發生印尼女傭Erwiana被虐事件，電視新聞舖天蓋地，她第一次詢問僱主看法，他說了一句「啲僱主咁衰（那僱主這麼壞）」，Dang開始放心坦言相告。

「幫人好呀！」僱主相當支持Dang，甚至出席工會的年度活動，上台發言支持外傭。後來，Dang因為當選「國際家務工聯會」（IDWF）的亞洲區理事，需要請假到世界各地出席活動，僱主也會為她簽署離境信，也沒有扣除她的薪金。Dang因此有機會去美國、巴西、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與其他國家的家務工交流爭取權益的心得。

「我真的十分多謝先生和太太，沒有他們支持，很難繼續工會工作。」有時她在炒菜，有姐妹來電求助，遇上緊急事故，她會先向僱主交代，然後盡快回覆對方。「我有分寸，不會用工作時間做工會事務，真的有時間才會講電話。」有時，完成一日的工作後，她會徵求僱主同意，回到九龍城的工會工作。

Dang表示，疫情之下，她和僱主的關係沒什麼變化。但就算兩位僱主待她再好，Dang始終為大家保持了一道界線。「我好開心太太當我是屋企人，她的女兒辭職又問我意見，家中換個煲又問我尺寸。」然而，她明白，這個家，始終有主僕之分，「在僱主的家，開電腦要用電都是不好，文件也不好放房間。」

這些年來，Dang積極參與工會事務，倡議更合理的薪酬。目前，香港法定最低時薪是37.5港元，外傭法定月薪為法定4630元，倘若以一天工作13小時，每月工作26日計算，外傭時薪僅約13.7港元，但這沒有計算僱主提供的住宿和膳食。

「做家傭的好處是包住包食，但是我們廿四小時候命，換成時薪的話，人工好低。」工會參考樂施會去年發表的生活工資報告，認為應該提出以時薪54.7元作為基數計算外傭薪金，扣除僱主提供住宿和食物所產生的開支後，月薪應該由現時的法定4630港元加至5800元。

有人批評香港外傭是一種現代奴隸制度，Dang未有正面回應，但是她認為外傭對香港社會有一定貢獻，僱主或多或少因為有外傭幫忙照顧家庭，才有餘力在工作上拼搏，賺取更多金錢。她舉例，「太太是退休老師，她幫學生私人補習，個個鐘有三百元，先生做家庭輔導，每次見客收八百元。」Dang 熟知兩位僱主的收入，可見他們相處上沒有忌諱，然而，「天文數字」正是她與兩位僱主之間的距離，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我沒有想過自己會請外傭」

作為僱主， 王海如（Kary）說自己總是提心吊膽，擔心家中外傭Yati會突然辭職。有一天早上，Kary正在吃早餐，Yati煞有介事走近，Kary心裏一沉。「原來Yati續約後未有回鄉，只是提醒我補發機票費用。」

當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提出要強制外傭接種疫苗，羅表示以此作為一個工作簽證的條件並非苛求，外傭可以選擇不來香港打工，輿論讓人譁然。Kary認為，政府要求外傭強制檢測的做法涉及歧視，對羅致光的言論大為不滿。她表示自己已接種疫苗，媽媽因為患有長期病，身體狀況不適合，至於Yati則擔心自己體重超標，表示能夠不打針就不會打，Kary也尊重這個決定。

「假如沒有外傭，他知不知道香港幾多家庭會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是外傭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她們。」Kary說。

Kary一直與媽媽同住公屋，家境不算好。「我從沒想過自己有一日要聘請外傭，總覺得是一種現代奴隸的概念，」然而，媽媽近年連上廁所都需要坐輪椅，但是又因為喜歡外出，不願入住私人院舍，「聘請日間看護的費用，差不多等於我大半份月薪，我不如自己做？」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外傭提早結束合約，她需要辭工照顧媽媽，那段日子叫她苦不堪言。

她總在想，假如外傭有一刻覺醒，可能會認同自己被剝削；然而，當下大部分外傭礙於成長背景，只會將香港與家鄉作出比較。「姐姐跟我說，在印尼生活十分困難，丈夫也找不到工作，她很感恩自己在香港。」

疫情下，有外傭反映被僱主禁足，但是Kary說自己一家的生活，疫情前後分別不大。Yati的兒子才16歲，最近還多了一個孫兒，她坦言自己非常需要金錢，希望將休息日換成金錢補貼。五一勞動節，Kary帶同姐姐與媽媽一起到南丫島遊玩，姐姐開心地將相片傳給家人。「上次食飯時她告訴我，兒子看見相片後也想去旅行，跟她要求金錢。」

Yati快要完成第二份合約，可以選擇休假回鄉，回港再續新合約。Kary為了預早安排人手照顧媽媽，曾詢問姐姐會否放假，暗裏也擔心她一去無回頭。Yati像是看穿了她，安慰她：「只要你一日願意聘請我，我都會為你打工。」這句話，或許有一半是為了讓Kary放心，或許也有一半是發自內心。

平日如果要匯錢回家鄉，Yati會趁着與Kary的母親外出的時間，在家附近處理。難得放勞工假，她才會去中環寄禮物回鄉。作為僱主，Kary也感恩遇上一名貼心外傭。有時Yati放假，也會體貼地為Kary的母親安頓好早餐才離家，Kary也會主動補回半日薪金。

不過，就算每天在同一屋簷下見面，不時互常問候，Kary坦言彼此總有隔膜，永遠都是一種僱傭關係。

疫情肆虐全球，有一段日子連外傭也不能來港。新聞經常報導有外傭跳糟，叫價6000港元月薪也有僱主爭相聘請。有時電視節目播放相關新聞，Kary總會心虛地轉台，擔心懂得廣東話的印傭Yati請辭。

「對我而言，Yati就是一個好幫手。」Kary說。

疫情籠罩家鄉，外傭更艱辛

一個好幫手，如果遇上一個好僱主，大多會留效至僱主不再需要她們——可能是僱主的孩子長大，可能是僱主移民，也可能是因為僱主身故。如果已經儲夠錢，外傭會選擇退休回鄉，安享晚年。

不過，不是每個外傭都等到退休的一天。

今年5月9日，一名外傭在西貢寓所昏迷，送院搶救後不治，她離世前八日曾接種一劑由內地及德國藥廠研發的復必泰疫苗，初步解剖發現死因為主動脈夾層動脈瘤破裂，未有臨床證據顯示死因與疫苗有關。消息瞬間廣傳，引來媒體報導。

外傭接種疫苗後離世的消息，在外傭圈子內引起一股看不見的漣漪。Jenelyn已經接種疫苗，但是她認為接種疫苗有一定風險，接種之前忐忑不安。她希望香港政府向離世外傭作出賠償。

「有姐妹問我，佢死咗邊個負責？」Dang解釋，很多外傭姐妹不是擔心自己，而是憂慮自己身故後，無人照顧遠在他國的家人。

無論是菲律賓、尼泊爾還是泰國，經濟因疫情變差，許多家人靠外傭在港工資支援，外傭會擔心染病後遭解僱，或是因檢測或疫苗問題與僱主爭拗而失業。

Dang也是如此。她已63歲，如非因為疫情影響家人，本可退休返鄉。然而，身在泰國的三個女兒，目前都需要她接濟生活。二女兒的時裝店結業，三女兒做麵包，供應給學校和醫院，生意同受疫情影響。做政府工的大女兒算是較為穩定，但是要供樓又要供車，四個孫女仍然在學，有時候還是要Dang幫忙。

她在香港生活儉僕，過去一年更將大半份人工寄回家鄉，「我又不用化妝品，過去一年都冇買衫。我份人一向都慳（節儉），幫到幾多就幾多。」

留在香港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會。「我鍾意朋友，鍾意傾偈，鍾意有節目。在香港做工會，我找到意義，幫得人，是我的心意。」

Dang表示，在疫情所帶來的種種困難之外，香港外傭目前面對的最大問題，其實是中介公司濫收費用。職業介紹所規例，職業介紹所可收取的佣金最高限額，凡向職業介紹所申請職業、工作或有關其服務的合約或聘用的人，其所須繳付的款額不得超過其獲職業介紹所安排就業後第一個月工資的百分之十，而且只可在求職者獲發第一個月工資之後收取，不能預先收取。外傭現時月薪4630港元，換言之，中介只能向外傭收取463元作為介紹費。

然而，Jenelyn和Dang都表示，中介公司一般都會收取起碼一萬港元的介紹費。「由91年講到而家，未解決過。」Dang無奈地說。

採訪之後兩星期，Jenelyn傳來喜訊，她獲判勝訴，僱主需要按法例賠償。同時，也有朋友為她介紹新僱主，她會再自行向入境處申請簽證，以免被中介公司濫收費用。未找到工作的日子，她與朋友住在西營盤，有時花兩元六角坐電車去中環，享受一頓Jolibee炸雞。

這段日子訴訟纏身，遲遲未能開始新工作，她也擔心家庭重擔一下子落在媽媽身上，自己還要媽媽額外接濟。「過去五年，我一直幫助家人，現在反倒要媽媽幫忙，I’m not ok。」不過，她說自己總算堅持下來了，而且很快又將在香港開始新工作，「我不是沒有想過放棄，但是我真的想取回公道，證明是僱主提出解約，希望個案能夠幫助其他擁有同樣經歷的家務工。」

（端傳媒實習記者郭海渝、倪禮碧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