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足，亲密与生死，香港外佣的病毒日记

“你可以先帮我汇钱回家吗？”Jenelyn传信息给朋友，“下次见面我再还钱给你。”

放下手机，Jenelyn叹了长长一口气。她不肯定何时可以与朋友见面。因为新型肺炎疫情来袭，她已经三个月未曾踏出家门，准确来说，是雇主的家门。她今年30岁，5年前从菲律宾来到香港，是香港37万外籍家庭佣工的一员。

2020年2月14日，她结束休假，从菲律宾回港。此前10天，香港出现第一宗疫情的死亡个案，同时首次确诊本地感染个案，自此疫情反复，第一、二波疫情相继爆发。Jenelyn的雇主担心她放假与朋友聚会时染疫，开始以薪金取代休息日，不准Jenelyn在星期日休息。

在外佣圈中，Jenelyn的经历并非孤例。几乎每个周末，Phobsuk Gasing都在处理外佣姐妹们在疫情下的求助。Phobsuk Gasing今年63岁，暱称Dang姐，来港做外佣已经30年，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目前是泰国移工工会主席。她对端传媒表示，疫情之下，部分外佣工作量因为疫情加倍，不能放假，其工会的一名理事，因为雇主禁足，已半年没有参与工会活动。

在港工作的家庭佣工，自1997年的17万人，增加至2020年的37万人，他们长期“work from home”，每月法定收入4630港元，24小时与雇主生活在同一屋簷下。Phobsuk Gasing说，移工普遍学历偏低，只身来港，人生路不熟，遇事通常忍声吞气，担心失去工作，而疫情之下，他们需要和雇主商讨防疫、假期、检疫和疫苗注射等，更显无助和迷茫。

“好多来港工作的姐妹，没有什么个人兴趣，甚至不会认识男朋友，一心记挂家人，担心仔女读书。”Dang说。一个人养活一家庭，人在异乡，每一步都活得小心翼翼，一失足，千斤重担散落一地，谁来负责？

禁足三个月，她打破沉默

Jenelyn的雇主住在离岛，住所虽大，家庭人口也多，其中两人需要长期细致照顾，不时进出医院。Jenelyn每日工作一般自早上十时至晚上十时。五年之前，她来到这个家庭工作，自觉一直和雇主相处不错，不过雇主毕竟不是家人朋友，一周七天，她最开心的是每周日，坐船到中环，和其他菲律宾姐妹们聚会。

根据香港入境处唯一承认的标准雇佣合约，雇主必须给予外佣每年12日法定假期，不得“以薪代假”；有别于法定假期，外佣的休息日属于有薪或无薪，可由雇主和雇员双方协定；假如雇员自愿，可在休息日替雇主工作。

Jenelyn表示，起初雇主要求自己周日也工作，后来，她连清明节和劳动节也不能放假外出。尽管雇主做法违反合约和法例，她依然挣扎是否要表达不满。她不想因此破坏彼此关系。

在菲律宾，Jenelyn家中有外婆和两个在学的弟弟，妈妈则远在欧洲担任家务工，一家人都是依靠她和妈妈的收入维生。她本来已经读完大学，可以留在菲律宾，加入银行或大企业工作，但现实叫人无奈，当地的薪金远远不及在香港当一个家务工。为了家人，2015年她只身来港，香港对她来说是踏脚石，她想著自己有大学学位，加上在港工作的经验，日后申请往加拿大做家佣会更加容易。

在香港，外佣无论逗留多久，都不能获得永久居民身分，而在加拿大工作两年后可以申请居留，然后申请家人移民。为此，Jenelyn很努力储前往加拿大做家佣的介绍费，据她了解，介绍费需6万港元。

对于不能放假，起初Jenelyn选择忍耐。每日工作忙碌，疫情下还要腾出时间消毒所有东西，唯一的娱乐是在房间上网，在社交媒体羡慕朋友聚会，打电话给家人纾解心中郁闷。Jenelyn称，自己被困雇主家中三个月，未能到中环环球商场购物，早已吃光Hansel朱古力夹心饼和Magic Flakes梳打饼的存货，思乡之时更感寂寞。期间，雇主和他的家人一直有外出，带同病人覆诊，或是购买日用品。直到香港疫情在4月中放缓，防疫措施在5月逐步放宽，雇主终于主动提出，将休息日改在星期三。

Jenelyn满心欢喜迎来第一个休息日，没想到雇主却全程跟随，只容许她去中环汇款，不得参与聚会。

“我崩溃了。”Jenelyn说，“雇主与员工之间总有一条界线，有许多事情我只能与朋友分享。长期不能与朋友见面，我感到十分孤单。”之后每一个休息日，雇主或其女儿都会伴随Jenelyn出入。Jenelyn难以理解雇主心态，“明明他们平日都有外出，日常生活接触极多陌生人，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与朋友聚会？”

终于，她忍无可忍，道出不满。雇主积极挽留，同意让Jenelyn每个月享有一天完全自由的假期。

等待正式放假那一天，雇主突然亮出一封解雇信。Jenelyn说当时非常错愕，思绪一片混乱。雇主告诉她，信件列明离职日期，要求她签署，工作至合约完结，期间会另找新佣工。合约结束当日，雇主拒绝支付该月薪金以及其他年假福利，称Jenelyn已签署信件，承认是她主动中止合约。

为了追讨应有薪金，Jenelyn在朋友介绍下向“家佣匡扶中心”（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求助，最后决定提出民事诉讼。跟进Jenelyn个案的职员Avril对端传媒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导致不少类似的雇佣纠纷，部分个案涉及雇主的暴力行为，部分外佣因家乡的出入境措施而滞留香港。家佣匡扶中心于2020年8月开始，与另一非牟利机构合作，为与雇主有纠纷的外佣提供临时庇护所。项目开始一个月之后已经需要安置18位外佣，为她们提供法律支援。

据港府规定，提前离职或被解雇的外佣需要在14天内离开香港。Jenelyn先向入境处申请签证，入境处与她的前雇主接触后，拒绝延长签证，Jenelyn也未能另找新雇主。为了延长逗留期限，Jenelyn需要每月到入境处续期，还要支付230港元的手续费。

对于香港居民而言，可以东家不打打西家，但对于移工而言，失去工作不止是失去收入，还失去了居所和签证，甚至失去下一个工作机会。家佣匡扶中心职员Avril指出，疫情不时影响出入境措施，外佣一旦离港，或因疫情困在家乡，未必能在短时间回来，因此不少外佣即使在遇上不公平对待，大部分都选择哑忍。

失去工作之后，Jenelyn既要为自己寻找住处，解决签证问题。幸好，来港五年，她认识了不少同乡，其中一对情侣是香港居民，愿意收留她暂住。朋友任职司机，薪金不多，租住单位细小，Jenelyn只能睡客厅。“至少我有一个安全的地方睡觉，我自由了。”

Dang姐，帮帮我！

“Dang姐，帮我booking得唔得呀？（预约检测）”

“Dang姐，雇主唔畀我出去检疫，罚钱嘅话边个负责？（雇主不给我出去检疫，罚钱的话谁负责）”

在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职工盟，Phobsuk Gasing忙于处理不同的外佣求助，Dang姐是她的暱称。在职工盟协助下，香港本地家务助理和外佣工会，不分族群，组成“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支援家务工争取应有权益，这个联会其下，又按不同移工国籍，建立不同工会，Dang姐所在的泰国移工工会就是其一。

目前在港的家庭佣工，大部分来自菲律宾和印尼，其中泰国家务工大约有二千多人，“差唔多人人都识得我”，Dang姐说。访问期间，她的电话信息提示音每隔十分钟就响一次，大部分都是同乡的求助信息。

2021年4月29日，一名外佣感染变种病毒株，政府翌日晚上宣布，全港外佣需要于5月9日前接受强制检测。“我都有收到政府email，识鬼睇咩（谁看得懂）？”Dang没好气。泰国官方语言是泰文，不少外佣的英文水平也十分有限，遑论中文，大部分都是来港之后慢慢学。即使Dang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她与许多外佣一样，中文只懂听说，不懂读写。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干事石姵妍对端传媒表示，政府公布消息当日只提供中文信息，连新闻稿也欠奉。工会为了向外佣提供最新信息，连夜翻译成英文，要到翌日才在政府网站找到英文信息，但是一直未见其他语言的译本。

“许多人唔识中文又唔识英文，九日内点样要三十七万人强制检疫？”Dang略懂英文，至今为至少二十个泰佣登记检疫。登记后，真正的麻烦才正式开始。检测中心的地址只有中英文，外佣又不懂读写中英文，结果要由Dang充当翻译，将石姵妍翻译的信息，在电话上为姐妹们录音解释。

“Dang姐，新蒲岗体育馆要点去？跟住转左定转右？”

“Dang姐，铜锣湾个中心好多人，仲可以去边度？”

单是政府的检疫安排，已经教Dang储满一肚子气。许多外佣需要照顾长者或小孩，平日日间难以外出，待到雇主回家，又过了检测中心的运作时间。结果，大部分外佣只能在星期日，用自己休息的时间排队检疫。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曾于记者会上提出，政府正考虑强制申请工作签证的外佣强制接种疫苗。消息一出，随即引来各方批评，包括菲律宾及印尼驻港领事馆，政府于5月11日宣布撤回建议。

Dang表示已经接种第一针疫苗，因为自己的身体状态尚算良好。她说，外佣对于接种疫苗的态度，其实与香港人无异，有人认为疫苗是一种保护，有人担心承受不了副作用。“有些姐妹患有糖尿病，她们会问：‘我打死咗，边个负责？’”而强制接种疫苗的问题是，市民未能按个人状况做决定，例如部分外佣患有长期疾病，未必适合打针。

对于部分外佣被困雇主家中，不能放假，Dang认为做法并不恰当。“放假多人？街市都大把人啦，我哋咪又系日日去？”她认为，假如担心太多外佣于同一日放假，政府应鼓励雇主让外佣分别在平日错开时间放假。

“雇主都支持我搞工会！”

来港打工三十年，Dang深深感受人在异乡，许多事情都无法作主，最终靠的，是遇到一个好雇主。

回想当日来港，她是为了三个女儿。小女儿出生不久后，丈夫去世，她形容“有好有唔好”。“老公赌钱、饮酒、打架乜都齐，后生唔识，同佢结婚系拣错咗（年轻时候不懂，和他结婚是选错了）。”Dang原本在泰国做工厂，负责检查产品质量，月薪只有1300多港元，难以独自养活一家四口。

她留下三岁的大女儿，以及七个月大的孪生女婴给姐姐，只前来港打工。

外佣初来港时都需要由中介公司介绍，工作通常特别辛苦。Dang试过照顾两个哭闹不断的小孩，又试过照顾半身瘫痪的长者，睡在天台还要与鸡同住，每次都是挨到约满就离职。后来，经由朋友介绍，Dang终于换了一处“好人家”，在石峡尾南山邨照顾一名独居婆婆，相安无事地生活十年。

工作环境改善，压力大减，Dang开始有心思接触新事物。有一天，她收到泰国妇女会的传单，开办免费电脑班和英文班。她想也不想就报名，之后还储钱买手提电脑，“我想提升自己，点解人哋做到我做唔到（为什么别人能做到我做不到）？”

六个月之后，妇女会邀请Dang教其他姐妹讲广东话，慢慢地，凝聚了一群泰国移工。那时是2008年，在妇女会和职工盟推动下，大家开始讨论成立“泰国移工工会”。工会最终在2009年成立，过去十年，每星期难得一日假期，她大部分都用在工会事务。

参加工会后，Dang开始学习雇佣法例，了解工人应有的权益。她一直耿耿于怀，当年因为不懂法律，遇上许多不合理待遇，她希望可以帮助其他姐妹，避免同样遭遇。

2010年，独居婆婆离世，Dang经由朋友介绍，为现任雇主工作。雇主是一对夫妻，先生72岁，太太64岁。起初，她不敢告诉雇主自己参加工会，直到2014年发生印尼女佣Erwiana被虐事件，电视新闻舖天盖地，她第一次询问雇主看法，他说了一句“啲雇主咁衰（那雇主这么坏）”，Dang开始放心坦言相告。

“帮人好呀！”雇主相当支持Dang，甚至出席工会的年度活动，上台发言支持外佣。后来，Dang因为当选“国际家务工联会”（IDWF）的亚洲区理事，需要请假到世界各地出席活动，雇主也会为她签署离境信，也没有扣除她的薪金。Dang因此有机会去美国、巴西、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与其他国家的家务工交流争取权益的心得。

“我真的十分多谢先生和太太，没有他们支持，很难继续工会工作。”有时她在炒菜，有姐妹来电求助，遇上紧急事故，她会先向雇主交代，然后尽快回复对方。“我有分寸，不会用工作时间做工会事务，真的有时间才会讲电话。”有时，完成一日的工作后，她会征求雇主同意，回到九龙城的工会工作。

Dang表示，疫情之下，她和雇主的关系没什么变化。但就算两位雇主待她再好，Dang始终为大家保持了一道界线。“我好开心太太当我是屋企人，她的女儿辞职又问我意见，家中换个煲又问我尺寸。”然而，她明白，这个家，始终有主仆之分，“在雇主的家，开电脑要用电都是不好，文件也不好放房间。”

这些年来，Dang积极参与工会事务，倡议更合理的薪酬。目前，香港法定最低时薪是37.5港元，外佣法定月薪为法定4630元，倘若以一天工作13小时，每月工作26日计算，外佣时薪仅约13.7港元，但这没有计算雇主提供的住宿和膳食。

“做家佣的好处是包住包食，但是我们廿四小时候命，换成时薪的话，人工好低。”工会参考乐施会去年发表的生活工资报告，认为应该提出以时薪54.7元作为基数计算外佣薪金，扣除雇主提供住宿和食物所产生的开支后，月薪应该由现时的法定4630港元加至5800元。

有人批评香港外佣是一种现代奴隶制度，Dang未有正面回应，但是她认为外佣对香港社会有一定贡献，雇主或多或少因为有外佣帮忙照顾家庭，才有余力在工作上拼搏，赚取更多金钱。她举例，“太太是退休老师，她帮学生私人补习，个个钟有三百元，先生做家庭辅导，每次见客收八百元。”Dang 熟知两位雇主的收入，可见他们相处上没有忌讳，然而，“天文数字”正是她与两位雇主之间的距离，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请外佣”

作为雇主， 王海如（Kary）说自己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家中外佣Yati会突然辞职。有一天早上，Kary正在吃早餐，Yati煞有介事走近，Kary心里一沉。“原来Yati续约后未有回乡，只是提醒我补发机票费用。”

当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提出要强制外佣接种疫苗，罗表示以此作为一个工作签证的条件并非苛求，外佣可以选择不来香港打工，舆论让人哗然。Kary认为，政府要求外佣强制检测的做法涉及歧视，对罗致光的言论大为不满。她表示自己已接种疫苗，妈妈因为患有长期病，身体状况不适合，至于Yati则担心自己体重超标，表示能够不打针就不会打，Kary也尊重这个决定。

“假如没有外佣，他知不知道香港几多家庭会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是外佣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她们。”Kary说。

Kary一直与妈妈同住公屋，家境不算好。“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日要聘请外佣，总觉得是一种现代奴隶的概念，”然而，妈妈近年连上厕所都需要坐轮椅，但是又因为喜欢外出，不愿入住私人院舍，“聘请日间看护的费用，差不多等于我大半份月薪，我不如自己做？”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外佣提早结束合约，她需要辞工照顾妈妈，那段日子叫她苦不堪言。

她总在想，假如外佣有一刻觉醒，可能会认同自己被剥削；然而，当下大部分外佣碍于成长背景，只会将香港与家乡作出比较。“姐姐跟我说，在印尼生活十分困难，丈夫也找不到工作，她很感恩自己在香港。”

疫情下，有外佣反映被雇主禁足，但是Kary说自己一家的生活，疫情前后分别不大。Yati的儿子才16岁，最近还多了一个孙儿，她坦言自己非常需要金钱，希望将休息日换成金钱补贴。五一劳动节，Kary带同姐姐与妈妈一起到南丫岛游玩，姐姐开心地将相片传给家人。“上次食饭时她告诉我，儿子看见相片后也想去旅行，跟她要求金钱。”

Yati快要完成第二份合约，可以选择休假回乡，回港再续新合约。Kary为了预早安排人手照顾妈妈，曾询问姐姐会否放假，暗里也担心她一去无回头。Yati像是看穿了她，安慰她：“只要你一日愿意聘请我，我都会为你打工。”这句话，或许有一半是为了让Kary放心，或许也有一半是发自内心。

平日如果要汇钱回家乡，Yati会趁着与Kary的母亲外出的时间，在家附近处理。难得放劳工假，她才会去中环寄礼物回乡。作为雇主，Kary也感恩遇上一名贴心外佣。有时Yati放假，也会体贴地为Kary的母亲安顿好早餐才离家，Kary也会主动补回半日薪金。

不过，就算每天在同一屋簷下见面，不时互常问候，Kary坦言彼此总有隔膜，永远都是一种雇佣关系。

疫情肆虐全球，有一段日子连外佣也不能来港。新闻经常报导有外佣跳糟，叫价6000港元月薪也有雇主争相聘请。有时电视节目播放相关新闻，Kary总会心虚地转台，担心懂得广东话的印佣Yati请辞。

“对我而言，Yati就是一个好帮手。”Kary说。

疫情笼罩家乡，外佣更艰辛

一个好帮手，如果遇上一个好雇主，大多会留效至雇主不再需要她们——可能是雇主的孩子长大，可能是雇主移民，也可能是因为雇主身故。如果已经储够钱，外佣会选择退休回乡，安享晚年。

不过，不是每个外佣都等到退休的一天。

今年5月9日，一名外佣在西贡寓所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她离世前八日曾接种一剂由内地及德国药厂研发的复必泰疫苗，初步解剖发现死因为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未有临床证据显示死因与疫苗有关。消息瞬间广传，引来媒体报导。

外佣接种疫苗后离世的消息，在外佣圈子内引起一股看不见的涟漪。Jenelyn已经接种疫苗，但是她认为接种疫苗有一定风险，接种之前忐忑不安。她希望香港政府向离世外佣作出赔偿。

“有姐妹问我，佢死咗边个负责？”Dang解释，很多外佣姐妹不是担心自己，而是忧虑自己身故后，无人照顾远在他国的家人。

无论是菲律宾、尼泊尔还是泰国，经济因疫情变差，许多家人靠外佣在港工资支援，外佣会担心染病后遭解雇，或是因检测或疫苗问题与雇主争拗而失业。

Dang也是如此。她已63岁，如非因为疫情影响家人，本可退休返乡。然而，身在泰国的三个女儿，目前都需要她接济生活。二女儿的时装店结业，三女儿做面包，供应给学校和医院，生意同受疫情影响。做政府工的大女儿算是较为稳定，但是要供楼又要供车，四个孙女仍然在学，有时候还是要Dang帮忙。

她在香港生活俭仆，过去一年更将大半份人工寄回家乡，“我又不用化妆品，过去一年都冇买衫。我份人一向都悭（节俭），帮到几多就几多。”

留在香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会。“我钟意朋友，钟意倾偈，钟意有节目。在香港做工会，我找到意义，帮得人，是我的心意。”

Dang表示，在疫情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之外，香港外佣目前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是中介公司滥收费用。职业介绍所规例，职业介绍所可收取的佣金最高限额，凡向职业介绍所申请职业、工作或有关其服务的合约或聘用的人，其所须缴付的款额不得超过其获职业介绍所安排就业后第一个月工资的百分之十，而且只可在求职者获发第一个月工资之后收取，不能预先收取。外佣现时月薪4630港元，换言之，中介只能向外佣收取463元作为介绍费。

然而，Jenelyn和Dang都表示，中介公司一般都会收取起码一万港元的介绍费。“由91年讲到而家，未解决过。”Dang无奈地说。

采访之后两星期，Jenelyn传来喜讯，她获判胜诉，雇主需要按法例赔偿。同时，也有朋友为她介绍新雇主，她会再自行向入境处申请签证，以免被中介公司滥收费用。未找到工作的日子，她与朋友住在西营盘，有时花两元六角坐电车去中环，享受一顿Jolibee炸鸡。

这段日子诉讼缠身，迟迟未能开始新工作，她也担心家庭重担一下子落在妈妈身上，自己还要妈妈额外接济。“过去五年，我一直帮助家人，现在反倒要妈妈帮忙，I’m not ok。”不过，她说自己总算坚持下来了，而且很快又将在香港开始新工作，“我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是我真的想取回公道，证明是雇主提出解约，希望个案能够帮助其他拥有同样经历的家务工。”

（端传媒实习记者郭海渝、倪礼碧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