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端問答 第一期

端問答:過去兩年裏,我們的生活被改變了多少?

「雖然很愛香港,但想移民了。」


2019年9月1日,大批示威者聚集於機場附近地區,準備走到東涌市中心。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9月1日,大批示威者聚集於機場附近地區,準備走到東涌市中心。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這個欄目的開篇說明中,我們提到,期望設立一個新的問答欄目,在這裏,不再由編輯部來主導議題的設置,而是由你們提出想要了解的問題,做出自己的分享,控制討論的方向。只要你有想了解的,有對各自的世界和生活感到好奇的地方,你可以在此提出問題,也可以向其他提問的讀者分享自己的故事與經驗。

本期我們匯總了讀者對第一批提問的回應,並盡可能將所有回覆都在此公開。同時,在瀏覽這些回覆之前,我們也挑選了新一批問題,也希望有更多讀者願意與大家分享自己的經驗感受。

新的提問包括:

討厭中國不自由與不民主的大陸居民,你有怎麼樣的身份認同,如何自洽?在這種身份認同下,你在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有什麼不一樣的舉措嗎?你是否會去尋求群體的認同感?

香港和台灣的朋友們是甚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對大陸的情緒(無論正面或負面)?是哪些事情讓你有了這樣的情緒?後來又經歷了甚麼事情強化了你的這種情緒,又或者讓你的情緒發生了轉向?現在你又是怎麼想的?

涉島內政治,望台灣朋友提供更確切的回答。問題:台灣普通人,如何看待美國兩黨的變動和隨之而來的美台的關係的變化?國際觀察普遍認為特朗普政府屬於保守派和執行收縮主義並在國內鼓動民族主義的「民主破壞者」形象,但台灣一些流行報紙似乎把特朗普塑造成對抗中國的民主捍衞者,你怎麼看這種差異?你是否認為台灣只是在追求另一種強權的庇佑?

大陸年輕人的擇業觀念有了哪些改變,如何應對內卷的時代?

香港的朋友,你想移民還是想留?有什麼原因或考量?

如果你對這些問題有想說的話,可以在回覆表單中留言,也可以在提問表單繼續提出新的問題,並瀏覽其他讀者的實時提問。

以下為第一批提問的讀者回覆,如果對於某個回答你希望做出進一步的回應,也可以單獨發郵件至membership@theinitium.com,我們會在下一期刊出。

疫情以來、政治壓力越來越大之後的這一年,香港年輕人的想法和生活有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生活上,每一刻都當是自己在香港的最後一刻,雖然未有計劃何時離開,但相信會在數年內。」

90後香港人:雖然很愛香港,但想移民了。意識到香港不會是安穩自由的地方,即使2019年的所有事都沒有發生,2047大限依然威脅住我們,這是在這兩年間特別深刻的體會。生活上,每一刻都當是自己在香港的最後一刻,雖然未有計劃何時離開,但相信會在數年內。難作長遠計劃,只求不要死。閒時聽聽mirror,在要離去和不捨中掙扎。

Sharon Ng:抗爭沉靜起嚟,呢大半年沉澱思考同情緒。係肺炎期間,好多朋友仲未移民,未離港,大多等緊各國疫症結束,所以我一直以最後團聚於一個城市嘅心態生活。同時亦盡力閲讀、討論香港歷史,希望連繫唔同關係,令自己同朋友可以盡情圍爐,遠遠咁觀察19年嘅集體創傷。期待唔知幾多十年百年後,公義彰顯,到時可以真正集體療癒。

小庭子:我是香港的年輕人,今年22歲。在疫情、政治壓力愈大下,先談生活上的變化吧。無何否認的是香港年輕人的生活跟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年輕一代對「黃色經濟圈」的敏感度愈來愈高,而且開始出現了意識形態凌駕一切的情況(在看法中會詳細說明)。此外,在看見執法人員,就會有種奇怪感覺。

在想法上,作為大學生,應要有開放的思維,但在意識形態凌駕一切的情況下,有更多的年輕人(包括身邊的朋友、同學)都是先考慮是否同一政治立場,雖然說這不是個錯誤的事情,但意識形態好像令香港年輕人中了集體的麻醉藥般,令人沒了思考的能力,口說要防止赤化,但沒了解什麼是「本地」,就如皇都戲院的沒落、馬灣九龍關石碑一樣,沒有人關注,只是著眼於政治立場。香港年輕人在社會運動後,變得更加追求民主,但就只是單純的「民主」,沒有了解民主的前題下,就盲目追求,忘記了民主以外,香港人應爭取的「公義」。在暴政下,不單上香港政府由回歸以來的腐敗未解決,就出現了不同的維穩機構。但是,我對香港有的是希望,愈多放棄香港之地的人移民,留下的就是最受香港之地的人。愛國主義是對自己人民的愛高於一切;民族主義是對其他國家的恨高於一切。

當奴:作為身處外地的香港藝術家,這兩年間不斷地反思的問題就是「藝術何用?」。更準確一點的說法是「身處海外的香港藝術家如何為香港作出貢獻?」。作為八十後,我這一代人不再是最年青、最熱血的一代,也未能腐化扭曲成為答治階層。向前衝與向後退也不是一個選擇,只能停在原地打轉。

即管在香港的時後,因為反國教、雨傘、反修例,一路走來,對於自己一直在做的藝術充滿質疑,同路人會批評為「左膠」,自己內心的現實主義聲音亦會反復鞭打自己:「你咁樣做有用咩?出面打緊仗喇,你仲叫人入劇場?詩人進不了理想國,亦都無助於建立理想國,或者是無助於對抗極權。

離開香港,不是因為國安法壓頂,只是希望可以進修再回歸貢獻自己所愛的地方。但每夜看着新聞直播的畫面,淚水流乾了,然後對於手足們感到無限愧疚,如果我還有資格稱呼他們為手足的話。在外地的另一種痛苦,是你找不到能夠理解香港的人。剛到埗的頭幾個月,我也會積極跟外國人訴說香港的狀況,他們也會點點頭,表示明白,再問幾個問題,再表示同情。但我慢慢也會開始懷疑這樣做有何現實意義。歐洲很多年青一代沒有經歷過風風火火的抗爭運動,他們明白但理解不到,上街遊行示威表達示滿並示是理所當然便有的權利,是經歷很多代人爭取回來的,而香港人終將失去這種權利。

過了好一段內心的煎熬,看着香港新聞裡日漸惡化的環境,只能想像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只能靠出走來保著這點文化。「同政權鬥長命」不再只是個口號,而是某些人的行動崗領。我開始思考香港人的身份如何得以保存、強化、延續。身份認同有賴一個個有意識或沒意識的行動來建立,不是「我們是香港人,我們便做 A、B、C、D」,而是「我們做了A、B、C、D,我們便是香港人」。但香港人不像猶太人,我們沒有宗教作為我們我連結點。也許要從更日常的行動去入手:說廣東話、吃燒賣、模仿周星馳⋯⋯一些看似無聊、看似日常的動作,其實亦是在一再塑造我們的身份。問題是如何意識到日常行動中的這層意義,從而有意識地喜養自身的習慣,進而對外推廣。藝術家在這個時候便能夠發揮作用,讓日常經驗昇華成為人的焦點,引起討論與反思。

聽說過有海外港人苦於不能在外地延續「香港的行動」,融入固然重要,但是不是每個人也有責任去做多一步:每次你訴說香港故事、每次邀請朋友到家中「打邊爐 (火鍋)」、每次在門外貼出揮春、每次向別人解釋繁簡之別⋯⋯一切一切也是在每個人心中引起迴響,香港人不只出身於香港,更可以成為世界的香港,我們的歷史多於一種可能的解釋方向,有賴我們每個人的每一刻。

2020年5月24日,市民在香港島一帶發起反對國安法及國歌法遊行,防暴警拘捕遊行人士。
2020年5月24日,市民在香港島一帶發起反對國安法及國歌法遊行,防暴警拘捕遊行人士。攝:陳焯煇/端傳媒

作為中國人,這段時間在網絡上或在海外生活時,聽到批評中國的言論或是面對某種敵視的態度,是什麼樣的心情?做出過怎樣的應對?

「我是在美大陸留學生。看到敵視或者批評中國的言論就會感到絕望。我的絕望之處在於我只能看到批評之後矛盾對立愈演愈烈。」

SylvieZ:我起初感到矛盾和痛苦,但現在我變得犬儒和尖鋭。我從本科時期就在香港唸書,之後去歐洲讀碩士,現在在美國讀博。從我離開家鄉起,我聽到的大部分都是批判中國的言論,感受到的敵意也非常多。這些批評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有的出自純粹的無知和傲慢,有的也會讓我深思、讓我有更多動力去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我生長的地方。

但比起我本科時那種在香港人面前為國人感到自責和歉疚的心態,現在我更多地是為我所見到的許多歐美人的無知和傲慢感到憤怒,並逐漸意識到不少香港人的憤怒,儘管因為政府的不公義而更具合理性,也和很多我見到的歐美人不無區別。在美國學到的身份政治的視角讓我更能意識到對中國和對華人亞裔群體的批評中是有多少偏見在作祟。我現在常常也為美國社會中的不公平感到憤怒,並且覺得這樣一個不公的社會不能對它不理解的另一種生活方式指手畫腳。

我曾經和一群美國的小孩子聊天,聊到我不認同中國政府做的一些事,但他們說他們也不認同美國政府做的一些事,並且他們說他們也覺得美國政府是虛偽的,因為如果只有有機會,他們會做和中國一模一樣的事情。我覺得我很感動,這是我第一次在和外國人聊天時感到善意和包容。

我現在傾向於認為國族認同是很虛妄的東西,是對具體的家鄉、親友、山川風物、文化現象的過度抽象。但我也覺得我有對中國的文化認同,也會為一些明顯不實或者缺乏自省和善意的對中國的批評感到憤怒,這種憤怒是健康的。

三木先生:我是在美大陸留學生。看到敵視或者批評中國的言論就會感到絕望。並不是說我認為這些批評是錯誤的。我甚至會希望西方國家在新疆問題啊,香港問題啊,台灣問題啊上面給中共施加更大壓力。我的絕望之處在於我只能看到批評之後矛盾對立愈演愈烈。

看看中共現在的戰狼外交,來自西方的批評都會被拿去給民族主義情緒火上澆油。同時呢,中國社會也進入一種病態的群情激昂。從我個人來講,新冠肺炎爆發才讓我真正看到了這種狂熱。方方武漢日記出版的時候啊,疫情期間對黑人種族歧視的時候啊,國安法通過的時候啊,我就會看到我的微信朋友圈裏大家轉發的民族主義文章。我就意識到,啊,對於「反共言論」不分青紅皂白的譴責,並不只是官方論調。「人民」也是這麼想的。我認識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我以為會理性思維,不會被操縱的人,也是這麼想的。當然啦,我這話說出來很天真,不過對於我個人,意識到對自己很重要的那麼多親戚朋友都跟跟我有巨大的鴻溝,我的觸動還是很大的。

我認為批評的意義在於讓被批評者能夠改進,但是我看不到中共,我看不到中國,在批評之下能有任何改進。中共作為專制統治者當然是沒理由自發改進的。我本來希望,也許民間能認同一些批評,能反思一些敵視的言論,然後形成一股力量,來改變中國的狀態。畢竟有些批評也說出了許多中國人的切身之痛,不是嗎?但是,絕望呀。被煽動的人太多了。自上而下的壓迫太強了。能聆聽批評,能消化敵意的人,要怎麼發聲呢?在我的朋友說出「港獨去死,台獨去死」的時候,我甚至一句話都不敢說。我要如何在言論被監控的微信上,用牆內的信息,告訴他那些批評的聲音到底在要求什麼。如果連我都不能把對中國的批評解釋給我的朋友聽,我要如何要求中國社會那麼多受到極度偏頗的政治教育,又只能接觸被刪減的信息的人,來理解這些批評?我要如何相信民間會追求什麼改變?

既然我無法相信被批評者會有任何改變,那麼敵視或者批評中國的言論就失去了正面的意義。我不願意將它們概括成對中國的敵意。我想我還能感受到失望,嘲諷,不屑,擔憂,和恐懼。這些言論失去了建設性意義,就淪為了一種負面情緒,把越來越多的發言者和閲讀者推到了中國的對立面。中肯的批評建議也和子虛烏有的抹黑攪在一起,無法分辨。

絕望呀,絕望。我只能感受到西方對中國的負面情緒越積越高,看不到出口。如果這些壓力不能慢慢釋放,大廈崩塌的那天會是怎樣,我不敢想。

打針:個人一直生活在牆內,不過時常會玩一些台/日服遊戲,也因此認識了不少台灣網友,在Line群組裏,不時會有新人加入,也常會見到轉發的一些很刻意地辱華、或是煽動兩岸仇恨的消息。

看到這種轉發的消息,我習慣會先把可能存在的謠言、斷章取義等等指出,然後儘可能客觀地講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比如之前的多省限電,我解釋清楚是由於習對於節能的政策要求,突擊節能);當然也會有許多貨真價實的大陸黑料,這種時候我也會和他們一起痛罵中共、痛罵粉紅和被洗腦帶節奏的人們。

一個個人經驗是,對於中國的敵視態度,往往都不是personal的,台灣、香港人對於大陸的惡感,更多是對於中共、粉紅戰狼群體們的厭惡,而如果讓他們認識到你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和他們也有相似的愛好,完全是可以好好交流的;至於整個群體level的仇恨,那也不是我們這些個體能夠改變的。 就好像牆內為香港台灣說一句公道話就可能社會性死亡一樣,我當然理解在繁體中文的環境裏抨擊大陸才是政治正確,如果真的遇到那種就很personal的攻擊或者完全無法溝通的人,我也只能選擇屏蔽——就像在牆內遇到戰狼們一樣。

Charlie:如果有人說現在的中國是半法西斯主義半寡頭資本主義國家,我應該是一點意見也沒有。

我是內蒙古的年輕人,90後,在加拿大留學生活工作,共六年了。作為在海外生活的中國人,聽到批評中國的言論,我還是願意想起來80年代我們所倡導的 「實事求是」的路線。 我想反問,我們可以公開批評主流歐美國家嗎?答案是可以的。 那我們為什麼能不能接受有人批評中國呢? 按照對等原則,我們應該接受。

我不是恨國黨或公知,但我也不是腦殘民粹。我覺得如果有人批評你,我們應該審視一下,我們到底是否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有則自我修復,沒有就更好,這樣難道不是一個國家能一直保持進步的動力嗎? 大陸現在所有事情都要被政治化,頗有建國初期的感覺。我經常上b站,同齡人們在看待問題上經常性的偏激,在對待跟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時候,特別愛搞文革那套,不是扣帽子,就是劃分階級,劃分東西方,劃分敵我,這是讓我最失望的。 改革開放,義務教育搞了這麼多年,竟然搞成了這個樣子。這些底層的年輕人們跟美國中部大農村的特朗普支持者們還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像是歐美國家在新疆問題上批評中國,這種事情我只能說真的不懂,因為我不夠了解客觀事實,一方面的確存在極端的宗教分子,動不動就要炸火車站或者大街上砍人。另一方面,在國家對他們去極端化處理後,又受到了侵犯人權的批評,所以這個事情很難講。

又比如,在現在的中國生活,24小時任何時間你都可以走在市中心的街頭,這的確比歐美好多了。但是同樣中國人也沒有隱私,要被大數據殺熟,國家打着安全名義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更別提結社權啥的了。說這些有點跑題,總而言之我其實並不在乎別人批評中國,難道我們那麼玻璃心,那麼小心眼,別人說兩句就炸了?這難道不就成韓國人了,但凡你說什麼不是韓國發明的人家就炸了。我們應該有大國風範。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台灣公民陣線與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等團體,共同於立法院群賢樓外舉辦「撐香港,反送中」集會。
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台灣公民陣線與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等團體,共同於立法院群賢樓外舉辦「撐香港,反送中」集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台灣是不是興起了一股「台灣難波萬」的全民氛圍?身在其中到底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海歸:當我們說「興起」,就表示過去並不是如此。

五年前我剛出國唸書時,有人問我可否用三個關鍵字形容台灣,我當時想了個十秒回說:黏(因為又熱又濕)、酸(表面上客氣但私底下又愛抱怨愛批評)、自卑。

因為自卑,所以才需要抓著難波萬不放。多年來我們都不太知道自己是誰,這個「不知道」可能是源自於一種對自身歷史的詮釋不斷的變動所造成的空缺,也可能是一種錯亂:明明我們的生命在這裏長得這麼真實,但在某個與生活不直接相關卻又有深遠影響的層次--所謂國際上的溝通與交流--這個「我們」竟是個面目模糊、被噤聲的存在。

然而近年來逼近的威脅,給了這個「我們」一個對立面,進而有機會填補這長年累積下來的自卑空洞,便像上癮般停不下來。所以說身在其中難免會失去理智的愛國,但又因為我人不住在台灣而因此能有一個距離來反思。齊澤克在一個網路訪談曾說,幸福是當你有一個目標但那目標又難到有可能永遠到不了,但又能感覺到自己正在往那目標前進。難怪台灣人已經快把「幸福」這詞給用爛了。

香港和台灣的朋友們,現在還想更多地了解中國嗎?(除了閲讀新聞報導,還會通過什麼方式獲取中國的信息?如果有在看中國的綜藝節目和電影電視劇,會在意裏面傳遞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嗎?)

「我喜歡自己有時往左邊站點,有時又搖擺在右邊,立場轉換時的難得警醒時刻理應喜悅,一頭栽進去單一視角,反而讓我害怕。」

海龜湯:會,非常想,而且希望透過非共產黨、非中資控制的媒體來了解,這也是我訂端的原因。同為華人,正如所謂「台灣證明瞭華人文化也可以實踐民主」,此話不是在說我讚揚民主,而是我希望從中國的現況來映射出「華人文化」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同一個文化根源,會長出什麼樣不同的果實?受類似的倫理牽制的我們在不同的政體下,會顯現出人性什麼樣的一面?

梁一夢:近年香港出現本土派和大中華派之爭,不少本土主義者都在爭辯,中國政治也許算是「鄰國」事務,而香港人連自顧都不暇,實在也不應該花心力去關心中國政治。

對於這個命題,我的答案是我很關心香港,也仍然會關心中國,亦認為如果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者真正抱持這種想法,這是重大的戰略錯誤。

而這種對於中國的關心和我個人的身份認同沒甚麼太大關係。於我而言,關心中國,是源於無論我們香港人對於自身政治和民族歸屬的認知為何,中國仍然是影響香港政治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政治現實運作的機理不會因為部分香港人厭惡中國政治的主觀意志而轉移。而不論我們香港人視中國為母國或強鄰,都不可能將中國這個因素視而不見。而不論我們最終的操作目的是想融入或擺脱中國,正確認識中國是合理政治行為的基礎。把頭埋進沙子,該存在的事物仍然會繼續存在。

中國政府也整天提倡外界要「正確認識中國」,但說穿了,中國政府口中的「正確認識」,其實是「認同」。我當然不是在提倡這一類的「正確認識」,而是希望我的港人同胞能夠真正的去分析中國政治,更好地預判中國因素對於香港政治的影響。

我亦希望香港的媒體能夠比較負責任地分析中國政治,香港的「藍媒」對於中國政治固然是報喜不報憂,永遠都只得出外國甚麼都不好,中國甚麼都好的腦殘結論;但香港的「黃媒」其實也在做差不多的事,版面上只充斥著大陸人的醜惡新聞,而這些新聞往往十分「奇異」,也並非中國社會當下關心的主要熱點,令中港兩地人民,不單在價值觀上有差異,在問題意識上也愈差愈遠。我當然不是在提倡報喜不報憂,但香港黃媒在中國新聞上的議題設定是在迎合和培養自身讀者群的口味,加深了部分港人認為大陸人「無一個係好人」的簡化認知。中國社會和體制有其問題,而且問題很嚴重,但我們也應該明白到,這種簡化認知和已知的歷史經驗、社會科學研究結論,相距甚遠。建立這種簡化認知,長遠也對民主運動也沒有甚麼裨益。

Wessy:當然還是會想要了解左岸,畢竟觀察是我的愛好。 獲取中國的消息,我還會上各種社交平台看看發文,同時接收小粉紅跟激烈台派的反應,實在非常有趣,雖然某些議題,我的平台河道會飄過許多跟我想法截然相反的言論,某些時候還挺扎我內心XDDDD 但是讓這些言論都存在我周圍,會讓我覺得我對自我多元世界的維護有盡到一點力,我喜歡自己有時往左邊站點,有時又搖擺在右邊,立場轉換時的難得警醒時刻理應喜悅,一頭栽進去單一視角,反而讓我害怕。

像端這樣的付費平台,我其實有在努力修整我的回應文字,讓它們温柔點,不要在斷裂的網路上,繼續摧毀互動的空間,當然,有時候還是會破功。

身為台韓日泰中美英德國的娛樂愛好者,中國的綜藝跟電影電視還是有在接觸的,我並未特別在意裡面積極傳遞的價值觀,帶任務的話題跟立場,如果真的可以影響內心價值觀,那也是自己本身暗自認同某部分,不是嗎?並且,我覺得對中國就算有部分認同,那又何妨?純粹惡的中國真的是現實嗎?就像四川那場「意外」的現場獻花人群,良善、誠實、勇敢,這些人性美好的一面中國還是有的,即使非常少。

反倒我想注意的是,僥倖過審下,隱晦擦邊想傳遞的東西,這些創作者無法高調、努力想低調講,但都帶不起討論的議題,可能更珍貴也值得台港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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