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oBell是端傳媒的科技訊息欄目，關注時事科技熱點話題，用最簡潔清晰的文本提供最必需的信息要素，無需付費即可瀏覽，歡迎點擊訂閲。TechoBell是一扇窗，通過其中你將體驗端傳媒愈加豐富的科技內容。
曾引起熱議的《愛·死·機械人》（Love, Death & Robots）第二季今日回歸。在大陸主流影評網站豆瓣上，有影迷激動留言，「敢出我就敢秒（打）5星系列。」
在此前Netflix發佈的一分多鐘的預告片裡，太空鯨魚、遛狗機器人、巨型腳掌等元素引發網友對新一季內容的猜測。根據官方介紹，第二季將包含8集動畫短片，分別基於獨立的短篇科幻小說改編，其中包括雨果獎獲得者約翰·斯卡茲（John Scalzi）和保羅·巴奇加盧皮（Paolo Bacigalupi）的作品。《功夫熊貓2、3》的導演呂寅榮也作為監督導演參與到製作中。
兩年前，《愛·死·機械人》第一季開播，18個短小荒誕的故事和高度風格化的視覺效果快速引起市場關注。這些故事的時長大多在5-17分鐘，包括科幻、奇幻、恐怖和喜劇等類型，並採用多種視覺風格呈現。「硬核」、「新鮮」、「未來」是網友評價的關鍵詞。推出之後，該劇即獲得5項艾美獎，目前在豆瓣得分 9.2，IMDb得分8.5。
第一季也遭到一些負面評價。有批評認為其中被濫用的裸露鏡頭和暗喻的性暴力將女性身體置於男性凝視下，反映了劇集狹隘的視角。《滾石》雜誌評論稱，《愛·死·機械人》不如改名為「性、死亡和驚悚的未來諷刺」，並認為其需要更多關注於質量而非數量。也有評價認為，劇集雖然展現出強烈的科幻風格，但在科幻與人文的思考上卻顯得單薄。甚至還有聲音指出該作品不算純科幻，更多是披着科幻外衣講驚悚懸疑故事。
「《愛·死·機械人》是我夢寐以求的作品。」第一季的导演，也曾執導《死侍》的提姆·米勒（Tim Miller）曾在採訪中說，「午夜電影、漫畫、書籍和奇幻小說雜誌激發了我數十年的靈感，但它們卻被歸類於怪胎的邊緣文化。」
從樂觀主義到反烏托邦
早期的科幻電影充滿了冒險精神與樂觀主義，科技是扶持人類探索世界的工具。1902年法國導演喬治·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拍攝的黑白無聲電影《月球旅行記》被視為世界上第一部科幻電影，講述了六名天文學家從地球到月球的冒險之旅。這種價值取向的奠基者是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他的代表作《海底兩萬里》、《神秘島》都表現出強烈的“樂觀主義”精神。
一些科幻影視作品繼承了這一意味。《星河戰隊》（1997）裏剛剛進入軍營的普通年輕人在與外星蟲族的戰爭中迅速成長，成為勝利的關鍵。《降臨》（2016）展現語言學家通過自我學習、改善，掌握了外星人的語言，最終實現人類各國共同合作。這些作品體現出一副烏托邦的場景，人類即便遭遇困境，也終將解決問題。
另一傾向則受英國作家赫伯特·威爾斯（Herbert Wells）影響深遠。威爾斯作品的關注焦點在於科技帶來的社會問題，例如小說《隱形人》中可以隱身的科學家利用這個特點胡作非為，最後被村民殺死。
1927年，第一部反烏托邦科幻電影《大都會》描述了一個階級差異巨大的世界，權貴生活在富麗的高樓裏，而勞工困於幽暗的地下城市。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則出現更多元的反烏托邦題材，並融合暴力、愛情等元素，如《發條橙》（1971）和《妙想天開》（1985）。
有研究者將反烏托邦科幻的敘事主題分為三大類：對科技主義的反思、對極權社會的揭露，和對生態主義的關懷，且這三者往往互相交織與影響。這三大主題背後有其產生的社會根源。二十世紀人們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經濟大蕭條和冷戰，對未來社會和世界的動蕩產生不安。工業時代高速運轉的大機器警惕了人的異化；通過原子彈和細菌戰，人們看到技術濫用的後果；氣候的變化則讓人們意識到現代生活對自然生態的破壞。
黑鏡和愛死機，科技與人的進一步寓言？
近年的科幻作品，則進一步加強對技術發展的審視，故事發生的場景不侷限於架空背景，並將視角拉回個人與技術的關係。
在《愛·死·機械人》之前，最具代表性的科幻劇集是2011年發佈首季的《黑鏡》。在該劇描繪的未來社會裏，人類與技術的關係是一大主題：靠在社交媒體營造出完美虛擬形象來生活、依靠科技產品不斷重複美好回憶來維持感情、彌留之際通過意識上傳使人在賽博空間的到永生......而這些看似技術讓生活更美好的設定，最終卻多半迎來尷尬結局。正如美國作家與思想家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G. Carr）在《數字烏托邦：一部數字時代的尖銳反思史》中指出的趋势，人們在擁抱互聯網與智能的便利時，正在逐漸淪為技術工具的奴隸。
在《愛·死·機械人》第一季的作品中，《茲瑪藍》（Zima Blue）講述了一個人工智能藝術家探索宇宙本源、最終決定回歸自身生命本源的故事，深邃的哲學寓意成為首季裏幾乎沒有異議的好評作品。《證人》的故事則起源於一個女孩無意目睹兇殺案而被追殺，在充滿香港特色的街道上，人被循環往復地困在由恐懼和緊張編織的城市時空。
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寫，「未來科技的真正潛力並不在於改變什麼車輛或武器，而在於改變智人本身，包括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慾望。」
當然，擁有十八個故事的《愛·死·機械人》第一季也有著即便僅從故事論述、視覺效果入手，也不乏驚喜和想像力的劇集。在這些故事裏出現的科幻元素大多不再只是工具或背景，而成為矛盾本身。
有評論家將《愛·死·機械人》與《黑鏡》類比，認為兩部短故事劇集都用虛構的技術與反烏托邦的隱喻引發了觀眾的恐懼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跣在評論中認為，「令人警醒的反思遠比單純的樂觀主義想象更打動人心，反烏托邦科幻作品的魅力正在於此。」
不過，不是所有的反烏托邦作品都收穫好評。另一些反烏托邦作品的失敗改編則體現了創作上的困境。改編自奧爾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同名小說的《美麗新世界》在2020年7月上映，三個月後，系列第二季被取消續訂。有文章批評，這部劇營造的狂歡世界「既不勇敢，也不新鮮」，並且其主題公園的設定被認為是對《西部世界》的老套模仿。最終，這部劇在IMDb上得分7.1。有網友評論，「看起來是一部花費很多的作品，但沒有任何理由看下去。」
科技新聞網站The Verge的互聯網文化編輯德文·瑪洛尼（Devon Maloney）曾發表評論認為，反烏托邦科幻越流行，其面臨的生存困境就越多，讓人們擔心黑暗的未來並不能有效避免它的到來。現實世界中，不平等的社會局面、惡化的氣候、人工智能快速突破的預言一一實現，她質疑，“當現實世界如此疲憊不堪時，人們似乎難以從一種憤世嫉俗的流派中得到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