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斯卡頒獎典禮當下，一向被安排在最後的最佳影片一項，卻被安排在最佳女主角與男主角獎之前。當下頓時感到錯愕，但明眼人也能立刻會意過來，畢竟最佳影片頒給《游牧人生》已成定局，而該片終究是美國一般大眾不太關注的小眾電影，如果將查德維克．博斯曼得獎的橋段押在最後，收視率與討論度都會大幅提升，也肯定能讓今年的奧斯卡獎為之昇華。

然而，最後得獎結果揭曉，獲獎者是現年83歲的英國資深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他今年在《父親》（The Father，2020）中飾演渾然不覺自己罹患失智症的白髮老人，演技精湛十分。然而，不是博斯曼也就罷了，霍普金斯人沒出席，而奧斯卡也從來不給人代領（真希望台灣三金能效法），所以典禮如此戛然而止，留下全場與全球一臉錯愕的觀眾。

其實安東尼．霍普金斯本來就擁有不小呼聲，在各家預測榜皆名列前兩名，平心而論，不考慮其它因素，純論表演，老戲骨霍普金斯的演技確是領先眾人之上，無論是對虛實認知失調的恐慌發作，抑或如同孩兒的痛哭，皆是大師典範的表演。這個獎的結果完全是實至名歸。名導史蒂芬．索德柏導戲導慣了，一部作品的起承轉合都能自行拿捏，但他卻忘了奧斯卡獎頒獎典禮可能存在意外，可不能這樣搞。最後造就了所有人都尷尬的結果。

真要說，今年唯一的贏家是在2017年擺了大烏龍的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因為它證明了他們真的沒有把得獎結果透露給典禮的製作人。

《遊牧人生》，疫情時代的好選擇

《游牧人生》是不是真的能成為永世流傳的經典，實在難說，但它確實是這個時代下的好選擇。這是什麼時代？有人說，這是一個被疫情考驗的時代。

《游牧人生》的劇組或許覺得最為冤枉，明明抱得「最大獎」，卻被奧斯卡視為次要獎項，如果今年最大熱門是一部漫威電影，奧斯卡豈敢如此造次？它在今年抱得最佳影片、導演、女主角三項大獎，創下了幾項難得的紀錄，例如趙婷成為了奧斯卡獎史上首位獲得最佳導演殊榮的非白人女性導演、第三位獲獎的亞裔導演（前兩位是李安與奉俊昊）。

這僅是趙婷的第三部長片，前兩部作品都是非常純粹的美國故事，遮掉導演名稱，不可能知道出自中國導演手筆。例如前作《重生騎士》（The Rider，2017）拍攝的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名競技牛仔明星，演員全是素人，透過趙婷敏銳而細膩的敘述，我們能清晰聽見一個邊緣人物在時代前面的喘息聲。

而詩意化的《游牧人生》一樣由素人為基底，描寫一群因失業而被迫流浪的遊牧族的日常生活，唯一的職業演員法蘭西絲·麥多曼（Frances Mcdormand）身為主角，卻也沒有使得作品顯得張揚，而是完美地與人、與景融為一體。趙婷無意去為這些角色喊冤，反而透過去戲劇性的描繪，凸顯出了這群人物的尊嚴。然而，好萊塢菁英們在一年一度的奧斯卡，選擇了《游牧人生》，不僅出自於美學考量，或許也能顯現一下自己對美國社會問題的關注。

綜觀而論，《游牧人生》是不是真的能成為永世流傳的經典，實在難說，但它確實是這個時代下的好選擇。問題是，這是什麼時代？有人說，這是一個被疫情考驗的時代，世人需要如同《游牧人生》這般具有療癒價值的作品。但換句話說，這個疫情之下的考驗，卻也促使影視發展迎向另一個時代，也就是串流至上的時代。如果就這個觀點來談，《游牧人生》卻又與時勢所趨有了違背不是嗎？

串流電影原來沒有出頭天？

是《曼克》真的不如《游牧人生》，還是廣大奧斯卡會員對大銀幕仍存在一點執念？沒有明確答案。但要說今年好萊塢已經完全接受讓串流體驗主導，端看得獎結果，卻也不能得出如此結論。

在疫情之前，串流平台如樹大招風的Netflix（網飛）是否應當被接納，成了爭議難解的問題，連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都曾公開喊話，要Netflix的作品去角逐電視為主體的艾美獎。這些對串流的排斥，正是對傳統電影院體驗的保衛。曾被認為最有望掄元的《羅馬》（Roma，2018）當年失利，便可以視為每個會員心中仍存在一把尺，不敢貿然讓串流電影折桂。

然而，隨著疫情時代來臨，電影院不得不關閉數月，串流體驗成為了劇迷、影迷的救贖。好萊塢人即便不情願，為了生計也只能擁抱串流。

死也不願讓電影限制在小螢幕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他對自己的作品一向具有全面性的掌控，乃至發行層面都要一把抓。這位電影院的忠貞信徒堅持要讓《TENET天能》（Tenet，2020）登上大銀幕，結果上映時間點未賭準，票房成績遠不如預期。事後又公開批評華納兄弟讓院線作品在串流平台HBO Max同步上架的政策，鬧得滿城風雨。明明有資源大打奧斯卡行銷戰的華納最後對《TENET天能》冷處理，幾乎代表了與諾蘭的心結。

照這個態勢來看，今年應當是串流電影出頭天的一年，網飛出品的《曼克》（Mank，2020）入圍最佳影片等十項，卻僅以攝影與製作設計兩獎作收。其他由網飛取得發行權的作品屬《藍調天后》成績最好，拿下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與服裝設計兩個小獎，《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則顆粒未收。

是《曼克》真的不如《游牧人生》，還是廣大奧斯卡會員對大銀幕仍存在一點執念？這題沒有明確答案。但要說今年好萊塢已經完全接受讓串流體驗主導，端看今年的得獎結果，卻也不能得出如此結論。換言之，《游牧人生》如果是一部串流電影，能看嗎？廣袤天地之於人的關係，是這部作品的創作主旨，用小螢幕恐怕也看不出這部片的好，震撼程度也會為之打折。有些評論者認為經過今年，關於院線與串流的激辯已經結束，但我的觀察卻是恰恰相反。

奧斯卡沒有太「白」，卻太療癒了

《我的章魚老師》這種「療癒系作品」，可能恰恰切中了當代美國人在疫情時代下的心理狀態。奧斯卡不是小規模評審團而是數以千計的會員票選出來，所做出的選擇未必是最好，卻最能反映時代精神。

就今年典禮的另一個面向來看，就是「政治正確」的議論。奧斯卡太白（#OscarsSoWhite）的爭論猶言在耳，經過影藝學院大刀闊斧的改革之後，增加了大量女性與弱勢族裔的新會員，立竿見影，在今年開出的名單便能看到明顯的成效，最佳導演史無前例地出現了兩位女性、兩位亞裔，而非裔影人顯然也不再是弱勢。不過如此還是出現批評者，認為奧斯卡太過「政治正確」。

最後得獎結果看來，出身中國的趙婷榮獲最佳導演，韓國演員尹汝貞以《夢想之地 》（Minari）獲得最佳女配角，非裔的丹尼爾·卡盧亞（Daniel Kaluuya）以《猶大與黑色彌賽亞》獲得最佳男配角。雖然亞裔與非裔有所成績，總被批評為是政治正確考量作祟，但真的論起個別得獎者的表現，卻是個個沒有僥倖。安東尼．霍普金斯的獲獎，甚至讓人看到奧斯卡會員理性的一面。政治正確的確存在，但今年整體的頒獎結果，仍然有一個漂亮的平衡。

最令人失望的選擇，反而是在最佳紀錄片獎。明明有更多在議題上更迫切需要與社會溝通的作品（議題導向也本來就是奧斯卡紀錄片近幾年的特性），無論是關於長照的《The Mole Agent》（2020）、身障議題的《希望之夏：身心障礙革命》（Crip Camp，2020）、種族平權的《談》（Time，2020）與關於羅馬尼亞的官場現形記《一場大火之後》（Collective，2019），都各有可觀，最後卻選了生態紀錄片《我的章魚老師》（My Octopus Teacher，2020）。海底攝影紀實固然討喜，但通篇也不過是一個白人的自我療癒，揣想自己與章魚之間的情誼，顯然不是經得起時代考驗的作品。

但換言之，《我的章魚老師》這種「療癒系作品」，卻可能恰恰切中了當代美國人在疫情時代下的心理狀態。要知道，奧斯卡不是小規模評審團選出，而是數以千計的會員票選出來，所做出的選擇未必是最好，但卻最能反映時代精神。無論是獲得大獎的《游牧人生》、贏得最佳國際影片的《醉好的時光》（Another Round，2020）、獲得剪輯獎與音效獎的《靜寂的鼓手》（Sound of Metal，2019）、贏得最佳女配角的《夢想之地》（Minari，2020）、贏得最佳動畫片與原創配樂的《靈魂急轉彎》（Soul，2020），乃至獲得動畫短片獎的《無論如何我愛你》（If Anything Happens I Love You，2020），都是關於面臨生命創痛（甚至死亡）、挫折之後的療癒與修復。

作為節目未來還有魅力？

該獎項獲獎作《Colette》的導演安東尼·賈基諾（Anthony Giacchino）卻在頒獎台上向香港人致意道：「香港示威者不會被忘記。」成為今年典禮難忘的一幕。

除了療癒，事實上還代表了繼續向前邁進的能量。最能佐證這個觀點的獲獎之作，或許是榮獲最佳真人短片的《遙遠的陌生人》（Two Distant Strangers，2020）。該片概念取自於《今天暫時停止》（Groundhog Day，1993）的時間迴圈（循環），描寫一個非裔美國人走出門外，莫名遭到一名白人警察壓制殺害，令人想起去年引發全美暴動的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

非裔導演特拉文·弗里（Travon Free）在台上疾呼：「今天，警察將殺害三個人；明天，警察將殺害三個人。」厲聲喚起美國社會對警察執法過當問題的關注。與此同時，美國社會的焦點恰恰不在奧斯卡，而是殺害佛洛伊德的警察遭到定罪的新聞。但特拉文·弗里並未透過這部作品鼓吹暴力與報復，而是透過其作品對伸出橄欖枝，要求世人起身關注，並且終結類似的現象一再重演。

同樣對國家暴力有著深切關注、記述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短片的《不割蓆》（Do Not Split，2020）雖然無功而返，但是該獎項獲獎作《Colette》（2020）的導演安東尼·賈基諾（Anthony Giacchino）卻在頒獎台上向香港人致意道：「香港示威者不會被忘記。」成為今年典禮難忘的一幕。

但問題癥結點還在於，這樣的療癒、這樣的呼籲，對美國觀眾乃至於世界觀眾又還有什麼深刻的意義呢？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收視率逐年探底，所鼓勵的作品多數人看都沒有看過。甚至在今年頒獎典禮的設計本身，除了絕美而精緻的場地陳設之外，也欠缺足夠亮點，節奏快到讓人難以找到喘息空間（連逝世影人名單都快到令人跟不上），取消入圍電影片段的手法也沒有辦法讓觀眾有機會回顧作品精華。這樣的奧斯卡仍有未來可言嗎？

不過在史蒂芬．索德柏的主導之下仍然存在新意，例如對獲獎者的發言不再嚴格限制，讓得獎人得以暢所欲言，典禮全場最令人動容的一幕，無非是湯瑪斯·凡提柏格（Thomas Vinterberg）對已故女兒的懷念，以及尹汝貞的忘情致詞。在疫情時代底下，影迷對頒獎典禮的呈現或許不必太過苛求，有得看已經不錯了，但以今年的呈現來看，奧斯卡確實已經身在絕處。若作為一個「節目」來看待，它已經失去了吸引全球觀眾聚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