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幾乎是中國最擅長演講的企業家，在2008年左右，馬雲的「勵志演講」視頻就已經在互聯網上廣為傳播，一直到2015年，幾乎每一個機場書店都在播放馬雲的演講視頻，販賣剖析他演講之道和創業經驗的商業書籍。

1999年初，在杭州一間居民住宅裏，馬雲對着他的妻子、學生和朋友發表了三小時的演講，並留下錄像記錄。在這場演講中，馬雲暢想創辦一家「未來市值50億美金」的公司。儘管在場的人對這一遠大目標感到「迷茫」，但他們還是湊齊50萬元人民幣創立了阿里巴巴。

在創業早期，馬雲已經是非常有號召力的公眾人物。1999年底，從台灣到杭州加入馬雲的蔡崇信也發現，阿里巴巴的員工像是馬雲的「門徒」一般。2005年，阿里巴巴收購雅虎中國後，原雅虎中國的員工非常難適應：「阿里人對馬雲非常崇拜，甚至到了『神化』的地步。阿里巴巴的人還說，一星期見不到馬雲，感覺就活不下去了。」

毋庸置疑，馬雲具有很強的個人魅力，他熱衷於站在聚光燈下表現自己，也擅長即興演講，曾被《洛杉磯時報》稱為「金句機器」。馬雲因為數學不及格、高考考了三次才被杭州師範學院補錄，他幾乎是1990年代互聯網創業者中學歷最低的一個，沒有技術背景，家世也並不顯赫。在推銷第二個創業項目「中國黃頁」的時候，馬雲幾度被人當成騙子。更早的時候，他去肯德基求職，是24人中唯一被拒絕的。

阿里巴巴的前顧問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在自己撰寫的阿里巴巴與馬雲的傳記中，形容馬雲「懷有濃重的民粹主義精神」，這既體現在他能快速調動聽眾情緒的演講天賦中，又因為他常常對精英階層——比如投資者、國有企業、高學歷者開炮。

那些草根經歷成為他演講的常備素材，也奠定了他成為年輕人創業偶像的基礎——比起北大畢業、留學美國的李彥宏，或者父親是深圳鹽田港集團副總經理的馬化騰，從無名小卒創業成為中國首富的馬雲的成功似乎更可複製。尤其是，馬雲在演講中常表現出一種反精英色彩，他講過「不讀書和讀書太多的人，都不太會成功，所以別讀太多書」；也多次公開批評MBA（工商管理碩士）教育：「我們用了很多的MBA……95%都不是很好……我覺得MBA有很多的問題。」與之對應的，是他對金庸武俠和江湖文化的推崇。

「如果馬雲能成功，那麼中國80%的年輕人都可以成功。」馬雲從不吝嗇向年輕人勾勒光明的前途，他代表了市場經濟年代普通中國人可能實現的最大成就，也因此扮演了一代人的人生導師。2006年起，馬雲連續三年在央視一個創業節目《贏在中國》擔任評委，留下了大量金句，成為名副其實的「創業教父」。2008年，網民為一件名為《偶像——馬雲》的雕塑能否豎立在杭州CBD掀起了一場爭論，這一插曲也體現出馬雲當時的名氣和聲望之高。

馬雲的名望除了來自積累的驚人財富，更多在於他持續且看似反傳統的價值觀輸出——這使得他更像一個精神領袖，甚至一個「搖滾明星」（鄧肯·克拉克對馬雲的另一個形容）。

在公開演講中，馬雲津津樂道的不是阿里巴巴怎麼賺錢，而是怎麼幫助中小企業賺錢，怎麼創造就業機會，怎麼改變社會。這套借鑑自通用電氣的管理哲學也備受馬雲的追隨者們的推崇，很多初創企業都設立了自己的「使命、願景及價值觀」。在阿里巴巴內部，員工能否很好地堅持企業的核心價值觀，佔據了績效考核的一半（人力資源也在阿里巴巴內部被稱為「政委」）。

也因此，《時代週刊》在2000年稱他為「瘋狂傑克」，一個「很自豪地告訴投資人我暫時沒有賺錢的計劃」的企業家。2009年，在阿里的B2B業務第一次上市股價經歷了暴跌之後，馬雲在香港召開一場股東大會，近乎挑釁地表示「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這是他最常掛在嘴邊的阿里巴巴價值觀。之後，他在對阿里巴巴員工的內部演講中說：「讓華爾街所有的投資者罵我們吧。」

二、站上市場經濟的道德高地

站在「支持小企業發展」的商業倫理高地上，馬雲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論述。

首先是站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一邊。「阿里巴巴應該是在這個時代誕生出來的一面紅旗，是改革開放後三十年的產物。我們實際上是在全球化、透明制度、公司治理的思想當中誕生出來的企業。」在一場內部講話中，馬雲提到阿里巴巴的成功源自1999年對「中國一定會加入WTO」的正確預判。在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2008年，他直接表達了對計劃經濟和國有體制的反對：「把就業機會的寶壓在大的國有企業的話，中國沒有機會了。」同時，他也教育自己的員工，在全球化的時代，要成為愛國主義者，但不要成為民族主義者。

馬雲的成功受惠於中國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1998年，中國政府允許民營企業進行自由對外貿易，阿里巴巴抓住機會，建立了一個網站，讓外國採購商可以直接向中國出口商下訂單。2002年，阿里巴巴創辦了面向個人消費者的淘寶網，並以小勝大擊敗了eBay，隨後近20年間中國的內需不斷增長，淘寶也成為體量巨大的電子商務平台。

馬雲並不是在2020年才開始批評中國的金融體制。2008年，在「第七屆中國企業領袖峰會」上，馬雲就痛批銀行：「我聽過很多的銀行講，我們給中小型企業貸款，我聽了5年了，但是有多少的銀行真正腳踏實地的在做呢？很少。如果銀行不改變，我們改變銀行，我堅信一點！」馬雲回憶2004年冒着風險推出支付寶，在於他判斷「中國支付體系不一定是政府壟斷」。這一判斷是否正確尚需時間驗證，但沒有疑問的是，馬雲的商業帝國想要維持繁榮，需要中國政府繼續相信全球化和市場化。

其次是讓自己成為「國家」。根據財經作家吳曉波的說法，2005年，馬雲在跟他的私下聊天中提出「天下最好的商業模式是國家」，因為國家提供水、電、修路等公共服務，通過公民交税獲得收益。馬雲告訴吳曉波，阿里巴巴要變成一種國家模式。

馬雲口中的「國家模式」逐漸演化，越來越成為一種在合法性上足以為阿里巴巴的擴張辯護的說法。2008年，馬雲將阿里巴巴的定位概括為「電子商務基礎設施服務商」。2009年，馬雲對員工表示，企業應該「追求社會的效益，追求社會的公平，追求社會的效率」，商人應該「承擔起和政治家、藝術家、建築家一樣的責任，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阿里巴巴要「為全世界創造一個億的就業機會」，要讓老太太不需要去銀行排隊交電費。

2010年，時任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提出第三方支付的「隱憂」問題時，馬雲沿用了「國家模式」的邏輯進行回應：「銀行沒辦好的事，我們替銀行辦好。」在不同的演講現場，馬雲都批評過中小企業難以在銀行貸款的問題，他把支付寶的出現解釋為解決社會問題，「為中國，為行業，為企業必須做」。基於這種觀念，他把民營企業稱為「真正的國有企業」，並有2006年「如果有一天國家需要支付寶……全部送給國家」的驚人之語。

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徐潔雲曾撰文，稱馬雲有一種「家天下」觀念，「站在商業道德高峰上」。現在回看，2010年可能是馬雲社會名望達到頂峰的一年。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創造了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為無數中小企業提供創業平台，撐過了互聯網泡沫和金融風暴，同時又是一個活躍的社會活動家，政商關係融洽，上電視當創業教父，不斷談論企業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儘管阿里巴巴當年的營收並不高，但這不妨礙他站上市場經濟的道德高地。

三、馬雲的「政治覺悟」

與此同時，馬雲的站位顯然超越了一般企業家的角色，他習慣從「國家利益」出發談論商業，這在當年的同儕民營企業家中十分鮮見。

2014年，馬雲把阿里巴巴重新定義為「國家企業」，儘管他用了民族主義的思路來解釋這個名詞——「代表中國的創新技術、創新能力，代表這個國家對世界的貢獻」，但也不難讓人想起他曾經熱衷談論的「以國家模式來經營企業」。

馬雲不是約束同輩「只講商業不談政治」的柳傳志，從創立阿里巴巴開始，他一直不吝批評國有體制，為市場化和全球化搖旗。但他也不是任志強、王功權這樣為政治自由奔走，以身犯險的「公知企業家」。馬雲雖然以直言不諱，敢於挑戰既有秩序出名，但細究起來，他的言論從未逾越政治紅線，從來都站在黨國的一邊。

問題可能恰恰是，作為商人的馬雲有資格站在黨國一邊嗎？他是否越界了？

2013年，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馬雲主動提到「六四」事件：「就像鄧小平在六四當中，作為國家的領導人，他要穩定，他必須要做這些殘酷的決定。」

雖然這種說法與中國官方的歷史定調一致，但知名企業家公開提及敏感政治事件並引發輿論喧譁，顯然不是政府願意看到的。

作為在港台也頗受推崇的創業領袖，馬雲曾經積極「團結」兩岸青年。2014年，馬雲到台灣演講，幾乎是居高臨下地批評台灣企業缺乏創新，同時也教育台灣年輕人，不要抱怨社會，不要想着改變世界，而應該反省自己，從改變自己做起。當時台灣青年發起的太陽花學運剛剛結束，不過馬雲在演講中並沒有直接提及這場社會運動。第二年，阿里巴巴成立創業基金，支持台灣年輕人到大陸創業。

同樣性質的基金會也面向香港青年，2015年，阿里巴巴成立10億港元的「香港青年企業家基金」。在一個論壇上，馬雲被問到基金是否批給曾參加佔中運動的年輕人，他反問：「為何不可？」當時港媒對此的解讀大都是「馬雲同情佔中青年」，儘管馬雲在演講中也對香港年輕人提出了家長式的建議：「一定的紀律是需要的，要相信祖國。」

站在國家統一的立場，以企業家的身份，對港台青年施以柔性籠絡手段，對一貫強調「要懂政治」的馬雲來說是自然不過的事情。而在當時，官方媒體和民間輿論也沒有對此表示反感。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馬雲創立阿里巴巴始終是中國官方樂於講述的「中國夢」故事，一個代表中國經濟活力的模範故事。2008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就提出「上海為何不出馬雲」的討論，時任廣東省委汪洋也稱馬雲為「浙江的一個寶」。直到2015年，時任中宣部部長劉奇葆仍稱阿里巴巴的創業故事是中國閃亮的名片。這種融洽的政商關係，是馬雲商業帝國擴張的信心保證。

同樣在2015年，阿里巴巴收購了香港老牌英文報紙《南華早報》，馬雲的副手蔡崇信寫文章解釋，這是為了幫助世界各地的人更好地了解中國，提供一種與西方媒體帶有偏見的報導所不同的視角。儘管當時已經有不少聲音認為，作為商人的馬雲控制媒體，顯露的是政治家的野心，在強調黨掌握「筆桿子」的中國，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但是官方並沒有表達出任何不滿，曾任《環球時報》編輯的王文還評價：「這是件好事。這是國家的社會力量在嘗試改變國家的形象。」換言之，馬雲收購一張在英文世界有影響力的報紙，在當時可以視為是替政府做一些他們不方便出面的事情。

馬雲一向擅長公關，也懂得經營政商關係。這種才能在創立阿里巴巴之前就已經顯現出來了。1995年，馬雲到北京宣傳當時的創業項目「中國黃頁」，他找到一家媒體的司機，給了他500塊，在《中國貿易報》頭版發了公關稿。隨後，馬雲如法炮製，通過朋友關係和過人的口才，爭取到機會在《人民日報》內部做了一場演講，也讓中央電視台為他拍了一套紀錄片《書生馬雲》。阿里巴巴發展壯大後，曾經有媒體專文總結過馬雲的「顛覆性事件公關」模式，他擅長製造新聞，用瘋狂的語言煽動情緒，搶佔輿論戰的制高點。

從2006年到2018年，每當支付寶或螞蟻集團遭遇政策阻力時，馬雲幾乎都會搬出「獻國論」：「如果有一天國家需要支付寶……全部送給國家。」這首先被認為一種政治表態，是為了使監管機構和決策者放心，但話從擅長製造新聞的馬雲口中說出，就存在豐富的解讀空間，比如表達不滿甚至威脅。正如鄧肯·克拉克在馬雲宣布退休時所說，馬雲是「是中國私營部門健康程度和遠景的一個象徵，他的退休會被外界解讀為不滿或擔憂」。一旦支付寶真的「送給」國家，引發的責難和恐慌將是空前的。

吳曉波回憶，2015年他陪同部委幹部去阿里巴巴考察，當時廣東海關剛剛破獲一起出口騙税大案，一位阿里的員工隨口說，其實這樣的事情，我們這裏的大數據比任何部門的監管都要準確。吳曉波說：「站在我旁邊的一位副部級幹部，身軀微微一動。」吳曉波繼續委婉往下寫，當阿里巴巴等民營企業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時，它們的處境將「步步驚心」。

2015年，當工商總局公布淘寶網的正品率只有37.25%時，淘寶官方微博轉發了一位淘寶員工的公開信，批評這份報告有程序違規問題，並直接點名當時的工商總局網絡商品交易監管司司長：「您違規了，別吹黑哨」。次日，工商總局發布白皮書，稱阿里系網絡交易平台存在5大問題，阿里巴巴也宣布正式發起投訴。此事最終以工商總局宣布白皮書無效作結。

四、「工人爺爺」打倒「馬爸爸」

2019年開始，中國民間輿論場遍地火藥，馬雲曾經四處留下的火苗開始引起爆炸式的反應。先是19年4月份，一場由互聯網員工發起的抵制996工作制的運動正火熱時，馬雲在阿里巴巴內部講話表示：「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有機會。」這套強調奮鬥的工作哲學當然無法說服年輕人，相反，許多人感到失望和憤怒——「原以為馬雲有不一樣的格局和見解，原來階級性才是人的第一屬性。」

馬克思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被評論者放在馬雲身上：「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流着血和骯髒的東西。」2019年後半年，B站任何關於馬雲的視頻，都開始有人引用《資本論》和《毛澤東選集》進行評論：「資本家逐利」、「剩餘價值」、「吸血鬼」、「無產階級萬歲」等等。

更集中的爆發是2020年5月。阿里巴巴在B站的官方賬號發布了馬雲的演講視頻，題目是《商業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原本應該是個冷門視頻，卻在幾天時間內有40萬的播放量，7000條彈幕和9000條評論。彈幕和評論一邊倒，全是「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你的工人爺爺來了」、「是人民養活了阿里巴巴，不是阿里巴巴養活了馬雲」、「把你掛路燈」和「黃四郎」等等。

「黃四郎」是姜文導演的電影《讓子彈飛》中的反派，這部2010年的電影在B站廣受歡迎，被解讀為隱喻無產階級革命的電影：其中「湯師爺」是官僚，「黃四郎」是資本家，「張麻子」則是革命家，「黃四郎」以資本控制了官僚，形成利益集團，剝削底層人民，但最終被「張麻子」成功打倒。

在「福報」事件之後，B站和知乎的評論者開始廣泛地稱馬雲為「黃四郎」或「黃老爺」，這個稱號意味着他們認為，馬雲不止是一個「無良企業家」，而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用資本滲透進政治領域、掌控輿論話語權的「資本家」。至此，曾經在2015年開始被網民熱絡稱為「馬爸爸」的馬雲，成為捲土重來的階級話語中必須被「掛路燈」（吊死）的鬥爭對象。

馬雲的舊事被接連重提，以證明他昭然若揭的「野心」。2016年，馬雲在國外一場演講中提到自己「比總統還忙，卻沒有總統的權力」。2017年，馬雲在香港會見特首林鄭月娥時，表示「要是阿里巴巴在杭州有『一國兩制』」就好了。這兩則新聞在當時都未起波瀾，到了2020年，則幾乎成為他僭越的鐵證。

時代的氛圍在三四年間快速改變，經歷過香港反修例運動後，「一國兩制」在中國輿論場已經不被認可，馬雲的話被重新拿出來，他的政治立場便顯得可疑，尤其是他還在2015年同情了佔中青年，幾乎等同於支持港獨。

同樣被重提還有「東林黨」的指責。2015年，馬雲創辦了只招收企業家的學校湖畔大學，當時就有聲音稱其為「東林黨」——明朝時以講學為名在江南聚集的政治勢力，通過諷議朝政形成輿論，並與朝廷當政的閹黨對立。2017年，柳傳志專門撰文批駁這一說法，認為這是「矛頭直指民營企業家階層」的「階級鬥爭」。螞蟻上市被叫停後，「東林黨」又和「資本影響政治」的說法混雜在一起，重新變為對馬雲的指控。本應在2021年3月開課的新一期湖畔大學，也被報導已經停止授課。

置身於變幻時代的不只有馬雲。2015年稱阿里巴巴為「閃亮中國名片」的中宣部長劉奇葆，在兩年後的人事變動中被降級處理。他主導下的宣傳系統在民間輿論中並不受待見，被認為守舊陳腐、缺乏新意。網民中甚至流傳着「敵在中宣部」的說法。

五、國家的鐵拳

無法判斷民間的反馬雲聲浪是否影響了高層決策，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官方對馬雲釋放出明確的警惕之前，民間輿論就已經對馬雲作出了同樣性質的指控——操縱輿論、壟斷經濟。

2020年4月，阿里巴巴高管蔣凡在微博被爆料出軌，但隨後，網民發現這條消息被撤掉熱搜，一些相關貼文也被刪除。由於阿里巴巴持有微博30%的股份，「資本刪帖」、「利益輸送」、「控制輿論」的說法開始廣為流傳。

2020年6月份，微博因「在蔣某輿論事件中干擾網上傳播秩序，以及傳播違法違規信息等問題」被網信辦處罰，但官方通告未有提及「資本操縱輿論」。根據《華爾街日報》2021年3月份的報導，一名官員透露，網信辦在給高層的報告中稱，阿里巴巴利用資本操縱輿論。《華爾街日報》還引用官員說，在所有媒體平台上影響公共輿論的應該是共產黨，民營部門不應越俎代庖。2020年11月份，在螞蟻集團被叫停IPO後，中宣部副部長徐麟才公開指出，「堅決防範資本操縱輿論」。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隨後，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巴巴展開反壟斷調查。而早在此之前，馬雲講過的「停掉阿里巴巴就等於停了3000多萬人就業」，已經被網民解讀為一種威脅——綁架國家支柱產業，讓自己大而不能倒。

阿里巴巴被調查後，對馬雲的批判聲音更加甚囂塵上。有公眾號寫手在一篇文章中聲稱要把馬雲「掛在路燈最頂端」，在微信公眾號平台獲得超過10萬閲讀，1.7萬點讚，在微博也被點讚12萬次，另有網絡文章直接「細數馬雲的10宗罪」。

而在今年一月，阿里巴巴與馬雲的命運最受外界猜測的時候，甚至一度出現「螞蟻公告稱馬雲將阿里10%的股權無償劃轉給浙江省財政廳以充實社保基金」傳言，螞蟻官方都不得不出面闢謠。

終於在上個月，《華爾街日報》披露，中國政府要求阿里巴巴剝離媒體資產，並準備對阿里巴巴開出天價反壟斷罰單，2015年購買的香港《南華早報》，很可能也不得不在未來出售。

鄧肯·克拉克曾經樂觀地表示，如果中國允許選舉，馬雲可能會成為最高職位的熱門人選。如今回看，2013年馬雲對一群民營企業家演講時說的話，可能更有預見性：「中國企業家沒有一個是善終的。」

如今182億元的反壟斷罰金開出，阿里巴巴面臨的重錘，可能暫時告一段落。可是，雖然對阿里的處罰也許會被看作受到馬雲個人的牽連，但不會有任何互聯網巨頭此時還會心存僥倖，認為類似處罰不會落到自己頭上。先例已開，就像胡錫進所說，「這一處罰對整個經濟界樹立並強化反壟斷觀念、遵守相關法律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觸動。」

在微博與知乎社區的評論區，人們紛紛發問，「誰會是下一個？」

（張美悅、李瑞洋對本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