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Gordon Mathews（麥高登）收到許多記者的邀請。在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辦公室裏，他聳着背、瞇起眼查看一封封電郵，「我不應成為新聞，因為香港變成一個相當奇怪的地方，我才成了新聞。」
引發一陣報導旋風的，是他留港續任的決定。2020年夏天，國安法生效前，他曾有退休離港的想法。今年2月初春，他在個人臉書寫下數百字，分享他決定留港，並已跟中大續約三年，以研究教授的身份收取半職薪酬授課。他在帖文解釋，留下來是想繼續教書，見證指導的學生畢業，他也提及自己希望和前中大教師、妻子Yoko一起以力所能及的微小方式去做事，“keep Hong Kong Hong Kong”。帖文很快引發了二千多次讚好，不少人留言道謝：「謝謝你和香港人、香港的學生站在一起，Gordon教授。」
「一個老教授說，嘿，我不會退休，並會延長合約三年。以前你可能會有10個人回應一下……」坐在辦公室裏，他哼出招牌的高亢笑聲，好不容易平復下來。最初收到這些祝福和道謝，他只感覺難為情，「 我只是簽了一張該死的合約。」
訪問前一晚，Gordon敲鍵盤作曲至凌晨兩點半。社交媒體重歸平靜時，他上載新樂曲 White terror，只有寥寥數十讚好。「沒人喜歡我的音樂！」他玩笑着哀嚎起來。他一般不為自己寫的樂曲命名，卻為最新一曲取名White Terror——白色恐怖，這既是香港的現況，也是他對自己一身膚色的反省。「我總是留意，別人有興趣知道我在做什麼，有多少是因為我身為白人的緣故？你需要意識到白人的殖民統治，掌管世界長達500年。」
他也記得，在那則熱門的Facebook帖文裏，芸芸感激之辭中，有人向他潑冷水，「你有被捕過嗎？」
香港風雲變色，重大抉擇逼在每個人的眉睫。在繁複討論中，Gordon梳理出一條條線頭——生命軌跡和日常選擇背後，仍然存在國族、年紀、階級和資本的分野。他會猶豫年紀大了，佔着年輕教授的位置不好吧？他也想，在香港，教授的待遇有點過於優越。他今年65歲，做學問，也用學問審視自身，離開也好，留下也罷，唯一不變的，是批判和自省。
美籍港人的曖昧狀態
以往，媒體常常為Gordon冠上「香港人」的稱號，樂此不疲地描述這個美籍教授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投入，也鍾愛他所寫的《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這些年來，他關注香港難民的生活處境，每星期都給來港尋求政治庇護者免費教英文，討論全球政治。去年被擱置的立法會選舉，印裔社工Jeffrey Andrews宣布參選，Gordon作為他的支持者，出現在記者會之上。
不過，怎樣才算香港人？Gordon 感覺，身份政治從來充滿矛盾和曖昧。
2014年，他曾因着美籍的身份，特意去問中大社會學者、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的陳健民，自己在這場佔領運動裏應該做怎樣的角色？有人私下給他傳訊息，說他當然可以做香港人啊，有的則擔憂他被視為外國勢力。
對於社運模式，Gordon一直信奉佔領運動所提倡的公民不服從、和平非暴力原則。2014年和2019年兩次衝擊立法會的畫面，都讓他心裏一沉。但他跟這些爭辯總是保持距離，一半是刻意為之，一半是因為語言隔閡，難以深化討論。
「我在這裏的位置是曖昧的，我是一個鬼佬，我不應該介入去討論，」他說，當時也有一些人提醒他：你有外國護照，我沒有。
他跟香港不是一見鍾情的浪漫故事。1983年，Gordon還是一個27歲的背包客，曾在香港落腳一星期。「我記得很美的日落、天星小輪、重慶大廈……」其餘一切沒什麼印象。1994年，他重臨這座城市，純粹因為在紐約伊薩卡接到來自中大人類學系的電話，說想聘請他，「身為一個人類學博士生，你最好什麼地方都願意去。」
27年過去，Gordon自覺仍然不夠理解香港。他不諳廣東話，多年來住在中大山上的家裏，社會學者兼好友呂大樂曾對他說，「你如果一直住在學校，是永遠無法了解香港。」Gordon 點點頭，「他沒準是對的。」
「當我真正要成為香港人，我的伴侶可能要是香港人，我才會更好地理解香港。」Gordon說自己有太多不知道的事，不時脫離受訪者的身位向記者發問：「你跟家人同住嗎？」、「你有自己的房間嗎？」「我其實不能想像你的生活、每一頓晚餐的細節，」這是他體認到自己觸及香港的界限。
不過山上的一個個教室，也讓Gordon感覺「貼近香港的脈搏 (have my finger on Hong Kong’s pulse)」，見證一個個學生的改變。
中大的人類學學生都知道，Gordon上課時連珠發炮，思路如跑車摩打般從不休息，又不時急速轉向，駁回上一刻的論點，把分心的學生拋在前一個路口。下課後，學生三三兩兩的到辦公室找Gordon天南地北地閒聊，從人類學到香港樓價、從全球政治到愛情意義，他從不推卻。
「地鐵上常有人來問，記得我嗎？我15年前上過你的課。當我忘記他們的名字，真的感覺很差，」他頓一頓，雙眼發亮起來，「但是，這也令我很開心！人們記住我所做的事……」
對於自己是誰、自己在哪裏的感知是很複雜的。我想，我實際層面上不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卻絕對是個香港人。
2019年，一個舊生帶着孩子來探望他。因為妻子Yoko行動不便，後來他和這舊生結伴參與反修例運動的遊行。多年沒聯絡，重逢才知道他跟另一半分開了，獨自帶着孩子生活。早些年間，另一個20多歲的學生患癌，悄然離開人世，「命運如此待她，她不值這樣的……她很有才華，是個很棒的人。但有時事情就這樣發生，你能說些什麼？」
「這些跟學生的回憶，使你決定留下來？」我問道。
Gordon褪去活潑的神色，沉思後平靜地重覆，「我想是的。我想是的。」
「對於自己是誰、自己在哪裏的感知是很複雜的。我想，我實際層面上不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卻絕對是個香港人，」他說，「如果你定義自己對一個地方的歸屬感是，你感到真正的被需要、被欣賞，那麼無容置疑，我感到被賞識。」
他摸摸滿是灰白鬍鬚的下巴，又開始審視自己，說如果記者要寫一篇具批判性的訪問，「你可以說，我不過是一個白人，在這些殖民優勢下生活着。我不覺得我是，但這優勢可能有部分仍然存在...... 」
大學裏的Troublemaker
在舊生眼中，Gordon表演欲十足，說話不忌諱，也不怕踩界。他試過為了講課，在課上模擬心臟病發、應聲倒地，然後又爬起來。他也試過問學生拿一張鈔票、撕掉它，結果被學生往肚裏打了一拳。
「Gordon教書從來不用Powerpoint，他的存在已經足夠充實一個課室，」另一名舊生Maggie於16年前上「生命的意義」一課而認識Gordon，後來她修讀人類學碩士，成為Gordon的指導學生。
在Maggie眼中，Gordon的課堂總是歡迎大家表達意見，不要跌入任何條條框框，下課之後，也會用心聽學生分享。兩年的研究生生活，她曾跟Gordon分享自己因失戀而無法繼續寫作，「他提我，just writ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儘管寫作吧，一切都會好的），十幾年後我還記得這句。當你問他，他全神看着你、用心聽你講，反映他真的關心，而不是敷衍你。」
我在大學裏一直有點像個Troublemaker（搗亂者）。我很警惕這一點。
2019年11月，中大二號橋爆發衝突，Gordon帶着粉紅防毒面罩站在一旁，被媒體拍下他憂心的眼神。他說，自己既不是一個完全的運動支持者，也不是示威者。他前往遊行，往往是抱着和平之心，「作為老師，我當時覺得在場見證，學生可能會安全一點點。」
這番話照見當今香港，Gordon會被歸類為年輕人認為過時而不屑的「左膠」。不過，建制報章的槍頭亦因此對準過他。《文匯報》當時以「中大洋師捧暴蹤暴」為題，指他美化「黑衣魔」行為是「爭取民主」，「將學子推上不歸路。」
他一直覺得，中大有好幾次可以讓他就此離開校園。「有一次，系裏有人得不到應得的嘉獎，我跟院長說，這是我一輩子見過最該死的愚蠢決定。後來我跟他道歉，他說，看，Gordon，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不用道歉。」
「我在大學裏一直有點像個Troublemaker（搗亂者）。我很警惕這一點。」
Gordon一直在中大教授全球化與文化、生命的意義等人類學課程。他的班上，坐滿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其中也有不少大陸學生。他跟學生討論愛國可不可以是人生的意義，具有批判性的愛國情懷又是怎麼一回事。2019年運動如火如荼，他帶頭籌備燒烤聚會，讓大陸和香港學生在吐露港旁的大尾篤燒烤檔，辯論運動的一切。
數年前，在雨傘運動的現場，他開課討論「反民主」，探討民主是否最理想的治理方式，也提醒眾人民主並不永遠的穩固。「這是一種頗對立的表態，但這就是你要做的事，」他喜歡和學生辯論、碰撞，最後讓學生自行消化答案。
剛過去的秋季學期，Gordon要教一科他從未教過的「香港的文化」，其中一課談及香港人近20年來的示威經驗。他問學生，「香港在過去15年一直是個示威城市（a city of protest），為什麼？從不同角度解釋。」他的評分準則是這樣的：我們不能否認香港近年的示威歷史，但如果學生角度側向香港一邊，忽略北京的視角，那就不算好答案。
眼見美國選舉、特朗普的施政，Gordon對民主政制總是帶着滿腔疑問。但對於批判性思考，他奉如圭臬，連說三次「很重要」，「批判性思維是聖杯(Holy grail)！」
「示威之後，來了Covid-19，然後是國安法，一切懸在空中。」Gordon說，「我怎會沒有恐懼？當Jeffrey Andrews被拘捕，當2019年學生提醒我不要離開中大家裏，我不會說我從不害怕。」後運動年代的陰霾席捲香港，教育界首當其衝，他也警覺在課上，不要在治權等議題上嘻笑怒罵。「就算是一個笑話也可以被斷章取義。」
Gordon曾思索，學生日後如果因課業上的不滿向執法者誣陷他，這可能嗎？他當刻仍然選擇相信學生。
他再三重申，他沒有把自己想得太大，他認為自己不過是一個教書人。「我願意我把自己放在那條線上面。我相信批判性思維的教學，是值得我去為此戰鬥的，而如果我真的因此入獄——雖然我認為那是一個更漫長的過程——我不會後悔，」他交疊雙手於下巴，嚴肅地說着。之後，他挨向他的大班椅。「如果那真的發生了，我希望可以像陳健民一樣，寫監獄的民族誌吧。」
Ikigai，真正活着的感覺
第二次和Gordon見面，是一個微熱的下午。他穿着深藍Polo衣、米色長褲和老舊麂皮鞋，牽着瘦小的Yoko在中大新亞書院的草地散步。妻子在身旁，Gordon整個人更佻皮起來了，他不時在Yoko耳邊絮語，逗得她咧嘴大笑。
相比Gordon，73歲的Yoko很安靜，嗓子細而虛，一不留神會聽不清楚她的話。20年前，她曾經患卵巢癌，早些年動手術暫緩了病情，不過近年又因患柏金遜症，腳不太好使，也常常肌肉疼痛。
這是一個出奇的不同的生命階段。所有這些野心都變得更小了。
「不像你，我不再是20多歲的人了。你們有一定程度的野心（ambition），」第一次訪問開初，他悄悄地落下這樣的註腳，「這是一個出奇的不同的生命階段。所有這些野心都變得更小了。」
一會過後，Gordon從袋裏抽出手機般大的血糖測量器。電子儀器顯示出一個3字，他是時候咬一下餅乾了。Gordon從小知道自己患一號糖尿病，這病使他的身體無法正常合成胰島素，倘若不好好控制血糖水平，病者年輕時就有死亡風險。現在，他需要每天注射胰島素針劑兩三次，袋中常備可樂和蜜瓜荳奶。
年青時，胰島素反應曾經使他極端地橫蠻不講理，徹底變了另一個人。「你看他現在很sweet，對吧？我不能相信他發作時有多可惡和刻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給他糖份。」Yoko止不住笑聲。「現在我們的身體狀況比較平等了。」Gordon接話，「我們能活多久呢？誰會先離開？沒有人想被遺留下來啊，我們說笑，『我想先死』、『不，我想先死』。」
兒時就意識到自己很接近死亡，使Gordon一直想要知道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多年來，他專注文化身份認同的研究，在美國、日本考察兩地人對Ikigai（日文：生き甲斐）的想法，寫下了“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一書。
Gordon說，Ikigai意指使生活最有價值的原因，也可以是使一個人有真正活着的感覺、把你和世界連繫起來的東西。他坦承，自己的Ikigai，既非事業，也不是香港的民主或批判性思維，是Yoko。
他出生於美國阿拉斯加州，很厭倦做什麼都得駛車往幾里遠去的生活方式，自小想要離開美國，去一個完全不熟悉的地方。1980年，他在加州接到電報，一間日本學校寄來機票，請他當英文教師。他一句日文都不懂，如此一去便在日本待上十年。
在日本公車上，他看見一個日本女生手上拿着《時代》雜誌，跑去搭訕，從此認識了Yoko。Yoko同樣覺得原居地日本很沉悶，後來她與Gordon移居美國讀書，又一起來到香港教書，退休前在中大歷史系教授明治時期後的日本。
「她總是比我更有冒險的勇氣。」Gordon說，2014年雨傘運動時，他們睡在金鐘大馬路，當時有傳解放軍坦克會入場掃蕩，Yoko判斷照片是假的，不肯走，躺回路面去。
Gordon設想過，如果Yoko說快退休、去札幌吧，他便會聽命離開，畢竟，她的兄長在日本病重，也需要照料。
但是，Yoko想要留在香港。在講求謙遜有禮的日本社會，她總是能預計對方會怎樣接話，但香港人卻給她截然不同的感覺——表面木納冷淡，幫助別人時卻不太計較，這種反差使她感覺很有趣。
「香港人很sweet，他們只是不表現這種sweetness出來。」Yoko說，她也覺得Gordon應該繼續教書。
反修例運動後，香港逐步被捲入細緻化的威權管理，這邊廂有大規模的拘捕和檢控，那邊廂中國當局正不斷地修改香港的政治體制。
「在香港，有一些人的Ikigai當然是推動香港民主化，那曾是他們的所有。但是，香港追求民主的掙扎從來不是我的Ikigai。我們會想看見香港的民主，但這不是我們生命中的所有，」Gordon說得很坦誠，他轉頭問Yoko：「你的Ikigai是什麼？我想我知道的。但是什麼呢？是什麼呢？」
Yoko沒好氣，「很難說我的Ikigai是什麼，但Gordon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他又追問，「如果我真的（因教書）被捕、入獄，你仍然同意留下來嗎？」
她依舊雲淡風輕，「是的。」
在Yoko面前，Gordon仍然是個20多歲的小伙子。40年前一個冬天，Gordon跟Yoko走在日本札幌的雪地上。嘭的一聲，Gordon滑倒在地上，他連聲怪責Yoko，「我不會再牽妳的手了！」她想，這人怎麼怪到我的頭上來？她忍不住在雪中大笑，「這人很有趣啊，我想這是我們最後走在一起的原因。」
一點點樂觀
Gordon自小喜歡爵士樂，最近又開始探索電子樂。在新曲White terror的音樂影片裏，一時出現風雪的影像，一時出現香港的遊行人潮。
寒冷至死，那其實不完全是恐懼，而像是在漸重的麻木中入睡。但是，你仍然害怕，因為你知道自己不會回來了。
「T.S. Eliot 寫過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我在想，那終結可能既不是呯的一聲，也不是嗚咽聲，而是一聲嘆息。」在阿拉斯加州，Gordon經驗過真正的寒冷。「寒冷至死，那其實不完全是恐懼，而像是在漸重的麻木中入睡。但是，你仍然害怕，因為你知道自己不會回來了。」
Gordon給學生開過一道考題——香港的未來會怎樣？「我幾乎在一些學生的考卷上看到淚水痕跡。」Gordon說自己或許誇張了，但是，「他們當然很悲觀，當你曾經擁有一些東西，而你看着他們被奪去，你很難不感到悲觀。」
此時，他會請學生視香港的身份認同歷史為一條長河。穿過這20年起伏的政治圖景，回到90年代的流行文化、80年代的獅子山精神和家庭價值。如今，香港人的身份可能會在倫敦、溫哥華或者墨爾本倖存下來，但也有一個可能，就是新的管治系統未有把香港人在政治以外的身份徹底摧毀——香港得以續命為一個躍動而多元的城市。
「我嘗試給他們一些樂觀的看法。我嘗試給予一個更廣更闊的角度。」最近，有幾個學生來訪問他為何留港，又問他生命究竟意味着什麼。
他回答學生，他想死去之前知道自己曾經改善了這世界一點點，讓人們可以更好地互相理解。
Gordon心裏有一條底線，那便是資訊的自由流通。當他一天仍能打開Facebook、《華爾街日報》或《紐約時報》，他便研判香港還沒未到最差的地步。「我會更傾向一個民主社會，但現在，你們仍然可以嘗試創造更好的社會。」
「你好難想到Gordon不開心或生氣的樣子，有點難想像佢會因什麼事情而生氣，」舊生Henry畢業後仍然喜歡回校找Gordon聊天，「他令你覺得做老師要有很多經歷才做到，才能啟發別人。這不只是讀什麼大學或讀多少書。」
不過，Henry也說，「有點覺得（他）太樂觀了。」「他身為老師會想散播一種樂觀、希望的氛圍吧。我自己想法是，蠶食你的身份，不只算閹割你的一刻，而是一種溫水煮蛙的痛苦。」
Gordon也自覺，他的樂觀可能不合時宜，但他依舊堅持，「不要愚笨地樂觀，但存有一點點的樂觀。」對Gordon來說，不論是奉行資本主義或是威權主義的社會，個體身處其中同樣受到壓逼。但是，人還是可以嘗試創造自己的私人世界。
「如果你只是需要正常過活，低下頭來，完全不再思考政治，那不是一種抗衡。」他說，「 但如果你繼續做你一直在做的事，那便是了。」
這個學年，他除了繼續教授中大的四個課程，也和來港尋求庇護者保持每星期的線上課堂，「現在移居到美國、駕長途貨車的尋求庇護者也可以參與了」；他又說到下課後如何繼續編寫樂曲。像音樂或其他的種種興趣，「到頭來，這些就是令我過去20年生活保持着忙碌的東西。 」他說。「我發現自己一直被『做一些事的欲望』、『完成一件事』的想法推動，我之所以還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我還是不覺得自己特別的老。」
舊生Maggie說，回想Gordon對自己的影響，是在於生命的熱情，「他這麼passionate、關顧學生、貢獻學術，又好鬼死好笑。你發現原來可以這麼有熱情、熱誠地去生活，原來長大成人不一定要抽離、勢利，注重形象……他是一個真誠生活的例子。」
我不想知道自己在哪裏，想去一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地方...... 我最後又的確可以到達一些頗不尋常的地方。
有時，Yoko會在家裏接到Gordon的來電，說他在外迷了路。偷閒的日子，他喜歡隨便乘上巴士，不看手機地圖，在土瓜灣、藍田等地方下車走走。「我不想知道自己在哪裏，想去一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地方...... 我最後又的確可以到達一些頗不尋常的地方。」
有一次，Gordon獨自在大埔林村河傍坐着，低下頭來休息。天色入黑，一個路人滿臉擔心地上前問他，還好嗎？「這真的很sweet，」他說，「香港仍是一個好地方，即使我們不同意許多政策。」
幾個月後，Gordon和Yoko將要搬離中大山上的家，那幢大樓將改建為學生宿舍。最近， 他們忙着執拾家當，思量着離開中大山頭之後，不如搬到沙田區去。「我可以留在校園，但我會寧願住在香港（其他地方）。We will see! 」
現在，他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下班後回家吃晚飯。一如往常，他和Yoko輪流負責煮飯，他最愛她預備的壽司、蔬菜沙律和紅蘿蔔燉鍋。他們一邊吃飯，一邊按動電視遙控，從CNN、Al Jazeera，轉到俄羅斯電視台、北京中央電視台，最後停在香港的晚間新聞。有時，Gordon把新聞記下，留待之後和學生討論。
飯後，兩人便弄一大碗爆谷，坐在沙發上看BBC Earth，去看世界某處的大象和企鵝，在無垠的土地上如何存活下來。
「在我們面前，有一整個世界。」Gordon說。
（應受訪者要求，Henry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林詠褀、張曉澄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