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不會跟我一起走？大離散下的香港戀人們

分手可以來得很突然。她想走，他想留下來；他還想要在這個城市創作，她已經無法忍受這裏的生活…… 什麼時候走，夠不夠錢，賣不賣樓，去海外怎麼生活？一對戀人，兩個獨立的人，無法完全同步。

2020年夏，香港冒起移民潮。英國開放港人BNO「5+1」移居入籍計劃，澳洲和加拿大又相繼推出「救生艇計劃」，讓年輕人更容易移民。面對離散，感情不再是理所當然。在2021年初，端傳媒採訪了三對香港戀人，他們有人願意犧牲，有人選擇了追夢，有人尚站在去或留的閘口。在千瘡百孔的香港，人們延續著傷口癒合的故事，經受著被震盪的親密關係。如果我不想走，你會留下嗎？如果我非走不可，你真的願意一起嗎？不是所有的話都可以說出口。道別之前，這個城市的人心千迴百轉。

這房子，我們能不能不賣？

Sabrina著急起來。九龍市中心的房子託付給經紀已經半年，來看盤的買家二十來個，一個也沒有回音。聽說最近放盤的人很多，大家都急於把香港物業脫手，騰出現金來移民。儘管香港樓市看來還是沒有跌幅，但看著政治氣候每天都在變，身邊人忙著撤資、離散，Sabrina擔心，樓市有一天會塌下來。

焦慮之際，經紀致電：剛才來看盤的年輕夫妻，他們有興趣買。行動派的Sabrina立刻安排時間詳談，掛線後終於鬆一口氣。

「我們能不能不賣？」一直沉默的丈夫Jonathan突然問。Sabrina才發現，丈夫還是不想離開。

「不要把加拿大看得這樣美好，也不要覺得逃去另一個地方就開心。你本身不開心，解不了結，根本逃去哪裏都一樣。」Jonathan說，何況，他對加拿大的生活有陰影。

現年37歲的Jonathan是加藉港人，一副深邃的鬼佬輪廓，自然捲曲的頭髮上總是壓一條頭巾。他母親是香港人，年輕時隨夫嫁到加拿大，誕下兩個兒子。1991年，Jonathan 7歲時，母親感覺加國生活無聊，決定舉家回流香港。在國際學校，他認識了一群「只懂說英語的有錢港人」。他喜歡和人聊天，可是不會講廣東話，連跟的士司機溝通也有困難。

上大學時他選擇到加拿大升學，以為終於可以「回家」了。儘管語言通了，他還是自然地黏到一群亞裔圈子裏。他不適應加拿大的教學模式，高分入學的他，GPA只有1字頭。看醫生後才被診斷他原來患有過度活躍症。種種壓力之下，2005年，他輟學回港。

在飛機降落那刻，他想，自己又「回家」了。文化衝擊卻再次襲來，一開口又是語言障礙。他慚愧、自責，「我不曉得一句廣東話，我好像永遠都不屬於香港。」

對於香港的早期印象，Jonathan記得，除了跟同學在銅鑼灣區流連，便是2003年七一遊行。那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高達50萬人的遊行，反對通過《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他叫爸爸也去，他們穿著白衣，以為遊行人數只有數百，沒想到金鐘地鐵站人潮如湧，「穿白衣的人背貼背，他們的臉孔好像都在驚訝，原來有這麼多人會上街遊行。」當時他19歲，他說自己對香港沒有感情，只是覺得發表言論不應該受到懲罰。

黑壓壓的人潮裏，Sabrina也在其中。那是她人生第一次遊行，「大學時期大家都是熱血青年，看了報紙覺得不對勁，有少少柴娃娃（馬虎隨意）啦，未去到現在的年輕人說要抗爭。」往後的遊行也是和這班大學同學上街，50萬、30萬，逐年遞減…… 每逢七一大遊行，Sabrina在港的話一定參加，自己一個也會行。

她生於基層家庭，父親在果欄工作了半輩子，母親是越南難民，供養她和家姐讀本地中學。她追求中庸的生活，讀書不花很大的力，畢業後在一間貿易公司工作至今。在感情上，她有點逆來順受。認識Jonathan之前，她有個拍了五年拖的男朋友。有一天男朋友通知她「我們要結婚了」，她開始想，我真的想跟這個人一生一世嗎？

2009年，認識Jonathan之後，她覺得「溝通原來是一件那麼舒服的事」。Sabrina帶他吃本地大牌檔，用有限的英語去解釋香港發生什麼事。「他生於富裕家庭，家人離地，令兒子無法熟悉社會，我希望他貼地少少。」

二人感情穩定。Jonathan漸漸在香港建立起自己的網絡，從事自由身紀實拍攝。Sabrina則計劃置業、結婚。置業時，他們選購的傢俱大部分是入牆的，Sabrina打算至少住20年吧。她熱愛計劃，那邊廂完成了結婚的人生清單，下一步就是計劃退休。她覺得在港退休福利差，靠強積金無法過活。「去加拿大生活如何？」她問，丈夫回：「加國很悶的，不要有太大期望。」

直到2019年，Sabrina把移民時間線快速推前。

他們一起走過6月份的一百萬、二百萬人和平遊行。當運動往激烈的勇武方向演進，Jonathan扛起相機，以紀錄者身分參與。Sabrina擔心風險，大部分時間都在家看直播。

2019年7月21日，Jonathan在上環中聯辦的示威現場拍攝。Sabrina在家中守著直播，先留意到其中一塊畫面換成了元朗站，繼而是白衣人用滕條摳打黑衣人。她立刻把直播連接發給丈夫，也致電給當警察的妹夫，著他「盡量待後，不要打示威者」。後來警察在元朗現場久未現身，Sabrina不敢相信法治的香港發生這事，覺得繼續住在香港很危險。

Jonathan說，自己不太記得運動的細節，他說或許自己有意識想刪除創傷的記憶。他記得每晚從示威現場回家，Sabrina都在等他。脫下沾上各種氣體的衣物，洗澡後便直接倒頭大睡，翌天再赴往現場。「可能我心底裏不想去溝通、交流。因為我不懂得去交代，當刻經歷的心情。」

2020年1月4日，Sabrina一個朋友移民澳洲，她也在當天前往快遞公司，寄出了加拿大配偶的移民簽證申請。「那朋友很支持梁天琦的，連她也決定走了。我覺得那時就是一個序幕啦，身邊朋友都開始走了。」

反修例運動後的香港一潭死水。Sabrina很想逃離這個政治處境，同時留意到，丈夫變得情緒不穩。加上香港傳媒界也愈發動盪，紀錄者也風險重重，「雖然他是一個small potato，但我意識到有0.0001%的風險時，我也要去保護他。」這想法出現後，Sabrina決定於3月把房子公開出售，整個狀態都在預備移民。Jonathan意緒紊亂，他不想離開，他想自己或許有責任留港紀錄，同時矛盾，覺得太太的擔憂不無道理。

Jonathan一直陷於離棄香港的內疚。在前線紀錄的時候，他看到的不只是願意遊行的港人，而是「願以生命、牢獄為香港抗爭的人」。「對太太來說，她希望離開政治困境。於我，是離開一群流著血的抗爭者。」他總覺得，太太在電視機上看到的硝煙畫面，無法跟他近距離接觸的示威者連接。這些想法，他沒有跟太太交流。

在賣樓問題上，二人冷戰了幾個星期。Jonathan不想離開，但又知道太太生活得不開心，急切想離開。Sabrina只想衝鋒陷陣地辦理售樓手續，她覺得這決定對丈夫是好的，「他現在就是處於不理性狀態。如果我不做決定，他的情緒會永遠困在香港。我想做一次壞人。」

半推半讓下，經紀抱著一疊文件和支票等待他們確認。Jonathan望住文件，發呆。名字簽錯了好幾次。待經紀走後，他獨自出了門。

「由簽文件那一刻開始，我知道他是為了我而離開的。我知道他很痛苦，那時我想可能時間會沖淡呢。」Sabrina後來知道，那晚丈夫跑到家對街一條樓梯。那位置可以眺望他們位於二樓的家。

如果留在香港令她感覺被困，即使我們繼續一起，都不是一個家了。若要選擇留下來但失去她，或者跟她一起離開，永遠是後者。

接近交樓前的一個晚上，Sabrina等丈夫回家，問：「如果大家分歧那麼大，是不是要 “not together” 了？」看著淚流滿臉的太太，Jonathan有一刻覺得，算吧，他可以為了她離開香港。「如果留在香港令她感覺被困，即使我們繼續一起，都不是一個家了。若要選擇留下來但失去她，或者跟她一起離開，永遠是後者。」

Sabrina感覺內疚。「原來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讓步或溝通的。原來對方要犧牲，那個犧牲是這樣痛苦。」

2020年11月，他們把兩個行李箱和60個紙箱搬到一間服務式公寓單位，正式撤出了舊居。在香港民主派初選大搜捕的一天，他們決定先訂2021年4月的機票離港。

等待離開的日子，兩人買了一部虛擬實景眼鏡。他們興奮地拆開新玩具，連上google map後，第一時間想回到舊居看看。

Sabrina戴著眼鏡，滑到舊居附近，Jonathan看著電視上的2D地圖。Sabrina溜到那條樓梯向上眺望。

「老公！我記得當時你就站在這個位置，你在這裏哭了一晚。現在我終於明白你的感受啦，在同一個位置。」

Sabrina繼續滑，她有點想走一次七一大遊行的路線。由北角到金鐘，用google map可以穿梭這條她由03年開始走的路——17年前，參與的人太多，集合點維園附近太擁擠，很多人都在北角下車，走去維園。

「這段路我由03年開始行，那時警察很友善。到了19年就要自我審查，戴帽和太陽眼鏡。我想這是我永遠記住，我永遠行親都會眼濕濕的。」

「其實我最想他叫我留下來」

飯菜煮得真好——親友們嘖嘖稱奇說，這樣的質素可以到加拿大開餐館了，到時你負責做什麼，其他人幫忙什麼。Isobel吃著飯，覺得壓力很大。家人對移民外國充滿期待，只有她想留在香港。

那是2019年中秋節的晚上。飯後，她獨自搭地鐵回學校宿舍。途徑太子地鐵站時，她情緒不穩。這是她目睹太子站831事故後，第一次重返這個地鐵站。她無法動彈，沒力氣離開太子站，發了訊息給最近認識的Mark。Mark來到她身邊後，她不能自控地爆發了。

Mark知道，Isobel正煩惱著跟家人移民。

21歲的Isobel是家中的妹妹，是唯一仍猶豫移民的家庭成員。父母計劃以BNO「5+1」計劃移居英國，而大她4年的姊姊會去溫哥華工作。Isobel 6歲時，她聽到表姐要「移民」，以為她要去一個很長的旅行。後來她知道母親的家族都在溫哥華，飯桌上偶而會說起移民，但真正熱烈起來還是2019年。

反修例運動爆發期間，Isobel長期留在宿舍，避開了家人對移民的熱烈討論。校園裏，她認識了同樣熱衷於運動的Mark，起初覺得他「總是戴著口罩」，是個謹慎、有警戒心的人。那夜她在太子站情緒失控，Mark陪她聊至深夜，Isobel覺得他成熟有義氣，也可能是自己一直尋找的、可以依靠的人。

在抗爭運動上演火熱之時，二人豁出去成為情侶，「好像在打之前……把要說的話交代好。」運動變得死寂後，他們去黃店慶祝聖誕節，討論「黃店拯救隊」介紹有沒有讓食物質素改善。2020年1月，Isobel去外國做交換生，Mark飛去找她。（編註：黃店拯救隊為《蘋果日報》果籽的網上節目，介紹資深廚師到不同黃店訓練廚藝。）

Isobel本來不打算離港，但2020年，一切都急遽變幻「沒想到肺炎持續這麼久，以為仍有機會重返街頭，或者做一些文宣工作，這場運動不會就此完結。」因疫情爆發，Isobel的交流課程提早結束。回港後，她發現家人對於移民由猶豫，變成有非常明確的出路。

港區國安法生效後，不同的「救生艇計劃」讓港人不斷思考移民。Isobel父母決心去英國，同時給她留了一筆移民資金，讓她在任何一個國家買樓自住，「當我家人為我鋪好路後，我知道我真的需要抉擇，不能再拖下去。」

「一開始我並不知道，他這麼決心不離開香港。」Mark比Isobel大一年，去年剛畢業進入社會工作。家中有個讀中學的妹妹要照顧，他需肩負起單親家庭的財務開支。

離散潮開始後，Isobel父母把物業放售出去。Isobel覺得香港死亡速度比想像中快，心底開始傾向離開。她希望跟男友面談，但每次都忍不住哭，總是無法談下去。Mark支持她去加拿大，他覺得女友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對於他們之間的感情，他抗拒討論。

其實我最想他叫我留下來，每次他叫我去加拿大我也很不開心。

2020年11月的一天，Isobel收到男友傳來加拿大政府推出「救生艇計劃」的資料。「我不希望在他口中聽到他想我走，好像他不想和我在一起。其實我最想他叫我留下來，每次他叫我去加拿大我也很不開心。好像趕我走一樣。」

Mark在WhatsApp裏坦白：「我不想你為我作出任何犧牲。我走不到沒所謂，我還有家人。但你家人會在外國，如果以後走不了，你就要成世人留在大灣區講普通話。」

Isobel回：「我記得你曾經跟我交代，如果你被捕了，我要幫你照顧妹妹。在那一刻開始，我知道未來我想跟你一起分擔。」

Mark：「你不後悔就行了。」

今年2月再跟Isobel做訪問時，她與家人剛搬進了新居，以一年租約為期。原本的物業已售出，隨時有流動資金來移民。Isobel最遲需於明年2月離港，或者更早——她還在猶豫，暫時離開的願望略勝留下。

今年情人節，或許是他們最後一次在港慶祝。Isobel以前很重視節日，但Mark不喜歡揮霍。他不能送她很貴的禮物，就透過請她食飯，讓她慢慢儲錢，再買喜歡的東西。

加拿大政府推出的「救生艇」工作簽證，最近正式接受申請，即將畢業的Isobel符合條件。根據該計劃，五年內畢業的大專或以上學歷人士，可獲得加國的三年工作簽證，並最快可在工作一年後申請永久居民身份。Isobel思考著，不如先離開，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後，屆時和男友結婚，再一起走。

「她追尋想要的生活，我追尋最好的夢想」

Rebecca意識到自己跟男友的生命軌跡不一樣，是在2019年6月底。香港反修例運動當時火熱爆發，男友Kingston剛從美國交流回來，她去接機。「突然有種panic attack，想嘔想暈的感覺。」經歷了一整個月的劇烈社運，她覺得必須要離開香港，她一直不算太喜歡的香港。但她沒有告訴Kingston。

那時我們討論，天長地久的承諾會令人快樂，但這是不實際的，因為人生很長，很多事情會發生。

兩人今年同為29歲，三年半前，相識於一套愛情音樂劇。Kingston是導演，Rebecca是演員。兩人在排練過程漸生情愫。透過討論劇本，Kingston覺得她像一個心靈導師，很願意分享對生命的看法、價值觀。「那時我們討論，天長地久的承諾會令人快樂，但這是不實際的，因為人生很長，很多事情會發生。」

Rebecca自小就不太喜歡香港。她成長於草根家庭，單親媽媽做兼職清潔工，一份工養大兩個女兒。三人窩在240平方呎的石硤尾公屋，小時候靠綜緩維生。家裏空間細，加上複雜的親戚關係，她自小已不喜歡住在香港，但成長於貧富懸殊底層的家庭，她覺得自己從沒有移民的條件。

大學二年級她去了韓國當交換生，度過了人生最快樂的時間，也交上來自瑞典的男朋友。外國生活使她嚮往，同時滿足了一個最卑微的願望—— 擁有自己一間房的生活空間。畢業時正好是2014年，撞上雨傘運動爆發，她不太知道抗爭者在爭取什麼。她當時旅居瑞典三個月，決定申請瑞典同居簽證（Sambo Visa），結束長距離戀愛。

感情的變化突如其來。一年多後，收到同居簽證的時候，她已經分手。最終她沒去瑞典，返回香港。

Rebecca也喜歡演戲。但她無法像Kingston一樣醉情於戲劇，也沒有像他一樣，想要留在香港。「那時我腦後方還有一個想法，最後我都會離開香港的。」家裏太小，沒有獨立房間，母親每天清晨開動洗衣機的聲音，總把她吵醒。貧窮線下的生活使她想離開，但她沒有能力。

兩人一起後的日子平淡快樂。那時Kingston修讀第二個學位，下定決心朝戲劇創作方向走。2018年她27歲，曾經報考演藝學院的戲劇學士課程，入圍最後一輪面試，但最終不獲錄取。她放棄以演戲為志業，繼續在親戚開的移民公司，做著月薪不到二萬的工作。她總是覺得，自己在香港找不到生命意義。

Kingston則有破釜沈舟的決心。當時他成功報讀一個到美國短期交流戲劇課程，獲批後突然面對一個抉擇：要不要放棄美國綠卡。

Kingston父母離異，母親和妹妹於8年前移居美國，他跟父親和哥哥留在香港。父母沒有正式簽紙離婚，兩人早於十多年前感情疏離，索性以移民來分開。Kingston還在讀第一個學位時，獲得美國綠卡，但簽證獲批後到美國「打卡」式住了兩個月，就回港了，此後綠卡被擱置了整整6年。

根據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綠卡持有人離開美國超過365天，就有喪失身份的風險。考慮到自己不打算離開香港，Kingston放棄了綠卡，申請了旅行簽證赴美。他覺得戲劇跟社區的連結很強，需要在土生土長的文化中創作，既然他熱愛這項藝術，就會留港做下去。

那是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在他去美國之後的幾天爆發。事後他說起，總會被朋友取笑：「不留條後路給自己。」他沒有BNO，放棄綠卡後又申請無期。Rebecca在肩擦肩的遊行隊伍裏，既感動又憤怒，但看了特首林鄭月娥的記者會，她感覺香港人只有三條路——「烈士、港豬、或者離開」。

「即使多少人走出來，我們還是無自由、無權力的一群。」Rebecca說。從美國回來後，男友又去台灣交流，缺席運動現場，讓她感覺兩人的感受無法同步。她覺得自己身心飽受折磨，開始計劃離開。

「我的人生priority是離開，他是要當舞台劇導演。對我們來說，生命上重要的東西不是很一樣。我要離開，做不到因為喜歡的人而留下來。因為我的身心受到折磨。」2020年5月，港區國安法宣布草擬後，她在網上遞交了兩份工作假期申請，去澳洲和瑞典。

「對我來說，最貼身是藝術創作會受到限制嗎？當我想這些事時，我知道創作已經不自由了。」國安法生效後，Kingston也開始思考移民，Rebecca著他嘗試申請BNO，寄信給英國簽證與移民局查詢，97年前出生的他是否符合資格取BNO。寄了半年多的信，至今沒有回音。而即使真的獲批BNO，Kingston也不能肯定，自己到底會不會離開。

「考慮到跟他的未來，我覺得是不存在的。」Rebecca向男友表示想藉工作假期留在當地發展，Kingston說好啊。但這代表要分開嗎？他有點想逃避這個問題。Rebecca也是。

一晚，Kingston放學後如常到女友家。躺在床上閒聊時，Kingston壓抑不住心裏的包袱：「其實，你打算去working holiday後，我們就分手嗎？」

「是啊……不然你打算如何？」

Kingston不作聲。他心裏清楚，沒法要求女友留下來，即使如此關係也不會長久。他們之前的格言是，支持伴侶去追求自己的人生路向，「義無反顧地去支持」。回想跟Rebecca一起前，他曾經思緒紊亂，止於表白：「我們是否一定要用情侶方式發展呢？好像不太重要。只要這個人過得好，是否在一起也沒所謂。」

她追尋想要的生活，我追尋最好的夢想。即使結果不是一起，也是最好的結局。

兩人的軌跡，隨著政治氣流，分道揚鑣。

他們約好了，Rebecca上飛機之前，他們都還是戀人。分手那天是2020年12月9日，Rebecca飛去瑞典。她不想任何人送機，覺得離別是抑鬱的。但Kingston堅持跳上了前往機場的Uber，兩人牽著手，車箱裏只有司機輕鬆地聊起，疫情期間還有人飛啊。

在女友登機前的11月，Kingston忙著籌備數個月後公演的畢業作。這個戲劇作品以移民為題，描寫非法亞裔黑工在中式餐館打工的故事。跟創作團隊討論時，大家都知道他的母親和妹妹都移民了，而女友也將要離開香港。

劇中的不同角色都有一句對白：「如果我有一個願望。」

「這種盼望是很有共性的。這是對離開自己地方的無奈，和對改變現狀的一個力度。」Kingston覺得，現在，他更理解離開的人對未來、自由想像的渴望。「她追尋想要的生活，我追尋最好的夢想。即使結果不是一起，也是最好的結局。」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Jonathan、Sabrina、Isobel、Mark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湯偉圓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