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半山腰，一個中國研究聖地的死亡

傅高義（Ezra F. Vogel）逝世前兩天，給熊景明發了一封電郵。「聽說中心要被關閉了，不知我過幾天寫信給中大，有否作用？應該寫給誰？」

傅高義所指的「中心」，是座落於香港中文大學半山腰、田家炳樓八樓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熊景明曾是中心助理主任。此前數天，她剛收到風聲——中心將被重組，甚至完全關閉。消息來得突然，之前中大從來沒有就此事進行任何諮詢。

1963年，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的傅高義和一群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在香港促成了中心的前身——大學服務中心。近60年來，中心屹立中西的夾縫地帶，在中大保持獨立運作。它藏書超過12萬冊，收藏了全球孤本——一系列完整的《內部參考》、學者宋永毅帶頭整理的文革資料庫、逾400部中國紀錄片、中國各省的地方誌...... 所有這些資料，都面向公眾開放，任何市民只需簡單登記，即可閱覽中心館藏。學者們稱它為中國研究的聖地「麥加」。在傅高義眼中，「沒有中心，就沒有當代中國研究」。

「先上床休息吧，」考慮到收信的一刻，已是美國時間凌晨2點，而傅高義剛做了一個手術，熊景明簡單回信，打算第二天再去打聽，該聯絡中大何人。

這是兩人最後的聯繫。香港時間2020年12月21日，傅高義在美國麻薩諸塞州一家醫院去世。4天之後，中大向媒體發信，正式宣布「重組」中心。起初校方稱，「重組」是為了把中心館藏交給大學圖書館管理並數碼化，而學術交流活動交由中國文化研究所承擔。到了12月底的記者會上， 經記者多番追問，校方承認，18個月的重組後，中心不再存續。

然而，據端傳媒多方瞭解，今年1月20日左右校方已發信予中心各職員，強調自1月1日始，所有職員已被分派至中國文化研究所和中大圖書館轄下，所有館藏已為大學圖書館所有。所謂18個月重組期，子虛烏有。

風雨數十載，熊景明沒有想過，中心落幕的一刻，如斯倉促。自校方公布決定，先是二十多名美日學者發起聯署，望中大三思，後又有過百名中西學者聯署，對決定表達失望，促請中大重新考慮決定。78歲的熊景明亦奔走聯絡，查詢中大決定的原因，最終沒有任何回音，亦沒有挽回的希望。「這個（決定）沒有說服力，自然會引來很多遐想。」熊景明嘆。

而中心原主任、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對端傳媒表示，校方於12月召開會議，突然通知他這個決定，開會後一小時，他已憤而遞交辭職信。「如果在中心死亡的過程中，我有份參與監督或組織工作，對我來說是絕對不正直的行為。所以，我決定退出。」李磊說。

從中國、從西方來的人，在香港吵架

每天午餐時間，就是爭論之時，吵著吵著，什麼訪客、助手、教授，種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華峯覺得，中心的學者就是故意跟你吵......

1967年，香港正處於六七暴動，街頭混亂，交通停滯。美國學者戴慧思（Deborah Davis）一路趕來香港，下了飛機才發現沒有車坐，辛苦輾轉才抵達當時位於九龍塘的一座小洋房。那機構沒有招牌，只在門前泊一架小麵包車，上頭寫有「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戴慧思當時於哈佛大學修讀東亞研究碩士，是傅高義的學生，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找到中國人做訪談，而來到香港。

上世紀六十年代，世界仍處於冷戰格局，專研中國的美國學界分為兩派，領頭人物一邊是較為同情國民黨的華盛頓大學教授George Terylor，另一邊是對共產黨抱持開放態度的哈佛教授費正清（John Fairbank）。當年，美國教育與世界事務基金的主席 William Marvel，兩方均不想支持，以免造成分化，轉而嘗試在香港設立獨立的學術機構。

63年，William Marvel 致電正在香港度假的美國加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請他成立中心，並擔任第一代主任。此後，各路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一批批來中心落腳，尋找從大陸逃來香港的難民做訪談。他們大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年青研究生及教授，其中不乏日後的大家，如潘鳴嘯（Michel Bonnin）、傅高義，亦有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學者Michel Oksenberg等。傅高義曾說，6、70年代，西方大學有關中國的課堂內容，核心幾乎全部來自中心。

後來赴美國讀書、成為戴慧思學生的香港學者陳健民對端傳媒介紹，當時中心聚集了許多傅高義的學生，有別於主要依據歷史資料做研究的傅高義，這些學生開始尋求實證研究，是第一代的中國研究學者，《陳村》一書的作者就是其中代表。

當時，陳佩華 （Anita Chan）、趙文詞（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等幾位「蹲在香港」的研究生，以訪問從番禺陳村逃來香港的人為基礎，撰寫了《陳村》一書，以豐富的故事，還原陳村的社會變遷與政治秩序。後來，這批學者中不少人成為中國研究的領軍人物，戴慧思現為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學的榮休教授，陳佩華為澳洲國立大學的名譽副教授，安戈則是同校的政治與社會變革學系教授。

1979年，熊景明從昆明抵港不久，就在報紙上讀到一個廣告，邀請有中國農村經驗的人到中心做訪談。想著可以說出「中國實際情況」，她很快前往。

她生於雲南昆明，原是當地澄江中學的英文老師。文革時期，因有親人在美國，她被批判為「修正主義苗子」，被遣往軍墾農場。經歷文革的折磨，熊景明以丈夫的華僑身份離開中國，抱著剛出生的女兒前來香港。

訪談期間，當時在中心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美國教授Jean Oi，決定邀請熊作她的研究助理。中心當時有10多個職員和研究助理，氣氛自由無拘。

當時曾任中心研究助理的華峯（化名）對端傳媒回憶，當時許多來自大陸的、香港的、西方的人在這裏臉紅耳赤地吵架，在中心「爭吵」的時光，教會了他許多。

華峯生於香港，1948年，未滿1歲的他被左派父親帶往中國，在動盪的政治運動中捱過二十多年，1974年終於逃回香港。回港後他與一群朋友創立了一個讀書會，「香港人也好，台灣人也好，華僑也好，讓他們知道到底中國是什麼。」

起初，他們在新亞書院聚會。後來有人提議，大學服務中心好像不錯，有些外國人在找人訪問。華峯先與同伴到中心探探口風，推門一進去，迎面幾個外國人，開口卻是普通話，「正好就在找我們（這些從中國過來的人）」。

每隔三兩天，讀書會就去中心開會，和外國學者聚餐聊天。中心餐食便宜，職員要價4元，來客6元，「總之比外面餐廳便宜」。這個一邊吃飯一邊交流的習慣，後來成為中心學術午餐會的傳統。

華峯回憶，當時不少來自西方、不曾進入中國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頗具吸引力。華峯親歷文革，就愛與中心的左派者爭論。每天午餐時間，就是爭論之時，吵著吵著，什麼訪客、助手、教授，種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華峯覺得，中心的學者就是故意跟你吵，「爭吵過程中他們教會了我們很多，我們也教會了他們很多。」後來，華峯更成為中心一名法國學者的研究助理。

然而，時代很快轉向。

70年代末，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竹幕大開，西方研究者得償所願，紛紛湧入中國，中心頓時失去了特殊的價值，訪問學者越來越少。不同的美國私人基金會，也開始重新考慮中心的價值，中心再難申請資助。時任主任John Dolfin辛苦籌得的經費，有一半都要用對付房租，也不知明年的經費有否著落。

轉眼到了1983年，中心的研究助理只剩熊景明一人。

不過，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都有意接管中心，香港大學甚至曾派人過來中心丈量房子。在與當時中心的主管單位——美國學者聯合會委員會的洽商中，中大的秘書長、中國研究文化所所長陳方正、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關信基和社會學講座教授金耀基等人均顯出極大誠意。

這幾位中大人承諾，將保持中心獨立性，不置於任何學院學系之下；同時保持中立，對各派學者開放，不論政治立場；亦會提供固定的資金支持，供收集館藏、薪金及雜費。

1988年，中心正式安家中大，更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由關信基代表中大，出任主任。而憑藉在中心的經驗，熊景明在應徵中擊敗了其他學歷更高的競爭者，出任助理主任。

一年之後，世界再迎來巨變。1989年的6月4日，響徹北京深宵的槍聲與悲鳴，令外來訪客再次卻步中國。身處香港的中心，又再次迎來一個個關注中國的西方學者。

李磊（Pierre Landry）正是其中一個。

《內參》、文革資料庫，收藏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

這份《內參》，目前仍是世間孤本，成為眾多學者的最愛...... 每年的寒假、暑假，總會看到一個老人，天天坐在《內參》前，彎著腰抄著密密麻麻的筆記

1990年，還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讀博士的李磊第一次到訪中心。他的老師、克林頓時期的亞洲政策資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叮囑他，一定要到訪中心，也見見熊景明。

李磊回憶，中國研究當時還是一個相對偏門的領域，進入中國不易，資料也缺乏。中心的館藏，讓他如獲至寶。在書報海之間，他一時未想清，自己的博士論文寫什麼題目。

熊景明在書架上抽出一本書，名為《廣東省縣（區）1980－1990：國民經濟統計資料》。此書資料之齊全，讓李磊留下深刻印象，成為他日後量化研究中國政治和城市發展的起步點。

後來，三十年來的每個夏天，李磊都會從美國飛來香港，直奔中文大學半山腰上的中心，「那時我只是學生，只有很少錢，但我總要找到方法（過來）。」

中心的館藏包攬中國近2800個縣，以至數千條鄉鎮及村級的紀錄。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宋永毅對端傳媒表示，圖書館收集縣志，一般不收偏僻的縣。「但中心就千方百計把偏僻的縣的縣志都收到中心裏，」宋永毅說，即使與美國著名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相比，若論縣志，中心館藏最少比費正清中心多上1倍。

此外，中心還收藏了一整套始於50年代初的中央及地方報紙、雜誌，包括《人民日報》、《紅旗》、《瞭望》等。熊景明說，這些年代久遠的報紙源於上世紀70年代一次成功的搶購。時任中心主任John Dolfin及圖書館主任Thomas Bernstein，從中國報刊進出口公司手中搶購到這批報紙，市值5萬美元。

熊景明記得，當時競爭甚烈，尤以日本人爭取最力，「最後進出口公司說，香港那邊也是中國人，就給他們吧。」

很多年後，在美國讀博士的陳健民鑽研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貪污問題，靠的就是每天坐在中心翻看中心系統收藏的廣州報紙《羊城晚報》。「我只要看到有和貪污有關的個案，就會抽出來，做我的數據分析，紀錄什麼級別的官員、男還是女、在哪個縣發生、判刑...... 我博士論文一半的資料，要靠中心裏面的資料。」

這些系統的館藏，是熊景明日夜累積的心血。最初來到香港，她驚訝地發現，狄更斯、托爾斯泰的小說竟然隨處可見，她連忙將所能找到的世界名著一一買回，就怕萬一，哪天這些名著又沒有了，好讓女兒長大了還可以讀。對於中心，她抱著同樣的心態，誓要填補每份資料的空缺。

為了搶購資料，關信基和熊景明一度要自資墊錢。熊景明回憶說，行政報帳需時，中國又正值改革開放，書刊流動的規例隨時變更，為免錯失良書，熊景明決定自己拿出10萬港幣，關信基拿出15萬，先行墊付採購費用。

利用這筆資金，中心以每本書5元的服務費，邀請各間進出口公司、去大陸訪問的學者和中國圖書館的採購人員，甚至親朋好友，組成一隊她口中的「雜牌軍」，為中心採購資料。

最驚喜的，莫過於搜集到一套1949至1964年、每週一冊的《內部參考》。所謂《內參》，是專供縣級、軍隊團級以上官員閱讀的內部文件，標有「絕密」字樣，理應不得外傳。這源於當年一位採購人員，在北京一家專門從廢品收購站收集書刊的機構，得到一張可供書單，上面赫然出現《內部參考》四個大字。

這份《內參》，目前仍是世間孤本，成為眾多學者的最愛。一名中心前職員向端傳媒表示，由於《內參》不能拍照，每年的寒假、暑假，總會看到一個老人，天天坐在《內參》前，彎著腰抄著密密麻麻的筆記，此人正是南加州大學教授、中美問題專家駱思典 (Stanley Rosen)。他來訪次數之多，讓職員都記著他喜歡的咖啡口味。

除了年鑑，熊景明亦特別留意較少人收藏的文學雜誌。「當年每個省都有一本，改革開放後，很多人的回憶錄都登在這些雜誌上，」例如1978年末出版的《新文學史料》，內有丁玲、巴金、茅盾等人自四五運動後的回憶錄，收到這些刊物的一刻，熊景明「開心到發神經。」

在如山海般書刊面前，熊景明獨創了一套分類索引方法。中國遼闊，不同省區，情況迥異，熊先以地方分類，再創立500多個範疇，例如農業、政治，以下又細分為文革、政治理論、人權等。許多學者稱，以此分類查資料，事半功倍。

經過一輪輪風風火火的搜集、整理，搬來中大前只有萬餘冊藏書的中心，如今已超過12萬冊館藏。除海量縣志、專業志、年鑑、報刊、紀錄片外，中心還有大量有關1949至1976年間土改、反右、大饑荒、文革的資料外。關於文革，中心的資料非常豐富，收藏了由宋永毅等人編著的《文化大革命數據庫》，這個電子資料庫包含35422份原始文獻，在全球學界享譽盛名。

「中心最大的貢獻，就是作為一個中國20世紀下半葉最完善的檔案資料館，」熊景明頗為自信，倘若要研究中共建政後動盪不安的50年歷史，一定繞不開中心。

1993年，李磊前往南京大學進行交流，期間對他的指導老師提到中心。如同當年李侃如叮囑自己一樣，李磊促老師一定要去中心，也認識一下熊景明。

這位老師，名叫高華。

高華的學術家園

每晚，在吐露港的海邊，高華與沈志華等學者聊朝鮮戰爭，鄉民自治，以至河南盧氏縣的某個腐敗書記，在南方小島的星空之下，暢所欲言

1991年8月19日，收音機裏正傳來蘇聯八月政變的消息，高華在南京書房裏動筆撰寫《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的第一章，走入延安整風的歷史真相。

高華的家庭，受貧困和政治浩劫的折磨。據謝海濤所寫的《高華的後二十年》報導，高華父親在49年前就加入共產黨，49年後被定性為特務，後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時離家出走。長大後的高華，畢生詰問：人民的革命為何會反噬人民？後來他於南京大學讀史，起初雖治民國史，但他的興趣，始終離不開黨史，特別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

積累十多年後，他終於決定動筆。後來接受獨立導演胡傑的採訪時，高華說動筆那天，「我當時給自己一個想法，就是你應該寫，你要擺脫一種內心的恐懼，擺脫各種各樣的禁忌。」

寫延安整風一事，高華一直私密進行。南京大學前校長董健在《史家高華》一書中提到，當時南京大學正受「清理文科運動」所迫，國家教委聲稱要清查大學教師的上課筆記、出版書目、論文等。數年之後，面對快將完成的《紅太陽》書稿，高華一度擔心無法出版。

在千里之外的香港，熊景明正希望把中心慢慢轉型為服務中國學者、以至中國民間的機構。1995年，中心成功向香港政府申請撥款，開始啟動中國學者訪問計劃。她心念大陸仍然落後，不少學者沒有出外交流的機會，邀請的原則不按表面的名氣，而看學者的真材實料。

她翻看學術雜誌，看到文章寫得好的，就將作者請過來，第一位受邀的就是時任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研究員、現任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客座教授的秦暉。她也專門去《山鎮論壇》等刊登農村幹部文章的雜誌，發掘眾多身處貧困地區的學者和鄉鎮幹部。
陳健民回憶說，當時許多西方學者開始直接接觸中國，不需要再繞道香港，相反，許多大陸背景的學者，反而多了來香港的興趣，因為在香港，透過中心，「可以重新看中國」。這些學者既有直接來自大陸的，也有一些早於八九前後離開中國的，比如宋永毅。

1998年4月，熊景明讀到高華發表在《二十一世紀》期刊上的一文，覺得相當不錯，又聽聞他正在寫書，中心資料對他定有助益，就將他邀請過來作訪問學者。

中心給這名治史者帶來一個新世界。其中的大量館藏，尤其是1949年以來的不少第一手資料，以至中共內部公文，令高華甚為驚訝。此後半年，他基於中心資料，三修其稿，並與時任中大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觀濤商量出版事宜。

終於，2000年2月1日，《紅太陽》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不僅成為享譽學界的著作，而且迅速在大陸以盜版書和複印本的形式流通。《高華的後二十年》一文提及，「數年間，這本書的盜版本出現在全國各地，從首善之地到西部僻壤。」

高華之後的研究重心，從民國史轉向至1949年之後的中國當代史，中心成為他日後研究的重要基地。他利用中心的資料，相繼發表、出版了《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革命年代》等作品。

每晚，在吐露港的海邊，高華與沈志華等學者聊朝鮮戰爭，鄉民自治，以至河南盧氏縣的某個腐敗書記，在南方小島的星空之下，暢所欲言。熊景明記得，她在中國聽高華有關三反五反的演講，首要說「現時對三反五反，普遍有3種看法」以作鋪墊，來到香港，高華也不廢話，一來就馬上批評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表示，那些年，熊景明將「中國學者攪在一起了，這是極好的事。」

2002年，他來到中心，參加午餐會，演講中國農民問題，在席者有時任美國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的裴敏欣。裴甚為欣賞于的演講內容，遂邀請他到美國演講。到了美國的演講會場，于建嶸又結識了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她邀請于建嶸在哈佛大學訪學一年，他亦正式與西方學術界連繫起來。

因為高華的介紹，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申曉雲也對中心產生了興趣。她同樣是文革過來人，老三屆，不過當年兵荒馬亂，接收消息亦只能靠口口相傳，或是官方文稿。對於文革的整個來龍去脈，她起初並不清楚。

在她看來，中國的「文革研究也是亂麻一團」，出不了官方所謂最高領導人受矇騙、下了錯誤決定的口徑。她也發現，對於文革的記憶與關心也隨時間逝去，有的過來人甚至「變成謳歌文革了」。她總擔心，「等我們這些對史實真相有些探索的人都離去了，就應了《紅樓夢》那句，『假作真時真亦假了』」。

要做文革研究，需要第一手的資料，特別是回憶錄這些民間紀錄。她去過一趟台灣，未有重大收獲。2004年，去台灣參加研討會之前，她特別先來香港，終於中大的半山腰看見了一批珍貴資料。2009年，她來香港浸會大學教書一年，終於得以經常訪問中心，此後又多次來訪，慢慢揭開了她心中一直以來的謎團——陶鑄事件。

1966年8月，陶鑄本是中共第四把手，不到半年，就被打成「全國最大的保皇派」。申曉雲說，其中因由，怕且陶的女兒陶思亮也說不清楚，坊間一般說法，則將責任推到四人幫的江青與陳伯達身上。

來到中心，申曉雲先看了《文革大年表》、《文革運動歷程述略》等書，摸清整個文革的脈絡。有了根基，申曉雲再以一手資料，例如《王力反思錄》，以至當時廣州報刊《羊城晚報》等，比對時人看法與官方說法。透過這些中心的館藏，申曉雲梳理並還原了陶鑄事件的部分真相。

根據申的梳理，整個鬥倒陶鑄的事件，毛澤東應是知情的，只是陶鑄一直對毛忠心耿耿，為了安撫人心，唯有裝作不知。這一研究結果，最終在2016年發表於台灣出版的學術雜誌《當代中國研究》上。

得知中文大學決定關閉中心的一刻，她驚訝且失落。自2009年以後，她幾乎每一年都會來香港訪問中心，因為疫情，2019年是她最後一次來訪，看到合適的材料，就馬上影印。

她曾夢想，退休以後，可以有一段時間住在靠近中大的馬鞍山，天天去中心看書。

殞落的先兆

短暫熱鬧起來的中心，又再次沉寂。據消息人士透露，雨傘運動之後，中心一度被中央定性為「顛覆基地」......

事實上，過去十年，中心的榮光業已漸漸退去。

人事頻繁的變動和更替是難以擺脫的內因。2007年，關信基退休，由當時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王紹光接替中心主任。王紹光主要研究中國政治及民主，被視為新左派代表，93年與中國學者胡鞍鋼合著《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廣受中外關注。

2008年，熊景明退休，新聘請的助理主任再無熊當年的實權，其最高決策權被主任收回。中心被重組前，助理主任一直為來自大陸的學者高琦，他婉拒端傳媒採訪邀請。

根據端傳媒多方瞭解，王紹光任內有不少爭議，包括於2009年反對宋永毅於中心出版電子資料庫《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宋永毅表示，王當時給出的理由是「我們把大參考（內部參考）的內容放進去（資料庫）……要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同意。」

宋永毅當時就出版受阻一事，聯絡監管中心運作的國際顧問委員會。經聽證後，當時委員會主任傅高義去信中大時任校長沈祖堯，獲回信稱：「會調查處理。」

最終，王紹光於2012年辭職，上述資料庫雖最終由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出版，仍得以被中心收藏。很快，在傅高義和戴慧思的引薦下，中心迎來陳健民這名新主任。

當時，陳健民是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亦兼任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幾乎每天穿梭中港兩地。他自認常年投身大陸公民社會，對中心參與不多，但兩位師長開口，不好推托。

「我收到的任務是，要令中心開放，要令世界學者確定我們是開放使用的。就是這樣，重新恢復中心的活力。」2021年2月，身處經歷巨變的香港，陳健民回憶起9年前的工作。

他走的第一步，是重新申請基金，資助大陸學者和外國學者來港交流。「我希望可以做到有更多外國人來，因為大陸學者是沒有問題，好多人會聽，」而許多外國學者，已經習慣直接進入中國。為了讓他們重新發現中心，陳健民增加各種活動，「每星期兩三個seminar」。

不少外國學者對中心的研討會有興趣，「他們始終做中國研究，戰戰兢兢，有時候對中國理解不是很完整，有班觀眾其實就是中國學者，吃飯的時候，聽完批評，給意見你，問你問題，對學者來說是很有意思的。」

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研究的範式早已極大轉變。中心長於歷史資料，但後來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國研究學者，更重視大規模的量化研究，而從事質性研究的學者，又可直接進入中國做訪談。不過，陳健民認為，中心原本浩瀚的歷史資料，可以數碼化，為學者的量化研究提供數據。

他馬上想到熟悉數據處理的李磊，邀請他成為中心的研究人員，將部分資料進行數碼化。李磊等人後來以中心的縣志為基礎，結合衛星觀察到的中國各城市的燈火明暗，整理出包含中國各縣級行政區，人口、財政、等統計資料的數據庫《中國縣級發展數據庫(BOCD)》。

一切正在緩慢推進，時代的洪流再次撲來。

2013年，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設想，在一次訪問中點名陳健民和朱耀明牧師一同參與。陳健民眼前擺著兩條路：一是繼續走那條他已走了十數年、北上中國、培育公民社會的路；而另一條，荊棘滿途，亦必然要割棄上述一切。

最終，他放棄一生志業，選擇了承擔「作為香港人的責任」。陳健民說，決定參與佔中以後，等完成過渡工作，他馬上辭去中心主任，以免「將政治色彩帶進中心」。

短暫熱鬧起來的中心，又再次沉寂。據消息人士透露，雨傘運動之後，中心一度被中央定性為「顛覆基地」。該人士又稱，2013年，10幾位本來將訪問中心的中國學者，紛紛取消了行程。

2014年雨傘運動以降，中國學者來港亦愈發困難。2017年，中心廣邀中外學者，舉辦文革50周年的研討會，其中一名受邀講者，《炎黃春秋》原編輯丁東，在深圳海關被截留，未能出席。自此，不少學者和學生反映，中心近年邀請的中國大陸學者，不再如往日般重要和吸引。

不過，于建嶸則指出，中心在熊景明退休後，「沒有擔當……不敢請政府不同意、研究敏感問題的人（來港）」。

陳健民進一步解釋說，管理中心，邀請學者來訪問演講，是複雜的協調工程。然而，遷入中大後，中心主任一直為義務性質，不易尋找有熱誠的繼任者。離任時，他曾向校方提及，不要將主任定位為「象徵性的職位」，亦應減免主任在校內的其他工作。

2018年，校方終於以受薪形式，從上海邀請李磊來港，出任中心聯席主任。

當時，李磊離開了美國匹兹堡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的職位，在上海紐約大學教書。收到中大邀請的一刻，他幾近沒有猶豫。「我在中心30年了，當然會答應……我可以回來這裏，以及全天候使用中心，」他笑著說。

懷抱著對中心的感情和做點事情的決心，他又回到了中文大學的半山腰。

聖城的終章

諷刺的是，這把我們帶回60年代，有如一個循環......

早在成為中心主任之前，李磊已經在為中心檔案資料進行數碼化。2014年，應時任中心主任陳韜文邀請，他曾與助理主任高琦合作，走訪大陸不同提供電子化技術的公司，最後撰寫了一份有關數碼化中心部分館藏的計劃書，交予校方，卻遭否決。

6年後，中大校方以把館藏數碼化為由，決定「重組」中心。

李磊回憶，在校方叫他開會公布此決定之前，一切出奇的安靜——沒有任何事先的討論，監管中心的國際委員會亦沒有就此討論。在去年12月29日召開的記者會中，參與此次決策的陳金樑對中心並不熟悉。2020年1月，陳從新加坡轉來中大正式就職，他表示自己來中大之前，「沒有聽過中心」。

中大的此次決定引發國際爭議。過百名全球各地學者兩次發起國際聯署，對中心或遭關閉表示憂慮；學術界中，於亞洲研究領域方面最大型的組織——亞洲研究協會亦去信中大，對中心被重組表示關注。

有份參與其中一份聯署的學者宋永毅表示，中心館藏大多有版權，平常只可於中心查閱，不可將內容放在網上，因此，他認為中大根本沒有可能兌現將中心所有館藏資料數碼化的承諾。

宋永毅指出，儘管中心影響力早已不如以往，但仍然是一個特殊且罕見的機構，它不僅僅是一個圖書館，還是一個研究中心和活動中心。這種三合一的機構，據宋永毅所知，全世界僅有三到五個。而且，中心在國際的聲望，亦是冠絕中大其他所有的中國研究機構，熊景明認為，即使要重組，按道理也應是「把別的（研究中心）整合過來。」

不過，中大常務副校長陳金樑在記者會上曾表示，中國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若果出來的東西沒有水準，有多熱情、多好的服務，then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use of taxpayer money（那麼就沒有好好用納稅人的錢）」。

不可否認的是，大學追求量化排名的風潮，一直威脅著不以出產學術論文為首要之務的組織。多年來，中心培育學者，協助著作面世，但這些並不會直接和中大的學術排名掛鉤。

裴宜理向端傳媒表示，不僅僅是中心，連著名的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史丹福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都面臨重組的壓力，「有些人建議，費正清中心的圖書館應該電子化，整合到一般的圖書館，（批評它）花費太多時間於訪問學者……為何不電子化後就關閉？」

而後來留學法國，目前在法國某大學做研究的華峯向端傳媒坦承，當年學界無人不識中心大名，而如今一輩的研究中國的法國學者，已經大多沒有聽過中心。

不過徹底關閉中心，還是讓華峯不能理解，他總猜測其中有政治因素：「中心的整個文化和中國是對立的，而且中心是幫助你了解共產黨的本質，但中國最不想你了解共產黨的本質，怎會讓中心生存？」宋永毅亦指出，中心是由美國學者創立的，而中國政府一般分不清楚美國學界和美國情報的關係；不只中心，多年被親建制媒體批評的港美中心，其位於中大的會址，亦於去年8月停運。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這個華峯口中「一國兩制最好的印證」，在一國兩制已幾近崩壞的如今，消亡又似是理所當然。

端傳媒曾就重組的程序、原因及細節；中心館藏日後是否仍然保持開放；中心是否於去年1月1日已被重組等等，發信向中大詢問，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時代已變，香港正處於反修例運動後的動盪政局中，北京對於香港政制、教育、新聞媒體的改造，每日接踵而至，中美、中歐關係緊繃，中大半山腰上一個中心的死亡消息，很快又被更多更劇烈的新聞沖洗，遺忘。

2021年3月26日，中大半山腰，田家炳樓正在裝修外牆。在塵土與喧囂之下，位於八樓中心的招牌猶在，這個場地何時正式關閉，館藏是否移送中大圖書館，如何對訪客開放，目前通通是問號。而中心的官方網頁，抬頭已被改為：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特藏。

熊景明覺得，自己已經無力回天。「很多人的願望，就是留下一個關不掉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她始終認為，在中心回望中國大陸，比在大陸內部觀寫來得透徹，「這是中心最大的優勢，也是香港最大的優勢。」

李磊也表示，自己並沒有再和中大進一步周旋，「唐吉訶德才會與風車爭鬥。我不會如此。」坐在中心的矮沙發中，他環顧中心，想到自己在這裏經歷了從一個年輕學生到中心主任的人生經歷，「你看，中心在大量書架之外，還保留了很多空間，這個設計是為了讓人們交流，」李磊說，「很多友誼、合作、構想在這裡發生...... 這裡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很難複製，是柔軟的，無形的......」

此刻，柔軟的一切都消失了。「諷刺的是，這把我們帶回60年代，有如一個循環，」李磊道，中美關係惡化，以至疫情，兩國學者的合作彷彿回到上世紀60年代，中心成立之初，一切甚為艱難。訪談結束，他頭也不回，轉身溜回他在中心一個三四十平方呎的工作室，只管埋頭研究。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華峯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葉潔明、林詠祺、張曉澄、李靜琳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