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離港潮：去留之間， 他們怎看黯淡的城市未來？

國際搬運公司ReloSmart 近月的電話總是響個不停。跟往年同月份相比，公司所收到的查詢是以往的四倍，從每月50至80宗生意，飆升至每月180至250宗。

「我跟其他行家聚頭時，大家也會談論這個現象。有35年經驗的老行家也指從來未見過這麼大規模的遷出。」Lars Kuepper對端傳媒說。「雷曼兄弟泡沫爆破後都曾引發離港潮，但跟近年我親眼所見到的現象無法相比。」自90年代開始，他就在香港從事國際運輸，8年前創辦了ReloSmart。現在的客戶，約68%是香港本地市民，其餘為居港外國人。

儘管生意大增，但Lars苦笑，暫時來看，從外國移居到港的人越來越少，未來潛在客戶可能越來越少，相反，他留意到從大陸來港工作的人多了，但他們較少使用國際搬運公司。入境處數據顯示，根據一般就業政策的簽證數字，亦即因特別技能、知識或經驗而受聘的外籍人士由2019年的41289宗降至2020年的14617宗。

國安法後的香港，活在平行時空。多間大陸企業來港上市，資本市場空前活躍。2020年，香港全年IPO總集資額達513億美元（約4,000億港元），按年增長25%，全球排名第二；會計師行安永更預測今年IPO集資額3500億港元，有望成為全球最大新股交易市場。全球瞄準商機和資本運作的人仍在注視香港，但與此同時，一些留港多年的expats或不同領域的人，正因不同原因選擇告別香港。很長一段時間，以高薪、房屋津貼等良好待遇派遣到香港的expats曾是香港中環的主流風景。

最新消息是，港府的疫情管制措施，也成為外國人離港的一大推力。近日半山區爆發疫情，連延至居港外國人社群，8名幼兒須入住隔離中心，私立國際學校啟歷學校把某班學生全體送往隔離中心。美國商會最新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者對此政策反應負面，超過5成受訪者更表示若此政策持續，將影響他們留待香港的決定。

渴望離開的不只香港本地市民。自2019年香港爆發運動、疫情擴散、國安法火速通過，外國人圈子裏也出現離港潮。這班外國人裏，有總是來又去的流動專才；也有住了十幾年懂得柯打「凍檸茶少甜」的白皮膚香港人。他們曾衝著香港的金錢、自由、異國情調而來，卻又因著什麼原因失望而回？

返澳洲的金融人：這城彌漫著不快樂

我知道大家都說這班外國人在香港住、賺錢這麼多年，但當事情不順時就選擇離開！

剛在香港工作的幾年，如同大部分 expats (外派人員)，Ivan (化名)每天的生活就是在中環至半山區繞一個圈。每晚在中環鬧市的銀行工作至11點後， Ivan會走上德己笠街跟老友在蘭桂坊喝兩杯，然後回到半山的家睡覺，明早又下山開始繃緊的數字人生。

「我一直是一名expat，雖然曾跟幾個香港女生約會，但我一直都跟其他 expats一樣，住在一個氣泡裡（Living in a Bubble），」Ivan 說。他於2001年從澳洲來港工作，當年20多歲，轉眼間，他已經四十幾歲，生了三個小孩，夜蒲不再，擁抱安定。籌備約半年，去年年尾，Ivan一家飛回澳洲生活，告別待了20年的香港，那個從中環鬧市至半山的半小時生活圈。

Ivan是不會講中文的華裔澳洲人，自小希望在亞洲工作，跟當地人有著一樣的膚色，感覺會比較舒服。大學畢業、在澳洲金融界工作數年後，澳洲經濟踏入衰退，Ivan四出求職，一家跨國銀行提出讓他到香港面試，結果成功以外派人員身份獲聘。

「起初我只打算在這裡打幾年工，但香港的2000年代有非常多機會，（金融界）欣欣向榮，吸引全世界有潛質的人才，感覺像紐約或倫敦。」他形容香港東西交匯，又擁有完善獨特的制度，其他亞洲城市無法相比：「香港就像是班上唯一一個的混血學生。」

Ivan記得，2003年沙士過後直至2007、8年期間，大概是香港金融界的全盛時期：「當時中國銀行需要香港的經驗——包括香港的專長、人才、跟世界的聯繫。」他剛在香港銀行工作時，只有兩個同事是中國的海歸留學生。二十年間，Ivan見證金融行業重心逐步轉移至中國市場，來自中國大陸的同事從原本的寥寥幾名，變成管理層的大多數。

「我剛在香港工作時，所有上司都是白人，現在他們都絕種像恐龍一樣。」Ivan苦笑。他曾花四年在東亞另一國家創業，回香港後，發現金融界大多數工作都要求申請人講普通話。不會講普通話的他，已非常難在金融界再覓工作。在決定離港前的兩年多，他改而在一家中資科技公司當管理層。

對於金融市場的中國化，雖身為不會講普通話的非受益人，Ivan也不抱怨，在氣泡裡抱著抽離態度。「你看，最近有這麼多中國公司在港上市，股價大升，經濟上必是好事。」「中國的確在令香港變成中國樞紐，而不是國際樞紐。所以我想的問題就是，當香港最終變成像北京、上海一樣的城市時，香港的獨特性在哪兒呢？」

對於香港近年的政治變化，Ivan同樣顯得理性抽離。他最初覺得香港開始失去那種迷人的生命力，是2014年雨傘運動後。他把房子賣了，因為覺得香港黯淡了，空氣彌漫著不快樂。「那時我就想到香港只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這裡的對立矛盾只會更激裂。這裡有兩種立場，兩種我也明白，而且當中沒有共同點。」他所認識的銀行高層、投資者，從那時開始對香港變得悲觀、保守。「這種不快樂的氣氛影響一切。大家不那麼有自信，不願意承受風險，這不是我喜歡的環境。」

但Ivan還是留下來了。直至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他見證這「兩種立場」的矛盾加劇，街上催淚彈橫飛，街道布滿磚頭，孩子的學校停了兩個多星期，他決定舉家搬回澳洲。他形容自己已嘗試設法避開運動衝突，但有次在九龍探朋友，驚見一街被挖的磚頭，還是覺得此地不宜久留。

「我知道大家都說這班外國人在香港住、賺錢這麼多年，但當事情不順時就選擇離開！」Ivan笑說。

「但我的確是個有另一個護照的expat，我很容易就離開，我不如本地人般跟這座城市有如此強的連繫。許多香港的外國人可能因為西方的背景而同情抗爭的香港人，但這不是他們的戰鬥，他們不會為香港而抗爭。他們都是很務實的人，當他們孩子學校停課、或搭地鐵上班被阻45分鐘時，他們就會非常氣惱。」Ivan說。

Ivan說，自己也同情香港人的抗爭，但他愛研讀世界歷史，心裡明白南非、南韓等國家用上數十年以至許多人困在牢獄的青春，才能爭取民主自由。「我知道香港這邊不能取勝……沒有國家真的願意為幫助香港而跟中國打交道。」Ivan說。國安法立法後，Ivan趕緊加速把孩子送回澳洲：「因為歷史總是由贏家改寫，學校教授地理和歷史的方法將會改變。我不希望孩子十歲後仍在香港的學校學習，到時他們能否挑戰教科書所寫的，仍然成疑。」

當然，移居總是不那麼簡單，疫情、香港租金、許久不見的澳洲家人，也是讓Ivan決心離港的原因。

就他所知，孩子所唸的國際學校裡也有五個國際家庭已經搬離香港了。他本來有個創業計劃，但因疫情而停滯了：「那我當然寧願用跟香港同等甚至更便宜的租金，在澳洲海邊的公寓慢慢等吧！在這裡許多expats所交的兩年租金，已足夠他們在老家買樓了。」

對於那個他曾經愛過的、放射光與電的活力香港，他認為，也不得不改變：「我相信再過兩、三代人，香港始終會變得越來越像中國。香港人本性還是務實的，還是會到大陸找工作、講普通話。兩地融合是一定會發生的。」Ivan說。

那個班上唯一一個的混血兒同學離校了，學校將繼績招收新生。

憤而離去的文化藝術工作者：香港在拒絕承認藝術的力量

只要我們仍視反對聲音為危險，我們便是拒絕承認藝術的力量

近日，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收藏的一幅艾未未作品成為建制最新追擊的對象—— 相中人在天安門廣場前比粗口手勢，被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批評為低俗、可能違反國安法，並認為以公帑建造的M+不應展示對國家不敬的作品。「這種討論的出現，可能代表香港Art Basel、或者其他收藏豐富的畫廊開始終結。原因是：當某些創意表達方式被武斷地摒除，有誰會願意來香港觀看或投資藝術呢？」來自歐洲、50多歲的資深文化藝術工作者Eric (化名)說。

正因為對藝術表達空間收窄的憂慮，他在香港工作近5年後，於2020年8月、國安法立法一個多月後回到歐洲老家。

跟 Eric 約網上訪問前，先來來回回交換十幾封電郵。有時他謹慎但有禮地問—— 可否匿名？可否隱去所住城市？就香港目時情況而言，若他的身份被揭露，會面臨多大風險？有時他捎來歐洲媒體有關香港政治局勢的報導，跟我談香港的故事可怎樣寫、紀錄下去：「如果可以建立一個資料庫，記載此時此刻香港人的狀態和想法就好了。」

作為專業文化藝術工作者，約5年前，Eric答應到香港一家藝術機構工作的邀請，因為他當時被上司所描繪的香港將如何致力發展文化藝術云云所打動了，抱著殷切寄望到港工作。然而，國安法的快速通過，徹底打破了他的寄望。

「無論政府對文化藝術有多大投資，但如果這個行業不能讓人徹底探索表達方式的自由，也只是空有其表的華麗而已。」Eric說，「藝術是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傳統、想法、經驗的工具，假若這被視為潛在風險，那我認為這就是藝術的末日了。」

Eric回想第一天到港，見到街上滿是商店和人潮，人們不是在購物就是在前往購物的途中，他擔憂自己跟這城市主導的商場文化 (Culture of Malls)，好像格格不入。還好他很快就發現，在都市森林以外，香港有真正蔥鬱的自然森林，而2019年爆發的運動，更讓他重新認識了香港人的特質——人們如此熱烈關注此城的自由、民主及未來。不諳中文的Eric，對運動非常好奇，不時跟身邊人討論，當中有外國人、香港人，有年老也有年輕的。

「我感覺到，當香港人分享資訊時，會容許大家採用不同角度解讀，沒有強迫你去認同他們的立場。當他們引用論據說明自己立場，同時亦給予討論的空間。」Eric說。他常強調，這種多元 (diversity) 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香港作為一個海納百川、融匯各種文化的海港，得以繁盛的原因。

但當這種多元受到威脅，就是讓Eric明白他不得不離去的時候。Eric是二戰後出生的歐洲人，感恩沒有遇上戰亂、極權統治的年代。從前他認為「安全」就是治安良好，在街上不需擔心遭遇扒手——在這方面，香港非常「安全」。但經歷過反修例運動，Eric看見政府對近二百萬人上街表達訴求不予回應，還有一次，他目睹警察對市民採用不必要的暴力，讓他感到一種截然不同的「不安全感」。

「當我離開我常常逛的中環商場時，我便感覺到下次被橡膠子彈或催淚彈擊中的可能是我。」Eric說。

直至國安法在香港立法，Eric更明白他不得不走。「我非常驚訝，政府不打算跟人民集體討論、嘗試找出解決方案，而是視大家表達意見為一種危險。」他說，在他的家鄉，「民主」的概念及實踐不時被挑戰、調整，但從來未放棄，他亦始終相信實踐民主的過程雖非常麻煩，但對民眾有利。

「國安法立法正正說明了政府走向商談路線的對立面，所以這成為了我離開香港的強烈原因。」雖然Eric在香港的工作經驗尚未感受到審查或壓迫，但他考慮到若言論及表達自由被收緊，在專業層面來說，將對他所工作的文化藝術行業將帶來負面影響。

「只要我們仍視反對聲音為危險，我們便是拒絕承認藝術的力量。藝術本應是擾亂秩序的 (disturbing)、提出質疑 (questioning)的。」Eric說。

金融業以外的「邊緣人」：這城容不下創意和想像

如果我是香港人，我也一樣非常憤怒…… 你看，香港近年實現了什麼數碼、創新想法？我們甚至連環保回收也做不好！

Marcel（化名） 今年30歲，法國人，說一口流利英語，充滿到國外打拼的蠻勁。「我來香港工作，是因為想到一個有異國情調的地方，還有練好英文。」他說。

他本來在巴黎一個跨國公司擔任銷售及市場推廣工作，因該公司在香港設有分部，一次Marcel在荷蘭論壇上遇上香港分公司的CEO，便大力遊說他分派自己到香港工作，取代一個剛離職的香港員工。「他跟我說，既然聘請了我，我就要充份發揮自己的國際背景及知識，不能把自己當成本地員工。」Marcel說。

2014年，Marcel帶著這種「國際性」來到香港打工，數年後，他由旅遊行業投身到飲食創科行業，直至2021年年初成為外國人「離港潮」的一員。疫情、政治不安是部分因素，但更大的推力，是香港的「國際性」不再，創新停滯，讓Marcel意識到這座城市不太容得下他。

說起香港的好，Marcel還是可以一口氣的數下去。交通方便、低稅率、搭一程車便可看高山綠水、搭兩三小時飛機到泰國或越南，度個海灘周末。「香港還是『入門版的亞洲』（Asia for Beginners），你可以在這裡感受不一樣的文化，但不用學當地語言，也不用融入當地人的生活或文化，不用踏出自己的安舒區 (Comfort Zone)太多。」

6年來，Marcel在香港過得非常快活，認識了一班外國人及香港好友，形容香港在娛樂閒暇方面，簡直是天堂。

來港打工的外國人，一些常常待數年就走，但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後，Marcel身邊離港的好友悄悄攀升，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朋友搬到其他國家或返回自己國家。其實早在運動爆發前，Marcel跟身邊朋友已經考慮離港，只是到了最近，不穩定的政局、蔓延的肺炎才成為催化劑。

「首先，許多二十幾到三十歲頭的外國人，包括我，都不是外派人員，沒有優厚的福利待遇。」他說，因此自己沒有那種說走就走的條件。

相比政治不穩定，這班外國人更關心的是能否在此城安居樂業。「我們這班朋友到了想建立家庭的年紀，都會覺得在香港養小孩非常困難，租金、學費也太貴。」Marcel指，許多外國朋友即使在港生了小孩，也會設法在孩子三歲要讀幼稚園前離去。

另一原因是，Marcel認為對於非金融領域的外國人們，在香港找工作越來越難。「許多國際公司都把專注發展亞太區業務的分部設到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等，香港的分部越來越本地化，只專注於香港市場，所以也不太需要像我們的國際員工。」Marcel舉例指許多初創公司Deliveroo、Tinklabs、Klook也把主理亞洲業務的分部移離香港；他朋友所工作的數碼媒體公司、諮詢公司及創科企業等也有同樣的趨勢。

「以香港所擁有的資源及人才，早應發展出如Airbnb、Grab、電子晶片、無人機等創新業務。」Marcel 也曾在香港投身創科行業，這幾年來他看著創科領域的朋友，最終都是搬去深圳、曼谷發展，「香港十幾年前真的是全世界最頂尖城市，匯集會講三、四種語言的人才，都是孕育創新企業的土壤；而我在這裡也看見許多有創意有想法的 start-up企業，但都不能在這城市發展。」

「簡單地說，香港就是一個租金太貴的金融中心。這十幾年來你聽過什麼著名的來自香港的創新企業？好像只有 9Gag而已。」Marcel說。租金貴、人工貴，自然是窒礙創意發展的因素，但Marcel認為最責無旁貸的還是政府。「太多事情是香港政府可以做的了。例如是為創業者提供支援、挽留想撤離香港的公司、徵收遺產稅以抗衡家族襲斷等等。總括來說，香港政府和菁英階層太短視了，只急著賺取快錢（Easy Money)。」

對於2019年的運動，Marcel說自己只是遠遠觀看的旁觀者，但他非常明白年輕人的惱怒。「如果我是香港人，我也一樣非常憤怒。自小被迫著競爭、大學沒有足夠學位、租金太貴，還要被上一代人怪責不努力。明明他們那一代應該感到內疚，因為是他們做成香港今天的局面。你看，香港近年實現了什麼數碼、創新想法？我們甚至連環保回收也做不好！」Marcel說。

Marcel本來從事的創科公司因疫情裁員，他失業半年多後，在巴黎找到新工作，到了一家聲名顯赫的國際公司當業務發展經理。今年1月初，他正式告別離開，結束了六年的「異國」歷險，因為這座城市不再需要他的「國際性」。

決定暫時留下的人：最近兩、三年是我人生最棒的幾年

我覺得最好惹怒政權的方法是，你不明言立場，但你做著無人明白其意義的事情，這也可以很政治性 (political)。

住在長洲上的 Chris (化名)，把我帶到島上他向朋友以低廉租金合租、由倉庫改建的創作工作室。知道我到長洲找他談他在香港感覺的「自由」後，他跑上工作室樓梯時，忽而拍打梯間的白牆，笑說：「摸吧！感受它！這就是自由！」說完放聲大笑。

Chris 是建築師，也是藝術家，來自歐洲。2008年，他一個朋友在香港某設計公司工作，邀請他試試求職，結果成功獲聘。但經過2009年金融海嘯，公司裁員，他於是自立門戶開公司接生意。近幾年他一直摸索一種最合適、讓他兼顧各種愛好的生活方式。現在他接設計生意、兼職教設計，其他閒餘時間躲在工作室作畫。

「最近兩、三年可說是我人生最棒的幾年。我喜歡畫畫，想繼續實現成為藝術家的志願；教設計雖不是完美，但讓我可繼續作畫，而我也享受授課。」Chris說，「許多人好笨，他們賺不少，但也花掉不少，住在半山。住在離島，你可以賺得少，但也花得少。」

剛到香港時，他買了一部單車，以為就此可以遊遍都市，結果落腳人多車多的土瓜灣，失望至極。「那時我以為我在香港最多只待一年。」直至他發現長洲。從中環坐45分鐘小輪，穿越白浪，就踏入彷彿凝結的時空 —— 這裡有海灘、三輪車、踢拖街坊及放緩的生活步伐。Chris還尋寶般找到了半丟棄的屋苑、貨倉改建的工作室，兩者租金不到一萬元，過著理想又自由的生活。

結果，Chris由最初預想只在香港待一年，變成待了將近十三年。

Chris好奇又愛玩的頑童個性，讓他很快融入本地人圈子。他會跟香港朋友上酒吧玩骰盅唱K，也會在長洲舞獅、扒龍舟。他收養島上的流浪狗，為牠改名；也認得天上麻鷹的飛行軌跡。但真正讓他享受自由的，是在香港，身為一個不受國族所限、沒有歷史也沒有過去、同時是Insider及Outsider的人。

Chris來自歐洲較落後的國家。他認為較富裕的西歐國家總是看不起他家鄉的人。「總是以為我們是偷車賊。」他坦承，在香港，基本上只要你是白皮膚「鬼佬」，無人關心你來自哪裡、或做什麼。「我可以明天印張名片說自己是攝影師，也沒有人理！」他笑說。加上離家數千里，離父母遠遠的，無結婚生子買樓壓力。

Chris形容，自己在香港的日子，就像大學時到法國交流一樣，法國大學不知他以前幹什麼、他本來的大學也不知他在法國幹什麼。

他也關心香港的政治情況，常把香港跟他家鄉作對比。他第一次在港參與遊行是為反對人大「831」決定，「政府怎可能提出這種廢話？不是該由香港人選擇自己的行政長官嗎？」到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被失蹤」、反修例運動爆發、國安法忽然通過，Chris指自己越來越不信任香港政府。他的國家也曾受共產極權操縱。「他們的招數都是一樣的，總是會指控示威者暴力、控制媒體、鼓勵人互相舉報。」

最近Chris也有留意，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對M+收藏艾未未作品的批判。「這些機會主義者總是透過說荒謬的話建立事業，」他說，「現在在香港已很難通過作品表達自己的立場了。」不過他又認為，藝術在狹縫中反長得茂盛兇猛。他笑說，你知道嗎，在我的國家，偉大的藝術都在審查年代時浮現 —— 藝術表達變得迂迴荒誕、探索創新形式，成功繞過龐大僵化的政權。

Chris提及一個例子。在他的國家受極權統治的年代，有藝術家舉著橫額，上面寫著：「我們在抗議 （We are Protesting）」，但卻沒有人知道他們在抗議什麼。Chris相信在藝術裡總有路徑可以鑽，不必表明立場、高舉旗幟，「我覺得最好惹怒政權的方法是，你不明言立場，但你做著無人明白其意義的事情，這也可以很政治性 (polit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