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大離散 香港

Gordon Mathews:留港教書,記得每天真誠活着的感覺

他說學生是他留港的原因,而學生在他身上看到一個真誠的孩子。「原來長大成人不一定要抽離、勢利……他是一個真誠生活的例子。」


香港中大人類學教授Gordon Mathews(麥高登)與妻子Yoko。 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中大人類學教授Gordon Mathews(麥高登)與妻子Yoko。 攝:陳焯煇/端傳媒

最近,Gordon Mathews(麥高登)收到許多記者的邀請。在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辦公室裏,他聳着背、瞇起眼查看一封封電郵,「我不應成為新聞,因為香港變成一個相當奇怪的地方,我才成了新聞。」

引發一陣報導旋風的,是他留港續任的決定。2020年夏天,國安法生效前,他曾有退休離港的想法。今年2月初春,他在個人臉書寫下數百字,分享他決定留港,並已跟中大續約三年,以研究教授的身份收取半職薪酬授課。他在帖文解釋,留下來是想繼續教書,見證指導的學生畢業,他也提及自己希望和前中大教師、妻子Yoko一起以力所能及的微小方式去做事,“keep Hong Kong Hong Kong”。帖文很快引發了二千多次讚好,不少人留言道謝:「謝謝你和香港人、香港的學生站在一起,Gordon教授。」

「一個老教授說,嘿,我不會退休,並會延長合約三年。以前你可能會有10個人回應一下……」坐在辦公室裏,他哼出招牌的高亢笑聲,好不容易平復下來。最初收到這些祝福和道謝,他只感覺難為情,「 我只是簽了一張該死的合約。」

訪問前一晚,Gordon敲鍵盤作曲至凌晨兩點半。社交媒體重歸平靜時,他上載新樂曲 White terror,只有寥寥數十讚好。「沒人喜歡我的音樂!」他玩笑着哀嚎起來。他一般不為自己寫的樂曲命名,卻為最新一曲取名White Terror——白色恐怖,這既是香港的現況,也是他對自己一身膚色的反省。「我總是留意,別人有興趣知道我在做什麼,有多少是因為我身為白人的緣故?你需要意識到白人的殖民統治,掌管世界長達500年。」

他也記得,在那則熱門的Facebook帖文裏,芸芸感激之辭中,有人向他潑冷水,「你有被捕過嗎?」

香港風雲變色,重大抉擇逼在每個人的眉睫。在繁複討論中,Gordon梳理出一條條線頭——生命軌跡和日常選擇背後,仍然存在國族、年紀、階級和資本的分野。他會猶豫年紀大了,佔着年輕教授的位置不好吧?他也想,在香港,教授的待遇有點過於優越。他今年65歲,做學問,也用學問審視自身,離開也好,留下也罷,唯一不變的,是批判和自省。

2019年12月,Gordon Mathews在中大新亞書院的一幅連儂牆前。

2019年12月,Gordon Mathews在中大新亞書院的一幅連儂牆前。攝:廖雁雄/端傳媒

美籍港人的曖昧狀態

以往,媒體常常為Gordon冠上「香港人」的稱號,樂此不疲地描述這個美籍教授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投入,也鍾愛他所寫的《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這些年來,他關注香港難民的生活處境,每星期都給來港尋求政治庇護者免費教英文,討論全球政治。去年被擱置的立法會選舉,印裔社工Jeffrey Andrews宣布參選,Gordon作為他的支持者,出現在記者會之上。

不過,怎樣才算香港人?Gordon 感覺,身份政治從來充滿矛盾和曖昧。

2014年,他曾因着美籍的身份,特意去問中大社會學者、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的陳健民,自己在這場佔領運動裏應該做怎樣的角色?有人私下給他傳訊息,說他當然可以做香港人啊,有的則擔憂他被視為外國勢力。

對於社運模式,Gordon一直信奉佔領運動所提倡的公民不服從、和平非暴力原則。2014年和2019年兩次衝擊立法會的畫面,都讓他心裏一沉。但他跟這些爭辯總是保持距離,一半是刻意為之,一半是因為語言隔閡,難以深化討論。

「我在這裏的位置是曖昧的,我是一個鬼佬,我不應該介入去討論,」他說,當時也有一些人提醒他:你有外國護照,我沒有。

他跟香港不是一見鍾情的浪漫故事。1983年,Gordon還是一個27歲的背包客,曾在香港落腳一星期。「我記得很美的日落、天星小輪、重慶大廈……」其餘一切沒什麼印象。1994年,他重臨這座城市,純粹因為在紐約伊薩卡接到來自中大人類學系的電話,說想聘請他,「身為一個人類學博士生,你最好什麼地方都願意去。」

27年過去,Gordon自覺仍然不夠理解香港。他不諳廣東話,多年來住在中大山上的家裏,社會學者兼好友呂大樂曾對他說,「你如果一直住在學校,是永遠無法了解香港。」Gordon 點點頭,「他沒準是對的。」

「當我真正要成為香港人,我的伴侶可能要是香港人,我才會更好地理解香港。」Gordon說自己有太多不知道的事,不時脫離受訪者的身位向記者發問:「你跟家人同住嗎?」、「你有自己的房間嗎?」「我其實不能想像你的生活、每一頓晚餐的細節,」這是他體認到自己觸及香港的界限。

不過山上的一個個教室,也讓Gordon感覺「貼近香港的脈搏 (have my finger on Hong Kong’s pulse)」,見證一個個學生的改變。

中大的人類學學生都知道,Gordon上課時連珠發炮,思路如跑車摩打般從不休息,又不時急速轉向,駁回上一刻的論點,把分心的學生拋在前一個路口。下課後,學生三三兩兩的到辦公室找Gordon天南地北地閒聊,從人類學到香港樓價、從全球政治到愛情意義,他從不推卻。

2020年6月26日,印裔社工Jeffrey Andrews宣佈參選立法會,Gordon作為他的支持者,出現在記者會之上。

2020年6月26日,印裔社工Jeffrey Andrews宣佈參選立法會,Gordon作為他的支持者,出現在記者會之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地鐵上常有人來問,記得我嗎?我15年前上過你的課。當我忘記他們的名字,真的感覺很差,」他頓一頓,雙眼發亮起來,「但是,這也令我很開心!人們記住我所做的事……」

對於自己是誰、自己在哪裏的感知是很複雜的。我想,我實際層面上不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卻絕對是個香港人。

2019年,一個舊生帶着孩子來探望他。因為妻子Yoko行動不便,後來他和這舊生結伴參與反修例運動的遊行。多年沒聯絡,重逢才知道他跟另一半分開了,獨自帶着孩子生活。早些年間,另一個20多歲的學生患癌,悄然離開人世,「命運如此待她,她不值這樣的……她很有才華,是個很棒的人。但有時事情就這樣發生,你能說些什麼?」

「這些跟學生的回憶,使你決定留下來?」我問道。

Gordon褪去活潑的神色,沉思後平靜地重覆,「我想是的。我想是的。」

「對於自己是誰、自己在哪裏的感知是很複雜的。我想,我實際層面上不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卻絕對是個香港人,」他說,「如果你定義自己對一個地方的歸屬感是,你感到真正的被需要、被欣賞,那麼無容置疑,我感到被賞識。」

他摸摸滿是灰白鬍鬚的下巴,又開始審視自己,說如果記者要寫一篇具批判性的訪問,「你可以說,我不過是一個白人,在這些殖民優勢下生活着。我不覺得我是,但這優勢可能有部分仍然存在...... 」

大學裏的Troublemaker

在舊生眼中,Gordon表演欲十足,說話不忌諱,也不怕踩界。他試過為了講課,在課上模擬心臟病發、應聲倒地,然後又爬起來。他也試過問學生拿一張鈔票、撕掉它,結果被學生往肚裏打了一拳。

「Gordon教書從來不用Powerpoint,他的存在已經足夠充實一個課室,」另一名舊生Maggie於16年前上「生命的意義」一課而認識Gordon,後來她修讀人類學碩士,成為Gordon的指導學生。

在Maggie眼中,Gordon的課堂總是歡迎大家表達意見,不要跌入任何條條框框,下課之後,也會用心聽學生分享。兩年的研究生生活,她曾跟Gordon分享自己因失戀而無法繼續寫作,「他提我,just writ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儘管寫作吧,一切都會好的),十幾年後我還記得這句。當你問他,他全神看着你、用心聽你講,反映他真的關心,而不是敷衍你。」

我在大學裏一直有點像個Troublemaker(搗亂者)。我很警惕這一點。

2019年11月,中大二號橋爆發衝突,Gordon帶着粉紅防毒面罩站在一旁,被媒體拍下他憂心的眼神。他說,自己既不是一個完全的運動支持者,也不是示威者。他前往遊行,往往是抱着和平之心,「作為老師,我當時覺得在場見證,學生可能會安全一點點。」

這番話照見當今香港,Gordon會被歸類為年輕人認為過時而不屑的「左膠」。不過,建制報章的槍頭亦因此對準過他。《文匯報》當時以「中大洋師捧暴蹤暴」為題,指他美化「黑衣魔」行為是「爭取民主」,「將學子推上不歸路。」

他一直覺得,中大有好幾次可以讓他就此離開校園。「有一次,系裏有人得不到應得的嘉獎,我跟院長說,這是我一輩子見過最該死的愚蠢決定。後來我跟他道歉,他說,看,Gordon,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不用道歉。」

「我在大學裏一直有點像個Troublemaker(搗亂者)。我很警惕這一點。」

Gordon一直在中大教授全球化與文化、生命的意義等人類學課程。他的班上,坐滿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其中也有不少大陸學生。他跟學生討論愛國可不可以是人生的意義,具有批判性的愛國情懷又是怎麼一回事。2019年運動如火如荼,他帶頭籌備燒烤聚會,讓大陸和香港學生在吐露港旁的大尾篤燒烤檔,辯論運動的一切。

2019年12月,Gordon Mathews 在前中大人類學系辦公室受訪。

2019年12月,Gordon Mathews 在前中大人類學系辦公室受訪。攝:廖雁雄/端傳媒

數年前,在雨傘運動的現場,他開課討論「反民主」,探討民主是否最理想的治理方式,也提醒眾人民主並不永遠的穩固。「這是一種頗對立的表態,但這就是你要做的事,」他喜歡和學生辯論、碰撞,最後讓學生自行消化答案。

剛過去的秋季學期,Gordon要教一科他從未教過的「香港的文化」,其中一課談及香港人近20年來的示威經驗。他問學生,「香港在過去15年一直是個示威城市(a city of protest),為什麼?從不同角度解釋。」他的評分準則是這樣的:我們不能否認香港近年的示威歷史,但如果學生角度側向香港一邊,忽略北京的視角,那就不算好答案。

眼見美國選舉、特朗普的施政,Gordon對民主政制總是帶着滿腔疑問。但對於批判性思考,他奉如圭臬,連說三次「很重要」,「批判性思維是聖杯(Holy grail)!」

「示威之後,來了Covid-19,然後是國安法,一切懸在空中。」Gordon說,「我怎會沒有恐懼?當Jeffrey Andrews被拘捕,當2019年學生提醒我不要離開中大家裏,我不會說我從不害怕。」後運動年代的陰霾席捲香港,教育界首當其衝,他也警覺在課上,不要在治權等議題上嘻笑怒罵。「就算是一個笑話也可以被斷章取義。」

Gordon曾思索,學生日後如果因課業上的不滿向執法者誣陷他,這可能嗎?他當刻仍然選擇相信學生。

他再三重申,他沒有把自己想得太大,他認為自己不過是一個教書人。「我願意我把自己放在那條線上面。我相信批判性思維的教學,是值得我去為此戰鬥的,而如果我真的因此入獄——雖然我認為那是一個更漫長的過程——我不會後悔,」他交疊雙手於下巴,嚴肅地說着。之後,他挨向他的大班椅。「如果那真的發生了,我希望可以像陳健民一樣,寫監獄的民族誌吧。」

2019年11月13日,日出時示威者在中文大學二號橋現場。

2019年11月13日,日出時示威者在中文大學二號橋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Ikigai,真正活着的感覺

第二次和Gordon見面,是一個微熱的下午。他穿着深藍Polo衣、米色長褲和老舊麂皮鞋,牽着瘦小的Yoko在中大新亞書院的草地散步。妻子在身旁,Gordon整個人更佻皮起來了,他不時在Yoko耳邊絮語,逗得她咧嘴大笑。

相比Gordon,73歲的Yoko很安靜,嗓子細而虛,一不留神會聽不清楚她的話。20年前,她曾經患卵巢癌,早些年動手術暫緩了病情,不過近年又因患柏金遜症,腳不太好使,也常常肌肉疼痛。

這是一個出奇的不同的生命階段。所有這些野心都變得更小了。

「不像你,我不再是20多歲的人了。你們有一定程度的野心(ambition),」第一次訪問開初,他悄悄地落下這樣的註腳,「這是一個出奇的不同的生命階段。所有這些野心都變得更小了。」

一會過後,Gordon從袋裏抽出手機般大的血糖測量器。電子儀器顯示出一個3字,他是時候咬一下餅乾了。Gordon從小知道自己患一號糖尿病,這病使他的身體無法正常合成胰島素,倘若不好好控制血糖水平,病者年輕時就有死亡風險。現在,他需要每天注射胰島素針劑兩三次,袋中常備可樂和蜜瓜荳奶。

年青時,胰島素反應曾經使他極端地橫蠻不講理,徹底變了另一個人。「你看他現在很sweet,對吧?我不能相信他發作時有多可惡和刻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給他糖份。」Yoko止不住笑聲。「現在我們的身體狀況比較平等了。」Gordon接話,「我們能活多久呢?誰會先離開?沒有人想被遺留下來啊,我們說笑,『我想先死』、『不,我想先死』。」

兒時就意識到自己很接近死亡,使Gordon一直想要知道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多年來,他專注文化身份認同的研究,在美國、日本考察兩地人對Ikigai(日文:生き甲斐)的想法,寫下了“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一書。

Gordon說,Ikigai意指使生活最有價值的原因,也可以是使一個人有真正活着的感覺、把你和世界連繫起來的東西。他坦承,自己的Ikigai,既非事業,也不是香港的民主或批判性思維,是Yoko。

Gordon Mathews與妻子Yoko在中大校園。

Gordon Mathews與妻子Yoko在中大校園。攝:陳焯煇/端傳媒

他出生於美國阿拉斯加州,很厭倦做什麼都得駛車往幾里遠去的生活方式,自小想要離開美國,去一個完全不熟悉的地方。1980年,他在加州接到電報,一間日本學校寄來機票,請他當英文教師。他一句日文都不懂,如此一去便在日本待上十年。

在日本公車上,他看見一個日本女生手上拿着《時代》雜誌,跑去搭訕,從此認識了Yoko。Yoko同樣覺得原居地日本很沉悶,後來她與Gordon移居美國讀書,又一起來到香港教書,退休前在中大歷史系教授明治時期後的日本。

「她總是比我更有冒險的勇氣。」Gordon說,2014年雨傘運動時,他們睡在金鐘大馬路,當時有傳解放軍坦克會入場掃蕩,Yoko判斷照片是假的,不肯走,躺回路面去。

Gordon設想過,如果Yoko說快退休、去札幌吧,他便會聽命離開,畢竟,她的兄長在日本病重,也需要照料。

但是,Yoko想要留在香港。在講求謙遜有禮的日本社會,她總是能預計對方會怎樣接話,但香港人卻給她截然不同的感覺——表面木納冷淡,幫助別人時卻不太計較,這種反差使她感覺很有趣。

「香港人很sweet,他們只是不表現這種sweetness出來。」Yoko說,她也覺得Gordon應該繼續教書。

反修例運動後,香港逐步被捲入細緻化的威權管理,這邊廂有大規模的拘捕和檢控,那邊廂中國當局正不斷地修改香港的政治體制。

「在香港,有一些人的Ikigai當然是推動香港民主化,那曾是他們的所有。但是,香港追求民主的掙扎從來不是我的Ikigai。我們會想看見香港的民主,但這不是我們生命中的所有,」Gordon說得很坦誠,他轉頭問Yoko:「你的Ikigai是什麼?我想我知道的。但是什麼呢?是什麼呢?」

Yoko沒好氣,「很難說我的Ikigai是什麼,但Gordon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他又追問,「如果我真的(因教書)被捕、入獄,你仍然同意留下來嗎?」

她依舊雲淡風輕,「是的。」

在Yoko面前,Gordon仍然是個20多歲的小伙子。40年前一個冬天,Gordon跟Yoko走在日本札幌的雪地上。嘭的一聲,Gordon滑倒在地上,他連聲怪責Yoko,「我不會再牽妳的手了!」她想,這人怎麼怪到我的頭上來?她忍不住在雪中大笑,「這人很有趣啊,我想這是我們最後走在一起的原因。」

一點點樂觀

Gordon自小喜歡爵士樂,最近又開始探索電子樂。在新曲White terror的音樂影片裏,一時出現風雪的影像,一時出現香港的遊行人潮。

寒冷至死,那其實不完全是恐懼,而像是在漸重的麻木中入睡。但是,你仍然害怕,因為你知道自己不會回來了。

「T.S. Eliot 寫過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我在想,那終結可能既不是呯的一聲,也不是嗚咽聲,而是一聲嘆息。」在阿拉斯加州,Gordon經驗過真正的寒冷。「寒冷至死,那其實不完全是恐懼,而像是在漸重的麻木中入睡。但是,你仍然害怕,因為你知道自己不會回來了。」

Gordon給學生開過一道考題——香港的未來會怎樣?「我幾乎在一些學生的考卷上看到淚水痕跡。」Gordon說自己或許誇張了,但是,「他們當然很悲觀,當你曾經擁有一些東西,而你看着他們被奪去,你很難不感到悲觀。」

2021年2月,Gordon Mathews在中大的一個樹林中。

2021年2月,Gordon Mathews在中大的一個樹林中。攝:林振東/端傳媒

此時,他會請學生視香港的身份認同歷史為一條長河。穿過這20年起伏的政治圖景,回到90年代的流行文化、80年代的獅子山精神和家庭價值。如今,香港人的身份可能會在倫敦、溫哥華或者墨爾本倖存下來,但也有一個可能,就是新的管治系統未有把香港人在政治以外的身份徹底摧毀——香港得以續命為一個躍動而多元的城市。

「我嘗試給他們一些樂觀的看法。我嘗試給予一個更廣更闊的角度。」最近,有幾個學生來訪問他為何留港,又問他生命究竟意味着什麼。

他回答學生,他想死去之前知道自己曾經改善了這世界一點點,讓人們可以更好地互相理解。

Gordon心裏有一條底線,那便是資訊的自由流通。當他一天仍能打開Facebook、《華爾街日報》或《紐約時報》,他便研判香港還沒未到最差的地步。「我會更傾向一個民主社會,但現在,你們仍然可以嘗試創造更好的社會。」

「你好難想到Gordon不開心或生氣的樣子,有點難想像佢會因什麼事情而生氣,」舊生Henry畢業後仍然喜歡回校找Gordon聊天,「他令你覺得做老師要有很多經歷才做到,才能啟發別人。這不只是讀什麼大學或讀多少書。」

不過,Henry也說,「有點覺得(他)太樂觀了。」「他身為老師會想散播一種樂觀、希望的氛圍吧。我自己想法是,蠶食你的身份,不只算閹割你的一刻,而是一種溫水煮蛙的痛苦。」

Gordon也自覺,他的樂觀可能不合時宜,但他依舊堅持,「不要愚笨地樂觀,但存有一點點的樂觀。」對Gordon來說,不論是奉行資本主義或是威權主義的社會,個體身處其中同樣受到壓逼。但是,人還是可以嘗試創造自己的私人世界。

「如果你只是需要正常過活,低下頭來,完全不再思考政治,那不是一種抗衡。」他說,「 但如果你繼續做你一直在做的事,那便是了。」

這個學年,他除了繼續教授中大的四個課程,也和來港尋求庇護者保持每星期的線上課堂,「現在移居到美國、駕長途貨車的尋求庇護者也可以參與了」;他又說到下課後如何繼續編寫樂曲。像音樂或其他的種種興趣,「到頭來,這些就是令我過去20年生活保持着忙碌的東西。 」他說。「我發現自己一直被『做一些事的欲望』、『完成一件事』的想法推動,我之所以還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我還是不覺得自己特別的老。」

舊生Maggie說,回想Gordon對自己的影響,是在於生命的熱情,「他這麼passionate、關顧學生、貢獻學術,又好鬼死好笑。你發現原來可以這麼有熱情、熱誠地去生活,原來長大成人不一定要抽離、勢利,注重形象……他是一個真誠生活的例子。」

我不想知道自己在哪裏,想去一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地方...... 我最後又的確可以到達一些頗不尋常的地方。

有時,Yoko會在家裏接到Gordon的來電,說他在外迷了路。偷閒的日子,他喜歡隨便乘上巴士,不看手機地圖,在土瓜灣、藍田等地方下車走走。「我不想知道自己在哪裏,想去一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地方...... 我最後又的確可以到達一些頗不尋常的地方。」

有一次,Gordon獨自在大埔林村河傍坐着,低下頭來休息。天色入黑,一個路人滿臉擔心地上前問他,還好嗎?「這真的很sweet,」他說,「香港仍是一個好地方,即使我們不同意許多政策。」

幾個月後,Gordon和Yoko將要搬離中大山上的家,那幢大樓將改建為學生宿舍。最近, 他們忙着執拾家當,思量着離開中大山頭之後,不如搬到沙田區去。「我可以留在校園,但我會寧願住在香港(其他地方)。We will see! 」

現在,他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下班後回家吃晚飯。一如往常,他和Yoko輪流負責煮飯,他最愛她預備的壽司、蔬菜沙律和紅蘿蔔燉鍋。他們一邊吃飯,一邊按動電視遙控,從CNN、Al Jazeera,轉到俄羅斯電視台、北京中央電視台,最後停在香港的晚間新聞。有時,Gordon把新聞記下,留待之後和學生討論。

飯後,兩人便弄一大碗爆谷,坐在沙發上看BBC Earth,去看世界某處的大象和企鵝,在無垠的土地上如何存活下來。

「在我們面前,有一整個世界。」Gordon說。

(應受訪者要求,Henry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林詠褀、張曉澄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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