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端x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學人對談|袁瑋熙 x 溫健民:政治失效後,香港人是如何抗疫自救的

因為不信任,所以超越了自己的潛能。


政治學者袁瑋熙和溫健民。 攝:林振東/端傳媒
政治學者袁瑋熙和溫健民。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按】:本文是《端傳媒》與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香港學會)合作欄目文章,這個欄目希望能向讀者介紹香港新鮮在地的學術作品及學人思考。2021年的第一期,我們邀請到政治學者袁瑋熙和溫健民兩位對談。溫健民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他的團隊在2020年6月發表《Fighting COVID-19 in Hong Kong: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mobilization》的研究,袁瑋熙是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他的團隊在2021年2月發表的《A tale of two city-states: A comparison of the state-led vs civil society-led responses to COVID-19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的對比研究。對談題目從疫症切入,意在討論香港公民社會的作用與未來。此外,兩位學者也談到身為社會科學學者的觀察和思考。

一場運動,一場疫情,一場改造工程,市民對香港政府不滿意度自2019年6月升至約七成之後,至今未回到往日水平。政府的官僚系統仍在運作,但反映民意的政治管道失效已是現實。這兩年間,除卻政府施政之外,香港市民也發展出了各種自救方案,有的為應對時局,有的為政策補充,欲在風雨飄搖中將一身輕輕系緊。

曾經,在疫症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政府(state)的角色被認為是抗疫關鍵;公眾層面的研究亦普遍認為,當地民眾越信任政府,越遵從指引,才會越有助抗疫。但這一看似四海皆準的「常理」,來到香港卻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香港防疫的成功似乎應歸功於市民」,兩位政治學者新近的研究就指出,完全由政府主導的防疫未必有效,相比之下,香港抵擋疫症爆發,靠的正是政治失效下活躍的公民社會。

袁瑋熙和溫健民的兩個研究都關注公民自救,前者記錄黃區(非建制派當選的選區)和藍區(建制派當選的選區)在疫情初期派發口罩的次數,發現對政府不信任程度較高的地區(即黃區)口罩派得更快更多,從中抽煉社區精神與社會動員效應;後者以政治信任度高、公民社會弱勢的新加坡進行比較研究,指出香港的公民社會是自救型的。香港人的生活經驗「震驚了國際學者」,袁瑋熙笑言。

人們或會詫異,抗疫中的日常小事,人之常情,是否真有這麼大價值?兩位學者的研究說,公民社會並非萬能,但香港無需妄自菲薄。沒有成熟代議制環境,是香港政治體制失落且可能將永久失落的一環,但在這種夾縫中成長起來的公民社會,因還沒有被體制吸納,反而好幾次在政治失效時發力——這種彷彿半路出家的調性,跟西方的經驗都是截然不同的。

實際上,疫情之下香港公民社會的角色,是近年林林總總社會自救的縮影。只是面對當下的政治環境,公民社會未來還能否延續?極度的政治失效會將香港帶向何方?而在學者的角度,在廣闊的世界語境中,香港的學術研究有怎樣的價值,要如何向世界講述香港?

2021年3月29日,西九文化區草地上的市民。

2021年3月29日,西九文化區草地上的市民。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經驗:公民是可以自救的

我們的研究告訴他們,當有一個很強的公民社會時,其實人們是能做到自救(self-help)的。這篇論文出了之後,海外的公共衛生學者很震驚,覺得這觀點很新。但我們香港一直以來的生活經驗都是這樣的。

:先來說說我的這個研究吧。關於COVID-19的研究,廣義來說屬於災難研究或國家的危機研究,而這類研究通常聚焦點都是政府。爆發初期,我就發現外國大部分研究都是說政府回應得有多快、政策的限制性有多大等等。但香港的case似乎不同。

根據坊間民調也好,我們自己的觀察也好,當時香港防疫的成功似乎應歸功於市民,是市民自己守規矩、自覺戴口罩的成果。其他社會的人可能會認為這種守規矩是東亞儒家文化的一面,我們比較遵從政府。但香港似乎也不是這樣。初期政府連法令都還沒頒布,梁卓偉(港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甚至說不用戴口罩時,香港市民做的就和政府權威說的不一樣。

我們發現這種不同,於是想探討香港究竟是怎樣。後來歸納,主要因素可能是沙士的經驗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

我們的研究希望找出政治不信任和社區抗疫行為的關係。非建制或者泛民當選的區,理論上不那麼信政府,因此我們以每一區區議員的Facebook專頁為切入點,看非建制和建制當選的區相比,哪些會有更多派口罩的行為。數據出來,的確是黃區(非建制區)全部都有持續派口罩。在最初兩三個月基本上是全線非建制區比建制區派得多。

:我這邊研究的出發點也類似。我們做了六個國家及地區的survey: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和泰國。前五個都是發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包括亞洲四小龍,可比性很高。最後文章選擇了新加坡和香港作對比。

公共衛生研究普遍認為,公衛議題中,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trust in government)很關鍵,能解釋人們會不會洗手、會不會保持社交距離。越相信政府的人,會越遵守這些建議。但我們的生活經驗不是這樣的。香港的生活經驗是,在對整個政治制度沒有多少信任的情況下,大家還是會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甚至民間有社會動員(social mobilzation)去做防疫工作。

我們強調,公民社會不是萬能的。面對危機時,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公民社會和政府之間互相配合,相得益彰。這也是我們香港人一直以來期望的,但可惜不見得做得多好。

和新加坡的對比是重要的,因為新加坡的政治信任度很高,公民社會的角色比較邊緣化(marginalize),而兩者在防疫上都算是成功例子,新加坡移工宿舍爆發的疫情反而讓公民社會有一個機會發展。

外國學者可能覺得對政府的信任很重要,但我們的研究告訴他們,當有一個很強的公民社會時,其實人們是能做到自救(self-help)的。這篇論文出了之後,海外的公共衛生學者很震驚,覺得這觀點很新。但我們香港一直以來的生活經驗都是這樣的。

當然,前提是要有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務,基本的公共管理框架。如果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有多強的公民社會也沒用。香港本身有很好的公共衛生醫療體系做基礎,再加上強的公民社會,才會搞得定,二者缺一不可。政府的角色不是完全沒有,但不是這麼關鍵,至少在我們文章涉及的頭八個月是這樣的。

:同意。我們在結論部分也強調,我們不是說單靠公民社會就可以對抗疫情。公民社會可以做的很多,但也有它做不到的,比方說買疫苗、邊境控制,或者整個醫療體系的發展等。我們強調,公民社會不是萬能的。面對危機時,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公民社會和政府之間互相配合,相得益彰。這也是我們香港人一直以來期望的,但可惜不見得做得多好。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們」

香港人對自己圈子裏的人、對自己熟悉的人其實是很慷慨的。但當然,這個圈是隨著時間慢慢擴大的。

:可能我先說說,公民社會的含義是什麼。公民社會這個詞很空泛,在不同事情上有不同展現。我認為在這次疫情中,公民社會的含義有三層。第一,是醫護專業人士的動員。我們兩篇論文都有提到2020年2月的醫護罷工。說到COVID-19下的抗議,很多地方是在抗議政府的防疫措施過緊,很少有像香港早期那樣,逼政府做防疫措施、逼政府行使邊境控制這一政治上有點敏感的權力。

這是非常特別的。倫理問題是醫護罷工面對的主要質疑。而香港的醫護罷工是頗為合理的,維持最低限度的服務,不是停止全部服務,是一種有象徵意味,同時又確保能傳遞出某種訊息的行動。雖然政府沒有正面回應,但也有間接部分封關,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成功達到訴求。

第二,是鄰里社區(neighbourhood community)成為一個新的場域。以前沒有所謂社區這個概念,現在大家越來越關注社區,每個社區都好像有一群人在做一些行動,尤其是出現了很多社區Facebook群組,如「西環變換時」、「鴨脷洲變形記」等等。是這些群組告訴大家附近有什麼舖頭(商店)有口罩賣。例如那時我住西環,就會知道樓下的黃店有口罩買。街坊也留意著這些Facebook資訊,很多人排隊。

這個發展對抗疫很重要。在沒有社交媒體的年代,我們其實是不太能「看到」(visualize)社區的。雨傘運動後湧現的這些社區群組visualize了整個社區。

第三,香港有很強大的全球網絡(global network)。我印象深刻的是,早期很多黃店從外地入貨口罩,如阿布泰。有議員在Facebook說自己撲去日本買口罩。有政黨竟然去到洪都拉斯買口罩回來。我會想問怎麼做到的!全球採購這件事對我來說很amazing,我們比起全世界都要早戴口罩。如果沒有這種全球網絡,沒有這種世界視野,是不可能做到的。當然,這是資本主義的全球網絡,可以迅速把東西送來香港。

說到公民社會,Robert Putnam說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cal)強調的就是這種互惠性(reciprocity)。

我印象中,大家是強調互相分享(口罩),不要囤積的。說到公民社會,Robert Putnam說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cal)強調的就是這種互惠性(reciprocity)。大家還是會先考慮自己,但當時能看到這種reciprocity。

:我蒐集到的數據也發現,很多口罩是市民自己捐出來的。市民捐的口罩會優先派給老人家和弱勢群體。有些區議員說我們實在找不到口罩了,但還有很多弱勢社群需要,他們就搞募捐收集口罩。一兩天已經找到五六百個,全部包裝好,每人十個,派給五六十人。

新聞也有報導,凌晨排隊買口罩,拿最後一個籌的買到,就分了一半給後面的人。在這麼缺口罩、人人自危的時候,其實相當難得。我說的公民社會是比較著重互助層面的、社區自發的一個模式。

:香港當時是處於一個panic moment。我記得那時有張相是寶翠園超市的貨架什麼都沒有了,那刻我的震驚是,香港一個這麼富庶繁榮的地方,為什麼突然間會淪落到這樣的地步呢?再加上之前積累下來的對政府的不信任,當下直接的問題是:究竟政府去了哪裏呢?

2020年2月7日,香港西環寶翠園超市的日用品被搶購一空,已購買一包米的市民在貨架之間。

2020年2月7日,香港西環寶翠園超市的日用品被搶購一空,已購買一包米的市民在貨架之間。攝:林振東/端傳媒

那時看到電視說政府開始嘗試招標採購口罩。招標是一個由上而下(top down)、考慮最低成本的方法。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市民就會想,(政府)不是應該多貴都買嗎?下意識地,人們就覺得那唯有靠自己。

:可能有人會覺得,香港人以往給人感覺是比較自私的。你們剛剛提到,疫情下香港公民社會強調互助分享、關心需要幫助的人。你們認為這和先前社會運動中醞釀的共同體感情有關嗎?

:首先我覺得也不能說香港人自私。劉兆佳說香港是「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保障以家庭為單位的利益。香港人對自己圈子裏的人、對自己熟悉的人其實是很慷慨的。但當然,這個圈是隨著時間慢慢擴大的。不只是因為社會運動,很久以前已經慢慢開始擴大,獅子山精神不再是只顧自己怎樣向上爬、自己的家庭怎樣向上爬,也開始顧及群體。

這種互助自救模式,和社會運動一樣,都是源於不信任:政府「搞唔掂」,或者是不會實際幫到我們,唯有是「我們」作為一個群體互相幫忙。

我覺得這是一個長期發展來的,和社會運動相輔相成。因為建立了這樣一個共同體,才會有這麼多人走出來投身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也會反過來影響人。當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會看到黃店的防疫物資是全部擺出來可以隨便拿的。你會覺得這是安全網(safety net)。對普通人來說,就是這樣的感覺。

:和社會運動有沒關係呢,很難說沒有。比方說,這種互助自救模式,和社會運動一樣,都是源於不信任:政府「搞唔掂」,或者是不會實際幫到我們,唯有是「我們」作為一個群體互相幫忙。

沒有被體制化的公民社會,在政治失效時發力

香港的政治不信任卻是讓人突然做了平時不會做的事,例如去「撲口罩」,甚至是建立一個機制去「撲口罩」。

:我和你都提到了政治不信任的問題。當信任政府、信任政權的時候,公民社會的作用可能是想辦法叫政府做多點事,或者是希望政府撥款下來我們做多點事,最後心態可能還是依賴政府。但香港完全不是這樣。香港的公民社會本身是Samson所說的,是源於不信任政府,我們才去做一些事。我的研究論證的就是,因為源於不信任,所以越不信任的地區,做得越快,做得越多。而不是說沒有信任所以不做某些事。

:因為不信任,所以超越了自己的潛能。這些事本身你不需要想得太多,有人幫你打點一切,這是很正常的想法。代議政制就是這樣的:你投了票給政府或議員,ta就會幫你去處理一些你原本不懂得處理的事情,這就是代議政制背後的理念。香港的政治不信任卻是讓人突然做了平時不會做的事,例如去「撲口罩」,甚至是建立一個機制去「撲口罩」。

因為做這個研究,我了解了一下新加坡的防疫情況。新加坡一開始是很鬆懈的,直至四月當地有一些爆發,才立刻「封城」(lockdown)。新加坡的公民社會組織一直很邊緣化,社區大部分都被PAP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控制,所以防疫上基本是國家主導(state driven)。

其實新加坡的移工NGO提醒過很多次,移工惡劣的生活工作環境是計時炸彈,但政府愛理不理。直到移工群體疫情爆發,這些NGO反而突然有個空間,開始被諮詢了。有趣的是,新加坡仍然是很由上而下的,要找一個官辦NGO去統籌不同的獨立NGO,吸納它們進來。因此,即使公民社會似乎有了一點角色,最終還是被政府吸收。這和香港的經驗不同。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溫健民。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溫健民。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曾經review過一篇講奧地利公民社會的學術論文,裏面寫到,在社會福利國家,NGO和政府的關係一向密切。那篇文章基本上都是探討NGO怎麼推動政府撥款、和政府開了幾次會、哪個部門的撥款較多,等等。完全就是你剛才說的,行政完全吸納NGO或者公民社會的狀態。香港則不同,區議會本身就沒什麼權力,普通的社區更加不要說有什麼資源或權力。

:那種行政完全吸納所有NGO的模式對防疫似乎沒什麼幫助。香港區議會的行政權力很低,這也導致香港的社區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是由上而下地被控制、被行政吸收,有很多空間。香港我想是一種自救式(self-rescue)的公民社會。

Michael Mann把國家權力分為infrastructural power(基礎能力、基層滲透能力)和despotic power(專制權力、專斷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是政府透過公民社會去實行某些事。比較理想的民主國家會是這樣的,但這只是西方國家的理想狀態,也不是完全有用。例如奧地利政府和NGO合作,撥款給它們,但某些事還是會做不到。

香港和新加坡兩個政府都是比較強的despotic power,是由上而下的,我(政府)不理你公民社會如何,我就做另外一套,我不干涉你。當然現在的情況有變化,現在是用despotic power繞過公民社會。例如限聚令,這是一些「硬權力」(hard power),你必須遵守,不遵守就會罰錢或被告。

現在已經過了疫情的高峰,好像普羅大眾已經掌握到節奏,收放自如。我覺得,這種節奏已經處理了我們的worry,就是我透過自己的方法去防疫。

我會覺得,香港公民社會的形態是來自沒有成熟的代議政制,沒有外國那種被體制化的公民社會。

:香港公民社會的這種特色是怎麼發展而來的呢?

:外國的公民社會是很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的,很多已經被吸納。被吸納不單指被政府吸納,而是被代議政制吸納。在代議民主制國家,社會運動通常最後都會被專業化和體制化,成為體制裡的一部分。而相對獨立的組織是比較在外圍的,他們未必會很有影響力。當然現在網絡世界會有點不一樣。

香港本身其實也是朝著這樣一個路徑發展的。我認為,八九十年代的發展就是公民社會組織慢慢被體制化。一些社福機構拿了政府的撥款,成為了體制的一部分。例如教協、社聯就是明顯被體制化的組織。這些組織在防疫上不是很有角色,因為大家覺得它們已經是體制內的一部分。

社運組織之所以沒有完全被體制化,是因為香港不是政黨政治(party politics),香港沒有一個很成熟的代議政制,即將更會完全沒有。這個特別的政治結構將一班人排除在體制外,它們做了很多倡議和行動,這些行動又恰巧很有活力。因為沒有被體制化,會有很多有趣的連結,會走去Facebook,也沒有什麼掣肘。我會覺得,香港公民社會的形態是來自沒有成熟的代議政制,沒有外國那種被體制化的公民社會。

:我同意你所說的,八九十年代之前,香港大部分的所謂社會服務、包括教育和醫療,都是港英政府外判出去的,吸納了社聯、教協,包括聖公會等宗教組織。公民社會的真正崛起,可能就是2014前後,開始有一批不是被吸納的社區組織。

「香港應該有的樣子」

一個好的社會,公共政策或者公共衛生學者是應該坐在一起,討論每一個措施是不是應該這樣做。缺乏互信,會讓公共衛生措施沒有進步。

:你們講了公民社會在香港抗疫上的作用。疫情過後,未來會不會還有類似的作用呢?你們所說的社區動員、專業人士的動員會不會能夠在未來延續?

:這是一個大問號。以目前的政治氣候,我認為很難像以往那樣,有某些政治議題就爆發出來。但可能在大的疫症或者危機上,會重新呈現本身有的結構和模樣。未必是政治事件,可能是一些特大公眾事件。未來可能也會有一些「黑天鵝」現象出現,我們突然就會重新看到香港應該有的樣子。但會怎樣變化,這真的是一個問號,我想大家都在摸索中。特別是現在這麼多人移民的時候,人口特徵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考慮。

:我們都不清楚。在政治事件上當然不樂觀,現在哪怕像之前那樣擺個攤檔派口罩也可能已經不行。可能touchwood,十幾廿年後有又一件重大的災難事件,我不知道會不會重新體現這種精神,重新體現這種行動力。現階段「今日唔知聽日事」。移民也是一個問題。假設移民的人都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一班人,未來會是一個什麼狀況呢。

:另外我想,我們現在沒有了土壤去思考政府做得好不好。你說它好,你是某種立場,你說它不好,又會被歸為某種立場。大家不能心平氣和地討論政府做得好不好,這是很有問題的。一個好的社會,公共政策或者公共衛生學者是應該坐在一起,討論每一個措施是不是應該這樣做。缺乏互信,會讓公共衛生措施沒有進步。

2003沙士之後,其實有一個比較好的土壤。馬嶽有篇文章講政府處理沙士,寫得很好,他分析政府為什麼處理沙士出了問題。譬如醫管局選擇在不同的醫院隔離個案,使得感染傳播得很快。而其實這次醫管局總結了這個經驗設立隔離措施。如果你有研究,會知道政府這次在這件事上是有進步的。那時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土壤去討論,是會為未來防疫做功夫。現在沒有了這個土壤,很可惜。

2021年1月23日,佐敦進行指明受限區域內的限制與檢測宣告和強制檢測公告行動,特首林鄭月娥到場視察。

2021年1月23日,佐敦進行指明受限區域內的限制與檢測宣告和強制檢測公告行動,特首林鄭月娥到場視察。攝:林振東/端傳媒

:可以說是極度政治不信任的表現嗎?

:當說什麼都不知道會得罪什麼人時,就會寧願不說。學術界是還可以做研究,但有沒有人看這些論文呢?香港人其實不需要看,他們已經在practice這一套。那政府怎樣處理學者的建議呢?你會看到現在的狀況是讓你沒有信心的。

但不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是你希望你的研究成果會有政策制定者看到,會有回應。我不介意他們批評,說我的觀察不是很對。但在香港,我寫完之後都不知道⋯⋯政府又不會看,就算我不對,你也沒有辦法告訴我。這是很可惜的。

現在是政府、專家委員會和我們都各有各做,大家沒有什麼交接。一個理想的社會,其實之間是可以有、也應該有協力合作的。現在專家委員會裏都是公共衛生方面的學者,我認為有社會科學學者、社工的參與會更好。例如,整個防疫裡面,精神健康是一個crutial issue。打疫苗其實和精神健康很有關係。某程度是因為你很擔心,所以去打疫苗。那麼至少你要知道應該怎樣向公眾傳遞資訊。當出現一些爭議性的狀況,譬如打疫苗後死亡這些有很多聯想空間的狀況,很多人都不會簡單一兩句就信任專家。政府在某程度上損害了專家的credibility,這不利於政府日後的施政。

如果專家委員會有社會科學視野,他們未必會直接這樣說「相信無關」。「相信無關」其實是一種加持。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聽到會覺得,你怎麼知道無關呢?沒有證據顯示無關啊。你只能夠說你不知道,下不了定論。大家現在會這樣質疑。所以袁國勇給自己打針是很聰明的動作。他用一個表演性的方式示範了打針的重要性,很有社會科學的思維。

:而且是袁國勇出來打才有用。要由一個公眾信任的代表性人物去做這件事。香港人的批判性其實頗高,如果香港人是百分百信任權威,百分百信任科學家,那梁卓偉和世衛說大家不用戴口罩時,其實香港人就應該會信,但香港人有自己的判斷。

:香港人一般也會傾向覺得醫生講的也有道理,但當他們坐在政府的委員會內時,人們就會增加了某部分的防衛。

:其實梁卓偉的確做了很多研究,但「原罪」就是他加入了政府的團隊,然後代表政府出來說一些有違香港人認知的事,叫香港人不用戴口罩。這些會增加政治不信任。香港人本身其實頗信任專業人士。但那一刻的強烈不信任,是源於他是政府團隊的一員,加上說的和自己認知的不同。

如果你有研究,會知道政府這次在這件事上是有進步的。那時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土壤去討論,是會為未來防疫做功夫。現在沒有了這個土壤,很可惜。

:回應Samson之前提過的,政治不信任去到極致,反而可能會成為公民社會的其中一個限制,就是不會再真正討論政府或專家的對錯,總之政府中人說的就是不可信的。可以這樣理解嗎?

:其中一部分人是這樣吧,不是百分百。很多人的批評其實也是善意的,希望防疫做得好一點。但說了又怎樣呢,說了之後也沒有人聽,「冇癮」囉。另一部分人就是質疑所有,只要是你說的我都要質疑。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香港現在還能運作,是因為有一個很強很好的底子。資訊很發達、本身有完善的行政框架、公務員團隊處理問題可以很有效率。但能不能維持多二三十年呢?當不信任去到這樣一個狀態,真的不敢說。其實我們現在這個不信任的狀態,也只是出現了最多五六年。即使在雨傘運動後,大家還是很信任執達吏,很遵守禁制令的。可不可以維持⋯⋯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一個experiment來的。

2020年7月29日,尖沙咀海旁,工人們在維港下吃午飯。

2020年7月29日,尖沙咀海旁,工人們在維港下吃午飯。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經驗「有用」

我的出發點並非要把香港放入公共衛生研究,而是將社會科學放入公共衛生去考慮。公共衛生其實是要有社會科學學者的參與。

:剛剛說到外國政府和公民社會的關係是怎樣的,香港是怎樣的,特別是在防疫下的不同。大家覺得,香港研究可以帶到什麼給國際學界呢?在公民社會的研究上,為什麼要研究香港?

:其實現在外國已經不怎麼說公民社會,這是一個很舊的詞了。但在公共衛生方面,疫情下的公共衛生研究擴展得很厲害。當大家很關注的時候,我們做的可能是,將社會科學的視野放入公共衛生。我的出發點並非要把香港放入公共衛生研究,而是將社會科學放入公共衛生去考慮。公共衛生其實是要有社會科學學者的參與。恰巧我們看到香港的經驗是有用的。碰巧我是香港人,我在這裏,有這些數據和觀察,我就寫了,是非常直觀的。

:公共衛生專家切入的角度不同。在社會科學上,除了公民社會其實還有很多面向,例如災難社會學說的社會的韌性等等。還有社會不平等,為什麼新加坡的移工有大爆發,為什麼香港會是深水埗特別多感染,這些就是社會不平等的問題。這次疫症會不會加劇不平等?其實都會是社會科學學者可以切入的角度。

他們引用的就是那句:公民社會和政治不信任對抗疫可能是有幫助的。

過往寫到香港的公民社會就一定是2014年、2019年。一個本身不太熟悉香港的外國學者會說,這關我什麼事呢,我知道香港很慘,我精神上支持你,就是這樣而已。他們不會再興趣看你的研究、引用你的研究。但這次我們兩個團隊是從公共衛生角度說公民社會,放在了一個廣泛大眾都會覺得與他們相關的事情上。

可能公民社會他們已經習以為常,有自己的形態,甚至是已經很老土不怎麼提。但這時香港的公民社會對他們來說,就可能會是一個要學習的經驗。引用我這份研究的雖然不是特別多,但也有來自巴西、韓國、跨國的。他們引用的就是那句:公民社會和政治不信任對抗疫可能是有幫助的。這可能是唯一一個可以帶給他們的觀點。我們這個地方的經驗可能會有些用,他們會重新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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