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影視禁播時代來臨？當你為會打擦邊球而自我感覺良好

2021年3月29日，香港一天之內，經歷了三宗與審查及禁播有關的事件：首先，是快將舉行的香港國際電影節於早上宣布，原定會於節期放映兩場、由翁子光執導的「開幕電影」之一《風再起時》（暫名，另一齣開幕電影為《七人樂隊》），基於「技術原因」，臨時抽起，已購買門票的觀眾將被安排退票；有媒體報道事件，透露抽片可能與影片內容觸及警察貪腐的主題，未能過審有關。

其次，香港首席電視台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今年據稱將不直播於4月28日舉行的奧斯卡頒獎典禮。電視台發言人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聲稱，他們出於「純粹商業決定」，今年沒有購入轉播版權。這是TVB自1969年以來，首次不直播該堪稱萬眾矚目的每年影壇盛事。由於沒有其他持牌電視台購入版權，這意味著香港觀眾將五十二年來第一次沒官方轉播的奧斯卡頒獎禮收看。

其三，剛履新的香港廣播處長李百全抽起了原本於同日播放的、官方電台香港電台攝製的《鏗鏘集》節目（該集名為《青春的一場修鍊》，內容探討各大學在反修例運動後無人組織學生會的「斷莊」現象），並有消息指，他還會暫停播影及製作其他電視節目，包括收視率及口碑皆佳的文化推廣節目《五夜講場》。《五夜講場》製作認真，主持和嘉賓表現持續出色，收看及點擊率與季俱增，對文學、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普及大有裨益。現在官方突然聲稱要重新等待高層審批決定，令人懷疑乃部分節目內容觸及政治敏感課題所致。

禁片時代產生的自律生態

自去年通過及執行「國家安全法」，各界對香港收緊文藝創作自由，因政治正確及社會安全之名打擊創意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然而，去到一部只是敘述港英殖民時代黑警貪污往事的電影（《風再起時》）拍好了也不能放映，一個以學術普及為宗旨，廣受觀眾歡迎的清談節目有可能須停止製作，甚至要停播奧斯卡頒獎禮，相信對很多舊香港人來說，實在難以想像，更一時難接受。

「我給，你才能要；我不給，你不能要。」

《風再起時》說的其實就是呂樂和藍江的故事。片中用磊落和南江稱呼兩位主角，並邀得郭富城及梁朝偉兩位影帝主演，有一定叫座力。影片在三年前已開拍，2018年煞青，是典型中港合拍片。這種合拍片劇本一早已送檢，當時沒有問題，拍好了重新發現問題，也不是沒有先例。熟悉大陸審查制度的行內人對此不會太感奇怪，事關政治風向時有轉移，制度隨而多變，有權干預審批的領導的人數又不少，很多時候會出現這個說可以，轉個頭來，另一位出來說不可以，碰上新官上任，更不消說。由於他們事先不會溝通，也沒有常設的機制先讓他們作內部溝通，便會出現外界看來「出爾反爾」的現象。

又如穿越或宮鬥題材的影視作品，一度成為大陸主流搶拍的類型，但前年領導一聲令下，齊齊遭禁。重點是：無論有沒有說出來的官方理由，那些理由都不可能認真對待，都不能制止群眾作其他猜度及臆想：準是有什麼權鬥在發生了，準是哪個領導的口味改變了，準是主旋律又要因應國策而調整了⋯⋯老於經驗的電影人也慣於見招拆招，盡量予以配合：你不給我拍我便（暫時）不拍，橫豎拍片拍劇也只是謀生、膁錢。為藝術而藝術？在生存權面前，別開玩笑了！

張藝謀多年前執導的《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早已假周潤發飾演的皇帝之口，向周杰倫飾演的王子，說出了業界揣摸上意的寶貴心得：「我給，你才能要；我不給，你不能要。」

《風再起時》抽片，所給的官方理由是「技術原因」，一句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它禁不了觀眾自己多作猜想，這可能也是當局的意圖：在上位者莫測高深，在下位者無所依據，愈想愈怕，於是自律配合。年前梁栢堅導演的《再見UFO》也是在電影節放映了，然後片主突然以「技術原因」（包括版權爭議）為由反對公映，當時也有觀眾懷疑與題材「太香港」有關，但這些都是臆度，沒有人覺得需要出來澄清，因為大家都曉得，即時有了澄清也未必令所有人相信，這都與禁片時代的自律生態有關。

中港影視政策一體化

這類事件在中國是常事，但訴諸香港，肯定打開大大損害新聞自由的惡例。

《風再起時》的另一啟示，就是以前可以拍的，現在都不可以了，而且不需明文規定或領導下令，片主看時勢不對，免惹禍上身，自懂編個理由行事，起碼暫緩一下，看清楚才好辦事。呂樂與藍江的故事，遠的有劉德華主演的《五億探長雷洛傳：雷老虎》（1991）、《五億探長雷洛傳：父子情仇》（1991）、向華強主演的《藍江傳之反黑組風雲》（1992），近的也有《追龍》（2017，劉德華再演雷洛）及網片《追龍番外篇之十億探長》（2020）。還有什麼不對頭呢？對啊，沒有什麼問題，不要多心，一切只是「技術原因」而已。

不必說清楚，不給你看清楚，是大陸固有的，由權術（脫胎自黃老和法家的「君王南面之術」）主導出現的政策。國安法之後，香港已變成中國的普通城市，當然要全面與大陸接軌。不過，心水清的觀眾發現，上述這種施政傾向早於數年前靜悄悄開始。其中一個範疇就是禁片的資料查閱。香港一直存在自己的審查制度，港英時代開始，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負責，2012年後，由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負責。互聯網普及後，過往每年的禁片名單以及禁映理由，會定期在相關部門的網頁上載公布，公眾可自行查閱，但不知從何時起，相關檔案已停止更新，相關資訊已為某種威權私有。

至於五十二年來第一次沒有官方轉播奧斯卡，不少人也視為中港影視政策一體化的最新示例。由於今年奧斯卡有反修例紀錄片《不割蓆》競逐最佳短片，又有「辱華」導演趙婷執導的《浪跡天地》（Nomadland，中譯《無依之地，台譯《遊牧人生》）競逐包括最佳影片的多項大獎，為免出現尷尬結果，「傷害國民感情」，大陸當局已下令全國禁播頒獎典禮。這類事件在中國是常事，但訴諸香港，肯定打開大大損害新聞自由的惡例。當然，真正停播動機本是不能證實的，但假如有弗洛伊德式錯誤（Freudian Slip）或此地無銀這回事，TVB回應記者提問時所強調的「純粹商業決定」，其中「純粹」二字便可圈可點。因為真的只是商業考慮的話，根本毋須特別標出此二字。這情況大抵已顯示了，起碼在發言人心中，對事情有不只是商業決定的認知。這種說話方式，無疑會造成愈叫人不要多想，愈會令人多想的效果。而這些不排除也是政權希望達到的目的。

一批不斷擦邊球的製作團隊，面對辯證多變，全無必然性和難以預測的審查制度，隨時會愈來愈疲倦。

擦邊球的打法

大陸式的影視禁令的特點之一正好是其辯證性：看似有章法，往往又顯得隨意；你以為它很隨意時，又有一大套官方威權說法開路，雷厲風行。它隨時降臨，又會不動聲色地取消，就像百度搜尋器或影視屏幕上的敏感字那樣，「殺」字不能出現，「錢」字要用別字代替，某時某刻連「翠」字都要屏蔽，但有時「六四」都可用來搜尋。你總說不準，而資深網民亦習慣不斷尋隙不斷嘗試；也像玩電子遊戲，一些本來造型性感的二次元角色，忽然穿多了衣服，改變了出場台詞，事先不用通知玩家，某天登入遊戲，才會知道潔本又出籠了，幸好之前一早Cap了Screen，存了檔，不用徒呼可惜。同樣，影視工作者多年來不也都在擦邊球，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實踐法則嗎？不過這樣也正好迎合了政權的用意——就是讓你花精力時間去鑽空子，那便不會去正式反抗多生事端。

香港影視人擦邊球的能力一直比大陸同行有過之而無不及。2003年CEPA實施之前，香港電影要進入北方市場，最常見的方法是拍兩個結局，香港市場的那個，不避黃賭毒，要低俗有低俗，要色情有色情，鬼魂出場嚇人不用避，警黑一家是常情。另一個，為了通過大陸審查，所有警察只能忠肝義膽，性感適可而止，不能真有鬼魂，所有鬼怪最後要用心理幻覺包裝。合拍片成主流後，不用有兩個結局了，就出現一個版本兩種詮釋的兩邊吃技倆，由《毒戰》（2013）到《親愛的》（2014）到《拆彈專家2》（2020），我們都見證了有心人的努力。

然而，一批不斷擦邊球的製作團隊，面對辯證多變，全無必然性和難以預測的審查制度，隨時會愈來愈疲倦，面對愈來愈收窄（起碼是暫時愈來愈收窄）的政策改變，香港影視人也會愈來愈與大陸同行看齊——只求生存，不求言志。本來，生存當然比創作、述志、藝術發揮更基本，但邏輯滑轉，更基本偷換成更重要，生存便成，能生存便已難能可貴，「更高層次」的追求起初是錦上添花，後來索性成了裝扮，亦只能是看起來酷一點的東西。

禁片的目的是特權鞏固

他們只是通過禁制、限制了某部分人的權利，而去區分出特權階級的優越，而燃點更多人成為特權者的動機，從而主動配合施政，鞏固權力。

香港與大陸審查制度一體化的最明確後果便是：令文化藝術工作失去了本身的意義，變成理所當然為政治服務，跟政治風向搖擺，以及淪為種種生存技倆、謀生工具。擦邊球的進化是技術應對，一切都是技術問題，當事人可以不帶熱情不帶任何投入感去應付不斷變化的刁難和考驗，你只要練成辯證邏輯大法，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為何不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就像3月29日的翌日，香港審查事件簿繼續上色；西九龍文化區M+博物館較早前被建制派批評收藏品可能違反國家安全法或淫審條例之後，西九主席唐英年回應相關意見，聲稱已將特定藏品按「淫褻或不雅」物品方式處理「打格仔」。記者翻查M+網上公開作品時發現，有至少23名藝術家作品受影響，雖仍可點閱，卻已被加上「此作品涉及敏感內容，敬請觀眾斟酌觀看」的警告標語。這便是典型的去意義化，令藝術變得荒謬可笑，以至取消了藝術原義的技術應對。

沒有官方直播奧斯卡，部分香港觀眾的即時反應是：「不要緊，我可以上網看，橫豎我一向都不是看TVB轉播的。」假如有朝一日香港封網了，預料同一個人會說：「不要緊，我可以用VPN翻牆。」只要還有生存的空間（而大陸式審查制度會讓我們有，但不保障常有，它會讓我們嘗試尋找，並享受到偶爾找到後的歡愉），我們便不會去想公共空間、溝通理性的應然問題。不消很久，又一個順民，而且不會承認自己是順民的人便誕生了。

禁映影片，禁播節目，我們其實被禁了什麼？政權又禁了一些什麼呢？歷史上曾出現一些高壓式的禁制模式，這樣證明是行不通的，愈禁會令觀眾愈想接觸被禁的東西。那些高壓模式的實施者要麼是極權統治者和他／她的共謀，要麼是狂熱相信某種意識形態，不惜在人間建設「天堂」的偏執狂（無論他們的理想主義叫法西斯主義、回教抑或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然而，中國大陸式的模式卻不是這樣的，他們禁的表面上是人的七情六慾種種歪斜表現、「不正確」和「有害」的想法、不利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觀念⋯⋯但他們的目的不在禁絕它們，以利達成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他們只是通過禁制、限制了某部分人的權利，而去區分出特權階級的優越，而燃點更多人成為特權者的動機，從而主動配合施政，鞏固權力。而被禁的人被禁掉的不單純限於相關權利，也是那些本該屬於被禁事物和實踐者的趣味、價值和意義；它們由生存需要和權力取代，一切因而變成權力遊戲。

故此，當有人發現順民對遭禁有時甚至是歡迎時，絲毫也不用感到奇怪，因為禁制令失去了意義的我們更自我感覺良好。我們是「自由」的，起碼免於思考和創造的辛勞。大家都只為生存拼搏，而別以為政權真的禁得了我們，我們配合主子，但絕不是奴才，因為我們還得花腦筋，跟對方玩遊戲，懂得擦邊球，鑽空子，弄得好還可隨時成為明許默許的特權分子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