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影视禁播时代来临？当你为会打擦边球而自我感觉良好

2021年3月29日，香港一天之内，经历了三宗与审查及禁播有关的事件：首先，是快将举行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于早上宣布，原定会于节期放映两场、由翁子光执导的“开幕电影”之一《风再起时》（暂名，另一出开幕电影为《七人乐队》），基于“技术原因”，临时抽起，已购买门票的观众将被安排退票；有媒体报道事件，透露抽片可能与影片内容触及警察贪腐的主题，未能过审有关。

其次，香港首席电视台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今年据称将不直播于4月28日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电视台发言人在回应传媒查询时声称，他们出于“纯粹商业决定”，今年没有购入转播版权。这是TVB自1969年以来，首次不直播该堪称万众瞩目的每年影坛盛事。由于没有其他持牌电视台购入版权，这意味著香港观众将五十二年来第一次没官方转播的奥斯卡颁奖礼收看。

其三，刚履新的香港广播处长李百全抽起了原本于同日播放的、官方电台香港电台摄制的《铿锵集》节目（该集名为《青春的一场修炼》，内容探讨各大学在反修例运动后无人组织学生会的“断庄”现象），并有消息指，他还会暂停播影及制作其他电视节目，包括收视率及口碑皆佳的文化推广节目《五夜讲场》。《五夜讲场》制作认真，主持和嘉宾表现持续出色，收看及点击率与季俱增，对文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普及大有裨益。现在官方突然声称要重新等待高层审批决定，令人怀疑乃部分节目内容触及政治敏感课题所致。

禁片时代产生的自律生态

自去年通过及执行“国家安全法”，各界对香港收紧文艺创作自由，因政治正确及社会安全之名打击创意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然而，去到一部只是叙述港英殖民时代黑警贪污往事的电影（《风再起时》）拍好了也不能放映，一个以学术普及为宗旨，广受观众欢迎的清谈节目有可能须停止制作，甚至要停播奥斯卡颁奖礼，相信对很多旧香港人来说，实在难以想像，更一时难接受。

“我给，你才能要；我不给，你不能要。”

《风再起时》说的其实就是吕乐和蓝江的故事。片中用磊落和南江称呼两位主角，并邀得郭富城及梁朝伟两位影帝主演，有一定叫座力。影片在三年前已开拍，2018年煞青，是典型中港合拍片。这种合拍片剧本一早已送检，当时没有问题，拍好了重新发现问题，也不是没有先例。熟悉大陆审查制度的行内人对此不会太感奇怪，事关政治风向时有转移，制度随而多变，有权干预审批的领导的人数又不少，很多时候会出现这个说可以，转个头来，另一位出来说不可以，碰上新官上任，更不消说。由于他们事先不会沟通，也没有常设的机制先让他们作内部沟通，便会出现外界看来“出尔反尔”的现象。

又如穿越或宫斗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度成为大陆主流抢拍的类型，但前年领导一声令下，齐齐遭禁。重点是：无论有没有说出来的官方理由，那些理由都不可能认真对待，都不能制止群众作其他猜度及臆想：准是有什么权斗在发生了，准是哪个领导的口味改变了，准是主旋律又要因应国策而调整了⋯⋯老于经验的电影人也惯于见招拆招，尽量予以配合：你不给我拍我便（暂时）不拍，横竖拍片拍剧也只是谋生、膁钱。为艺术而艺术？在生存权面前，别开玩笑了！

张艺谋多年前执导的《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早已假周润发饰演的皇帝之口，向周杰伦饰演的王子，说出了业界揣摸上意的宝贵心得：“我给，你才能要；我不给，你不能要。”

《风再起时》抽片，所给的官方理由是“技术原因”，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它禁不了观众自己多作猜想，这可能也是当局的意图：在上位者莫测高深，在下位者无所依据，愈想愈怕，于是自律配合。年前梁栢坚导演的《再见UFO》也是在电影节放映了，然后片主突然以“技术原因”（包括版权争议）为由反对公映，当时也有观众怀疑与题材“太香港”有关，但这些都是臆度，没有人觉得需要出来澄清，因为大家都晓得，即时有了澄清也未必令所有人相信，这都与禁片时代的自律生态有关。

中港影视政策一体化

这类事件在中国是常事，但诉诸香港，肯定打开大大损害新闻自由的恶例。

《风再起时》的另一启示，就是以前可以拍的，现在都不可以了，而且不需明文规定或领导下令，片主看时势不对，免惹祸上身，自懂编个理由行事，起码暂缓一下，看清楚才好办事。吕乐与蓝江的故事，远的有刘德华主演的《五亿探长雷洛传：雷老虎》（1991）、《五亿探长雷洛传：父子情仇》（1991）、向华强主演的《蓝江传之反黑组风云》（1992），近的也有《追龙》（2017，刘德华再演雷洛）及网片《追龙番外篇之十亿探长》（2020）。还有什么不对头呢？对啊，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多心，一切只是“技术原因”而已。

不必说清楚，不给你看清楚，是大陆固有的，由权术（脱胎自黄老和法家的“君王南面之术”）主导出现的政策。国安法之后，香港已变成中国的普通城市，当然要全面与大陆接轨。不过，心水清的观众发现，上述这种施政倾向早于数年前静悄悄开始。其中一个范畴就是禁片的资料查阅。香港一直存在自己的审查制度，港英时代开始，由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负责，2012年后，由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负责。互联网普及后，过往每年的禁片名单以及禁映理由，会定期在相关部门的网页上载公布，公众可自行查阅，但不知从何时起，相关档案已停止更新，相关信息已为某种威权私有。

至于五十二年来第一次没有官方转播奥斯卡，不少人也视为中港影视政策一体化的最新示例。由于今年奥斯卡有反修例纪录片《不割席》竞逐最佳短片，又有“辱华”导演赵婷执导的《浪迹天地》（Nomadland，中译《无依之地，台译《游牧人生》）竞逐包括最佳影片的多项大奖，为免出现尴尬结果，“伤害国民感情”，大陆当局已下令全国禁播颁奖典礼。这类事件在中国是常事，但诉诸香港，肯定打开大大损害新闻自由的恶例。当然，真正停播动机本是不能证实的，但假如有弗洛伊德式错误（Freudian Slip）或此地无银这回事，TVB回应记者提问时所强调的“纯粹商业决定”，其中“纯粹”二字便可圈可点。因为真的只是商业考虑的话，根本毋须特别标出此二字。这情况大抵已显示了，起码在发言人心中，对事情有不只是商业决定的认知。这种说话方式，无疑会造成愈叫人不要多想，愈会令人多想的效果。而这些不排除也是政权希望达到的目的。

一批不断擦边球的制作团队，面对辩证多变，全无必然性和难以预测的审查制度，随时会愈来愈疲倦。

擦边球的打法

大陆式的影视禁令的特点之一正好是其辩证性：看似有章法，往往又显得随意；你以为它很随意时，又有一大套官方威权说法开路，雷厉风行。它随时降临，又会不动声色地取消，就像百度搜寻器或影视屏幕上的敏感字那样，“杀”字不能出现，“钱”字要用别字代替，某时某刻连“翠”字都要屏蔽，但有时“六四”都可用来搜寻。你总说不准，而资深网民亦习惯不断寻隙不断尝试；也像玩电子游戏，一些本来造型性感的二次元角色，忽然穿多了衣服，改变了出场台词，事先不用通知玩家，某天登入游戏，才会知道洁本又出笼了，幸好之前一早Cap了Screen，存了档，不用徒呼可惜。同样，影视工作者多年来不也都在擦边球，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践法则吗？不过这样也正好迎合了政权的用意——就是让你花精力时间去钻空子，那便不会去正式反抗多生事端。

香港影视人擦边球的能力一直比大陆同行有过之而无不及。2003年CEPA实施之前，香港电影要进入北方市场，最常见的方法是拍两个结局，香港市场的那个，不避黄赌毒，要低俗有低俗，要色情有色情，鬼魂出场吓人不用避，警黑一家是常情。另一个，为了通过大陆审查，所有警察只能忠肝义胆，性感适可而止，不能真有鬼魂，所有鬼怪最后要用心理幻觉包装。合拍片成主流后，不用有两个结局了，就出现一个版本两种诠释的两边吃技俩，由《毒战》（2013）到《亲爱的》（2014）到《拆弹专家2》（2020），我们都见证了有心人的努力。

然而，一批不断擦边球的制作团队，面对辩证多变，全无必然性和难以预测的审查制度，随时会愈来愈疲倦，面对愈来愈收窄（起码是暂时愈来愈收窄）的政策改变，香港影视人也会愈来愈与大陆同行看齐——只求生存，不求言志。本来，生存当然比创作、述志、艺术发挥更基本，但逻辑滑转，更基本偷换成更重要，生存便成，能生存便已难能可贵，“更高层次”的追求起初是锦上添花，后来索性成了装扮，亦只能是看起来酷一点的东西。

禁片的目的是特权巩固

他们只是通过禁制、限制了某部分人的权利，而去区分出特权阶级的优越，而燃点更多人成为特权者的动机，从而主动配合施政，巩固权力。

香港与大陆审查制度一体化的最明确后果便是：令文化艺术工作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变成理所当然为政治服务，跟政治风向摇摆，以及沦为种种生存技俩、谋生工具。擦边球的进化是技术应对，一切都是技术问题，当事人可以不带热情不带任何投入感去应付不断变化的刁难和考验，你只要练成辩证逻辑大法，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为何不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就像3月29日的翌日，香港审查事件簿继续上色；西九龙文化区M+博物馆较早前被建制派批评收藏品可能违反国家安全法或淫审条例之后，西九主席唐英年回应相关意见，声称已将特定藏品按“淫亵或不雅”物品方式处理“打格仔”。记者翻查M+网上公开作品时发现，有至少23名艺术家作品受影响，虽仍可点阅，却已被加上“此作品涉及敏感内容，敬请观众斟酌观看”的警告标语。这便是典型的去意义化，令艺术变得荒谬可笑，以至取消了艺术原义的技术应对。

没有官方直播奥斯卡，部分香港观众的即时反应是：“不要紧，我可以上网看，横竖我一向都不是看TVB转播的。”假如有朝一日香港封网了，预料同一个人会说：“不要紧，我可以用VPN翻墙。”只要还有生存的空间（而大陆式审查制度会让我们有，但不保障常有，它会让我们尝试寻找，并享受到偶尔找到后的欢愉），我们便不会去想公共空间、沟通理性的应然问题。不消很久，又一个顺民，而且不会承认自己是顺民的人便诞生了。

禁映影片，禁播节目，我们其实被禁了什么？政权又禁了一些什么呢？历史上曾出现一些高压式的禁制模式，这样证明是行不通的，愈禁会令观众愈想接触被禁的东西。那些高压模式的实施者要么是极权统治者和他／她的共谋，要么是狂热相信某种意识形态，不惜在人间建设“天堂”的偏执狂（无论他们的理想主义叫法西斯主义、回教抑或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然而，中国大陆式的模式却不是这样的，他们禁的表面上是人的七情六欲种种歪斜表现、“不正确”和“有害”的想法、不利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观念⋯⋯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禁绝它们，以利达成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他们只是通过禁制、限制了某部分人的权利，而去区分出特权阶级的优越，而燃点更多人成为特权者的动机，从而主动配合施政，巩固权力。而被禁的人被禁掉的不单纯限于相关权利，也是那些本该属于被禁事物和实践者的趣味、价值和意义；它们由生存需要和权力取代，一切因而变成权力游戏。

故此，当有人发现顺民对遭禁有时甚至是欢迎时，丝毫也不用感到奇怪，因为禁制令失去了意义的我们更自我感觉良好。我们是“自由”的，起码免于思考和创造的辛劳。大家都只为生存拼搏，而别以为政权真的禁得了我们，我们配合主子，但绝不是奴才，因为我们还得花脑筋，跟对方玩游戏，懂得擦边球，钻空子，弄得好还可随时成为明许默许的特权分子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