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健：追擊M＋，炮轟藝發局——香港文藝界正面對什麼政治壓力？

在一個自由的公民社會裡，與不同藝術立場的人爭論何謂藝術，是一件令人煩厭、卻又十分健康的事。一直以來，香港的文化藝術有其多元而充滿活力一面，亦有守舊封閉、甚至對當代藝術表現出極為無知的面貌。例如，時有言論指藝術創作不應涉足政治和公共議題，宜回到藝術家個人情感表達的舊路；亦有以「色情」、「有傷風化」之名來指斥個別藝術創作和作品展示，並要求有關當局加以管制；更有人不時責難藝術家乞援公帑創作，甚至蔑稱為「藝術綜援」。對於這些言論，藝術家和評論人每每認真回應，一是為了闡釋他們的藝術立場，二來可以開啟有關文化藝術的公共論述，三來更可藉此教育大眾、引起社會對藝術議題的關注。我們總是可以說，藝術立場沒有客觀標準，「討論何謂藝術」只是一場又一場的論述和文化資本的爭奪，但這正正是一個健康成熟的公民社會裡的必然現象，亦能保證文化藝術的發展更為多元。

開火

但不健康的藝術爭論正在香港文藝界中蔓延，情況已變得愈來愈病態。最近建制派議員容海恩向西九M＋博物館開火，質疑藏品中有艾未未中指指向天安門的照片，涉嫌觸犯國安法，並促請政府正視問題。本來，這種充滿政治動機的言論並不新鮮，藝術界也向來懂得如何駁斥，並就藝術理念、策展原則和資源運用等方面對問題作深入剖析。但這次，回應者除卻一如既往重申立場，也摻雜了不少意氣和嘲弄，此起彼落。在政治高壓的陰霾下，香港文藝界對這種言論已產生了很大的戒心，此一時彼一時，這類爭論已失去了深化公共論述的條件，回應者更多是抱著自衛和試水溫的心態，揣摩北京對香港文藝界的政治立場。

除了M＋一事，早前建制媒體亦曾向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發炮，指藝發局三年來對「黃色電影圈」資助高達1500萬港元，其中包括描述反修例運動中佔領理大事件的紀錄片《理大圍城》。《理大圍城》在2020年初首映，一直遭到刁難，例如在2020年9 月的一次播映前兩小時，電檢處突然將其評為III級電影，禁止18歲以下觀眾入場；又如今年3月，新開幕的高先電影院安排了兩場放映，卻遭到建制媒體追擊，指電影散播「仇視國家情緒」，違反國安法。最後影院將放映全部取消

對《理大圍城》的追擊肯定不是非個別事件，也絕不僅限放針對描述反修例運動的作品。在批評藝發局資助「黃色電影圈」的文章中，被點名為「黃絲」的藝術家包括得獎視覺藝術家、受資助劇團及劇場演出的負責人和主要創作人、審批員、以及多位民選委員。文中帶有文革色彩的以「✕」糊去被點名人士名字中的一字，卻詳細列出他們的身份和背景，並將他們和作品直接連繫到「煽動暴動」之上，直指他們涉嫌違反國安法。

在政治高壓的陰霾下，這類爭論已失去了深化公共論述的條件，回應者更多是抱著自衛和試水溫的心態，揣摩北京對香港文藝界的政治立場。

手法

藝發局是香港最主要的藝術資助撥款機構，尤其對大批中小型藝團和獨立藝術家而言，失去了藝發局的資助是難以繼續生存的。而西九則是香港最大且資源最多的藝術機構，掌握了巨額公帑，也代表了香港文化藝術與國際接軌的交匯點。建制陣營中不同人馬分別向藝發局和西九開火，有可能是北京在肅整政治反對派和立法會選舉制度後，進一步染指香港民間不同界別的先兆。今天香港人已熟知北京的政治手法，例如利用官媒制造批鬥輿論、向有關部門機構進行政治滲透和放風、最後以國安法為最後殺著。事實上，近日對香港文藝界的連番施壓，已說明了政治打壓已絕非僅只針對跟抗爭運動有關活動，套用北京的政治術語，這是要對文藝界「落實全面管治權」的第一步棋。

不過，在政制、傳媒和教育等主要範疇仍未受到全面控制前，北京對香港文藝界似乎尚未有大動作，也未見任何具體方略。近日建制派的追擊和批鬥，似乎也表明了建制陣營中不同派系同樣在試水溫。例如親梁振英的專欄作家屈穎妍，借M＋事件撰文批評不同派系的前政府官員唐英年與周梁淑怡有份批准收購艾未未的作品，及後周梁淑怡向傳媒澄清絕無其事。至於劇場導演胡恩威則指，M＋館藏沒有香港文化特色，未能全面反映中國當代藝術，直指西九管理層「黑箱運作」，更建議立法會儘快跟進。

另外，劇場導演高志森在回應傳媒訪問時指，他向藝發局提出申請經常被拒絕，他在內地城市巡迴演出的話劇《金鎖記》亦只獲數萬元資助，與《理大圍城》近90萬元的資助是天壤之別，還直指藝發局「有內鬼」。不過他的言論馬上遭到藝發局文學界民選委員甄拔濤反駁，甄拔濤指現時審批機制完善，也不涉政治立場，高志森不獲資助純粹是「藝術水平低」。最後媒體亦查證，高志森《金鎖記》所獲資助是逾30萬元而非數萬，最後逼得他公開就不實言論道歉。

事實上，近日對香港文藝界的連番施壓，已說明了政治打壓已絕非僅只針對跟抗爭運動有關活動，套用北京的政治術語，這是要對文藝界「落實全面管治權」的第一步棋。

整頓

建制派人士議論藝術的能力向來不高，如容海恩之言就被藝發局視覺藝術民選委員陳錦成譏為「見識少啲」。容海恩指艾未未作品「低俗」、 「對國家不敬」，並不只如陳錦成所言，是對艾未未的創作理念「理解並不完整」，而是對當代藝術的政治性缺乏最基本的認識。至於屈穎妍和高志森的言論，更是胡說八道，當中充滿不實資訊和陰謀論等，連最起碼的藝術判斷也談不上。近日建制陣營內部掀起「忠誠的廢物」爭議，相信是接近北京立場的中國學者田飛龍，早前撰文指香港需要「賢能的愛國者」治港，而「非橡皮圖章或忠誠的廢物」，似暗指香港傳統建制派辦事不力。「忠誠的廢物」之說，正好也描述了建制派在香港藝術問題上的表現：勇於順著北京政治風向，對文化藝術問題說三道四，但甫出聲就錯漏百出，既帶引不了論述方向，還引來文藝界的嘲笑。

可是，在國安法和外圍政治環境的淹護下，這些文藝界裡的「忠誠廢物」，漸漸變得有恃無恐。容海恩最先的發言是在立法會上，她的說話對象並非藝術界，而是特首林鄭月娥。她是借國安法質詢港府會否跟進此事，並防止有關展品上架，而林鄭月娥亦回應需「特別警惕」如何分辨「創作自由」和「 散播仇恨」、「破壞國家安全」，這明顯就是要求政府進行藝術言論審查。屈穎妍屢屢以「官商勾結」、「隻手遮天」指控昔日的西九管理層，既是借勢打擊建制陣營內的政敵，也直接批評西九的策展機制，這與胡恩威指西九「黑箱運作」，論據不同，但結論一致。至於高志森的「內鬼論」 ，更是配合建制媒體指控「藝發局資助違反國安法的作品」的輿論，真正針對的其實不是藝術家或藝團，而是藝發局的撥款機制。

這就是這群文藝界「忠誠廢物」的戰法：拿國安法作尚方寶劍，劍指香港文化政策和藝術資源分配制度。在梁振英時代，港府曾有設立文化局的建議，後因無法在立法會通過撥款而擱置。當時民間已有意見，擔心文化局的「任務」並非只為制定文化政策，而是另一種「國民教育」，並對日後的藝術創作進行言論審查。當時香港的政治氣氛正受到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雨傘運動」影響，民間對港府施政抱有戒心，港府和建制陣營也在無法消除民間戒心的情況下，直接擱置設立文化局的建議。事後看來，「忠誠廢物論」似乎也暗示了北京對香港建制派在文藝界和文化政策中毫無作為深感不滿，故國安法作為北京全面管治香港的殺手鐧，也伸延到文藝界。以「違反國安法」批評西九M＋館藏和藝發局審批機制，大概只是第一步，往後發展，勢將是對香港文化政策和藝術資源分配進行整頓。

自我審查

事實上，這種自我審查的氣氛已在文藝界蔓延，原因不只因為擔心違反國安法，或被建制媒體追擊，亦需擔心藝發局會否突然收回資助。

西九文化區跟藝術發展局的資金均來自政府，但藝發局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意基礎。局內最高決策大會共有27名成員，其中10人是代表十個藝術範疇，並經由藝術界投票選出。另在10個藝術範疇裡，亦設有為數不少的藝術顧問及審批員，全都是邀請藝術界的業內人士擔任。事實上，藝發局的決策機關和審批機制，經過多年的人事更替和制度改革，已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各個藝術界別的現況、意見和整體利益。尤其是對為數極多的中小型藝團、獨立藝術家和中小規模的創作來說，藝發局的資助即使不多，但已足夠養活大批藝術工作者，並維持香港文藝界自由多元的創作氣氛。

今年一月，藝發局行政部門向受資助團體發出了一封言辭曖昧的信，特別提醒受資助團體須遵守合約條款內，有關必須遵守香港法例的條文。而在三月中，局方更發放新聞稿，明確說明如受資助團體違反合約內容，例如「在現行法例下被確定為鼓吹港獨、推翻政府」，局方有權停止對該藝團的撥款。合約中訂明需遵守法例是慣常做法，但特別發信和新聞稿重申這點，則顯然受到政治氣氛影響。現時並沒有證據表明，局方是否有受到任何政治壓力，但信件對受資助團體所造成的心理壓力已顯然易見：「違反國安法」的界線模糊不清，建制陣營可以任意對藝術家和藝團作毫無法律基礎的指控（如對「黃色電影圈」的指控），因而造成寒蟬效應。藝術家和藝團為了避免被收回資助，在進行有任何關於抗爭或批評政府的藝術創作和活動時，都會產生了自我審查的心理，評估可能存在的政治風險，才進行創作。

事實上，這種自我審查的氣氛已在文藝界蔓延，原因不只因為擔心違反國安法，或被建制媒體追擊，亦需擔心藝發局會否突然收回資助。藝發局將會以什麼標準衡量「涉嫌違法」和「收回資助」的界線，現時實在難以評估，而更進一步說，政府日後會對藝發局的撥款機制會有什麼干預，也令人擔心。既然北京可以對立法會選舉制度作任意「完善」，區區一個藝發局自然很難置身事外。例如，現屆藝發局大會委員任期會在2022年底屆滿，到時政府會委任什麼人擔任主席呢？在10位民選委員中，是否會如一眾民主派前議員一樣，在爭取連任時面對巨大的政治風險？而對審批員來說，由於他們的審批報告全都可以查閱的，他們又會否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審批時滲雜了各種政治考慮呢？或甚是，整個審批制度、以至民選委員制度，會否在一兩年之內被「完善」呢？

心態

昔日香港的文藝公民社會已失去光澤，民間的政治風險不只體現在參政議政和社會運動的活動上，連藝術創作也得面對同等程度的風險。

自國安法後，文藝界時有一種僥倖心態：政治魔爪未必會在短時間內染指文藝界，大家還有時間盡其所能，好好創作。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以近日的輿論氣氛、建制打手的動作看來，「愛國者治港」的理念將會逐步踩入文藝界，先以文革式批鬥輿論形成集體恐慌，再對資源制度作全面控制。而藝團要維持現有資源，即使不用露骨地表忠，也得跟抗爭政治完全割蓆，轉向一些去政治化、清淡式或商業化的藝術創作；或是完全脫節資助機制，轉向更小眾、地下或遊擊化的創作模式。若說立法會選舉制度現已倒退三十年，在公帑資助下的藝術開放性和進步程度，倒退幅度可能更大。

昔日香港的文藝公民社會已失去光澤，民間的政治風險不只體現在參政議政和社會運動的活動上，連藝術創作也得面對同等程度的風險。藝術家得花費精力作政治判斷，一方面審查自己的創作有沒有誤觸紅線，也得揣摩撥款機制有沒有受政治風向改變，因而影響自己所獲的資助，同時也要應付難以逆料的輿論批鬥。 對此，大談藝術理念和文化政策，已難以產生實質的公共論述作用，極其量只能維持藝術家的一點氣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