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孩倫敦染疫記：病困異鄉，我被英國公共醫療網漏掉後⋯⋯

一月，身在當時全球疫情最嚴重的英國，我微燒咳嗽軟卧床上。電話響起信息提示鈴聲，英國公共醫療機構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下稱NHS）告知我新冠病毒檢測為陽性，確診了。

「終於。」彷彿已久等此刻降臨，剎那不再擔驚受怕，不無諷刺。那時的英國，可以說經已淪陷。確診個案每天徘徊於五至六萬宗；單日死亡人數曾創新高至1500人。如今數字雖然回落，但仍然遠遠高於2020年3、4月第一波爆發。英國感染總數逾420萬，死亡人數超過12萬9千，總數和所佔人口比率均在世界前列。病毒仍在變種、蔓延，新型病菌傳染力更為高強。

倫敦自是重災區。很難想像有倫敦人在過去一年不曾接觸到病毒。去年聖誕前夕的高峰期，倫敦緊急實施最高級別的全國封城，每30人就有一人染病，有些區更是每20人就有一個受到感染。即是，當你到中大型超市購買糧食，便會可能和多名感染者擦肩而過。所以我和許多人一樣，預料到人在病菌的籠罩下，總有一天病菌會成功侵略我們的身體。

我所居住的區域位處倫敦東南，有不少低收入移民和學生。那裡正曾是每20人中有一人受到感染的地區之一。

自兩年多前留居英國至今，我親歷了首三波的病毒肆虐和封城，也眼看著香港人近月自彼岸湧至，忙於打點定居之所、適應異地風土之餘，靜候解封和疫情舒緩展開新生活，而他們為約翰遜的解封演說歡呼，彷佛為移居生活帶來「回復正軌」的希望。

但一切的欣喜慶幸為時尚早。還記得去年夏天在解封的日子裏跟朋友吃喝暢聚、到博物館遊逛的情景，那時我尚以為，只要我少外出、戴口罩、勤洗手，便會像大部分在香港生活的人一樣，僥倖避過這場瘟疫。

時至今日，感染個案大幅回落至每日6千多宗，死亡人數跌至低於300。首相約翰遜宣布三月開始逐步解封，社會上卻是一片擔憂之聲。有醫學學者表示，隨著病毒持續變種，即使疫苗接種速度快速，但沒有接種疫苗者仍佔人口大部分，過早解封只會引來和第三波一樣兇猛的第四波大爆發，而且NHS仍處於嚴重超荷的難關中。

偽隔離

新年後，我的室友Z咳嗽得很厲害。30多歲的她和姐姐同住一房，同睡一張床，因疫情之故被迫待在房間，不時傳出吵架聲。他們是加勒比海移民的後代，兩姐妹同樣任職清潔工。

我所在的，是倫敦最貧窮區域之一，住有許多前非洲前英國殖民地加勒比海的移民及其生於英國的後代，看似解放了的子民變身為現代奴隸。聖誕和新年期間，室友帶了朋友來玩——在全國最高級別的封城期間，這個行動是違法的。封城期間，你只能在必要的原因下離開住所，工作、買雜貨和藥物、搬家，或者探訪你的support bubble——意即獨居者所有的一個特定的、能在精神支援的朋友。

有新聞報導偵查到，不少英國人在聖誕新年期間都偷偷聚會。有幾個夜晚，室友帶了不同人回家，Z男友跨城來到我們的屋子慶生。之前Z更跟二十多個同事同吃聖誕大餐，她說：「我們本身也緊密工作，無所謂保持社交距離了。」

目睹種種，來自意大利的另一室友G敢怒不敢言，「我們若被他們感染怎麼辦！」

數月來，我跟室友Z吃煙聊天，聽到她的故事跟許多這裡的移民一樣，原本很少時間留在環境不理想的斗室，而且常到他國旅行，但瘟疫突然把我們從頻繁社交、消費的都市生活下剝離，令她精神抑鬱，幾達崩潰。當然，她也說，這十年在英國的生活，也同樣空虛。疫情令人失去的，是麻醉飄泊的鎮痛劑。

但瘟疫突然把我們從頻繁社交、消費的都市生活下剝離，令她精神抑鬱，幾達崩潰。當然，她也說，這十年在英國的生活，也同樣空虛。疫情令人失去的，是麻醉飄泊的鎮痛劑。

有當地評論者說，英國政府和社會把病情失控歸疚於英國人天生的自由主義特質（innate libertarian streak）是不符事實的。智庫British Future總監Sunder Katwala指出，其實英國人也同樣是信靠權威（authioritarian）的思維，只是他們得不到有效的指令，不知道該怎麼做。擔任比利時政府顧問和醫務局發言人的伊夫·凡·萊瑟姆教授（Professor Yves Van Laethem）對此也分析過，認為比利時和英國等一些歐洲國家信息和政策轉變過於頻繁，也欠缺具說服力的解釋，令市民難以從政府施政條理出理據，因而無法建立有效而一致的防疫目標、行為和意識。

如上種種，我未能找出真正的答案是什麼。在過去兩年多跟東西南歐、美洲朋友的相處中，我也感受到社交生活如何成為他們的文化核心——每天課後工餘無論多累多忙，都要喝一杯，不少正式傾談和商討都是在聚會中進行。那種泛泛的漫談文化是連結他人的重要方式。但這一年我也觀察到，當地人還是會依從保持社交距離，只是依然不太相信佩戴口罩的效用（大部分人室外沒規定帶口罩便不帶）。

意覺到室友Z連日咳嗽時，一切經已太遲。這星期我們時常在廚房廁所碰面。和大部分收入不高的人一樣，我的薪金追不上倫敦狂颷的租金，無力租住獨立單位，多數住在shared house。平均四至六人住在一個房子或大單位裏，類似是香港劏房（分隔式合租房）的設計，共用廁所、廚房和客廳。疫情爆發以後，很多shared house自然變成傳染病的温床。

我們八人，就住在有兩個廚房、兩個廁所的公寓。我和Z姐妹、意大利室友，共用設施。最後我們四人都先後染疫。

「我昨天去了做檢測，剛收到電話說我中了。」那天室友在我煮食時，過來廚房走近我，無奈地笑。而我們數小時前才在廚房談天，她當時沒有戴口罩，亦沒有告訴我懷疑染病去做檢測。她似是沒看出我內心的震動和恐懼，縱使其時全國已有400萬人染疫。意大利室友G說，我們沒感染到的話將會是奇蹟：「若然我們不顧一切地犯法，在知道第一個室友確診後離開，或許能逃過一劫。」

那些不在政府疫情薪金資助下的半職、自僱、無合約人士，僅能找來高風險臨時工勉強糊口，在沒有重度裝備的情況下，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作賭注。

Z說，可能是她上周清潔一個剛康復的客人的家而得病。我不肯定是她客人、抑或他伴侶還是朋友傳染她，但眾所周知清潔工是疫情中最高危工作之一。不久前她有另一客人受到感染，因此她需以親密接觸者的身份隔離十天。但因其自僱的工作形式（她僱主為了避稅和減省提供員工福利而沒有正式聘請），她無法拿到政府因隔離而發放的500鎊救濟金。「什麼表呀，資料呀，都送到市議會，來來回回後才說什麼也沒有。沒上班十天就少掙400鎊，是一個月的房租了。」她因此違反守則，在隔離期完結前提早離家工作。她和其他繼續面對公眾的Essential workers一樣，承受著嚴重病發率比一般市民高出逾倍的風險。

這些前線工作者，亞非少數族裔比例很高。在這裏，小型雜貨店多為印巴人、華人和越南人經營，司機和清道夫多為非裔。Z在倫敦十多年間，做過超市店員、司機、清潔工。

連政府也承認，疫情中少數族裔發病死亡率不成比例地高。英國國家統計處在去年的統計中顯示，少數族裔（BAME, Black Asian & Minor Ethnicity）平均比白人的死亡率高，其中，非裔人士比白人高出兩倍，南亞如印度高出1.5倍，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則是1.8倍。其原因包括「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ies）——制度性的、可避免的不平等而導致某些族群的健康情況較不受保護，他們所得到的醫療資源至居住環境都較差，又多是前線工作，也承受著社會結構性的歧視。

「我有朋友在去年五月第一次高峰期在家中死了。死前只有自己一個，家人都不在倫敦。」Z淡淡地說。

在英國醫院，病發死亡的頭11位醫生，都是來自亞非及少數族裔。英國護士大量從菲律賓輸入，然而NHS訂製的PPE面罩和口罩的大小卻依西方人較大的骨架輪廓製成， 菲律賓籍護士因怕要求使用保護裝備而被辭退，已較少提出要求，他們因而得不到有效保護，從而比白人醫護有更高的死亡率。這正是源自深層的、制度性的歧視，正如美國一名感染新冠而亡的黑人醫生在病重時曾控訴的那樣：我得不到和白人同事同樣的治療。

我曾幾次到過新冠檢測中心去檢測，見到前線人員大部分是非裔年輕人。而檢測中心還成為疫情期間減工或失業者的浮生艇，其中也有包括白人和高學歷人士。雖有膠片保護，雙重口罩，每幾分鐘便消毒工作器具和操作台，檢測者也需自行採取呼吸道黏液樣本，但前線檢測人員沒有正規保護衣和PPE面罩，又需跟檢測者在戶外環境對話作出不同指示，社交距離顯然並不足夠。而他們在如此高風險環境工作的時薪，是約10英鎊。

與之類似，那些不在政府疫情薪金資助下的半職、自僱、無合約人士，僅能找來高風險臨時工勉強糊口，在沒有重度裝備的情況下，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作賭注。非essential workers的東亞人如我，和從事科技顧問的意大利室友，並沒落入這種高危族類，但我們的室友Z則是。

但最後，我們命運相同。當香港政府把確診者立即由家居送進醫院隔離診治，一宗確診、全區封鎖檢測的神經質舉措教人側目；英國則以相反的方式備受批評。在這裏，染病者被禁止到醫院求醫，也無資源建造隔離空間，而須立即在家，親密接觸者（即包括室友）則自我隔離最少十天，沒感染的同住者都不能外出。即是說，並無真正的隔離狀態可言。沒感染的同住者在這種「隔離」下反而「禁室培欲」，更容易被確診者傳染。英國醫療系統早已超荷，亦無資源另設空間為大量感染者作真正的隔離。

制度性的、可避免的不平等而導致某些族群的健康情況較不受保護，他們所得到的醫療資源至居住環境都較差，又多是前線工作，也承受著社會結構性的歧視。

無法觸及的醫生

自Z感染起，我們依據NHS對隔離居所的指示，打開廚廁窗戶，消毒所有器具接觸面、把手門柄。在室內戴口罩。每小時近乎神經質的以梘液（洗手液）洗手。隔天去就近的檢測中心檢查。當時我的結果呈陰性。

不久，室友G出現病癥。數天以後，我也開始發燒、咳嗽。

我再到檢測中心檢查。

英國政府投放大量資源做檢測。臨時帳蓬檢測中心散落各個區域，你幾乎可以在網上預約即日做檢查。結果第二天就會出來。然而有一個巨大漏洞是，英國政府並無強制確診者上報其親密接觸者的資料，完全仰賴感染者的自覺和公民責任心，因此政策上有不少自願（voluntary）配合而不是強制實施的情況；政府也主要靠患者索取接觸者的資料，而沒有權限找出市議會存有的居住紀錄。按理說，尊重市民私隱令公眾感到安全，只是在施行防疫政策的效能方面，就端看政府和民間的溝通和互信是否良好通達了。

Z沒向NHS上報我和G及同屋的另外四人是其親密接觸者。到G染病時，他則即時報上室友資料。NHS卻相隔三日才打給我，指示我自行隔離。

而NHS的追蹤應用程式，可用來輸入你進出餐廳用餐的紀錄，以及以GPS科技提示你所在區域附近是否有感染者，以令你盡量避開染病危機。在英國，只有半數持智能手機的成人下載了這一程式。而且這項資料也是你自行在應用程式上報之後才會顯示，NHS出於保障個人私隱，並沒有根據其在檢測中心所得的確診者資料而對追蹤程式進行更新。在我使用這個程式近大半年的時間裏，我和G都沒有收到任何人是正在我附近的感染者的警號。這是幾乎沒可能的事——我處在人口密集、住滿低收入前線勞工的Peckham區，時而到人人皆去的超市購入必需品。在這層面上，英國這個追蹤程式沒有發揮應有之效——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是，在規範性較強、極權或非民主的國家，這些應用程式的使用也存有不可迴避的爭議和危機，我們無法確定這些個人資料會否被不被信任的政權用以加強管治滲透。

我的症狀比Z和G嚴重。Z 近乎沒發燒，一周後已邊咳邊在門外吃煙（抽煙）。G稍久，但也在兩周內復元。

首數天一直輕微發熱。到後來開始咳嗽，頭和全身劇烈疼痛。味覺改變，但也沒關係，因為持續作嘔早已失去胃口。這些都是典型新冠症狀。離開不了床，也眼睜睜無法入睡。

同樣懸在半空的是，沒有藥物治療，沒能求醫，只能止痛。每人都盡力以自身抵抗力擊退病菌。許多人在家中準備好温度計和血氧濃度器（Pulse Oximeter），定時測量血液中氧濃度飽和度。

如我像朋友那樣突然在這個土地上離開，我將無法跟家人見上面。全球化下的客死異鄉。多少香港移居者在經歷？多少在這個城市、這個國度的移民者又在經歷？

NHS三大自救指示是，多喝水，發燒吃Paracetamol（撲熱息痛），肌肉痛則吃止痛藥Ipuprofen（布洛芬）。大家都在搶這些藥，去年首次新冠爆發時，Ipuprofen經常缺貨。此藥如今供應充足，正如意粉、消毒物品和温度計也不再被搶購一空。英國的網購異常發達，在患者家中隔離的此時發揮充份效用。食物和藥物也能送到家門，雖然超市運送異常緊張，往往只能一周後才送到。也由於同屋皆染病，沒人能幫忙買。室友曾打去NHS提供的照料運送支援熱線，但一直沒打通。

三四天後，咳嗽開始消失，燒逐漸退掉，只餘肌肉疼痛。異常快速的好轉令人出奇。果然，此病毒反覆，常見的情況是，在你以為近乎完全康復時，病毒突然以更兇猛的姿態逆襲。去年末，一個比我要壯健的長者朋友便是在家稍為醒轉的情況下，一天突然失去意識而送院，留醫一月後離世。

到第六、七天，開始反覆高燒，暈眩頭痛。呼吸困難，全身更疲軟了。這反撲令人恐懼，虛假的勝仗提示免疫力在失守。在香港時我們是多麼習慣事無大小去看醫生。公立醫院爆棚，我們就人人買保險，看私家。許久以來我們已不再相信自己的身體會自行復元。G說，歐洲人則是相反的，只有西醫定義下的重病和危疾才求醫。

過身朋友的兒子在倫敦北部一家醫院任藥劑師。去年他在醫院染病，我朋友和她丈夫亦受到感染。朋友的喪禮上只有四個人。丈夫，兒子，他們家的一個老朋友，和我。我們四人在新年都會吃朋友弄的獅子頭。喪禮上，我看到以此方式失去摯親的憤怒和椎心的痛。朋友丈夫在她離世後於社交媒體轉貼不少英國病者因延醫而亡故的報道。

當頭昏腦脹間我始有幻覺。如我像朋友那樣突然在這個土地上離開，我將無法跟家人見上面。全球化下的客死異鄉。多少香港移居者在經歷？多少在這個城市、這個國度的移民者又在經歷？這些從來未曾萌生的念頭，在迷糊間湧上來。

我打電話給朋友的兒子。他聽了我病癥後著我逕自到醫院急症室求診。但如此將會打破政府指示，「你打111沒有用，他們怎樣也不會送你去醫院。這是熱線的目的：令你們盡量安心留在家，身體打仗。你有胸痛意味有急劇惡化的可能。可能是身體免疫系統『超級模式』啟動，倒轉槍頭狙擊肺部的健康細胞，而引致肺炎。那是令你病情急劇惡化的關鍵，很多人因此而死。你一定要主動出擊，相信我。去急症室掛診，只有這樣才能見到醫生，得到檢查。」兒子沉痛焦急的聲音，大概是不想我重蹈他母的命運。「若是換了在香港，以你的病情早已有人把你送進醫院，最少做一個肺部X光檢查。當然有可能你自行會好，但也可能不可以。」

只是我在想像，不大懂英文的華人會是何種處境。又或是，在只有醫護、沒有醫生、沒有任何精進的臨床檢查儀器的輔助下，單憑已意識不清的病人自述病情，離實況又有多遠。

另一個香港任內科醫生的好友，成為我整個病發過程的遙距診症醫生，不斷跟進我的進度。她也跟我說同一番話，「有這些症狀而需做X光檢查，在香港是基本程序。」

朋友兒子叫我到北倫敦富人區的醫院急症室看診。他說，那些醫院呼吸道疾病設施齊備，例如帝國大學、UCL的屬下醫院，還有著名的治療約翰遜和查理斯王子的ST THOMAS’ 醫院。「且未至於那麼飽和——南倫敦窮人多感染者眾，早已爆滿。」

我所住的Peckham區就近的醫院國王學院醫院（King’s College Hospital Trust），今年1月取消了所有「第二優先」的手術，即醫務專員判斷需於28日內進行的癌症緊急開刀手術，這類手術若有所延誤會直接影響病人（主要為癌症病人）的存活率。而同時，英國的非必要死亡率（excess mortality rate，包括確診死亡率，不確定為新冠死亡病者、因應付新冠病人而無法顧及其他嚴重病患而導致其死亡的比率）一直高企；也完全不夠病床和資源醫治新冠病人，多數給你吃下止痛藥，或吸半年呼吸機，便需把你送回家。

朋友兒子說，生命要緊。但我說，若然我到北倫敦醫院，步行太遠，需坐交通公具或UBER，變相在隔離期間可能把病毒傳染他人。他回說，沒法子。在被動的醫療體系下，你需要想辦法生存。

我掙扎了半天，跟意大利室友說起這個提議。他翻了白眼，「你們華人這麼沒有公共意識的嗎？又說你們會服從規範？怎可能只因為一己利益違反公共守則。」

高燒第三天，即病後第十天，我打去了111熱線。首先是service adviser 接聽，初步問你一些是否呼吸困難的問題：若不，會叫你自行到NHS網核資料；若是有潛藏問題，會先轉駁至Health adviser，他們手上有一份四五十道題目的問卷，來做仔細的病情評估。

「肺部痛楚是鈍痛、撕裂的痛、肌肉痠痛、針刺的痛，⋯⋯是哪種？」
「我不大清楚，又像是它們的結合。」
沒有這選項。她不讓我過，因為她填不到。
「我再問一次，是鈍痛、撕裂的痛、肌肉痠痛、針刺的痛，⋯⋯是哪種？」她很不耐煩。
「我不大分到。」
「選一種。」
我嘗試選了一項。
「你肺部痛楚有沒有延伸到肩膊？」
「有。」
「是從肺部延伸開去還是怎樣？」
「我分不到⋯⋯」

在電話另一端的Health adviser 氣得沉默。他們給病人基本醫療意見，和分流至進一步的診斷者手上——召救護車或Clinical advisor，是由註冊護士、護理人員（paramedic）担當，代為診斷病情。

我被轉介至Clinical advisor，「你未來若想見醫生也能夠見的呀。只是資源始終太緊張，我暫時還是不會轉介。」我忍不住嚎哭。我想像我那過身的朋友，在房間裡意識模糊、而其家人仍需跟救護員苦苦周旋下才能送院的情景。我想起英國境內那三成在家中病逝的感染者。

「我不知還可否見到家人。」我向聽筒裏的陌生人傾訴。「我明白。不如你先休息。」她聲線温和但急於掛線。顯然有長長的電話人龍等著她。

NHS的分流程序其實一向是仔細而公平的。只是我在想像，不大懂英文的華人會是何種處境。又或是，在只有醫護、沒有醫生、沒有任何精進的臨床檢查儀器的輔助下，單憑已意識不清的病人自述病情，離實況又有多遠。

到我患病一個月後出門，曾經熟悉的陽光早已不認得。重新投進這個城市。路人卻依然故我地沒帶口罩，但我的焦慮感被麻痺了。

疫情來臨前，NHS多年來一直被視為西方國家醫療優良體系之一。根據美國智庫Commonwealth Fund 2014及2017年的研究結果，在歐美加11個發達國家當中，NHS連續兩次獲得最高分，最近一次排第二和第三位的是澳洲和荷蘭。論照顧度（例如疫苗注射和素描檢查等為市民進行的預防性措施，安全醫護環境，回應個別病人需要，及對個別病人的關注度）、可達性（予不同收入人士平等的醫療待遇，收費的可負擔度、服務輪候時間等）和醫療效率及行政效率方面，NHS皆有上佳表現；但若說到國民健康成果（Health Outcome，例如人口總體健康水平、早期死亡率、癌症患者存活率等），則變得表現較差。

然而，自新冠疫情以來，這個為英國人所驕傲的醫療體系遭受了巨大的衝擊，又或是這個體系本身在近十年保守黨政府緊縮政策下潛藏的問題，在此次嚴苛的挑戰中一舉暴露出來。平日裏，這個體系盡量回應所有病人的初步應診要求，但人均醫生護士數量始終低於先進國家，因而難以提供深入檢查、高治療水平和醫療資源。尤其是當你面臨患上重病的風險，這個體系的醫療支援並不足夠。

第十三天，起床時血氧飽和量跌至95%的安全線。我再打給111，今次來了救護車。

他們使用我家中同一類型的血氧濃度器測量，那時候飽和量已回升。然後送我到救護車內繼續檢查心電圖和聽診器聽胸。

我問，假如身體進入超級免疫力狀態，肺部感染，血氧濃度會測得出來嗎？救護員呆了呆，說，未必會。那可以到醫院照X光嗎？我問。救護員說，不可能了，醫院不收。你上NHS普通科門診網申報病情吧，你要求拿抗生素，醫生便會在網上開藥給你。

救護員最終沒有把我送進醫院。據當地媒體報道，有駕駛救護車的救護員表示，他們全日出動，卻幾乎沒有把任何市民送進醫院。我完全明白醫院的海嘯現況，像我這樣屬Mild Symptom的病人太多了，比我們嚴重的大有人在，若我直接去急症室的話還是有可能以人道的原因被受理的，只是不肯定是否會得到醫生診斷。但最後，我還是決定了不去繞過NHS的分流而使用公共醫療。

我進入了每天吃蛋、服食維他命C、D，Propolis、退燒藥和清洗鼻腔以減少病毒載量的自療過程（有醫學報告顯示新型病毒的高致命率肇因之一來自其較高的病毒載量
（viral load） ）。到第十七天，燒開始再度減退，可以下床。第二十二天，症狀幾乎全都消退。

到我患病一個月後出門，曾經熟悉的陽光早已不認得。重新投進這個城市。路人卻依然故我地沒帶口罩，但我的焦慮感被麻痺了。

「英國依然處於舊世界中，把醫療保健和經濟政策此消彼長，以為在生命（live）和生活（livelihood）之間只能二取其一，為保市民的命便要犧牲經濟。」

再度輪迴，給後來者的話

大家都知道英國是世界接種疫苗最迅速的國家。全國二千萬人已經打了第一針，先由老人院長者、醫護人員一路打起，由NHS安排接種次序，市民不能詢問也不能自行預約。

約翰遜宣布逐步解封，又是在夏天。

雖然疫苗似乎見效，一切將可能重演。各方預期第四波爆發到來。

但我看到的卻不是希望，而是輪迴。

去年盛夏，疫情稍緩，英國政府鼓勵市民外出消費，甚至旅遊。政府甚而推出「外出用餐救經濟」計劃，資助餐廳提供大幅度折扣，鼓勵市民在外進餐。同時向公眾多次發出了前後矛盾的信息：「請多外出幫襯餐廳以挽救就業率，但請限制你的社交互動。」還有「返回你的辦公室，但如你能居家工作也請繼續」。

我也和很多人一樣，盲目以為政府推出復蘇方案是因為疫情已完全受控；又因鬱悶太久，我們急於回到日常。而原來，政府解封之前並無諮詢病理學家的意見。英國非牟利智庫組織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副總監湯姆薩斯（Tom Sasse）在其組織網站上發表評論，指春天時，政府原本幾乎完全聽從諮詢組織「緊急科學技術顧問」（the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for Emergencies，SAGE）的意見；而到夏季病情稍緩，雖然有科學家嚴重警告第二波即將爆發，政府卻突然發佈由財政部主導中門大開的政策。

「英國依然處於舊世界中，把醫療保健和經濟政策此消彼長，以為在生命（live）和生活（livelihood）之間只能二取其一，為保市民的命便要犧牲經濟。」經濟學家、前英國中央銀行官員東尼耶茨（Tony Yates）如是分析英國施政一直犯下的關鍵謬誤。而這次疫情正是把這個謬誤鮮明展現。

諷刺的是，英國在春天和秋天兩度延誤封城和實施社交距離，以為可以將經濟的「犧牲」程度減至最低，疫情卻因此惡化和失控，致使英國最後又不得不採取比別國更為嚴苛的封閉措施，反而因此進一步拖垮經濟。「就像德國的封城措施為期較短、較不嚴苛，是因為他們較早實施封城舉措。」英國經濟學家森姆湯斯（Samuel Tombs）如是分析。

在舊思維裏，保健仍只屬開支或成本付出，經濟則是收入和得益，未能看出兩者互為因果。在他來說，把病毒傳播數字減低至醫療制度能夠處理的水平，測試和病人追蹤的硬件結構同期發展，一直維持至新的療法出現、或者疫苗研發成功病發死亡率得以減低等狀況，東尼耶茨這樣提出現代政府應該具備joined-up thinking（聯合思維）的重要性。

和去年不同的是，疫苗在高速接種。疫苗研發成功了，是解封讓路經濟的時候了嗎？SAGE警告，跟第三波相近的第四波疫情即將降臨。若然如今解封，SAGE預期由現在至明年六月將會有多13萬人因新冠死亡。

今天，我和G在電腦看約翰遜於螢幕前宣讀措施，不免交換了一下眼色。大家都不其然想起過去那努力搏鬥的一個月，倫敦和英國其他地方會不會又將再度陷入新冠海嘯？

「依病毒的變種速度看，我們會有大概維時數月的免疫力。」G調侃道。今夜我們一起煮咖哩，近來我們都在煮濃味食物。我和他的味覺未恢復，我只嘗到苦味，他則有點味覺遲頓。大概都和許多患者一樣，有Long Covid的癥狀，病癥會維持一段時間。

「我想我們是最後一批接種疫苗的人。希望我們的免疫力能捱到那個時候吧。」G又翻了翻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