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孩倫敦染疫記：病困异乡，我被英国公共医疗网漏掉后……

一月，身在当时全球疫情最严重的英国，我微烧咳嗽软卧床上。电话响起信息提示铃声，英国公共医疗机构国民保健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 下称NHS）告知我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确诊了。

“终于。”仿佛已久等此刻降临，刹那不再担惊受怕，不无讽刺。那时的英国，可以说经已沦陷。确诊个案每天徘徊于五至六万宗；单日死亡人数曾创新高至1500人。如今数字虽然回落，但仍然远远高于2020年3、4月第一波爆发。英国感染总数逾420万，死亡人数超过12万9千，总数和所占人口比率均在世界前列。病毒仍在变种、蔓延，新型病菌传染力更为高强。

伦敦自是重灾区。很难想像有伦敦人在过去一年不曾接触到病毒。去年圣诞前夕的高峰期，伦敦紧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国封城，每30人就有一人染病，有些区更是每20人就有一个受到感染。即是，当你到中大型超市购买粮食，便会可能和多名感染者擦肩而过。所以我和许多人一样，预料到人在病菌的笼罩下，总有一天病菌会成功侵略我们的身体。

我所居住的区域位处伦敦东南，有不少低收入移民和学生。那里正曾是每20人中有一人受到感染的地区之一。

自两年多前留居英国至今，我亲历了首三波的病毒肆虐和封城，也眼看著香港人近月自彼岸涌至，忙于打点定居之所、适应异地风土之余，静候解封和疫情舒缓展开新生活，而他们为约翰逊的解封演说欢呼，彷佛为移居生活带来“回复正轨”的希望。

但一切的欣喜庆幸为时尚早。还记得去年夏天在解封的日子里跟朋友吃喝畅聚、到博物馆游逛的情景，那时我尚以为，只要我少外出、戴口罩、勤洗手，便会像大部分在香港生活的人一样，侥幸避过这场瘟疫。

时至今日，感染个案大幅回落至每日6千多宗，死亡人数跌至低于300。首相约翰逊宣布三月开始逐步解封，社会上却是一片担忧之声。有医学学者表示，随著病毒持续变种，即使疫苗接种速度快速，但没有接种疫苗者仍占人口大部分，过早解封只会引来和第三波一样凶猛的第四波大爆发，而且NHS仍处于严重超荷的难关中。

伪隔离

新年后，我的室友Z咳嗽得很厉害。30多岁的她和姐姐同住一房，同睡一张床，因疫情之故被迫待在房间，不时传出吵架声。他们是加勒比海移民的后代，两姐妹同样任职清洁工。

我所在的，是伦敦最贫穷区域之一，住有许多前非洲前英国殖民地加勒比海的移民及其生于英国的后代，看似解放了的子民变身为现代奴隶。圣诞和新年期间，室友带了朋友来玩——在全国最高级别的封城期间，这个行动是违法的。封城期间，你只能在必要的原因下离开住所，工作、买杂货和药物、搬家，或者探访你的support bubble——意即独居者所有的一个特定的、能在精神支援的朋友。

有新闻报导侦查到，不少英国人在圣诞新年期间都偷偷聚会。有几个夜晚，室友带了不同人回家，Z男友跨城来到我们的屋子庆生。之前Z更跟二十多个同事同吃圣诞大餐，她说：“我们本身也紧密工作，无所谓保持社交距离了。”

目睹种种，来自意大利的另一室友G敢怒不敢言，“我们若被他们感染怎么办！”

数月来，我跟室友Z吃烟聊天，听到她的故事跟许多这里的移民一样，原本很少时间留在环境不理想的斗室，而且常到他国旅行，但瘟疫突然把我们从频繁社交、消费的都市生活下剥离，令她精神抑郁，几达崩溃。当然，她也说，这十年在英国的生活，也同样空虚。疫情令人失去的，是麻醉飘泊的镇痛剂。

但瘟疫突然把我们从频繁社交、消费的都市生活下剥离，令她精神抑郁，几达崩溃。当然，她也说，这十年在英国的生活，也同样空虚。疫情令人失去的，是麻醉飘泊的镇痛剂。

有当地评论者说，英国政府和社会把病情失控归疚于英国人天生的自由主义特质（innate libertarian streak）是不符事实的。智库British Future总监Sunder Katwala指出，其实英国人也同样是信靠权威（authioritarian）的思维，只是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指令，不知道该怎么做。担任比利时政府顾问和医务局发言人的伊夫·凡·莱瑟姆教授（Professor Yves Van Laethem）对此也分析过，认为比利时和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信息和政策转变过于频繁，也欠缺具说服力的解释，令市民难以从政府施政条理出理据，因而无法建立有效而一致的防疫目标、行为和意识。

如上种种，我未能找出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在过去两年多跟东西南欧、美洲朋友的相处中，我也感受到社交生活如何成为他们的文化核心——每天课后工余无论多累多忙，都要喝一杯，不少正式倾谈和商讨都是在聚会中进行。那种泛泛的漫谈文化是连结他人的重要方式。但这一年我也观察到，当地人还是会依从保持社交距离，只是依然不太相信佩戴口罩的效用（大部分人室外没规定带口罩便不带）。

意觉到室友Z连日咳嗽时，一切经已太迟。这星期我们时常在厨房厕所碰面。和大部分收入不高的人一样，我的薪金追不上伦敦狂𩙪的租金，无力租住独立单位，多数住在shared house。平均四至六人住在一个房子或大单位里，类似是香港㓥房（分隔式合租房）的设计，共用厕所、厨房和客厅。疫情爆发以后，很多shared house自然变成传染病的温床。

我们八人，就住在有两个厨房、两个厕所的公寓。我和Z姐妹、意大利室友，共用设施。最后我们四人都先后染疫。

“我昨天去了做检测，刚收到电话说我中了。”那天室友在我煮食时，过来厨房走近我，无奈地笑。而我们数小时前才在厨房谈天，她当时没有戴口罩，亦没有告诉我怀疑染病去做检测。她似是没看出我内心的震动和恐惧，纵使其时全国已有400万人染疫。意大利室友G说，我们没感染到的话将会是奇迹：“若然我们不顾一切地犯法，在知道第一个室友确诊后离开，或许能逃过一劫。”

那些不在政府疫情薪金资助下的半职、自雇、无合约人士，仅能找来高风险临时工勉强糊口，在没有重度装备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作赌注。

Z说，可能是她上周清洁一个刚康复的客人的家而得病。我不肯定是她客人、抑或他伴侣还是朋友传染她，但众所周知清洁工是疫情中最高危工作之一。不久前她有另一客人受到感染，因此她需以亲密接触者的身份隔离十天。但因其自雇的工作形式（她雇主为了避税和减省提供员工福利而没有正式聘请），她无法拿到政府因隔离而发放的500镑救济金。“什么表呀，资料呀，都送到市议会，来来回回后才说什么也没有。没上班十天就少挣400镑，是一个月的房租了。”她因此违反守则，在隔离期完结前提早离家工作。她和其他继续面对公众的Essential workers一样，承受著严重病发率比一般市民高出逾倍的风险。

这些前线工作者，亚非少数族裔比例很高。在这里，小型杂货店多为印巴人、华人和越南人经营，司机和清道夫多为非裔。Z在伦敦十多年间，做过超市店员、司机、清洁工。

连政府也承认，疫情中少数族裔发病死亡率不成比例地高。英国国家统计处在去年的统计中显示，少数族裔（BAME, Black Asian & Minor Ethnicity）平均比白人的死亡率高，其中，非裔人士比白人高出两倍，南亚如印度高出1.5倍，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则是1.8倍。其原因包括“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ies）——制度性的、可避免的不平等而导致某些族群的健康情况较不受保护，他们所得到的医疗资源至居住环境都较差，又多是前线工作，也承受著社会结构性的歧视。

“我有朋友在去年五月第一次高峰期在家中死了。死前只有自己一个，家人都不在伦敦。”Z淡淡地说。

在英国医院，病发死亡的头11位医生，都是来自亚非及少数族裔。英国护士大量从菲律宾输入，然而NHS订制的PPE面罩和口罩的大小却依西方人较大的骨架轮廓制成， 菲律宾籍护士因怕要求使用保护装备而被辞退，已较少提出要求，他们因而得不到有效保护，从而比白人医护有更高的死亡率。这正是源自深层的、制度性的歧视，正如美国一名感染新冠而亡的黑人医生在病重时曾控诉的那样：我得不到和白人同事同样的治疗。

我曾几次到过新冠检测中心去检测，见到前线人员大部分是非裔年轻人。而检测中心还成为疫情期间减工或失业者的浮生艇，其中也有包括白人和高学历人士。虽有胶片保护，双重口罩，每几分钟便消毒工作器具和操作台，检测者也需自行采取呼吸道黏液样本，但前线检测人员没有正规保护衣和PPE面罩，又需跟检测者在户外环境对话作出不同指示，社交距离显然并不足够。而他们在如此高风险环境工作的时薪，是约10英镑。

与之类似，那些不在政府疫情薪金资助下的半职、自雇、无合约人士，仅能找来高风险临时工勉强糊口，在没有重度装备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作赌注。非essential workers的东亚人如我，和从事科技顾问的意大利室友，并没落入这种高危族类，但我们的室友Z则是。

但最后，我们命运相同。当香港政府把确诊者立即由家居送进医院隔离诊治，一宗确诊、全区封锁检测的神经质举措教人侧目；英国则以相反的方式备受批评。在这里，染病者被禁止到医院求医，也无资源建造隔离空间，而须立即在家，亲密接触者（即包括室友）则自我隔离最少十天，没感染的同住者都不能外出。即是说，并无真正的隔离状态可言。没感染的同住者在这种“隔离”下反而“禁室培欲”，更容易被确诊者传染。英国医疗系统早已超荷，亦无资源另设空间为大量感染者作真正的隔离。

制度性的、可避免的不平等而导致某些族群的健康情况较不受保护，他们所得到的医疗资源至居住环境都较差，又多是前线工作，也承受著社会结构性的歧视。

无法触及的医生

自Z感染起，我们依据NHS对隔离居所的指示，打开厨厕窗户，消毒所有器具接触面、把手门柄。在室内戴口罩。每小时近乎神经质的以枧液（洗手液）洗手。隔天去就近的检测中心检查。当时我的结果呈阴性。

不久，室友G出现病症。数天以后，我也开始发烧、咳嗽。

我再到检测中心检查。

英国政府投放大量资源做检测。临时帐蓬检测中心散落各个区域，你几乎可以在网上预约即日做检查。结果第二天就会出来。然而有一个巨大漏洞是，英国政府并无强制确诊者上报其亲密接触者的资料，完全仰赖感染者的自觉和公民责任心，因此政策上有不少自愿（voluntary）配合而不是强制实施的情况；政府也主要靠患者索取接触者的资料，而没有权限找出市议会存有的居住纪录。按理说，尊重市民私隐令公众感到安全，只是在施行防疫政策的效能方面，就端看政府和民间的沟通和互信是否良好通达了。

Z没向NHS上报我和G及同屋的另外四人是其亲密接触者。到G染病时，他则即时报上室友资料。NHS却相隔三日才打给我，指示我自行隔离。

而NHS的追踪应用程序，可用来输入你进出餐厅用餐的纪录，以及以GPS科技提示你所在区域附近是否有感染者，以令你尽量避开染病危机。在英国，只有半数持智能手机的成人下载了这一程序。而且这项资料也是你自行在应用程序上报之后才会显示，NHS出于保障个人私隐，并没有根据其在检测中心所得的确诊者资料而对追踪程序进行更新。在我使用这个程序近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和G都没有收到任何人是正在我附近的感染者的警号。这是几乎没可能的事——我处在人口密集、住满低收入前线劳工的Peckham区，时而到人人皆去的超市购入必需品。在这层面上，英国这个追踪程序没有发挥应有之效——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在规范性较强、极权或非民主的国家，这些应用程序的使用也存有不可回避的争议和危机，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个人资料会否被不被信任的政权用以加强管治渗透。

我的症状比Z和G严重。Z 近乎没发烧，一周后已边咳边在门外吃烟（抽烟）。G稍久，但也在两周内复元。

首数天一直轻微发热。到后来开始咳嗽，头和全身剧烈疼痛。味觉改变，但也没关系，因为持续作呕早已失去胃口。这些都是典型新冠症状。离开不了床，也眼睁睁无法入睡。

同样悬在半空的是，没有药物治疗，没能求医，只能止痛。每人都尽力以自身抵抗力击退病菌。许多人在家中准备好温度计和血氧浓度器（Pulse Oximeter），定时测量血液中氧浓度饱和度。

如我像朋友那样突然在这个土地上离开，我将无法跟家人见上面。全球化下的客死异乡。多少香港移居者在经历？多少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度的移民者又在经历？

NHS三大自救指示是，多喝水，发烧吃Paracetamol（扑热息痛），肌肉痛则吃止痛药Ipuprofen（布洛芬）。大家都在抢这些药，去年首次新冠爆发时，Ipuprofen经常缺货。此药如今供应充足，正如意粉、消毒物品和温度计也不再被抢购一空。英国的网购异常发达，在患者家中隔离的此时发挥充份效用。食物和药物也能送到家门，虽然超市运送异常紧张，往往只能一周后才送到。也由于同屋皆染病，没人能帮忙买。室友曾打去NHS提供的照料运送支援热线，但一直没打通。

三四天后，咳嗽开始消失，烧逐渐退掉，只余肌肉疼痛。异常快速的好转令人出奇。果然，此病毒反复，常见的情况是，在你以为近乎完全康复时，病毒突然以更凶猛的姿态逆袭。去年末，一个比我要壮健的长者朋友便是在家稍为醒转的情况下，一天突然失去意识而送院，留医一月后离世。

到第六、七天，开始反复高烧，晕眩头痛。呼吸困难，全身更疲软了。这反扑令人恐惧，虚假的胜仗提示免疫力在失守。在香港时我们是多么习惯事无大小去看医生。公立医院爆棚，我们就人人买保险，看私家。许久以来我们已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会自行复元。G说，欧洲人则是相反的，只有西医定义下的重病和危疾才求医。

过身朋友的儿子在伦敦北部一家医院任药剂师。去年他在医院染病，我朋友和她丈夫亦受到感染。朋友的丧礼上只有四个人。丈夫，儿子，他们家的一个老朋友，和我。我们四人在新年都会吃朋友弄的狮子头。丧礼上，我看到以此方式失去挚亲的愤怒和椎心的痛。朋友丈夫在她离世后于社交媒体转贴不少英国病者因延医而亡故的报道。

当头昏脑胀间我始有幻觉。如我像朋友那样突然在这个土地上离开，我将无法跟家人见上面。全球化下的客死异乡。多少香港移居者在经历？多少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度的移民者又在经历？这些从来未曾萌生的念头，在迷糊间涌上来。

我打电话给朋友的儿子。他听了我病症后著我迳自到医院急症室求诊。但如此将会打破政府指示，“你打111没有用，他们怎样也不会送你去医院。这是热线的目的：令你们尽量安心留在家，身体打仗。你有胸痛意味有急剧恶化的可能。可能是身体免疫系统‘超级模式’启动，倒转枪头狙击肺部的健康细胞，而引致肺炎。那是令你病情急剧恶化的关键，很多人因此而死。你一定要主动出击，相信我。去急症室挂诊，只有这样才能见到医生，得到检查。”儿子沉痛焦急的声音，大概是不想我重蹈他母的命运。“若是换了在香港，以你的病情早已有人把你送进医院，最少做一个肺部X光检查。当然有可能你自行会好，但也可能不可以。”

只是我在想像，不大懂英文的华人会是何种处境。又或是，在只有医护、没有医生、没有任何精进的临床检查仪器的辅助下，单凭已意识不清的病人自述病情，离实况又有多远。

另一个香港任内科医生的好友，成为我整个病发过程的遥距诊症医生，不断跟进我的进度。她也跟我说同一番话，“有这些症状而需做X光检查，在香港是基本程序。”

朋友儿子叫我到北伦敦富人区的医院急症室看诊。他说，那些医院呼吸道疾病设施齐备，例如帝国大学、UCL的属下医院，还有著名的治疗约翰逊和查理斯王子的ST THOMAS’ 医院。“且未至于那么饱和——南伦敦穷人多感染者众，早已爆满。”

我所住的Peckham区就近的医院国王学院医院（King’s College Hospital Trust），今年1月取消了所有“第二优先”的手术，即医务专员判断需于28日内进行的癌症紧急开刀手术，这类手术若有所延误会直接影响病人（主要为癌症病人）的存活率。而同时，英国的非必要死亡率（excess mortality rate，包括确诊死亡率，不确定为新冠死亡病者、因应付新冠病人而无法顾及其他严重病患而导致其死亡的比率）一直高企；也完全不够病床和资源医治新冠病人，多数给你吃下止痛药，或吸半年呼吸机，便需把你送回家。

朋友儿子说，生命要紧。但我说，若然我到北伦敦医院，步行太远，需坐交通公具或UBER，变相在隔离期间可能把病毒传染他人。他回说，没法子。在被动的医疗体系下，你需要想办法生存。

我挣扎了半天，跟意大利室友说起这个提议。他翻了白眼，“你们华人这么没有公共意识的吗？又说你们会服从规范？怎可能只因为一己利益违反公共守则。”

高烧第三天，即病后第十天，我打去了111热线。首先是service adviser 接听，初步问你一些是否呼吸困难的问题：若不，会叫你自行到NHS网核资料；若是有潜藏问题，会先转驳至Health adviser，他们手上有一份四五十道题目的问卷，来做仔细的病情评估。

“肺部痛楚是钝痛、撕裂的痛、肌肉酸痛、针刺的痛，⋯⋯是哪种？”
“我不大清楚，又像是它们的结合。”
没有这选项。她不让我过，因为她填不到。
“我再问一次，是钝痛、撕裂的痛、肌肉酸痛、针刺的痛，⋯⋯是哪种？”她很不耐烦。
“我不大分到。”
“选一种。”
我尝试选了一项。
“你肺部痛楚有没有延伸到肩膊？”
“有。”
“是从肺部延伸开去还是怎样？”
“我分不到⋯⋯”

在电话另一端的Health adviser 气得沉默。他们给病人基本医疗意见，和分流至进一步的诊断者手上——召救护车或Clinical advisor，是由注册护士、护理人员（paramedic）担当，代为诊断病情。

我被转介至Clinical advisor，“你未来若想见医生也能够见的呀。只是资源始终太紧张，我暂时还是不会转介。”我忍不住嚎哭。我想像我那过身的朋友，在房间里意识模糊、而其家人仍需跟救护员苦苦周旋下才能送院的情景。我想起英国境内那三成在家中病逝的感染者。

“我不知还可否见到家人。”我向听筒里的陌生人倾诉。“我明白。不如你先休息。”她声线温和但急于挂线。显然有长长的电话人龙等著她。

NHS的分流程序其实一向是仔细而公平的。只是我在想像，不大懂英文的华人会是何种处境。又或是，在只有医护、没有医生、没有任何精进的临床检查仪器的辅助下，单凭已意识不清的病人自述病情，离实况又有多远。

到我患病一个月后出门，曾经熟悉的阳光早已不认得。重新投进这个城市。路人却依然故我地没带口罩，但我的焦虑感被麻痺了。

疫情来临前，NHS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西方国家医疗优良体系之一。根据美国智库Commonwealth Fund 2014及2017年的研究结果，在欧美加11个发达国家当中，NHS连续两次获得最高分，最近一次排第二和第三位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论照顾度（例如疫苗注射和素描检查等为市民进行的预防性措施，安全医护环境，回应个别病人需要，及对个别病人的关注度）、可达性（予不同收入人士平等的医疗待遇，收费的可负担度、服务轮候时间等）和医疗效率及行政效率方面，NHS皆有上佳表现；但若说到国民健康成果（Health Outcome，例如人口总体健康水平、早期死亡率、癌症患者存活率等），则变得表现较差。

然而，自新冠疫情以来，这个为英国人所骄傲的医疗体系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又或是这个体系本身在近十年保守党政府紧缩政策下潜藏的问题，在此次严苛的挑战中一举暴露出来。平日里，这个体系尽量回应所有病人的初步应诊要求，但人均医生护士数量始终低于先进国家，因而难以提供深入检查、高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尤其是当你面临患上重病的风险，这个体系的医疗支援并不足够。

第十三天，起床时血氧饱和量跌至95%的安全线。我再打给111，今次来了救护车。

他们使用我家中同一类型的血氧浓度器测量，那时候饱和量已回升。然后送我到救护车内继续检查心电图和听诊器听胸。

我问，假如身体进入超级免疫力状态，肺部感染，血氧浓度会测得出来吗？救护员呆了呆，说，未必会。那可以到医院照X光吗？我问。救护员说，不可能了，医院不收。你上NHS普通科门诊网申报病情吧，你要求拿抗生素，医生便会在网上开药给你。

救护员最终没有把我送进医院。据当地媒体报道，有驾驶救护车的救护员表示，他们全日出动，却几乎没有把任何市民送进医院。我完全明白医院的海啸现况，像我这样属Mild Symptom的病人太多了，比我们严重的大有人在，若我直接去急症室的话还是有可能以人道的原因被受理的，只是不肯定是否会得到医生诊断。但最后，我还是决定了不去绕过NHS的分流而使用公共医疗。

我进入了每天吃蛋、服食维他命C、D，Propolis、退烧药和清洗鼻腔以减少病毒载量的自疗过程（有医学报告显示新型病毒的高致命率肇因之一来自其较高的病毒载量
（viral load） ）。到第十七天，烧开始再度减退，可以下床。第二十二天，症状几乎全都消退。

到我患病一个月后出门，曾经熟悉的阳光早已不认得。重新投进这个城市。路人却依然故我地没带口罩，但我的焦虑感被麻痺了。

“英国依然处于旧世界中，把医疗保健和经济政策此消彼长，以为在生命（live）和生活（livelihood）之间只能二取其一，为保市民的命便要牺牲经济。”

再度轮回，给后来者的话

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世界接种疫苗最迅速的国家。全国二千万人已经打了第一针，先由老人院长者、医护人员一路打起，由NHS安排接种次序，市民不能询问也不能自行预约。

约翰逊宣布逐步解封，又是在夏天。

虽然疫苗似乎见效，一切将可能重演。各方预期第四波爆发到来。

但我看到的却不是希望，而是轮回。

去年盛夏，疫情稍缓，英国政府鼓励市民外出消费，甚至旅游。政府甚而推出“外出用餐救经济”计划，资助餐厅提供大幅度折扣，鼓励市民在外进餐。同时向公众多次发出了前后矛盾的信息：“请多外出帮衬餐厅以挽救就业率，但请限制你的社交互动。”还有“返回你的办公室，但如你能居家工作也请继续”。

我也和很多人一样，盲目以为政府推出复苏方案是因为疫情已完全受控；又因郁闷太久，我们急于回到日常。而原来，政府解封之前并无咨询病理学家的意见。英国非牟利智库组织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副总监汤姆萨斯（Tom Sasse）在其组织网站上发表评论，指春天时，政府原本几乎完全听从咨询组织“紧急科学技术顾问”（the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for Emergencies，SAGE）的意见；而到夏季病情稍缓，虽然有科学家严重警告第二波即将爆发，政府却突然发布由财政部主导中门大开的政策。

“英国依然处于旧世界中，把医疗保健和经济政策此消彼长，以为在生命（live）和生活（livelihood）之间只能二取其一，为保市民的命便要牺牲经济。”经济学家、前英国中央银行官员东尼耶茨（Tony Yates）如是分析英国施政一直犯下的关键谬误。而这次疫情正是把这个谬误鲜明展现。

讽刺的是，英国在春天和秋天两度延误封城和实施社交距离，以为可以将经济的“牺牲”程度减至最低，疫情却因此恶化和失控，致使英国最后又不得不采取比别国更为严苛的封闭措施，反而因此进一步拖垮经济。“就像德国的封城措施为期较短、较不严苛，是因为他们较早实施封城举措。”英国经济学家森姆汤斯（Samuel Tombs）如是分析。

在旧思维里，保健仍只属开支或成本付出，经济则是收入和得益，未能看出两者互为因果。在他来说，把病毒传播数字减低至医疗制度能够处理的水平，测试和病人追踪的硬件结构同期发展，一直维持至新的疗法出现、或者疫苗研发成功病发死亡率得以减低等状况，东尼耶茨这样提出现代政府应该具备joined-up thinking（联合思维）的重要性。

和去年不同的是，疫苗在高速接种。疫苗研发成功了，是解封让路经济的时候了吗？SAGE警告，跟第三波相近的第四波疫情即将降临。若然如今解封，SAGE预期由现在至明年六月将会有多13万人因新冠死亡。

今天，我和G在电脑看约翰逊于萤幕前宣读措施，不免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家都不其然想起过去那努力搏斗的一个月，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会不会又将再度陷入新冠海啸？

“依病毒的变种速度看，我们会有大概维时数月的免疫力。”G调侃道。今夜我们一起煮咖哩，近来我们都在煮浓味食物。我和他的味觉未恢复，我只尝到苦味，他则有点味觉迟顿。大概都和许多患者一样，有Long Covid的症状，病症会维持一段时间。

“我想我们是最后一批接种疫苗的人。希望我们的免疫力能挨到那个时候吧。”G又翻了翻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