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十九大以來中共官場：誰在反腐中落馬，誰得到升遷？

3月初，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拉開帷幕，這是中共「十九大」以來的第四次「兩會」，距離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只有一年半時間。

身兼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2012年就職後，先是掀起了史無前例的反腐運動，大量高官落馬；其後又在2016年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2017年，中共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2018年，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刪除國家主席與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

接下來2022年的「二十大」，被外界視為習近平時代第三個任期的揭幕。普遍認為習近平會在二十大上繼續掌握領導地位。不過，在領導核心地位之外，2017年的三年多來，整個中共的高層政治隊伍呈現出什麼趨勢，以適應習時代的種種政治和社會目標？

在2020年兩會「閉幕」之時，這篇文章為讀者盤點十九大以來的中共高階官員人事異動，追蹤官場整頓與反腐運動的最新進展，並盤點政治明星和官場新力量的仕途起伏。

反腐運動：聲勢不及「十八大」？

在習近平的第一屆任期（2012-2017），我們目睹時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發起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反腐運動：「老虎蒼蠅一起打」。十八大之後直到十九大，中紀委交出的反腐成績單是：共有1名正國級、5名副國級、20名正部級高官被查處，當中多位高級別的「大老虎」下馬，黨內「團團夥夥」活動瓦解。這些「大老虎」包括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等人。而在2007年至2012年間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被查，更打破外界長期持有的所謂「刑不上常委」的慣例。

踏入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官方稱「繼續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不過，在外界觀察看來，中紀委書記趙樂際顯得比前任王岐山更為低調。如果比較反腐運動的聲勢，十九大以來的3年半時間，累計共有1名副國級、7名正部級官員和62名副部級官員被查處，可見高官落馬頻率和級別都比「十八大」同期的少。

在十八大之後，負責選舉產生政治局常委的十八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包括地方大員、國務院部委、黨政機關、解放軍領導、民主黨派、各社會團體等高官）成為反腐「震央」——當屆205位中央委員中，共有16人開除黨籍、2人留黨察看而被逐出中央委員會，成為中共歷史之最。這個趨勢在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停步。至今為止，十九屆中央委員中，只有前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一人因「涉嫌違法違紀，主動投案」被查處。

2019年1月，劉士余從證監會主席突調至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記，離開其一直工作的金融系統，到5月又忽然「主動投案」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察。經調查後，中紀委國家監察在10月通報劉「政治立場動搖」、「公開發表不當言論，缺乏政治警覺和保密意識」、「為官不廉」，並指其「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應予嚴肅處理。」但「鑑於其能夠主動投案，如實交代違紀違法問題，認錯悔錯態度較好」，中紀委最終予以劉留黨查看兩年和政務撤職的從輕處理。

究竟劉士余公開發表哪些不當言論，缺乏政治警覺和保密意識，官方一直未有披露。2017年時，《紐約時報》曾報導稱劉士余在2017年「十九大」會議期間，公開指責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和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六人「在黨內位高權重，既巨貪又垢腐，又陰謀篡黨奪權」，有分析認為這部分指控可能和這段重話有關。

十九大至今，被懲處的最高級別在任官員，是國務院前任秘書長（副國級）楊晶。楊晶是蒙古族幹部，歷任共青團內蒙古自治區團委書記、哲里木盟黨委書記、呼和浩特市委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北京青年報》曾在楊晶被處分後刊登報導，稱楊晶主政內蒙古期間，當地GDP快速增長，但付出了大量的環境和安全生產代價。2017年10月，楊晶在十九大上落選中央委員，隨後因「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廉潔紀律，長期與不法企業主、不法社會人員不當交往，為對方利用其職務影響實施違法行為、謀取巨額私利提供便利條件，其親屬收受對方財物」，被處以留黨察看一年和行政撤職處分，待遇降為正部級。

「十九大」以來的清肅大案

比起「十八大」後的官場整頓，「十九大」之後沒有再現針對「拉幫結派」的清肅大案。較矚目的反貪大案有陝西「秦嶺違建案」、「華融案」和秦光榮案，這些案件的公開報導中都少見十八大之後出現的有關黨內拉結團夥的指控。

秦嶺別墅案源於2003年。有開發商在陝西省西安市嚴禁房地產開發建設的秦嶺保護區北麓違規建造別墅。雖然媒體曾有報導，但問題未有解決。從2014年5月到2018年7月，習近平「先後6次對此作出指示批示」，但時任陝西省委書記的趙正永被指敷衍塞責、放水虛報，試圖矇混過關。2018年7月，中央紀委副書記徐令義率領的專項整治工作組進駐事發地，當地才大規模拆除問題別墅。隨後，陝西官場迎來地震。原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被開除黨籍，因受賄罪被判處死緩，西安市委原書記魏民洲、原副省長馮新柱、省委原秘書長錢引安、陝西省原副省長陳國強等官員紛紛落馬。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賴小民則在「華融案」中直接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2021年1月29日行刑，成為近十年來罕有的因貪污罪被執行極刑的高級官員。賴小民過去長期在央行工作，自2009年起擔任華融總裁、董事長，自始帶領公司成為內地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之最，並於2015年於香港上市。2018年4月，賴小民先後中紀委宣布調查和「雙開」。2021年1月，其正式被司法機構判決受賄、貪污、重婚罪成，受賄金額達17.88億餘人民幣，打破所有落馬貪官受賄金額的紀錄。其後，中央紀律監察委員發通告，痛斥賴小民「從金融『內行』蜕變為金融『內鬼』」，並力數賴小民的罪狀，包括「排斥黨的領導，偏離主責主業」、「濫用金融資源，大搞權錢交易」以及「漂白貪腐手段，實施『內行作案』」，當中「牽扯腐敗幹部近百人，嚴重污染華融公司系統政治生態」。

這宗被視為「新中國金融貪腐第一案」的華融案亦引爆另一宗貪腐大案——秦光榮案。在2019年5月，前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主動投案」。據《中國新聞週刊》報導，秦因兒子秦嶺牽涉「華融案」，在香港被控制，迫於壓力而自首。秦光榮曾在2011年8月至2014年10月期間出任雲南省委書記。當時雲南官場於2014年發生反腐地震，省委原書記白恩培、副省長沈培平、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高勁松等相繼落馬。而秦光榮則被免去省委書記職務，轉到人大任職，被外界視為「平安着陸」。

退居二線五年後，秦光榮成為中紀委國家監委的「正部級主動投案第一人」，被控在2000至2018期間直接或通過其親屬非法收受他人財物2389萬元。國家監委對秦光榮提出了從寬處罰的建議，檢察機關對秦光榮構成自首、可以減輕處罰的意見予以認可。法庭遂判處秦光榮有期徒刑七年，被認為是「從輕發落」。「十八大」後多個省級黨委書記被查，但秦光榮是唯一一個獲刑在10年以下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秦嶺違建案」和「華融案」，外界除了理解為「反腐運動」外，還視為習近平時代另外兩項政治運動——推動生態環保和對金融風險零容忍——的宣示。近年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和「防控金融風險」也成為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政策口號。

整頓政法系統

「十九大」之後的官場整頓運動，除了以上的大案外，還涉及整個政法系統，延續了十八大以來對「刀把子」的整頓。

中共的政法系統涵蓋了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安全和司法等諸多部門，承擔着保衞、治安、維穩等諸多功能，故又有「刀把子」一稱。當中，中央和地方設政法委員會（政法委），領導和管理政法部門。在胡温時代（2002-2012年），中央政法委書記得以列入最高權力——政治局常委會，使政法系統擴權，形成一塊完整的割據力量。兩屆政治常委羅幹、周永康就先後統攬政法工作，後者更擁有極高實權，統御着軍隊以外的強力機關，被外界稱為「政法沙皇」。其五年政法委書記任內，政法系統擴充，全國維穩經費更一度超過國防預算。

十八大習近平上台後，政法委的強勢地位削弱。兩任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和郭聲琨都不再是政治局常委，而只是政治局委員。2014年7月下旬，周永康遭調查及開除黨籍，亦被視為正式對政法系統展開整頓，後續有一大批政法官員下馬，包括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夏崇源、北京市國安局長梁克、司法部長吳愛英、司法部政治部主任盧恩光、國安部副部長馬建等人。

十九大換屆後，受矚目的孟宏偉案被認為是這一運動的餘波。孟宏偉長期在公安部門工作，仕途一路高昇，官至公安部副部長。2016年，他高票當選國際刑警組織主席，是該組織首位來自中國的主席。2018年9月，孟宏偉從法國總部返回北京時失去聯絡，同年10月其妻子在法國舉行記者會求助，並向傳媒指孟宏偉是遭當局政治迫害，事件引發國際關注。其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公布孟宏偉涉嫌違法接受調查。

根據《北京青年報》微信公眾號「政知圈」發文指出，孟宏偉曾經長期與前政治局常委、前公安部長及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共事。在孟被調查後，公安部隨後公布黨委會議通告《堅決擁護對孟宏偉涉嫌違法進行監察調查，堅定不移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特別提及「堅決徹底肅清周永康流毒影響，一刻不停歇地深入推進公安機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外界視孟宏偉案似是肅清周永康運動的延伸。2020年1月，孟宏偉被判有期徒刑13年6個月。

延續十八大對政法系統的整改，十九大後，政法委的權力受到進一步的界定和削弱。2018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例》，規定「政法委及政法單位黨組（黨委）在黨中央領導下履行職責、開展工作，對黨中央負責，受黨中央監督，向黨中央和總書記請示報告工作」，被認為是以「黨內法」的形式正式確立政法委必須向總書記匯報請示的體制。另外，政法系統的「兵權」亦收歸軍隊所有。比如，武裝警察部隊本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而公安部長兼任武警部隊第一政委。自2018年起，武警部隊改由「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實行中央軍委-武警部隊-部隊領導指揮體制，公安部長亦不再兼任第一政委——這一舉動，被視為削弱政法系統對武裝力量控制權。

另一方面，中央亦對政法系統展開兩場大型整改運動。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一場席捲全國、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運動隨即開始。這次運動由中央分階段派出「掃黑除惡督導組」進駐全國31個省（區、市）的重點地市，矛頭不單指向「黑惡勢力」，還要「刀刃向內、刮骨療毒」，清除庇護黑惡勢力的「關係網」和「保護傘」，即整頓政法系統內部人員。

2020年7月，對政法系統的整頓風聲繼續，中央政法委召開主題為「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試點工作動員會」。習近平舊部、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在會上將這場「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運動」比作中共革命時代的「延安整風」，強調「教育整頓試點是一項緊迫而重大的政治任務，必須大膽探索實踐，敢於動真碰硬，在全國政法系統開展一次刮骨療毒式的自我革命、激濁揚清式的『延安整風』、鑄魂揚威式的主題教育，努力打造一支黨和人民信得過、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鐵軍。」當中，陳一新提及一大任務是「清除害群之馬，清查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的『兩面人』，徹查黑惡勢力『保護傘』，深查執法司法腐敗，嚴查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的腐敗。」

根據官方報導，「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運動」已在五個地區試水，截至2020年11月30日處分處理2247人。2021年，該運動將分兩次繼續進行，首批為2月到6月底在全國各地市縣兩級黨委政法委、政法單位等開展，第二批將於8月到10月底對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單位、省級黨委政法委、政法單位開展整頓。

綜觀而言，隨着十九大反腐運動的推進，各項統計都顯示，政法系統成為了十九大以來反腐運動的震央。根據內地傳媒的整理，單在2020年，就有48名市縣及以上的公安局長或前局長落馬。而在十九大以來，截至2021年3月1日，政法系統至少有8名中管幹部、150多名廳局級幹部遭到查處。當中較受矚目的包括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孫力軍、上海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龔道安，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鄧恢林，以及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立科等。

為二十大準備：閩浙滬官員與科技專家

官場中有人反腐下馬，有人升遷晉升權力核心。在人事升遷方面，從十八大至今，中國官場中一批與習近平在地方工作時有交集的幹部得到了拔擢升遷，並且擔任了中央和地方的不少要職。

這批曾與習近平有交集的官員，包括中學時代和清華大學時代的同窗，還有習在河北（1982-1985）、福建（1985-2002）、浙江（2002-2007）和上海（2007）任職時的同僚部屬。

在十九大之後的25名現任政治局委員中，有多達10人擁有類似工作經歷，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和習在河北期間相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在上海工作時有交集；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劉鶴是中學讀書時相識；中央組織部長陳希是清華讀書時相識；中宣部長黃坤明、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等則是浙江任職時有交集。

「十九大」之後，不少有類似經歷的官員都得到了提拔。其中值得一提的、得到升遷的習近平舊同事，包括了江西省委書記劉奇、湖北省委書記應勇和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

劉奇是習近平主政浙江時的下級，兩人在浙江交集長達五年。在2016年2月，劉奇從寧波市委書記任上調入江西就任省委副書記，同年7月接手省長職務。「十九大」後，他在2018年升任江西省委書記，僅用了3年時間就完成從副省級到省部級的跨越。

應勇和習近平在浙江有近六年的工作交集，2007年習近平調任上海市委書記職務後，應勇也被調到上海工作，並一路升至上海市長。2020年2月，2019冠狀病毒爆發近3個月後，應勇被調至湖北擔任「救火隊長」，取代蔣超良接任湖北省委書記。

樓陽生是浙江浦江人，他的仕途從基層做起，曾長期在浙江省地方任職，並與2003年至2008年任浙江省麗水市委書記，8次陪同習近平到麗水考察。2014年，山西官場數名高級幹部涉貪下台後，當年6月樓陽生被任命為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到2019年11月接任駱惠寧成為山西省委書記。

未必有直接共事關係，但「間接」有類似任職經歷的官員也可能得到提拔。比如十九大之後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陳希是習近平在清華讀書時的室友，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和陳希同樣任職過清華校領導的陳吉寧和胡和平，近年來也一路升遷。陳吉寧2017年以來擔任北京市長；胡和平晉升中央委員、陝西省委書記，後調任文化和旅遊部長。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末和習近平在福建省政府中同時任職的王志民，是「十九大」以來唯一被貶官的「舊部」。王志民在2017年出任中聯辦主任一職，其任期內爆發香港九七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反修例運動。在2019年7月21日晚，中聯辦招牌及國徽亦遭示威者投擲雞蛋及墨水彈，門外亦被噴上侮辱性字句，是歷來中聯辦遭受的最嚴重破壞。同年11月，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全面崩盤。2020年1月，前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以本應退休的年齡正式接任王志民出任中聯辦主任，而王志民則回京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儘管級別同為正部級，王志民亦繼續擔任中央委員，但外界認為這一調動「被貶」的意味很明顯。

除了福建、浙江和上海的舊同事之外，出身軍工科技部門和清華大學官員也獲得了大批提拔。尤其是在較為年輕的高級官員中。比如，如果將非軍官的，身居較重要位置，有機會在「二十大」上獲得提拔進入政治局的65歲以下中央委員列出，那麼在84位符合上述條件的高級幹部中，有19人是科學家或工程師出身。而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62位地方黨政「一把手」（黨委書記與政府首腦，其中部分人並非中央委員）中，有科技專家/工程師背景的達到了19人（這還不包括工科畢業但直接從事行政工作的幹部，如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鹿心社等），有清華大學讀書或工作經歷的有5人。

這些科技系統出身的官員中，不少人曾經從事航天工程。如現任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飛行器設計專業博士，曾任「神舟」飛船總指揮、探月工程副總指揮。又如廣東省省長馬興瑞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歷任運載火箭工程總指揮、國家航天局長、深圳市委書記等職。

另有不少官員來自軍事工業系統，如遼寧省委書記張國清是電子工程與對外貿易專業出身，曾任職國企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任上企業經營情況實現了飛躍，有「兵工少帥」之稱，履職地方之後，張先後在重慶、天津擔任市長，並在2020年末調任遼寧省委書記。

值得注意的是，環境與衞生專家也在官場中得到提拔。習近平時代以環境保護作為重要政績，而2020年的肺炎疫情則突出了醫療衞生專家的位置。在地方官員中，北京市長陳吉寧是環境科學家，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博士，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環保部部長；新任福建省委書記尹力是醫學博士，2003年的SARS疫情中進入衞生部協助抗疫，並先後擔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四川省長等職；新任海南省委書記沈曉明也是醫學博士，歷任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院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教育部副部長等職。

大量科技工程官員進入高層，在中共歷史上有過先例。江澤民時代曾大量提拔工程師出身的幹部進入政治高層。第十五屆中央政治局（1997-2002）就幾乎是一個「工程師政治局」，包括了水利工程師（李鵬、胡錦濤）、汽車工程師（李嵐清）、機械工程師（尉健行）、地質工程師（温家寶）、機電工程師（黃菊、賈慶林、羅幹）、電子工程師（吳邦國）與自動化專家（李長春、吳官正）。而這些工程師官員，許多都畢業於清華大學。這也使得曾經在文革中被批判為「又紅又專」的這所院校成為了所謂「紅色工程師」一代中共領導人的搖籃。

到了胡温時代，拔擢的幹部中工程師與科技人才的佔比有所下降，共青團政工幹部、社會科學、法學出身的幹部更加顯眼。2012年時，《北京青年報》曾報導稱，十八大之後產生的十八屆中共中央委員中，九成擁有文科背景，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吉林大學三所院校則在中央委員中擁有最多校友。而在十九大之後，科技工程出身的官員被大量任用，重新在中央委員，尤其是相對年輕的中央委員中佔據了相當的比例。

科技工程系統出身的這批官員有一定的共同點：外語能力較強，多人有留洋學習和工作的經驗，在派駐地方之前，有長期從事科技研發或企業管理的經歷。他們在中央委員中也多屬「年輕」一代：袁家軍58歲、馬興瑞61歲、陳吉寧57歲、尹力58歲、沈曉明57歲，張國清則是56歲，為目前年齡最低的省級黨委書記。

2022年將要召開的「二十大」中，按照「七上八下」慣例，大量超過67歲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將不會留任。這是中共多年來形成的年齡-職位的慣例模式。雖然在十八大之後，舊慣例並不構成嚴格的限制，如68歲的夏寶龍依舊出任港澳辦主任，已達65歲「退居二線」年齡的駱惠寧重新「回爐」主掌中聯辦。但直到目前為止，習時代的人事變動，總體都依舊遵循一定的年齡原則。可以預想，在2022年的「二十大」時，伴隨領導人連任的議題，哪些高級官員能被安排進入政治局，哪些年輕官員能夠更快被提拔，哪些人將被安排退休，也都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