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邏輯的翻轉

在新的政制方案通過之後，香港的政治權力將更多集中在並不算透明的建制派和選委會手中。其內部的利益分配、協調指揮，將取代選舉作為政治中最重要的部分。

對比即將改革的選舉制度，我們不難發現新的立法會組成和產生方式都會類似港英政府時代。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是權力來源和權力的行使方式。所以這次的改革會如何影響這兩個因素？

首先，一旦改革立法會直選選制，比如按前立法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所說的，實行「雙議席單票制」的話，假設反對派仍有人參選而沒有被DQ，那麼基本上各區都會不意外地產生建制派和温和泛民一比一的直選議員構成。有趣的是，如果能夠如此更改選制，那麼本身不用變動其他制度，都能大大降低反對派在立法會中的席位——況且還有日益成熟的DQ制度作為輔助。那麼，北京為何要進一步削減直選議員的份額？況且，這樣的改革，在打擊了反對派的同時，也自然會打擊過去十餘年中建制派苦心打造的選舉機器。

這背後也許有這樣一個邏輯：在小選區與雙議席單票制下，選民投票不再是政治人物要「出閘」時最關鍵的環節了。重點反而在於如何爭取在某一區出選。從而，這樣的選制下，建制政治人物的首要考量將變成能否得到政團和同僚們的安排支持，而非民意上的「戰鬥力」有多高。也就是說，這種政制變化，將會在打擊民主派的同時，也削弱建制內的小黨和依賴民意的政壇明星的議價能力。說到底，這也是對建制派政治力量的整頓之一。

其次，大量增加選委會推選議員，其實既「溝淡」了直選議員的比例，也降低了功能組別議員的權重。考慮到功能組別議員許多來自商界。又可看到新調整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也要擴大人數、並加入更連接北京意志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我們大概可以認為，在票數上沖淡商界或是傳統香港建制精英的力量，也是這次政制改造的一大重點。北京顯然想避免2017年特首選舉中泛民和部分商界聯合，票投曾俊華的情況出現。而之所以泛民掌控區議會讓北京對選委會感到擔憂，也是因為泛民在選委會的票數增多意味着商界手握的有些「搖擺」選票將讓商界更有議價籌碼。

所以，可以預測的現象是，在新的政制方案通過之後，香港的政治權力將更多集中在並不算透明的建制派和選委會手中。其內部的利益分配、協調指揮，將取代選舉作為政治中最重要的部分。而這個過程中，北京將比以往的配票或遊說展現出更強的控制力和話事權。

筆者認為，這樣的改造，不僅僅是為了打擊反對派，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政治的邏輯。香港的政治將比前二十年更加「後台化」，或是說行政化，而更具展演性質的民意政治將被大大削弱。

這樣的改造，不僅僅是為了打擊反對派，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政治的邏輯。香港的政治將比前二十年更加「後台化」，或是說行政化，而更具展演性質的民意政治將被大大削弱。

我們有必要回到中國近年的政治變化來理解這種政治邏輯的大轉彎：中共十九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行了重新的分期——鄧小平到胡錦濤的三十年被劃為了毛澤東時代之後的第二個整體時代，而2012年之後進入的是一個「新時代」。這意味着習時代的思想——無論是不是習本人繼續執政——在目前的遠景中都要管至少三十年。

在鄧小平時代確定了一國兩制政策並投入推行後，北京對港的大基調長期沒有太大變化：總體以温和為主，一步步加強香港和內地的聯繫，通過這個過程逐步將這個充滿異質性的社會往內地靠攏。針對這個過程中遇到的摩擦，也是採取「胡蘿蔔加小敲小打」的模式加以處理。

而本屆中央的執政風格和以往大為不同。本屆中央政治的一大特點是強調使命感和歷史感，各類政策都着眼於「長遠」，聚焦於「頂層設計」和「政治定力」。

而本屆中央的執政風格和以往大為不同。一方面，2012年以前的官員展演個人魅力的空間，如今被大大壓縮，「忠誠」和「老實」成為了新的官場守則。如今的政制改造，讓香港的政治更加從選戰轉移到行政，這和整個中國政治文化的大方向變化是吻合的。

本屆中央政治的另一大特點，是強調使命感和歷史感，各類政策都着眼於「長遠」，聚焦於「頂層設計」和「政治定力」。如中紀委副書記、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李書磊曾經在一篇討論晚清改革的文章中提到的，「真正判斷激進與否乃要看維新派所採取的修正措施與社會已形成的積弊程度的對比，如果措施嚴於積弊可稱激進，而措施切於或緩於積弊則只能說是温和」。從2014年的「白皮書」到如今的國安法和政制改革，都是這種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下的北京，很難想像其對港目標僅僅局限在瓦解泛民的議會力量或打垮自決抗爭派。

鄧小平曾經認為，黨的總路線要管一百年，當前的北京，又何嘗不會覺得新的「一國兩制2.0」，要管接下來的五十年呢？

北京也有「港英夢」？

其目標不僅僅局限於政制，也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

新的香港政制改造，大概只是第一步。或許，北京真正期待的，是一場屬於自己的「麥理浩改革」，其目標不僅僅局限於政制，也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

港英年代的麥理浩改革是足堪北京稱讚的：大幅度的政治反腐、興建公共工程和大規模住房計劃，提供社會福利，改善城市風貌和居民素養，建立國際形象，當然，這一切又伴隨着港商北上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騰飛。正是這種強調行政主導，高效率的港英發展模式，被1980之後的北京部分學習、吸收，用以發展經濟。發展主義、精英的威權政治，加上兜底的社會安全網，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軸。這中間當然能看到新加坡和港英時代（當然，不包括彭定康時期）的政治思路影響。

不過，繼承了這種政治思路的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在香港並沒有回到港英模式：立法會沒有恢復委任議員，特首也不再具備港督的絕對權力。地區官員也沒有從北京空降。「港英時代沒有民主」也成為了北京正當性的重要來源。

隨着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北京明顯在執政議題上更主動了。儘管北京在論述上堅持認為，反修例運動是明顯的政治運動，有顛覆力量的參與，但以改革開放以來的思考模式，中央政府也一定會認為社會的動盪背後有「深層」的原因——往往是經濟。香港的社會不平等、住房和福利問題，一直被認為是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核心答案。

港英在1967年的暴動之後開啟大規模住房工程、新市鎮建設、福利社會和設立廉政公署，如今已經成為政府如何逆轉社會危機的典範案例。筆者相信北京也對這段歷史十分清楚。而這種大規模社會工程又恰恰是中國模式最容易展現其「道路自信」的。只不過，以如今香港的政制模式，要「大刀闊斧」地進行一場社會改造，是很難放開手腳的。土地財税、商界力量、並不團結的建制派，都四處牽住北京。

目前而言，北京所做的較為簡單——通過政制改造，讓建制派更有凝聚力，更圍繞在行政主導周圍，實現立法和政治精英群體對行政力量的配合，充其量是一種「前期準備」。

目前為止，北京並沒有展示出任何社會改造的具體方案，儘管我們能夠想像，在「新時代」的邏輯下，北京可能會希望徹底讓香港「脱胎換骨」，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消除當前反對派的動員和再生產能力，實現一種「有香港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模式，但目前而言，北京所做的較為簡單——通過政制改造，讓建制派更有凝聚力，更圍繞在行政主導周圍，實現立法和政治精英群體對行政力量的配合，充其量是一種「前期準備」。

當然，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未來北京才有可能通過港府實現自己樂見的政治目標。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談到「愛國者」的定義時，要突出強調「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香港實行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及其運行中處於主導和核心位置。」

回顧夏寶龍的講話，對「泛政治化」的批評，可以作為理解北京這次對香港政制改造的一個重要原則：「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削弱直選的重要性，加強立法會機制中中央的協調主導權，削弱選委會中的商界籌碼，無不是在香港推動一種「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政治——行政吸納政治。

有些諷刺的是，新的政制改革風聲吹響後，很多人批評北京要把香港倒退回「1970、1980年代」。不過，那個年代，難道不既是許多港人眼中的「美好過去」，又是北京也不會拒絕去設想的治港未來嗎？

向澳門學習？

在香港民間，尤其是泛民陣營中，澳門一向是一個「一國兩制」的壞例子。不少港人擔憂香港「澳門化」，又或是認為澳門人「唔反抗」（不反抗）。諸如此類的聲音多少有些一廂情願，似乎澳門人很不幸而香港人很自由。

如今，香港的政制卻開始露出「向澳門學習」的趨勢。

在北京看來，澳門是「一國兩制」的模範生。2019年習近平視察澳門，將其定義為「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不過，和很多港人的想像也許有所不同的是，澳門在北京眼中的「優秀」，不僅僅體現在國家安全或維穩層面。也體現在澳門模式可以充分利用殖民地的傳統和優勢為北京的議程服務——葡國身份不會和「戀殖情緒」掛鈎，北京也不需要總是出面做「惡人」，顯得自己不斷干涉特區制度。澳門政府的行政能力也在2020年的防疫中得到了體現——一早病例清零，如今開放內地遊客旅遊入境。

澳門模式為什麼成為了北京眼中「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官方的表述是，澳門一早建立了國家安全機制，二十三條早早立法。換成民主派的語言，那就是澳門實現了監控社會、威權統治，經濟結構易於派錢收買民意，等等。

雖然和香港一樣，中共在澳門也沒有明確的黨組織，沒有實行直接的社會參與，但卻擁有各種在意識形態上跟隨北京的群眾組織進入基層毛細血管。另一方面，澳門的社團組織和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微妙的。

但正如許多學者已經指出，澳門模式的一大支柱是發達的社團組織。從中華總商會、澳門工聯會到街坊會到婦聯，社團組織提供了澳門大量的基層服務，也和北京的政協、人大、青聯、婦聯等黨、政機構建立了大量聯繫。換句話說，雖然和香港一樣，中共在澳門也沒有明確的黨組織，沒有實行直接參與社會，但卻擁有各種在意識形態上跟隨北京的群眾組織進入基層毛細血管。在當代中國的政治術語中這稱為「群團組織」，是中共「三大法寶」中「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共基層動員能力的重要來源之一。

另一方面，澳門的社團組織和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微妙的：通過進入基本法委員會、行政會、立法會，社團組織可以對澳門政治施加豐富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枱面政治上的，它更多是一種「去政治化」的協商和博弈。社團的功能也更多是社會而非政治權力層面上的。這意味着就算澳門政府執政能力有所不足，北京也可以通過本地的社團，或者說，忠誠於自己的群團組織維持穩定局面。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澳門事實上實現了一種「無黨勝有黨」的微妙局面：既不需要北京直接下場，又能貫徹北京的意志進入社會基層。這和香港長期以來行政主導的局面是很不相同的。

曾經，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香港的本地左派社團力量強大，無論是不斷發動罷工的各類工會，還是在寮屋區和港九活躍的各種同鄉會組織。其後這些組織紛紛遭到港英的清洗，許多人被遞解內地。麥理浩改革後，港英政府為了加強和基層的聯繫，提升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地位，並擴大了民選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議員。而如今，無論是作為港英遺產的基層權力機構，還是作為左派遺產的老社會團體，都在回歸後的20年中削弱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被「殺」，由區議會取而代之；工聯會等傳統左派社團長期要和商界與其他建制派站在一起。對北京來說，回歸後的政治體制發展造就了一個奇怪的威權配置：行政權力並不夠集中，社會控制能力也不強，基層組織也基本上淪為「蛇齋餅粽」的選舉拉票。

學習澳門模式，是這次香港政制改造的一項重要伏筆。在2020年剛上任不到一週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就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推動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深入學習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系列重要講話》。在這篇可堪為上任之後頭等大事的文章中，駱惠寧提到「我們對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澳門特色、澳門亮點、澳門經驗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更深深感受到借鑑澳門經驗，堅持和完善香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意義」。

這一學習，反映在如今的政制改造計劃中，體現在兩個地方。

這一學習，反映在如今的政制改造計劃中，體現在兩個地方。其一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進入選委會，替代區議員的席位。這是將本地政治和北京意志拉得更近的一步，也意味着原先不太被關注的人大、政協，在香港獲得了更大的本地政治中的權重。其次是，目前傳出的方案中有增加選委會界別以納入社會團體的可能。一旦社會團體被納入選委會，進而進入議會，澳門式的社會管理和基層治理，就成為了可以採納的選項。更重要的是，澳門政治制度的特點之一，是致力於降低政治的表演性，強調實際的利益分配、協調、安排。這和當前的政改走向也是吻合的。

正如有分析人士曾經指出的，北京目前最需要的，是在香港本地擁有一套類似黨機器的，使用起來足夠貫徹中央「頂層設計」意志，又靈活，且能動員社會的管制隊伍。港英模式和澳門模式，都能為這種需要提供其中的某些成分。不過，對北京而言，問題仍然在於現實中的各種限制。

香港的現實

北京能夠多大程度上在香港貫徹自己的意志，又多大程度上有繼續改造本地社會的動力？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看到北京大幅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並且整個當下的政治邏輯也要隨之改變。在「道路自信」的指引下，中央當然會樂於將自己覺得代表着先進政治模式的體制——群團組織、協商政治、頂層設計和結構性改革帶到香港。不過，北京能夠多大程度上在香港貫徹自己的意志，又多大程度上有繼續改造本地社會的動力？

首先對北京施政構成阻力的是香港的複雜性。和澳門不同，香港並不單一產業主宰的經濟體，香港社會也更為複雜和豐富。這使得港英式的行政主導模式下的官員，需要有更高的行政技能和應變能力；而如果要發展澳門模式的基層社團組織，就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資源投入。

這些要求恰恰對「頂層設計」、「行政主導」構成挑戰。北京近年來雖然建設了大量針對港澳的智庫，然而港澳系統先前在北京政治中的層級並不算高（直到夏寶龍以副國級的身份兼任港澳辦主任），和經濟改革「頂層設計」上擁有劉鶴和整個國務院、發改委作為基礎不同，對港政策先前其實缺少「頂層設計」的經驗。北京的駐港官員也並不真的參與本地政治。綜合這些因素，北京就算會期待自己的「麥理浩式」改革，也未必做好了政策和路線層面的準備。而以目前的情況，治港智囊多是法學家，未來的治港路線會否在不斷的立法和司法改革中單一路徑「內卷」？

北京就算會期待自己的「麥理浩式」改革，也未必做好了政策和路線層面的準備。

可以想見，北京仍然要非常依賴香港本地的公務員和政務官系統，才能推行自己的路線。但正如人們常年所觀察到的，乃至中央政府自己也常常批評的那樣，香港的政務官系統的效率、能力都備受質疑。儘管北京開始整頓公務員體系，又在新的政制設計中提升行政主導對整個建制派的控制力，但公務員的考核、管理和人事制度未變的情況下，本地建制力量既難實現黨機器的靈活性，也難達到黨機器的紀律性。公務員系統也很難做到如夏寶龍所言「把背靠祖國與面向世界結合起來，把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結合起來，把祖國支持與自身努力結合起來」。須知習時代的許多政策，背後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996」工作制與層層加碼的政治要求，香港公務員準備好加班了嗎？

也許相比港英模式，澳門模式對北京來說要更容易一些。又或者，通過兩條路齊頭並舉，先完成政治的「去政治化」。但此時，另一條問題仍然突出。當代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展演：在社交媒體無比重要的當代，就連傳統上非常官僚的中共自身，都開始在語言上重新「政治化」，更為強調意識形態，更注重發言人、社交媒體和民間的動員支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指望政制改革和之後尚未八字看到一撇的經濟社會改革，來讓香港政治的展演性降低，真的可行嗎？反對派自然會繼續試圖阻止，而北京自己也未必能拒絕自身內部那種將政治變為明晃晃意識形態交鋒的誘惑。

又或者，到頭來，有無數的理由讓北京想為香港從上到下「謀劃大局」，實現「長治久安」和更全面的控制。但那對北京來說有點遙遠。如果中央無法在香港實現更全面的改變，那就意味着其更有機會從工具庫裏調用其他可以同步使用的政治選項——比如繼續弱化香港在中國體制中的經濟和金融位置，降低更直接管治的成本，而香港的地位下降得越多，北京選擇更沒有耐心的政策工具的範圍就變得越大。

（李海，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