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港區國安法類似，如今北京對香港政制的這場大改造，也是準備許久、快速放風，然後等待人大常委會一氣通過。目前，整個政制改造方案的具體立法尚未公布。但大框架基本是明確的：首先，北京要擴大特首選舉委員會，並增加選委會的政治審查環節；其次，立法會的直選議席比例，將隨着整體議席的擴大而降低不少，且大概率會縮小每個選區的席位數，廢除比例代表制，並增加選委會產生的議員席位，直選席位也要通過選委會提名。再次，區議會和特區層面政制之間的連接，包括立法會中的超級區議會和選委席位，都大概率會被切斷。
正如很多評論和報導已經指出的那樣，新的立法會框架更類似曾經的港英模式：大量議員的產生由政府主導，直選議席比例較低。同時，重點強調「行政主導」的思路下，港府的權力會更大，立法會的功能將更多轉向輔佐施政。選委會變成更大的、更具有實際政治權力的一個群體，而泛民力量則在「愛國者治港」要求下更加邊緣。有朋友開玩笑說，如此高門檻的制度，可以作為「民主樣板」向內地推廣了。
北京在未來會不斷從兩套行政制度中間尋找靈感。不過問題也在於，這兩種政制想像能夠同時成立嗎？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香港政治體制更加「接軌內地」的一個標杆事件。但如果認為北京的這一系列安排和改造僅僅是為了打擊反對派的政治力量，那未免會有些低估了習時代北京的行事風格和近年來治港思路的變與不變了。
簡而言之，北京對「政治安全」的要求已經擴展。其不僅僅是要壓制反對派，也是要通過新的政治安排，試圖剷除反對派所依託生存的社會土壤。而這種新的要求，很可能讓北京在未來會不斷從兩套行政制度中間尋找靈感。其一是政治改革之前的港英政制，其二則是目前被北京高度讚揚的「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模式。
政治邏輯的翻轉
在新的政制方案通過之後，香港的政治權力將更多集中在並不算透明的建制派和選委會手中。其內部的利益分配、協調指揮，將取代選舉作為政治中最重要的部分。
對比即將改革的選舉制度，我們不難發現新的立法會組成和產生方式都會類似港英政府時代。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是權力來源和權力的行使方式。所以這次的改革會如何影響這兩個因素？
首先，一旦改革立法會直選選制，比如按前立法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所說的，實行「雙議席單票制」的話，假設反對派仍有人參選而沒有被DQ，那麼基本上各區都會不意外地產生建制派和温和泛民一比一的直選議員構成。有趣的是，如果能夠如此更改選制，那麼本身不用變動其他制度，都能大大降低反對派在立法會中的席位——況且還有日益成熟的DQ制度作為輔助。那麼，北京為何要進一步削減直選議員的份額？況且，這樣的改革，在打擊了反對派的同時，也自然會打擊過去十餘年中建制派苦心打造的選舉機器。
這背後也許有這樣一個邏輯：在小選區與雙議席單票制下，選民投票不再是政治人物要「出閘」時最關鍵的環節了。重點反而在於如何爭取在某一區出選。從而，這樣的選制下，建制政治人物的首要考量將變成能否得到政團和同僚們的安排支持，而非民意上的「戰鬥力」有多高。也就是說，這種政制變化，將會在打擊民主派的同時，也削弱建制內的小黨和依賴民意的政壇明星的議價能力。說到底，這也是對建制派政治力量的整頓之一。
其次，大量增加選委會推選議員，其實既「溝淡」了直選議員的比例，也降低了功能組別議員的權重。考慮到功能組別議員許多來自商界。又可看到新調整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也要擴大人數、並加入更連接北京意志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我們大概可以認為，在票數上沖淡商界或是傳統香港建制精英的力量，也是這次政制改造的一大重點。北京顯然想避免2017年特首選舉中泛民和部分商界聯合，票投曾俊華的情況出現。而之所以泛民掌控區議會讓北京對選委會感到擔憂，也是因為泛民在選委會的票數增多意味着商界手握的有些「搖擺」選票將讓商界更有議價籌碼。
所以，可以預測的現象是，在新的政制方案通過之後，香港的政治權力將更多集中在並不算透明的建制派和選委會手中。其內部的利益分配、協調指揮，將取代選舉作為政治中最重要的部分。而這個過程中，北京將比以往的配票或遊說展現出更強的控制力和話事權。
筆者認為，這樣的改造，不僅僅是為了打擊反對派，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政治的邏輯。香港的政治將比前二十年更加「後台化」，或是說行政化，而更具展演性質的民意政治將被大大削弱。
這樣的改造，不僅僅是為了打擊反對派，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政治的邏輯。香港的政治將比前二十年更加「後台化」，或是說行政化，而更具展演性質的民意政治將被大大削弱。
我們有必要回到中國近年的政治變化來理解這種政治邏輯的大轉彎：中共十九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行了重新的分期——鄧小平到胡錦濤的三十年被劃為了毛澤東時代之後的第二個整體時代，而2012年之後進入的是一個「新時代」。這意味着習時代的思想——無論是不是習本人繼續執政——在目前的遠景中都要管至少三十年。
在鄧小平時代確定了一國兩制政策並投入推行後，北京對港的大基調長期沒有太大變化：總體以温和為主，一步步加強香港和內地的聯繫，通過這個過程逐步將這個充滿異質性的社會往內地靠攏。針對這個過程中遇到的摩擦，也是採取「胡蘿蔔加小敲小打」的模式加以處理。
而本屆中央的執政風格和以往大為不同。本屆中央政治的一大特點是強調使命感和歷史感，各類政策都着眼於「長遠」，聚焦於「頂層設計」和「政治定力」。
而本屆中央的執政風格和以往大為不同。一方面，2012年以前的官員展演個人魅力的空間，如今被大大壓縮，「忠誠」和「老實」成為了新的官場守則。如今的政制改造，讓香港的政治更加從選戰轉移到行政，這和整個中國政治文化的大方向變化是吻合的。
本屆中央政治的另一大特點，是強調使命感和歷史感，各類政策都着眼於「長遠」，聚焦於「頂層設計」和「政治定力」。如中紀委副書記、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李書磊曾經在一篇討論晚清改革的文章中提到的，「真正判斷激進與否乃要看維新派所採取的修正措施與社會已形成的積弊程度的對比，如果措施嚴於積弊可稱激進，而措施切於或緩於積弊則只能說是温和」。從2014年的「白皮書」到如今的國安法和政制改革，都是這種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下的北京，很難想像其對港目標僅僅局限在瓦解泛民的議會力量或打垮自決抗爭派。
鄧小平曾經認為，黨的總路線要管一百年，當前的北京，又何嘗不會覺得新的「一國兩制2.0」，要管接下來的五十年呢？
北京也有「港英夢」？
其目標不僅僅局限於政制，也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
新的香港政制改造，大概只是第一步。或許，北京真正期待的，是一場屬於自己的「麥理浩改革」，其目標不僅僅局限於政制，也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
港英年代的麥理浩改革是足堪北京稱讚的：大幅度的政治反腐、興建公共工程和大規模住房計劃，提供社會福利，改善城市風貌和居民素養，建立國際形象，當然，這一切又伴隨着港商北上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騰飛。正是這種強調行政主導，高效率的港英發展模式，被1980之後的北京部分學習、吸收，用以發展經濟。發展主義、精英的威權政治，加上兜底的社會安全網，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軸。這中間當然能看到新加坡和港英時代（當然，不包括彭定康時期）的政治思路影響。
不過，繼承了這種政治思路的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在香港並沒有回到港英模式：立法會沒有恢復委任議員，特首也不再具備港督的絕對權力。地區官員也沒有從北京空降。「港英時代沒有民主」也成為了北京正當性的重要來源。
隨着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北京明顯在執政議題上更主動了。儘管北京在論述上堅持認為，反修例運動是明顯的政治運動，有顛覆力量的參與，但以改革開放以來的思考模式，中央政府也一定會認為社會的動盪背後有「深層」的原因——往往是經濟。香港的社會不平等、住房和福利問題，一直被認為是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核心答案。
港英在1967年的暴動之後開啟大規模住房工程、新市鎮建設、福利社會和設立廉政公署，如今已經成為政府如何逆轉社會危機的典範案例。筆者相信北京也對這段歷史十分清楚。而這種大規模社會工程又恰恰是中國模式最容易展現其「道路自信」的。只不過，以如今香港的政制模式，要「大刀闊斧」地進行一場社會改造，是很難放開手腳的。土地財税、商界力量、並不團結的建制派，都四處牽住北京。
目前而言，北京所做的較為簡單——通過政制改造，讓建制派更有凝聚力，更圍繞在行政主導周圍，實現立法和政治精英群體對行政力量的配合，充其量是一種「前期準備」。
目前為止，北京並沒有展示出任何社會改造的具體方案，儘管我們能夠想像，在「新時代」的邏輯下，北京可能會希望徹底讓香港「脱胎換骨」，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消除當前反對派的動員和再生產能力，實現一種「有香港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模式，但目前而言，北京所做的較為簡單——通過政制改造，讓建制派更有凝聚力，更圍繞在行政主導周圍，實現立法和政治精英群體對行政力量的配合，充其量是一種「前期準備」。
當然，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未來北京才有可能通過港府實現自己樂見的政治目標。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談到「愛國者」的定義時，要突出強調「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香港實行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及其運行中處於主導和核心位置。」
回顧夏寶龍的講話，對「泛政治化」的批評，可以作為理解北京這次對香港政制改造的一個重要原則：「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削弱直選的重要性，加強立法會機制中中央的協調主導權，削弱選委會中的商界籌碼，無不是在香港推動一種「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政治——行政吸納政治。
有些諷刺的是，新的政制改革風聲吹響後，很多人批評北京要把香港倒退回「1970、1980年代」。不過，那個年代，難道不既是許多港人眼中的「美好過去」，又是北京也不會拒絕去設想的治港未來嗎？
向澳門學習？
在香港民間，尤其是泛民陣營中，澳門一向是一個「一國兩制」的壞例子。不少港人擔憂香港「澳門化」，又或是認為澳門人「唔反抗」（不反抗）。諸如此類的聲音多少有些一廂情願，似乎澳門人很不幸而香港人很自由。
如今，香港的政制卻開始露出「向澳門學習」的趨勢。
在北京看來，澳門是「一國兩制」的模範生。2019年習近平視察澳門，將其定義為「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不過，和很多港人的想像也許有所不同的是，澳門在北京眼中的「優秀」，不僅僅體現在國家安全或維穩層面。也體現在澳門模式可以充分利用殖民地的傳統和優勢為北京的議程服務——葡國身份不會和「戀殖情緒」掛鈎，北京也不需要總是出面做「惡人」，顯得自己不斷干涉特區制度。澳門政府的行政能力也在2020年的防疫中得到了體現——一早病例清零，如今開放內地遊客旅遊入境。
澳門模式為什麼成為了北京眼中「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官方的表述是，澳門一早建立了國家安全機制，二十三條早早立法。換成民主派的語言，那就是澳門實現了監控社會、威權統治，經濟結構易於派錢收買民意，等等。
雖然和香港一樣，中共在澳門也沒有明確的黨組織，沒有實行直接的社會參與，但卻擁有各種在意識形態上跟隨北京的群眾組織進入基層毛細血管。另一方面，澳門的社團組織和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微妙的。
但正如許多學者已經指出，澳門模式的一大支柱是發達的社團組織。從中華總商會、澳門工聯會到街坊會到婦聯，社團組織提供了澳門大量的基層服務，也和北京的政協、人大、青聯、婦聯等黨、政機構建立了大量聯繫。換句話說，雖然和香港一樣，中共在澳門也沒有明確的黨組織，沒有實行直接參與社會，但卻擁有各種在意識形態上跟隨北京的群眾組織進入基層毛細血管。在當代中國的政治術語中這稱為「群團組織」，是中共「三大法寶」中「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共基層動員能力的重要來源之一。
另一方面，澳門的社團組織和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微妙的：通過進入基本法委員會、行政會、立法會，社團組織可以對澳門政治施加豐富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枱面政治上的，它更多是一種「去政治化」的協商和博弈。社團的功能也更多是社會而非政治權力層面上的。這意味着就算澳門政府執政能力有所不足，北京也可以通過本地的社團，或者說，忠誠於自己的群團組織維持穩定局面。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澳門事實上實現了一種「無黨勝有黨」的微妙局面：既不需要北京直接下場，又能貫徹北京的意志進入社會基層。這和香港長期以來行政主導的局面是很不相同的。
曾經，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香港的本地左派社團力量強大，無論是不斷發動罷工的各類工會，還是在寮屋區和港九活躍的各種同鄉會組織。其後這些組織紛紛遭到港英的清洗，許多人被遞解內地。麥理浩改革後，港英政府為了加強和基層的聯繫，提升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地位，並擴大了民選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議員。而如今，無論是作為港英遺產的基層權力機構，還是作為左派遺產的老社會團體，都在回歸後的20年中削弱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被「殺」，由區議會取而代之；工聯會等傳統左派社團長期要和商界與其他建制派站在一起。對北京來說，回歸後的政治體制發展造就了一個奇怪的威權配置：行政權力並不夠集中，社會控制能力也不強，基層組織也基本上淪為「蛇齋餅粽」的選舉拉票。
學習澳門模式，是這次香港政制改造的一項重要伏筆。在2020年剛上任不到一週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就發表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推動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深入學習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系列重要講話》。在這篇可堪為上任之後頭等大事的文章中，駱惠寧提到「我們對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澳門特色、澳門亮點、澳門經驗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更深深感受到借鑑澳門經驗，堅持和完善香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意義」。
這一學習，反映在如今的政制改造計劃中，體現在兩個地方。
這一學習，反映在如今的政制改造計劃中，體現在兩個地方。其一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進入選委會，替代區議員的席位。這是將本地政治和北京意志拉得更近的一步，也意味着原先不太被關注的人大、政協，在香港獲得了更大的本地政治中的權重。其次是，目前傳出的方案中有增加選委會界別以納入社會團體的可能。一旦社會團體被納入選委會，進而進入議會，澳門式的社會管理和基層治理，就成為了可以採納的選項。更重要的是，澳門政治制度的特點之一，是致力於降低政治的表演性，強調實際的利益分配、協調、安排。這和當前的政改走向也是吻合的。
正如有分析人士曾經指出的，北京目前最需要的，是在香港本地擁有一套類似黨機器的，使用起來足夠貫徹中央「頂層設計」意志，又靈活，且能動員社會的管制隊伍。港英模式和澳門模式，都能為這種需要提供其中的某些成分。不過，對北京而言，問題仍然在於現實中的各種限制。
香港的現實
北京能夠多大程度上在香港貫徹自己的意志，又多大程度上有繼續改造本地社會的動力？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看到北京大幅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並且整個當下的政治邏輯也要隨之改變。在「道路自信」的指引下，中央當然會樂於將自己覺得代表着先進政治模式的體制——群團組織、協商政治、頂層設計和結構性改革帶到香港。不過，北京能夠多大程度上在香港貫徹自己的意志，又多大程度上有繼續改造本地社會的動力？
首先對北京施政構成阻力的是香港的複雜性。和澳門不同，香港並不單一產業主宰的經濟體，香港社會也更為複雜和豐富。這使得港英式的行政主導模式下的官員，需要有更高的行政技能和應變能力；而如果要發展澳門模式的基層社團組織，就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資源投入。
這些要求恰恰對「頂層設計」、「行政主導」構成挑戰。北京近年來雖然建設了大量針對港澳的智庫，然而港澳系統先前在北京政治中的層級並不算高（直到夏寶龍以副國級的身份兼任港澳辦主任），和經濟改革「頂層設計」上擁有劉鶴和整個國務院、發改委作為基礎不同，對港政策先前其實缺少「頂層設計」的經驗。北京的駐港官員也並不真的參與本地政治。綜合這些因素，北京就算會期待自己的「麥理浩式」改革，也未必做好了政策和路線層面的準備。而以目前的情況，治港智囊多是法學家，未來的治港路線會否在不斷的立法和司法改革中單一路徑「內卷」？
北京就算會期待自己的「麥理浩式」改革，也未必做好了政策和路線層面的準備。
可以想見，北京仍然要非常依賴香港本地的公務員和政務官系統，才能推行自己的路線。但正如人們常年所觀察到的，乃至中央政府自己也常常批評的那樣，香港的政務官系統的效率、能力都備受質疑。儘管北京開始整頓公務員體系，又在新的政制設計中提升行政主導對整個建制派的控制力，但公務員的考核、管理和人事制度未變的情況下，本地建制力量既難實現黨機器的靈活性，也難達到黨機器的紀律性。公務員系統也很難做到如夏寶龍所言「把背靠祖國與面向世界結合起來，把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結合起來，把祖國支持與自身努力結合起來」。須知習時代的許多政策，背後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996」工作制與層層加碼的政治要求，香港公務員準備好加班了嗎？
也許相比港英模式，澳門模式對北京來說要更容易一些。又或者，通過兩條路齊頭並舉，先完成政治的「去政治化」。但此時，另一條問題仍然突出。當代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展演：在社交媒體無比重要的當代，就連傳統上非常官僚的中共自身，都開始在語言上重新「政治化」，更為強調意識形態，更注重發言人、社交媒體和民間的動員支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指望政制改革和之後尚未八字看到一撇的經濟社會改革，來讓香港政治的展演性降低，真的可行嗎？反對派自然會繼續試圖阻止，而北京自己也未必能拒絕自身內部那種將政治變為明晃晃意識形態交鋒的誘惑。
又或者，到頭來，有無數的理由讓北京想為香港從上到下「謀劃大局」，實現「長治久安」和更全面的控制。但那對北京來說有點遙遠。如果中央無法在香港實現更全面的改變，那就意味着其更有機會從工具庫裏調用其他可以同步使用的政治選項——比如繼續弱化香港在中國體制中的經濟和金融位置，降低更直接管治的成本，而香港的地位下降得越多，北京選擇更沒有耐心的政策工具的範圍就變得越大。
（李海，媒體人）
//北京自己也未必能拒絕自身內部那種將政治變為明晃晃意識形態交鋒的誘惑。//
不妨也把「公共行政」加進去吧。就算是清零和共存，都已是兩條路線之爭。也可能不只是誘惑，而是要添上不少使命感，而且明明白白，高歌，猛進。
餘下庸材垃圾治港
將來會不會出現各派爭相比「愛國」，各個表「忠心」的，萬民臣服的大賽。畢竟「毛」的「文革」時期各派「文鬥」變「武鬥」，各派「奪權」向「毛」表「忠心」的「艱難探索」歷史不能被否定。
一个搞笑的现象，是没有反对派的香港政治圈，建制势力表现出来的争相表态效忠的丑态，如唐英年之流，让香港不再有良性的政治掣肘，建制也变成“忠诚的废物”。同时，香港文革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展开，没有敌人，就在自己阵营里制造敌人，叶刘都出来呼吁不要再斗官。北京给香港政治带来的撕裂，与延续在内地共产党历史制造出的灾难如出一辙，历史有先后，极权历史只会重演。共党所谓对香港行政化的改造，只是投骨斗狗罢了。
所以不可能有六七暴动后英治香港的繁华，只会让香港变成另一个内地城市，也是倪匡说的：「東方有一個城市將會滅亡，原因不是什麼天災，而是因其優點盡失。」
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与当前港共政权的行政主导完全不同，从林郑月娥一人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港英时期的技术官僚，在那个制度下她可以做的很出色，甚至可以说她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好的香港；然而在当下香港只能成为一个不伦不类、每天要学共产党干部迎合媚上、学说匪语的奴才的奴才。
笑死了，开口闭口你国，你多高贵呢？高等华人证明拿到了吗？
国安法之后，大陆有一种说法是，中央完成安全的“顶层设计”后，可能一步步开放普选，一年之后，更加无望。那是他们最惧怕的东西。
你国人还真是有自信啊，居然敢认定你党是良治，还要拿自由去换，呵呵，只可惜你国人的自由不值那个价吧，一帮在你国眼里屁都不算的贱民，人家干嘛费这个力气，人家凭啥花那个心思？更何况你国真有此等本事，你国的共产主义不早就实现了，还用搞这不伦不类的资本主义？
我覺得選委會的1500人是如何產生很重要，如果四百萬已登記選民沒法間接影響選委組成，只由極多不知名親北京組織人士擔當，所推舉出來的立法會／行政長官提名人很可能有很多群帶關係，先不論內裏金錢瓜葛，也會是一堆「擦鞋仔」，多於賢能精英。審議法案不問詳情、無足夠知識預見弊端，建再多的房屋安撫港人，恐怕也只是危樓處處。
內地的精英政治藍圖師從的是新加坡而不是港英。北京最大的毛病在於對頂層設計的過度自信。君不見前中聯辦主任才送去研究黨史，如果輿情收集準確，頂層設計眼裡的「人民群眾」又豈會造成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動盪？
頂層設計的缺點是人民的聲音容易被忽略。原有的半直選制度，因泛民永遠無法執政而需要時不時找議題，為反對而反對的事情曾出現而造成效率低下，但這個缺點怎麼比也比不上現建制派—「忠誠的廢物」—為支持港府施政而存在。
看了一些評論後發覺有些人根本不懂香港政治。為商界和地產獲取利益的建制派佔更多數，這也是港府長年「保持社會穩定」的方法之一—籠絡商界，因而忽視平民。君不見連現今特首彼時參選時連用八達通搭地鐵都不會，又怎會真正體諒平民百姓之苦，傾聽百姓之聲？
香港政治精英長年忽視基層（只有少數關注），此次頂層設計若真是想推動解決民生問題，那麼幾近肯定會失敗。民選都無法很好制衡權貴的力量，更不用説像已被完整控制的澳門（貌似繁榮穩定但腐敗處處，因稅收太豐惠及全民），委任決定一切的內地（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行資本主義的精神）。最後只會淪為另一批權貴在香港這個表面紙醉金迷的城市裡，喝著紅酒笑看民眾受苦。
香港的吏治漸敗不僅是立法會的亂象和庸官剛愎自用，也和ICAC漸漸失去功能有關係。想將香港變成一個新加坡式的高效廉潔，頂層設計只瞄著權力板塊做文章，最後香港只會做到了兩樣：高薪和管控。民聲，廉潔，多元包容，還有港人期盼的投票，很可能不復存在。
也許會有忠誠的賢能吧，雖然我深信只會留存忠誠的廢物。但願我是錯的。
還有日資投行宣布撤離特區了，有些人自信得什麼也看不見了
中國形勢大好，外資在現在的情況下要不直接進入中國，要不慢慢全身而退，沒有留住外資在特區的任何本錢了
而住屋及背後的問題，韓正也解決不了
現在 made in Hong Kong 產品被取消了，fb 決定不在香港加州建炎纜，傳統基金會撤了香港排名，號稱國金中心卻有多名核心官員被制裁，然後繼續說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變，不是痴人夢話嗎？
再補充一下：這種官商合謀的形式，按照現在的處理方法，不過是將本地權貴換成中央權貴，本質上仍然不變。原因在於官商商合謀本小利大，在堅持已經過時的小政府大市場形式中有著無法取代的吸引力。我覺得值得留意的是內地的一線城市基本上就是模仿這種方法而成功的，但這也同時代表香港現在的問題他們早晚都要面對。 梁啟智在香港三十五問中提過，假如香港的問題不能以香港的原定政制框架解決，那麼在公民社會力量薄弱得多的內地爆發相同問題時，情況將會更慘烈，更不義，近幾年時有耳聞的房地產爆雷就是一個縮影，一個在官商合謀更嚴重，公民權利被一再削弱的地方，市民是怎樣被收割。
@嘿嘿喲呦
在我而言，我可以理解用自由換取經濟發展的想法，但我不認同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
前面說過，在十年前左右的經濟發展中得益的只有一部份巨頭，在香港這種官商合謀的環境中是對中低階層極為不公的，一個很好的助證就是現在恆生指數一創新高，但同時本地失業率卻持續惡化。換言之，佔人口最多的中低階層沒法在財富創造中得到合理的報酬（很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完全放任市場），而當中失去的不只是財富成長，更有原本擁有的自由，但問題還並不只如此。
在你舉出的例子中有幾個可議的地方：除了已經有讀者提出的新加坡以外，東京首爾甚至是台北都有自由的市長選舉。即使不看政治制度，這些城市的另一個重點是他們不是唯一的選擇。不住在台北，也可以住在大台北地區的其他城市：不住在首爾也有首爾以外的選擇；不住東京還有名古屋等大都市選擇，但香港本土市民不住在香港，就沒有不是香港的選擇。港府經常宣傳大灣區的一個方式是「交通方便」，「一小時直達香港市區」，也就是說就連香港政府也清楚，香港市民只有一個香港可言，大灣區的設施無法從根本取代香港的設施。所以對於中下階層而言，打擊是三重的：財富成長失去了，自由失去了，連保留唯一居住的地方不變的機會都失去了。這樣也可以作為切入點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激烈和對移民的強烈爭扎：香港對絕大部份的香港人而言是唯一的家，沒了就是沒了，即使能在精神上重現，但物理上的消失和隔絕仍然是令人難過。
“我唐柔，唐柔的暗器从来都没有毒…真正骄傲的暗器高手…是不必用毒的…”
——温瑞安《神州奇侠》
嘿，那么骄傲！
@user1010011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已经提出要开始一点点解决香港住房问题。安居问题在扫除反对派之后能更好地解决，当然建制派有被地产商过度绑架的风险。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只要港交所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认为内地的政治因素不会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那么香港的金融行业就会长盛不衰。香港其他行业的兴衰对内地影响很小。
很多人口口声声说政治改革影响香港金融地位，但是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证据，也没有主要投资者因此离开香港的。哪怕真有企业因为香港改革而退出港交所，中央的改革也不可能停止了，更何况没有。事实上外资对于中国还是很有信心的，叫嚷着没信心的只是港台反动分子。
而且说白了现在中国经济形势太好了，19年特斯拉签了对赌协议也要在上海开厂子，大把外资巴不得和中国做生意。大把内地优质企业也会继续去香港上市，真是看不到任何要完的迹象。
而和新加坡的比較中，不能忽視新加坡在為人民安居而所作的努力，包括收回市中心高球場及私人用地來興建有合理居住環境的組屋，反觀特區卻是收回市區舊公屋地出售地皮建天價私人樓宇，而不太天價的私人樓宇多數都細得像單身公寓。在沒有安居，不能立業下，浮燥的大眾會是很好的火藥，為種種的藥引帶來精彩的爆炸。
而説新加坡也不得不提它的戰略位置與善於在強權間juggle，這些都是特區辦演不了的
不同的是特區是世界的特區，在吃國際飯，不獲得國際認同你就沒有合法性，現在正是如此。天天説依法合法外資還是一個個的離開，因這樣的特區和深圳上海有何差別？為什麼不直接在那裏落地？吃大灣區飯憑什麼叫廣州深圳鳥你？在拖大灣區後腿的又會是誰？
合法性不需要说服力，需要的是铁腕和行动。无论你们内心认不认这个合法性，只要你们没胆子搞武装斗争，只要香港特区继续能收到高额的财政收入，那么特区的合法性不言自明。
中央不需要你们认同，只需要你们服从。
@jling
好久不见，近来与HK的距离更近了
我想如果新加坡，东京和首尔的有任何借鉴的话是即使是发达经济体依然有很多发展空间。新加坡从落后于香港，反超到拉开有十年的发展距离更是如此。同时这几个城市虽然都有一定的民主政体，但寡头政治，贫富悬殊和商业巨头垄断的现象都应该算严重，但市民的不满并没有像HK那么强。似乎在起码东亚这个地方民众的对自身权利，自由和平等的向往是可交易的。香港150年来也大体接受了类似的安排。不知jling对你来说以一定程度上以政治平等自由换取良治+经济发展是可以接受的吗？
不會有港英夢，最多只是癡人說夢
@嘿嘿喲呦
好久不見，近來還好嗎？
補充一下，以經濟發展換取認同的方法在10年前也曾在香港實現過，那時的結果是總體經濟向好，但貧富差距愈來愈懸殊，到頭來能分享經濟成果的始終都是同一群巨頭。在許久之前我有論說過，香港作為一個已發展地區財富發展的空間相當有限，偏偏政府卻死守小政府的思維二十年間全沒進步，創造財富的方式全是「推出計劃」＞「賣地」＞「等待計劃自然發展」的死胡同無限輪迴。在這樣的前提中重提經濟發展，更多的只是財富再分配，不過分的是本地權貴的財，配的是跟中央有密切關係的新權貴而已。
雖然離題了，但文中所提996工作制的公務員是否具有永續性？
@madlex
感谢回复，这些政策当然会跟以前一样由港府提出并实行，北京只会“大力支持”而已了。我只是好奇大部分香港人心目中对“民主”的向往，是不是可以用来交易的。
當年就有不少人是從內地逃難而來的（原因請自行尋找），離心力比較大是可以預期。但同一時期的統戰也創造了不少對大中華有憧憬的年青人，而這些年靑人對後輩的影響一直延續至大約二千年才逐漸衰退。
@嘿嘿哟呦
作爲有房產的香港人表示，首先你這個問題應該問下身在大陸的人民，此等好處，爲何共產黨未先考慮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綫城市，共產黨轉了性變開善堂？其次，假使要分肥，肉從何處來，澳門人少靠賭即可贖買，樓價亦不便宜，香港黃賭毒全開都未見可以年年派錢。最後，有人問我給我中六合彩，換取我年年投保皇黨好不好，我當然願意，吹水姐。
想问问在这里尚无房产的港人，在政治收紧的背景下，如果北京计划让香港经济到2035年“翻一翻”到人均gdp接近十万美元的水平。同时保证大幅扩建住房让房价下降一半以上，加上由在港国企财政支持的扩大包括全民基本工资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福利。你会签这个以政治自由换取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中国特色社会契约吗？
這是帶有對港人嚮往殖民統治偏見，以偏概全的評論。所謂港英的美好年代，議會民主化可期，現在有嗎？那時候有法治，現在如何？
所以香港人只值得半世紀前的政治文明統治水平？
蘇聯都沒了，東歐都民主化了，還要拿著50年前的麥理浩給共黨統治香港的手法找正當性？！
有事嗎？！
“在票數上衝淡商界或是傳統香港建制精英的力量” — “沖淡”
有些諷刺的是，新的政制改革風聲吹響後，很多人批評北京要把香港倒退回「1970、1980年代」。不過，那個年代，難道不既是許多港人眼中的「美好過去」，又是北京也不會拒絕去設想的治港未來嗎？
不知道作者是不是长期在中国生活？作者对中国政治话语和政治议程确实有不错的知识，却认为中国党控制一切是通过“基层党组织”来实现，未免令人不能吃惊。后者可能是第一个三十年的主要治理模式，但无论改开之后，基层党组织除了在“新时代”发挥一些组织快闪《我和我的祖国》非常浅层政治化的运动外，由于它是高度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公司结构（公司的党委一把手基本是公司本身的负责人，高校事业单位的一把手不管叫X委书记/X长都服从于同一个人事逻辑），几乎不可能作为党国权力毛细血管发挥任何作用。相反，在中国，党改造人民，在新时代则更多依赖于大众传媒和暴力机关；基层党组织在其中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举个例子，翻墙这件明显会影响到大众传媒“改造”效果的“危险”（对于中共统治）行为，即便基层党组织知晓也不会进行任何干预，而是由另一套独立的暴力机关&垄断电信商&法律来进行管制。
文章不错，当局或者说真的是过于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