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左右，男，來港7年，家族辦公室做資產管理

「很多人會說，你還留在香港幹嘛，都亂成這樣，你跟那些港獨分子混在一起幹什麼。我說也不是個個都是港獨分子，大部分還是在和平生活的。」

我最初來香港讀書的時候，最讓我接受不了的，是的士司機的那種態度，太恐怖了。因為有時候我爸媽也會過來一起，就會各種給你繞路為難你，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理，讓我覺得很病態。但是也可以理解，畢竟一些老人家不會講國語，他也聽不懂你說話。再可能還有的原因是，我現在在香港也待了七年，如果你天天看香港的這些媒體、《蘋果日報》什麼的，我也會覺得大陸好恐怖啊，什麼都很可怕，大家都是被洗腦的。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態度）其實也可以理解啦。

但也沒有必要這麼針對大陸人吧，包括現在很多黃店，你說你要民主，可是民主不民主和講不講普通話有什麼關係，你不是反而應該接納這群人，你在店裡多做一些宣傳不是更好麼，對不對？你說我們只接待講廣東話的，這就是所謂的爭取民主嗎？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麼多年過去，我接觸的95%的香港人還蠻nice的，內心還是蠻柔軟的，我覺得跟我們北方人不太一樣（笑）。當然我不是說這些出來鬧的，出來遊行的都是反大陸。但我覺得裡面有一部分人就是排外，並不是要真的搞什麼美好的政治意願和政治要求，而是要保持這一塊就是香港，其他人就不要來。

很多媒體，如果你天天看，真的覺得中國就要完了，明天可能中國就要崩潰了。我覺得就不能稍微宣揚一點大陸正面的一些經濟發展麼？政治我們放在一邊不談，單純地說經濟發展，或者其他好的點。至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不要彼此把彼此詆毀成這樣，出去也不好嘛，為什麼要如此憎恨對方？

當然我覺得恨中共，也無可厚非，但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說是很難控制，只到這個層面，你不會去恨整個從大陸來的人。這讓我覺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現在我也不了解內地，因為我每年就回上海一次，看看朋友，每次回去都很不一樣。每次幾條街不認識了，大家的想法也都不一樣。如果我一直在內地生活，我也不會是現在這樣的想法——比如說我去年回去，很多人會說，你還留在香港幹嘛，都亂成這樣，你跟那些港獨分子混在一起幹什麼。我說也不是個個都是港獨分子，大部分還是在和平生活的。也不是真的像新聞報道的那樣，滿大街都著火了，真的是很局部，特別小規模的事情。但他們看到就覺得香港真的是亂到一塌糊塗，出來就是地鐵上著火了，老人被點著了。

我覺得我們看香港是一小部分人在鬧，鬧得也是很可控。就像我看到的，可能在旺角或者哪裡砸中國銀行，我的第一反應也是整個遊行部隊都是這種心態。但是後來發現也並不是，很多人都是拉著小孩出來，和平地在街上走一走這樣，但是在大陸看過來，整個香港都是這樣。兩邊的媒體都有點問題。

以前覺得內地的大家沒有那麼得愛黨愛國，但是這幾年特別明顯。尤其是以前從國外留學回來，liberal一點的，現在都變了。我也不知道為啥，我覺得可能在這個地方工作，可能你一定要這樣想吧。尤其是做金融業的朋友。可能因為，他們會覺得跟「這個」團體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就是說，因為有些人都是學國際關係或是學法律的在美國，我覺得你這樣一個背景出來，一些很基礎的點，你們怎麼能講出這樣的觀點呢，我覺得就很匪夷所思。

我今年拿了香港身分，拿之前沒有猶豫過。長期呢，我也不會很想定居在大陸。有一個無形的這種手一樣，不知道哪天就把你抓住了。說得具體一點，因為我覺得在這邊香港或是在其他地方，如果有什麼衝突，你可以信得過法庭，去打官司，這個結果你就認了。但是在大陸吧，有時候對方關係就是比你深厚，就是沒有辦法，那能怎麼樣呢？這樣一想，我就不想回去了。就是我覺得倒不是說要打維權這種地步，但為什麼要在一個因為誰家背景深厚來決定事情的這樣一個地方去做事情呢。

我剛來香港的時候感覺是漂着的，現在的感覺不是很強烈，沒那麼漂了。我覺得香港社會也挺分裂的。以前我住在中環，同事冷漠，對你沒什麼興趣，也知道你對他們沒有什麼興趣，然後呢，所有人都是藍的，沒有人是黃的。比如跟香港一些朋友，你看他們住在哪，就大概知道他們的想法是什麼樣子的。

比如住在沙田、大圍、大埔這些的，想都不用想他們肯定是黃的。反而去到跑馬地啊，淺水灣啊，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藍的，真的是無一例外。而且對話都是默認，問都不問你是黃還是藍，默認大家都是藍的，就開始聊了。也算都是既得利益者。然後呢再一部分人的藍呢，我覺得就是因為他們的一些業務，他們不得不藍，因為他們的客戶就是藍的，或者說他的客戶就是共產黨或者政府，那你說你能說是黃的麼？哪怕你是黃的都不敢說自己是黃的。

跟香港本地人的接觸還有一方面，就是我們請了很多實習生，都是香港本地人。可能大陸學生都找得比較好，去投行，不會來我們這小公司。跟他們接觸，真的覺得香港人好單純，很innocent，大家很溫順。然後就覺得，很難把他們和19年的年輕人掛鉤，很難想像是一個群體。我跟他們都是一起工作好幾個月，一起吃飯做事情，我想像不出比如他們扔個汽油彈這種事情。

如果我現在和香港人相比，還是跟他們有一些本質的不同。因為我是從大陸出來的，我比他們更了解中國是怎麼一回事。我覺得很多香港人覺得中國人都是被洗腦的，包括藍的香港人也這麼認為。他們覺得你們教育就是這樣了，這是不可改變的。但是大部分香港人並不懂，不懂中國人也不懂中國，雖然我接觸的也不是全部。

（目前來看）香港的金融地位不會受到影響，誰會取代它？東京不會取代香港的，新加坡也太遠了。上海麼，不可能的，任何一個大陸城市都不可能。它面對的還是中國市場，這一個功能沒有其他市場可以被取代。純粹出於這個考慮，大陸也不會把香港幹死的。最根本還是因為法治，上海如果開放了，也不會有人去投的。自貿區就是這個例子，是開放了，但沒有人去。國安法來了對香港法治的信心會有影響，但也沒有得選，如果要投資還是得去香港。而且（金融界）真正核心利益被影響的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只是打一份工。

或者這樣說，如果真的是誰犯了事，或是有可能犯事，它本來又是紮根香港的某個利益集團，或者某個家族，那可能真的是有點擔心。但如果本來只是借香港一個道，借這走了一圈投去了中國，那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影響。就像比如說開曼或者盧森堡，比如開曼推了一個國安法，那對住在開曼的人來說是有影響的，或者本來有事的人會有影響。但是如果我在開曼就借他們那兒做了個離岸公司，只是用這個殼做一些事情而已，那對他來說有什麼影響，對不對？

如果15年畢業的時候就鬧成19年這樣，我可能不會留在香港，但現在我暫時不會想離開香港，我覺得也不會再鬧起來了吧。不過我也沒有想過未來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因為長期來講還是想去國外定居和生活。

近30歲，女，來港約5年，中資公司管理層

「如果某一天香港沒有隱私、沒有自由，我也不介意...畢竟我前二十幾年都在那樣的環境生活，沒覺得不適應。」

公司有個項目快上線了，我作為主要負責人，最近需要回內地分公司協調幾個月。在香港生活的時候我總感覺不想待下去，走的時候卻突然捨不得了。

留在這裡5年多，我喜歡香港的多元化，可以交到外國朋友，了解他們的文化，吃到地道的外國餐廳，最方便地接觸全世界。香港比較自由，你想怎麼活就怎麼活，你就是你自己，不是誰的誰，這是心靈上的自由；求職時注重你能不能勝任工作，尊重個人信息，但內地要把你祖宗八代都調查完；在香港從來沒人問我多少歲，在內地，我早就被搞去相親、批判年齡、工作貶值。

不過，香港的中資公司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剛開始留香港，我漫無目的，沒想過拿永居，那時候經常和港漂朋友一起玩，覺得好熱鬧好開心。但除了一開始就想拿永居的人可以堅持很久，很多人都走了，可能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吧，香港工種很單一。

至於我能留這麼久的最大原因是：在這家公司兩年連升兩級，加了很多薪水。否則我早走了。我公司雖然在內地同行中排名靠前，但在香港只是中游左右。這也是所有中資的現狀：很自我陶醉。香港人覺得在中資好好幹事就可以升，其實中資是有潛規則的——要麼就是從內部培養一個內地人升上去，或者從其他內地分公司調一把手來空降，職能部門很少考慮香港人。

我一直升職加薪是特例，和高層關係特別好我就升職成功，都是人情，沒有規律可循。香港人覺得不合規，我也覺得不公平，但我是受益者，我不發表意見。

我現在享受著香港的一些「舒服」，但是如果某一天香港沒有隱私、沒有自由，我也不介意，沒了就沒了。畢竟我前二十幾年都在那樣的環境生活，沒覺得不適應。

我們公司的香港同事雖然三四十歲，但還沒我活得通透，屁大點事兒他們也要琢磨半天。有一次CEO找每個人面談，我知道這種場合無非就是說點好聽的做做樣子。香港同事準備了半天，但是可能準備得不充分，領導也沒聽明白，他們就擔心自己溝通得不好要被炒了。比如大領導不喜歡開會，嫌麻煩，喜歡做完決定之後直接通知，做得不好再說吧。香港同事覺得一定要開會，透明公開。在中間做事的香港人不知道怎麼辦，開了大領導不高興，不開也不是，糾結一個多月。

我才不會計較別人的想法，大領導喜歡什麼我就跟著走，反正是他給我評績效給我發錢。我在工作中思路很清晰，不像他們腦袋一鍋粥，一天一個想法，不知道該滿足誰，每天自我懷疑。

我政治上還是比較中立，對兩方的立場都各有贊同或不贊同，應該還不算藍絲。但我覺得藍營的議員更做實事，等到拿永居應該會投給他們。民主派有一些人我覺得是拿政治來賺錢，他們選議員無非就是把言論釋放出來吸引別人給他們投票，把共產黨說得一文不值，上位以後拿高工資，也看不出來幹了實事，無非就是在街頭吼幾句。

至於「紫荊黨」沒聽過，這些政黨太片面了，只是一些圈子，很多港漂和新移民都是散落在各地的，沒有團結起來，也沒辦法團結。我更希望它解決新移民的利益，我們雖然不是最底層人士但是活得很辛苦，生存在這裡成本太高。

我認為自己有點「人格分裂」。沒來香港之前我會覺得政治上黨、國家政策最好。剛來香港去港大玩看到六四雕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就去YouTube找了紀錄片看，究竟是怎麼樣我現在都一知半解。但文革都可以說，為什麼這個不能說呢？

我父母和我的矛盾也來自這些，他們覺得香港很危險，出去就會被打。我當時（編註：2019年運動爆發的時候）身處這裡，除了有段時間出去不方便，沒有覺得很危險，香港人都講道理，不是見人就打。

我說，人家才回歸二十幾年，要是你的家園被外人收購了，你開不開心？ 我父母說，他們都是這種野蠻人，你怎麼還替他們說話？ 我說，你覺得中共就好嗎？每個人都有錯誤吧，文化大革命是怎麼來的？ 我爸爸說，人家犯錯都糾正了呀，你還有什麼好說的？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但後來我的想法也有一些改變。我從2019年下半年就開始數著過日子，記得反蒙面法遊行那天，我起床以後想跟朋友去爬山，但地鐵全部停了，只能坐巴士，很繞。這麼發達的國際化城市地鐵都停了，都不能出去玩，什麼鬼！後來我們乾脆10月6號坐跨境巴士去珠海，因為當時還在國慶假期，一出關就是五星紅旗。以前沒有覺得內地那麼好，第一次忽然覺得內地最好，這就是我的地方，這裡寫著我的名字！

我平時喜歡看香港01，還會刷連登吹水台了解本地人的想法。01比較中立，不像內地媒體就片面報道那些所謂的「港獨」；而香港這邊片面報道政府怎麼打壓他們。內地人不喜歡香港人，香港人也不喜歡內地人，內地政府傾向於加速這個撕裂，並沒有調和。

我有一個很黃的內地同事，因為遊行被錄到，被公司發現了，後來找工作很困難。我理解但不贊同這些內地「黃絲」的行為，不管怎麼支持都要看清大趨勢，不要暴露出來。我不認為在街上走一走有什麼效果，100萬和110萬人有什麼區別？應該去推動、改變、宣講一些事情，讓更多人和你站在一起。我們港漂就要發揮橋樑作用，對內地宣傳香港的情況，在本土改變就太難了。我大學母校應屆的師弟師妹本來不願意過來讀書，我簡單交流過以後他們覺得沒那麼可怕了。我每年也回香港的母校做就職演講，鼓勵畢業生在香港求職，有幾個留下來了。

和香港人根本玩不到一起，我身邊好朋友都是港漂，但數量每年都曲線般下降，圈子越來越小。我覺得自己是內地人，拿完永居以後打算回內地生活，這裡的政體和社會環境跟我個人認知有差異，我更願意去我熟悉的環境。

以後如果有了孩子，會讓孩子在內地接受基礎教育，有家國意識，等思想成形再去其他地方，香港很國際化但中國歷史文化底蘊很差。前段時間和香港同事去看《末代皇帝》，看完以後他問我，中華民國是不是真的發生過？太無知了吧！我問他背文言文嗎？他不記得；我問最早的朝代是什麼？他不知道。在這種教育下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個國家的。我非常有家國意識，注重歸屬感。我也看重孩子價值觀的正確，我和我父母再不同，我們都愛這個國家、愛香港或者愛內地。

20多歲，男，在港9年，中港合資券商

「所謂的兄弟爬山，我可能精神上在半山腰，肉體上還是個旁觀者，現在只是每個月給羅冠聰捐錢，當作贖罪券。」

這一兩年香港發生的事情沒有使我的職業、表面的日常生活有很大變化，反而是疫情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更大。我還是會關注時事，每天刷刷新聞app、微博或者Facebook，但整個熱情和希望慢慢在消散，從反修例到現在整個過程真的太久了。一個朋友感嘆，以前發長微博吐槽香港天氣過於潮濕，現在覺得2019年6月以前的愁苦都是那麼輕飄飄，我也感觸頗深。

最近發生的事情都沒有給我很崩塌的感覺，最崩塌是國安法出來前後，非常震驚，這個《基本法》附件三說加就加，那還有什麼是不會發生的？

2012年，我從北方一所省會城市來香港讀本科，現在在券商工作，主要面向內地客戶，身邊朋友還是港漂居多，有吃喝玩樂的朋友，也有工作認識的朋友，還有通過聽my little airport、李志、萬能青年旅店等認識的一些「同溫層」朋友，但我只會跟「同溫層」聊政治話題。除了少部分聽歌認識的香港人，平時沒太多機會接觸local（編註：本地人），粵語也不夠好。

其實來香港之前，我只是18歲的小孩，不大了解香港，我父母聽了學校的宣講推薦我報，就陰差陽錯過來讀書了。除了消費港樂港片，香港是個什麼社會、香港人怎麼樣，當時都不太了解。

來香港以後就發現，其實沒有那麼光鮮亮麗吧，很立體。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每個禮拜給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做義工補課，學生主要都住附近公屋，用普通話教英語、數學，三個月共十來次。通過這個就了解到香港社會的屋邨屋苑、社工等。

我的校園很政治冷感，「反國教」時只是有很多人廣場靜坐，我當時還不是很了解；傘運時周圍沒有認識的大學同學去，但是一個中大的朋友在後期主動說帶我去金鐘。我們晚上去只看到一些帳篷、一些人，覺得有點震撼，沒有太多其他感受。如果沒有他，不知道跟誰去、怎麼去，很難直接主動走入。

待在這個城市久了以後，想感受這個城市的歷史、文化、價值，好奇大家都在想什麼，就主動去看很多書或者紀錄片等，看過《香港第一課》和周保松的書；也有比較主動去了解兩個陣營的派系。我是女權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香港讓我加深了這些思想，慢慢共情每一個個體，在雞蛋跟高牆之間會站在雞蛋這一邊。

我現在的立場是偏黃，介於泛民和本土之間。在我看來傳統泛民太old school，他們覺得法治是香港的基石，要捍衛，但是如果法治和現有的情理相悖該怎麼辦？泛民有濃厚的精英主義感覺。以前有句口號叫「民主黨，賣香港」，就是罵泛民很離地，沒有考慮中產或中產以下民眾的聲音。

開始了解本土派的契機是傘運之後，待家裡在YouTube看了《地厚天高》。在那之前我認為本土思潮有點像特朗普說的「America First」，很本土、保守。看完以後覺得梁天琦說出了社會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心聲，很有代表性。梁天琦自毀形象比較多，是一個鮮活的人。他也挺有個人魅力的，心思很細膩、想得很多，和我蠻像。旺角騷亂發生時反而不太了解，是後來才慢慢了解的。

反修例運動中幾乎所有行為我都可以理解，一開始我很欣賞「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這句話，這個也是吸取了傘運的一些教訓。但是反送中時針對平民的無差別暴力事件我覺得不太好，譬如馬鞍山李伯被燒。還記得運動已經有點絕望的時候吧，有天凌晨我在港島吃宵夜，當時說普通話嘛，旁邊有幾個香港年輕人聽見，醉醺醺地說「返大陸啦」。不能要求大家的素質都很高，我也不會上去理論，過了就算了。

光榮冰室風波我也知道，確實是不太寬容。其實我能理解這些黃店的行為、他不歡迎我就不會去吃，平時也不刻意分黃藍吃飯，而且這件事網上有不同的聲音，造成的影響也沒有非常大。但是美國大選卻完全一邊倒，幾乎香港整個社區，包括連登，都很喜歡特朗普，陰謀論地說選舉舞弊。我開始想，這「輸打贏要」是誰的作風呢？我們為什麼變成自己很討厭的人呢？雖然大家認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但是特朗普所代表的是反女權、反全球化、反自由化，整個連登也特別厭女，不太好。

我以為大家會和我有一樣的價值體系，後來發現其實不是的。可能大家會有很樸素的理念或追求，例如「真普選」，但也不一定很liberal、很支持女權或是支持弱勢群體，對吧？也可能很利己主義。我會懷疑大家僅僅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不代表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根源和理念。

從那以後，我有一些掙扎，覺得這個世界真的不太好，自己跟這片土地有距離，懷疑（香港）到底為什麼一步步走到現在，這麼反政治正確和種族主義。當時我發微博，說雖然可以理解香港的川粉們，但沒辦法共情，大家不能為了打敗一個敵人變成我們最不想變成的人。

接著一位同溫層朋友在Telegram找我聊天說，微博上的人對香港的了解渠道有限，我這麼說會讓一些人誤解。他開導我，那些打國際戰線的人看得更清楚，多看他們寫的文章；還教我，給羅冠聰捐錢會讓心情好一點。作為同齡人，羅冠聰會從國際戰線把一件事講好，他寫美國和香港的關係不是隨着特朗普一個人發展，其實從奧巴馬就開始反中共，它不會短時間內改變，結果就被人說是收了民主黨的錢。我欣賞他敢於發聲，在那個情況下會這樣說的人已經很少。

我每個月都會給羅冠聰的Patreon捐10美元，作為「贖罪券」。因為有的人已經在監獄裏，有些人已經在流亡海外......雖然說是兄弟爬山，但我可能精神上在半半山腰，肉體上還是個旁觀者。去年線上書展我還買了很多周保松、吳靄儀的書，那些書我之前都看過，但是想課金來贖罪。

我大概是2019年底拿了永居，辦好永居後，去年初鄭重其事地註冊了選民。我們能做的不多，只能投票了，但很遺憾沒趕上2019區議員選舉，也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真正的選舉，有的話會投給民主派。如果沒有民主派參選，我就不會投票，因為它不是一個合憲合法的選舉。

我看過關於紫荊黨的文章，也有一個豆瓣網友採訪過李山，就覺得他們很精緻利己主義，之前二十多年都沒有關心政治，現在才註冊選民，只不過是擔心再像上屆區選那樣搞，中央就會徹底接管香港，香港變得和北京上海一樣，損失他的利益。他們一方面想安撫中央：香港有很強的建制力量，不要太過擔心，香港保持現狀對大家都好；又想在香港內部有新的力量衝擊建制派。如果他們從政我才不會投，沒意思。港島區的議員裡，我喜歡許智峯和區諾軒。在區選大勝之後，區諾軒給新上任的區議員分享從政經歷，很務實。

估計我自己三五年內還是會留在香港，但不知道會不會一直待在這裏。我其實不太知道自己的歸屬感來自於哪裏，也很難去談有歸屬感。不過也沒有很被身分認同的問題所困擾，只是習慣了香港的生活吧，香港有些好東西值得被珍惜、保護。

30多歲，保險從業者，女，來港近10年

「曾經，在香港兢兢業業就可以取得一席之地，如今開始要會講普通話才能在公司有所發展。」

我來香港十年了吧，這十年香港變化很大。作為一個在內地長大，心裏又歸屬香港的人，這些年又身處金融保險這個充滿金錢的行業，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現在看著它（香港）變成這個樣子，好難過啊，她在經歷陣痛。雖然說是一國兩制，但兩地的文化風格、做事風格都很不一樣，必然會經歷這個陣痛。

我是2011年來香港讀研究生的，當時我在大陸工作已經四年，來香港是很重要的決定。2012年畢業，我本來想做財務策劃師的，幫人管理稅務、資產規劃等。當時看到一個招聘，是這個領域的，就去面試，去了之後之後才發現是一家保險公司的團隊在招保險代理。以前在中國大陸，我對保險業的印象不太好，在大陸感覺保險業就是大媽間的推銷，像在賣菜一樣，沒有專業成分。但那個團隊的同事們都很專業，學歷高，有的以前是公務員，有的是學投資的，三輪面試下來我感覺很喜歡，就決定做。

這個團隊全部是香港人，我應該是他們招的第一個內地人。同事們關係很好，大家教我廣東話，一兩個月時間我就可以流利地對話。資深的同事也很願意教我，例如有新產品，怎麼推銷，細節怎麼樣。我很喜歡香港人身上的特質，專業、勤快、努力。當時同事說的是，要每天嘗試約9個人，如果有6個人出來了，其中3個人投保了，未來這3個人又給我們介紹新客戶，工作就可以良性循環。保險代理是沒有底薪的，一定要靠你自己勤快。但當時大家都守規則，就算我們約朋友出來想推銷產品，一定要說清楚自己現在什麼公司，想介紹什麼產品，不可以說「我想約你出來敘敘舊」，騙人出來。

不過我不是香港本地人，在這裏無情無故，我不可能每天有9個朋友可以打電話。當時跟我同期進公司其他團隊的，也有一些是大陸背景的，例如他們父母是做某些位置的，一些重要職位的，他們就來給自己的小孩投保，這樣就輕鬆一些。我沒有。除了發展自己的研究生同學，我就cold call（給陌生人打電話），派傳單。cold call就是根據電話黃頁打過去，我同事們都覺得神奇，我可以很快地用廣東話一分鐘內說清楚產品。

最初我的客戶基本一半一半，一半本地人，一半研究生同學——不少是內地人。到了2015年，突然（整個行業）就爆發了，我也不太記得為什麼了，突然間大陸很多人就來香港買保險。很多人都賺大錢了，但行業的氣氛也不一樣了。以前，如果一個保險代理犯規了，大家都會鄙視，那個人也會抬不起頭，大家都走正路的。後來內地客戶多了，他們也無形中把一種風氣帶來了，他們不是很看重專業，例如一開始他們可能找一個專業些的代理把產品說清楚，最後他們會說，「如果你不給我（佣金）回扣，我就去找誰誰誰投保」，慢慢的氣氛就變了。

我本來在的團隊很專業，不過也可能只是這個團隊是這樣，我也看不到全貌。後來公司內會慢慢的，香港背景和內地背景的人開始分化，香港人內部也有分化，有一些香港人會走那套賺錢，另一些香港人會覺得這樣做不好，把水搞渾了，把我們專業搞差了。不過同事們不會去投訴，沒用的，沒有證據，除非客戶去投訴，但客戶也賺到錢，不會投訴的。

香港變化真的很大。十年前，過馬路、紅燈的時候，大家都是整齊排隊等待的，現在如果面前沒有車，也會偷偷跑過去了。以前我記得一些餐廳很安靜，後來也出現不顧別人、大聲喧嘩聊天的人。曾經，在香港兢兢業業就可以取得一席之地，如今開始要會講普通話才能在公司有所發展。

換血肯定是在發生的，一種新的文化、新的血液在注入。保險業近年業績最好的領頭部隊，都是新移民、內地人。剛畢業的內地生，因為某些關係，容易拉到大客戶，直接衝到公司前十的都有，真的很有錢。而且一般留在香港的大陸人，都是混得比較好，混得不好就回去了呀，而在這裡混得好的，不少都在大陸有關係的，我知道的一些在中資機構工作的，部分是家人安排進去的。他們都會自我感覺好，說公司裏香港人都要跟我們說普通話呀，這樣香港人怎麼可能覺得不憋屈？

這幾年，我把家安在深圳，和先生、小孩在深圳生活，我就一兩天跑一次香港見客戶，最多的時候是一週天天往來深港。最初是很實際的考量，因為不是永久居民，在香港買房需要印花稅，就在深圳買了。以前這樣天天往來，不覺得有什麼，但2019年的時候，真的覺得很分裂。在深圳的時候很多人覺得香港亂成一團，像打仗一樣，但我去香港，就覺得很平靜呀，沒什麼，可能前一晚有破壞，但我去的時候一切又平靜了，連壞了的路燈都包起來了。那陣子我就經常在微信群裡和別人吵架，我希望大家都有全局觀，不要互相指責，其實人都是一樣的人，只是面對的情況、資訊不一樣。

我覺得一國兩制呢，打個比喻，就像內地控制欲很強的那種家長，就老想控制小孩，還有很多人都會指著年輕人說，你怎麼就不結婚呢，不生小孩呀，但年輕人就想自己決定，過自己的生活啊。那陣子香港的同事也有來深圳跟我吃飯，聊天，我們關係還是很融洽，像以前那樣說廣東話聊天，他們也不會把我簡單的歸類成大陸人，會願意聽我一些觀點。

疫情以後，這一年香港同事的保單其實不少，因為疫情，香港人的保險意識反而提升了，生意還行。反而是原來專做內地市場的代理生意就很差了，因為客戶都不能來香港簽單，有些人就開始去內地也考一個牌照，去保險經紀公司工作，賣內地不同保險公司的產品。其實這也是違規的，因為你跟香港保險公司簽約的時候，規定的就是只能代理一家公司的產品。

我覺得很心痛。香港是一個很重視誠信、看重法律法規的金融中心，被金錢把一個行業打得千瘡百孔，令人惋惜。我覺得這樣下去，這個行業的形象會越來越差。我能做的也就是跟每個客戶說清楚，有一些違規的我不會做，如果他/她認同我就簽，不認同就算了。

30多歲，女，外資投行工作，香港生活十餘年，暫回內地短期生活

「去年是本地經濟最差的一年，但資本市場是超級大的一年，所有只要在金融行業的人都賺得盆滿缽滿，你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樣的大牛市。但資本市場有多少真的是香港的老百姓呢？」

我身邊的朋友不只一例，這兩年舉家搬回去內地了。自身的工作機會、孩子都是考量。比如有些朋友本來就是北京人，他可能本身就不夠適應香港的文化。也可能香港本來也是做跳板，很多人就會想要回國，尤其是在孩子出生後，可能很多人這樣的想法更強烈。

我也不知道他們這種實踐是否能成功。比如說我這次回到北京，我的感受和我在香港去看北京會感受很不同。我覺得北京太辛苦了，這是我在香港沒有這麼切身感受到的。商業環境也很不輕鬆，如果家裏還有個小孩，他的這種焦慮感和壓力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

香港的好處是它的密度很高，一個非常小的城市，集中了非常高密度的、非常優秀的人，有非常多的機會。所以比如像我們這些從香港開始職業生涯的人，就可以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做很多事情。當然香港的階級固化或者貧富差距也很誇張，是因為這個金字塔上最富裕的這些人，可能你真的無法超越。但是至少在我的行業，或者我身邊大家做專業工作的行業裏，大家還是能過一個OK的中產階級生活。

問題是，今年的香港是個特殊的香港。香港的價值，是在於我們不是一直身在香港的。比如說很多人討厭香港的小，但香港它就是一個機場，我們可以隨時地去到任何地方。一個小時就去了台灣，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就去了日本，我們可以天天從大灣區上下班，半個小時就可以到深圳開一個會。這是香港，香港一點都不小，因為它很便利。但問題因為疫情，讓香港變成了一個真的好小的地方，因為我們真的困在這整整一年。香港就變成了香港本身。香港的價值就會多多少少被打了折扣。

老實講，我覺得和香港現在還是不太有連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個普遍的代表者，但我和身邊的朋友，跟我類似的同事，我真的覺得我們和香港最本土的這些、深水埗的這些人，就真的沒有什麼關係。我覺得我並不了解他們，我不知道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我可以試圖、比如當19年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在香港待了很多年的人，你可以去了解他們的訴求是什麼，你了解它的原因是什麼，但是我們依然離得非常之遠。

我的問題就是我們公司其實香港人非常之少。基本上公司一整層，我現在這個部門全是大陸人，是因為我們做大陸人的生意。以前的部門，基本上就是美國人加大陸人，也是看不到香港人的。所以在工作的過程中其實能夠接觸到的香港人是有限的。以前比如說客戶會有，就是投資人會有一部分香港人，但基本都屬於香港的中產，有一些也是二代。他們這些人有一些可能政治觀點是非常黃的，在過去的這兩年，公司也會讓我們避免談政治這個問題，因為不想影響到我們的工作。

19年的反修例運動，我覺得是因為他們相信「自由」這些事情，看不到未來可以解決、而且這些事情越變越差，就真的是沒有了。而去年國安法再出來，這些事情就更沒有了。他們可能會覺得香港的價值本身也就沒有了，而他們自己也沒有希望。我的理解是這樣。

不過我在14年香港佔中的時候，我會覺得如果我是這些年輕人，我不會這麼做。我當年可紅了，跟朋友吵得不可開交，我14年會想像中國18歲的小朋友在做什麼，我如果是你們，一定會非常努力地增加自己的競爭力，而不是走在大街上。我覺得你應該努力呀，你知道我們中國的小朋友多努力嗎，你如果繼續鬧下去，你就更沒有競爭力了。你不試圖瞭解中國嗎，你知道中國有這樣高速的增長，你已經這麼受益於這裏獨一無二的狀況，香港又是離岸，又是中國的一部分，你還不努力地去捕捉這樣的東西，然後你還在這鬧。我以前就會這麼想，當時不太會從一個政治或意識形態或社會的角度想這個問題。我當年真的特別認真地這麼想。

我現在更liberal一點，我的liberal來自於，我也同意香港最大的價值是它的自由。其實從19年開始我的想法就慢慢變化了，而且我覺得從14年到今天中國也是有變化的，對吧，變化是非常大的，你走到另外一個極端了，倒退了多少年了。

不過，香港的小朋友對於國家，對於愛國這件事情，我也是有點傷心的。這個我不同的朋友也會有不同的觀點，但我確實從小接受的也會有很多國家觀念、對中國的感情觀念的教育。我對整個香港的因為教育也好媒體也好，導致可能真的是沒有任何對國家的感情，對中國的這種感情，我也是很心寒的。

我們是有自豪的啊，它有相當的增長，不管就是說這裏面有多少問題，我們看到問題是希望我們能夠改善它的。我能夠看到曾經我們經濟的增長是非常迅速的，我們現在也有亂七八糟的這樣的創新，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成為全球非常偉大的企業，能夠在中間看到的創新，我們也看到中國經濟的轉型，這些東西我是有自豪感的。我是有ownership的，是覺得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是有很強烈這樣的感覺的。但是香港人完全沒有這一塊。

然後我跟我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是香港人，我很少跟他吵架，他是做投資的，他所有的投資方向都是中國，他是恨不得搬到北京的這樣一個香港人。但我那時和他吵得很兇，就是因為當時福建的人在北角因為掛國旗，加劇了兩方的衝突。這個朋友就說你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掛國旗，完全沒有必要的。他就跟我討論愛國這個事情，他完全不buy這個東西。他覺得沒有必要討論愛國，而且他所謂的親中，都是一個從投資者的角度上看到中國的增長。

去年反修例運動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牛極了。當時是6月初，我的父母也在香港，我的印象很深，因為它太有秩序了，而且是那麼多人。航空拍出來的景象，我現在想起我的汗毛都要豎起來了。我還記得因為有人要暈倒了，有一輛車從中間開過去要救那個人，然後所有人自動散開。我當時覺得太牛逼了，真的非常震撼，對香港人民肅然起敬。我怎麼能夠想到後來這個世界變成那個樣子。後來的情況，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城市變成那樣啊，抗爭的方式變成你燒掉整個城市，到處有打砸行為，沒有人喜歡這樣吧。

但我自己也沒有感覺到過危險，因為說普通話或什麼，沒有。而且我當時，我們每天就在中環正常工作和做交易，前面全部都是煙霧彈，煙霧繚繞的，非常嚴重的一天就像在戰場上一樣。但我沒有會受到人身傷害的感受。

未來的話，我覺得香港仍然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是一個很好的混搭。我依然肯定香港的價值，它毗鄰大灣區，同時在境外，我覺得是非常有價值的。大灣區可能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地方，雖然有一定變化，但我們仍然是在境外。它對於中國的價值也很重要，因為它是很好的試驗田，中國什麼東西做不了的時候，它會先在香港試點，這個東西是不可能放棄的。所以我覺得作為港漂在香港，我還是很認可這樣一個「配置」。我目前感受不到香港生活的框架，或者自由的框架發生了什麼變化。而且我的選擇是「回北京還是在香港」，而不是「在香港還是去美國」，那麼即便會有變化，它在中國仍然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

從職業的角度來講，目前至少很多公司在這裏二次上市，可以給香港很大的機遇。比如這次回國，一個北京大媽都可以跟我說，上海現在已經取代了香港，那我不會這麼覺得。所以香港是一個受益者，從這個角度來講。但問題是它加劇了本地的貧富差距，比如說去年，其實資本市場是超級大的一年，所有只要在金融行業的人去年都是盆滿缽滿，你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樣的大牛市。但資本市場有多少真的是香港的老百姓呢？去年是本地經濟最差的一年，但會投資的人就能在市場賺到幾個億，房價起來了老百姓就過得更苦，所有的獲益和老百姓一點關係都沒有，而老百姓就是香港的本地人。

做金融的這些人，大多也是國內的人或外國人，香港本地人佔比很少，或者說做得真的很好的，我能夠想到的大佬，沒有香港人。比如說創立一隻基金的人，我都想不到誰是香港人，香港人可能是下面的分析師。我覺得問題是，香港是全球的人、全球的金融工作者都會來的一個地方，那誰是最優秀的呢？這是一個公平的競爭，香港人能做得好的是香港人裏面鳳毛麟角的人，而他是和全球的投資人來競爭的，那他們就未必有優勢。

（端傳媒實習記者林詠祺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