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血论、紫荆党背后，金融港漂在想什么？我们和五位聊了聊

自反修例运动以来，港漂群体似乎成为愈发尴尬的存在。在2019年，无论是他们很多人面对本地运动时的距离感，还是在面对内地亲友惊呼时的无奈，都令他们成为失声的一个群体；而参与、支持运动的少数港漂群体，也曾面临各种挣扎和压力。不过，虽泛称“港漂”，但此群人并非统一的群体。其中，从事金融工作的部分港漂，因为其阶层优势、挤掉本地菁英等争议，经常引起香港舆论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过去多年，“换血论”持续升温，这指的是由于资本和权力愈发向大陆倾斜，大陆背景的菁英因为其文化、背景、能力、人际关系等复杂因素，正在逐步取代本港菁英的趋势，而激进建制“留港不留人”的口号，也加剧著这个论述。这个讨论在一群大陆背景的菁英海龟要创办紫荆党的消息出来后，更加热烈，舆论观察香港本地建制会否亦是被取代的对象。

从香港入境处数据来看，过去多年，透过三大人才引进计划，中国大陆人士赴港就业人数确实不少，其中面向不同国籍人士开放的优秀人才计划和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工作计划，成功获批人士中，来自中国大陆的都占高比例。而从就业领域来看，金融服务行业是他们就业的主要领域，其次为科技与电讯、学术及教育等。这篇报导找到五位在港时间数年到十多年，从事金融业不同岗位的港漂。他们的想法总体而言复杂甚至纠结，政治光谱不一，但多不满于运动的暴力手段以及反中情绪，而更深层的，是他们自己感觉到的和本地社群之间若即若离，并未融入。

有的人坦言，自己在港就是既得利益者，不否认一些中资公司有关系的人可以更快晋升；也有的人说，情感上很认同香港争取自由和制度改革的运动，但除了课金赎罪，自己身体上还是没什么行动；有人认为，香港提供了最快的职业上升轨道，自己这么多年变得更重视香港的自由，但与本地的连接，仍然很弱……

35岁左右，男，来港7年，家族办公室做资产管理

“很多人会说，你还留在香港干嘛，都乱成这样，你跟那些港独分子混在一起干什么。我说也不是个个都是港独分子，大部分还是在和平生活的。”

我最初来香港读书的时候，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的士司机的那种态度，太恐怖了。因为有时候我爸妈也会过来一起，就会各种给你绕路为难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里，让我觉得很病态。但是也可以理解，毕竟一些老人家不会讲国语，他也听不懂你说话。再可能还有的原因是，我现在在香港也待了七年，如果你天天看香港的这些媒体、《苹果日报》什么的，我也会觉得大陆好恐怖啊，什么都很可怕，大家都是被洗脑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其实也可以理解啦。

但也没有必要这么针对大陆人吧，包括现在很多黄店，你说你要民主，可是民主不民主和讲不讲普通话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反而应该接纳这群人，你在店里多做一些宣传不是更好么，对不对？你说我们只接待讲广东话的，这就是所谓的争取民主吗？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接触的95%的香港人还蛮nice的，内心还是蛮柔软的，我觉得跟我们北方人不太一样（笑）。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出来闹的，出来游行的都是反大陆。但我觉得里面有一部分人就是排外，并不是要真的搞什么美好的政治意愿和政治要求，而是要保持这一块就是香港，其他人就不要来。

很多媒体，如果你天天看，真的觉得中国就要完了，明天可能中国就要崩溃了。我觉得就不能稍微宣扬一点大陆正面的一些经济发展么？政治我们放在一边不谈，单纯地说经济发展，或者其他好的点。至少大家都是中华民族，不要彼此把彼此诋毁成这样，出去也不好嘛，为什么要如此憎恨对方？

当然我觉得恨中共，也无可厚非，但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控制，只到这个层面，你不会去恨整个从大陆来的人。这让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现在我也不了解内地，因为我每年就回上海一次，看看朋友，每次回去都很不一样。每次几条街不认识了，大家的想法也都不一样。如果我一直在内地生活，我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我去年回去，很多人会说，你还留在香港干嘛，都乱成这样，你跟那些港独分子混在一起干什么。我说也不是个个都是港独分子，大部分还是在和平生活的。也不是真的像新闻报道的那样，满大街都著火了，真的是很局部，特别小规模的事情。但他们看到就觉得香港真的是乱到一塌糊涂，出来就是地铁上著火了，老人被点著了。

我觉得我们看香港是一小部分人在闹，闹得也是很可控。就像我看到的，可能在旺角或者哪里砸中国银行，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整个游行部队都是这种心态。但是后来发现也并不是，很多人都是拉著小孩出来，和平地在街上走一走这样，但是在大陆看过来，整个香港都是这样。两边的媒体都有点问题。

以前觉得内地的大家没有那么得爱党爱国，但是这几年特别明显。尤其是以前从国外留学回来，liberal一点的，现在都变了。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工作，可能你一定要这样想吧。尤其是做金融业的朋友。可能因为，他们会觉得跟“这个”团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就是说，因为有些人都是学国际关系或是学法律的在美国，我觉得你这样一个背景出来，一些很基础的点，你们怎么能讲出这样的观点呢，我觉得就很匪夷所思。

我今年拿了香港身分，拿之前没有犹豫过。长期呢，我也不会很想定居在大陆。有一个无形的这种手一样，不知道哪天就把你抓住了。说得具体一点，因为我觉得在这边香港或是在其他地方，如果有什么冲突，你可以信得过法庭，去打官司，这个结果你就认了。但是在大陆吧，有时候对方关系就是比你深厚，就是没有办法，那能怎么样呢？这样一想，我就不想回去了。就是我觉得倒不是说要打维权这种地步，但为什么要在一个因为谁家背景深厚来决定事情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做事情呢。

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感觉是漂着的，现在的感觉不是很强烈，没那么漂了。我觉得香港社会也挺分裂的。以前我住在中环，同事冷漠，对你没什么兴趣，也知道你对他们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呢，所有人都是蓝的，没有人是黄的。比如跟香港一些朋友，你看他们住在哪，就大概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住在沙田、大围、大埔这些的，想都不用想他们肯定是黄的。反而去到跑马地啊，浅水湾啊，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蓝的，真的是无一例外。而且对话都是默认，问都不问你是黄还是蓝，默认大家都是蓝的，就开始聊了。也算都是既得利益者。然后呢再一部分人的蓝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些业务，他们不得不蓝，因为他们的客户就是蓝的，或者说他的客户就是共产党或者政府，那你说你能说是黄的么？哪怕你是黄的都不敢说自己是黄的。

跟香港本地人的接触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请了很多实习生，都是香港本地人。可能大陆学生都找得比较好，去投行，不会来我们这小公司。跟他们接触，真的觉得香港人好单纯，很innocent，大家很温顺。然后就觉得，很难把他们和19年的年轻人挂钩，很难想像是一个群体。我跟他们都是一起工作好几个月，一起吃饭做事情，我想像不出比如他们扔个汽油弹这种事情。

如果我现在和香港人相比，还是跟他们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因为我是从大陆出来的，我比他们更了解中国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很多香港人觉得中国人都是被洗脑的，包括蓝的香港人也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你们教育就是这样了，这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大部分香港人并不懂，不懂中国人也不懂中国，虽然我接触的也不是全部。

（目前来看）香港的金融地位不会受到影响，谁会取代它？东京不会取代香港的，新加坡也太远了。上海么，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大陆城市都不可能。它面对的还是中国市场，这一个功能没有其他市场可以被取代。纯粹出于这个考虑，大陆也不会把香港干死的。最根本还是因为法治，上海如果开放了，也不会有人去投的。自贸区就是这个例子，是开放了，但没有人去。国安法来了对香港法治的信心会有影响，但也没有得选，如果要投资还是得去香港。而且（金融界）真正核心利益被影响的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只是打一份工。

或者这样说，如果真的是谁犯了事，或是有可能犯事，它本来又是扎根香港的某个利益集团，或者某个家族，那可能真的是有点担心。但如果本来只是借香港一个道，借这走了一圈投去了中国，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就像比如说开曼或者卢森堡，比如开曼推了一个国安法，那对住在开曼的人来说是有影响的，或者本来有事的人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我在开曼就借他们那儿做了个离岸公司，只是用这个壳做一些事情而已，那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对不对？

如果15年毕业的时候就闹成19年这样，我可能不会留在香港，但现在我暂时不会想离开香港，我觉得也不会再闹起来了吧。不过我也没有想过未来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因为长期来讲还是想去国外定居和生活。

近30岁，女，来港约5年，中资公司管理层

“如果某一天香港没有隐私、没有自由，我也不介意…毕竟我前二十几年都在那样的环境生活，没觉得不适应。”

公司有個項目快上線了，我作為主要負責人，最近需要回內地分公司協調幾個月。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我总感觉不想待下去，走的时候却突然舍不得了。

留在这里5年多，我喜欢香港的多元化，可以交到外国朋友，了解他们的文化，吃到地道的外国餐厅，最方便地接触全世界。香港比较自由，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就是你自己，不是谁的谁，这是心灵上的自由；求职时注重你能不能胜任工作，尊重个人信息，但内地要把你祖宗八代都调查完；在香港从来没人问我多少岁，在内地，我早就被搞去相亲、批判年龄、工作贬值。

不过，香港的中资公司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刚开始留香港，我漫无目的，没想过拿永居，那时候经常和港漂朋友一起玩，觉得好热闹好开心。但除了一开始就想拿永居的人可以坚持很久，很多人都走了，可能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吧，香港工种很单一。

至于我能留这么久的最大原因是：在这家公司两年连升两级，加了很多薪水。否则我早走了。我公司虽然在内地同行中排名靠前，但在香港只是中游左右。这也是所有中资的现状：很自我陶醉。香港人觉得在中资好好干事就可以升，其实中资是有潜规则的——要么就是从内部培养一个内地人升上去，或者从其他内地分公司调一把手来空降，职能部门很少考虑香港人。

我一直升职加薪是特例，和高层关系特别好我就升职成功，都是人情，没有规律可循。香港人觉得不合规，我也觉得不公平，但我是受益者，我不发表意见。

我现在享受著香港的一些“舒服”，但是如果某一天香港没有隐私、没有自由，我也不介意，没了就没了。毕竟我前二十几年都在那样的环境生活，没觉得不适应。

我们公司的香港同事虽然三四十岁，但还没我活得通透，屁大点事儿他们也要琢磨半天。有一次CEO找每个人面谈，我知道这种场合无非就是说点好听的做做样子。香港同事准备了半天，但是可能准备得不充分，领导也没听明白，他们就担心自己沟通得不好要被炒了。比如大领导不喜欢开会，嫌麻烦，喜欢做完决定之后直接通知，做得不好再说吧。香港同事觉得一定要开会，透明公开。在中间做事的香港人不知道怎么办，开了大领导不高兴，不开也不是，纠结一个多月。

我才不会计较别人的想法，大领导喜欢什么我就跟著走，反正是他给我评绩效给我发钱。我在工作中思路很清晰，不像他们脑袋一锅粥，一天一个想法，不知道该满足谁，每天自我怀疑。

我政治上还是比较中立，对两方的立场都各有赞同或不赞同，应该还不算蓝丝。但我觉得蓝营的议员更做实事，等到拿永居应该会投给他们。民主派有一些人我觉得是拿政治来赚钱，他们选议员无非就是把言论释放出来吸引别人给他们投票，把共产党说得一文不值，上位以后拿高工资，也看不出来干了实事，无非就是在街头吼几句。

至于“紫荆党”没听过，这些政党太片面了，只是一些圈子，很多港漂和新移民都是散落在各地的，没有团结起来，也没办法团结。我更希望它解决新移民的利益，我们虽然不是最底层人士但是活得很辛苦，生存在这里成本太高。

我认为自己有点“人格分裂”。没来香港之前我会觉得政治上党、国家政策最好。刚来香港去港大玩看到六四雕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就去YouTube找了纪录片看，究竟是怎么样我现在都一知半解。但文革都可以说，为什么这个不能说呢？

我父母和我的矛盾也来自这些，他们觉得香港很危险，出去就会被打。我当时（编注：2019年运动爆发的时候）身处这里，除了有段时间出去不方便，没有觉得很危险，香港人都讲道理，不是见人就打。

我说，人家才回归二十几年，要是你的家园被外人收购了，你开不开心？
我父母说，他们都是这种野蛮人，你怎么还替他们说话？
我说，你觉得中共就好吗？每个人都有错误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来的？
我爸爸说，人家犯错都纠正了呀，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但后来我的想法也有一些改变。我从2019年下半年就开始数著过日子，记得反蒙面法游行那天，我起床以后想跟朋友去爬山，但地铁全部停了，只能坐巴士，很绕。这么发达的国际化城市地铁都停了，都不能出去玩，什么鬼！后来我们干脆10月6号坐跨境巴士去珠海，因为当时还在国庆假期，一出关就是五星红旗。以前没有觉得内地那么好，第一次忽然觉得内地最好，这就是我的地方，这里写著我的名字！

我平时喜欢看香港01，还会刷连登吹水台了解本地人的想法。01比较中立，不像内地媒体就片面报道那些所谓的“港独”；而香港这边片面报道政府怎么打压他们。内地人不喜欢香港人，香港人也不喜欢内地人，内地政府倾向于加速这个撕裂，并没有调和。

我有一个很黄的内地同事，因为游行被录到，被公司发现了，后来找工作很困难。公司有个项目快上线了，我作为主要负责人，最近需要回内地分公司协调几个月。我理解但不赞同这些内地“黄丝”的行为，不管怎么支持都要看清大趋势，不要暴露出来。我不认为在街上走一走有什么效果，100万和110万人有什么区别？应该去推动、改变、宣讲一些事情，让更多人和你站在一起。我们港漂就要发挥桥梁作用，对内地宣传香港的情况，在本土改变就太难了。我大学母校应届的师弟师妹本来不愿意过来读书，我简单交流过以后他们觉得没那么可怕了。我每年也回香港的母校做就职演讲，鼓励毕业生在香港求职，有几个留下来了。

和香港人根本玩不到一起，我身边好朋友都是港漂，但数量每年都曲线般下降，圈子越来越小。我觉得自己是内地人，拿完永居以后打算回内地生活，这里的政体和社会环境跟我个人认知有差异，我更愿意去我熟悉的环境。

以后如果有了孩子，会让孩子在内地接受基础教育，有家国意识，等思想成形再去其他地方，香港很国际化但中国历史文化底蕴很差。前段时间和香港同事去看《末代皇帝》，看完以后他问我，中华民国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太无知了吧！我问他背文言文吗？他不记得；我问最早的朝代是什么？他不知道。在这种教育下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国家的。我非常有家国意识，注重归属感。我也看重孩子价值观的正确，我和我父母再不同，我们都爱这个国家、爱香港或者爱内地。

20多岁，男，在港9年，中港合资券商

“所谓的兄弟爬山，我可能精神上在半山腰，肉体上还是个旁观者，现在只是每个月给罗冠聪捐钱，当作赎罪券。”

这一两年香港发生的事情没有使我的职业、表面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变化，反而是疫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大。我还是会关注时事，每天刷刷新闻app、微博或者Facebook，但整个热情和希望慢慢在消散，从反修例到现在整个过程真的太久了。一个朋友感叹，以前发长微博吐槽香港天气过于潮湿，现在觉得2019年6月以前的愁苦都是那么轻飘飘，我也感触颇深。

最近发生的事情都没有给我很崩塌的感觉，最崩塌是国安法出来前后，非常震惊，这个《基本法》附件三说加就加，那还有什么是不会发生的？

2012年，我从北方一所省会城市来香港读本科，现在在券商工作，主要面向内地客户，身边朋友还是港漂居多，有吃喝玩乐的朋友，也有工作认识的朋友，还有通过听my little airport、李志、万能青年旅店等认识的一些“同温层”朋友，但我只会跟“同温层”聊政治话题。除了少部分听歌认识的香港人，平时没太多机会接触local（编注：本地人），粤语也不够好。

其实来香港之前，我只是18岁的小孩，不大了解香港，我父母听了学校的宣讲推荐我报，就阴差阳错过来读书了。除了消费港乐港片，香港是个什么社会、香港人怎么样，当时都不太了解。

来香港以后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光鲜亮丽吧，很立体。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每个礼拜给低收入家庭的小学生做义工补课，学生主要都住附近公屋，用普通话教英语、数学，三个月共十来次。通过这个就了解到香港社会的屋邨屋苑、社工等。

我的校园很政治冷感，“反国教”时只是有很多人广场静坐，我当时还不是很了解；伞运时周围没有认识的大学同学去，但是一个中大的朋友在后期主动说带我去金钟。我们晚上去只看到一些帐篷、一些人，觉得有点震撼，没有太多其他感受。如果没有他，不知道跟谁去、怎么去，很难直接主动走入。

待在这个城市久了以后，想感受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好奇大家都在想什么，就主动去看很多书或者纪录片等，看过《香港第一课》和周保松的书；也有比较主动去了解两个阵营的派系。我是女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香港让我加深了这些思想，慢慢共情每一个个体，在鸡蛋跟高墙之间会站在鸡蛋这一边。

我现在的立场是偏黄，介于泛民和本土之间。在我看来传统泛民太old school，他们觉得法治是香港的基石，要捍卫，但是如果法治和现有的情理相悖该怎么办？泛民有浓厚的精英主义感觉。以前有句口号叫“民主党，卖香港”，就是骂泛民很离地，没有考虑中产或中产以下民众的声音。

开始了解本土派的契机是伞运之后，待家里在YouTube看了《地厚天高》。在那之前我认为本土思潮有点像特朗普说的“America First”，很本土、保守。看完以后觉得梁天琦说出了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很有代表性。梁天琦自毁形象比较多，是一个鲜活的人。他也挺有个人魅力的，心思很细腻、想得很多，和我蛮像。旺角骚乱发生时反而不太了解，是后来才慢慢了解的。

反修例运动中几乎所有行为我都可以理解，一开始我很欣赏“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句话，这个也是吸取了伞运的一些教训。但是反送中时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暴力事件我觉得不太好，譬如马鞍山李伯被烧。还记得运动已经有点绝望的时候吧，有天凌晨我在港岛吃宵夜，当时说普通话嘛，旁边有几个香港年轻人听见，醉醺醺地说“返大陆啦”。不能要求大家的素质都很高，我也不会上去理论，过了就算了。

光荣冰室风波我也知道，确实是不太宽容。其实我能理解这些黄店的行为、他不欢迎我就不会去吃，平时也不刻意分黄蓝吃饭，而且这件事网上有不同的声音，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非常大。但是美国大选却完全一边倒，几乎香港整个社区，包括连登，都很喜欢特朗普，阴谋论地说选举舞弊。我开始想，这“输打赢要”是谁的作风呢？我们为什么变成自己很讨厌的人呢？虽然大家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是特朗普所代表的是反女权、反全球化、反自由化，整个连登也特别厌女，不太好。

我以为大家会和我有一样的价值体系，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的。可能大家会有很朴素的理念或追求，例如“真普选”，但也不一定很liberal、很支持女权或是支持弱势群体，对吧？也可能很利己主义。我会怀疑大家仅仅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不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根源和理念。

从那以后，我有一些挣扎，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不太好，自己跟这片土地有距离，怀疑（香港）到底为什么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么反政治正确和种族主义。当时我发微博，说虽然可以理解香港的川粉们，但没办法共情，大家不能为了打败一个敌人变成我们最不想变成的人。

接著一位同温层朋友在Telegram找我聊天说，微博上的人对香港的了解渠道有限，我这么说会让一些人误解。他开导我，那些打国际战线的人看得更清楚，多看他们写的文章；还教我，给罗冠聪捐钱会让心情好一点。作为同龄人，罗冠聪会从国际战线把一件事讲好，他写美国和香港的关系不是随着特朗普一个人发展，其实从奥巴马就开始反中共，它不会短时间内改变，结果就被人说是收了民主党的钱。我欣赏他敢于发声，在那个情况下会这样说的人已经很少。

我每个月都会给罗冠聪的Patreon捐10美元，作为“赎罪券”。因为有的人已经在监狱里，有些人已经在流亡海外……虽然说是兄弟爬山，但我可能精神上在半半山腰，肉体上还是个旁观者。去年线上书展我还买了很多周保松、吴霭仪的书，那些书我之前都看过，但是想课金来赎罪。

我大概是2019年底拿了永居，办好永居后，去年初郑重其事地注册了选民。我们能做的不多，只能投票了，但很遗憾没赶上2019区议员选举，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真正的选举，有的话会投给民主派。如果没有民主派参选，我就不会投票，因为它不是一个合宪合法的选举。

我看过关于紫荆党的文章，也有一个豆瓣网友采访过李山，就觉得他们很精致利己主义，之前二十多年都没有关心政治，现在才注册选民，只不过是担心再像上届区选那样搞，中央就会彻底接管香港，香港变得和北京上海一样，损失他的利益。他们一方面想安抚中央：香港有很强的建制力量，不要太过担心，香港保持现状对大家都好；又想在香港内部有新的力量冲击建制派。如果他们从政我才不会投，没意思。港岛区的议员里，我喜欢许智峰和区诺轩。在区选大胜之后，区诺轩给新上任的区议员分享从政经历，很务实。

估计我自己三五年内还是会留在香港，但不知道会不会一直待在这里。我其实不太知道自己的归属感来自于哪里，也很难去谈有归属感。不过也没有很被身分认同的问题所困扰，只是习惯了香港的生活吧，香港有些好东西值得被珍惜、保护。

30多岁，保险从业者，女，来港近10年

“曾经，在香港兢兢业业就可以取得一席之地，如今开始要会讲普通话才能在公司有所发展。”

我来香港十年了吧，这十年香港变化很大。作为一个在内地长大，心里又归属香港的人，这些年又身处金融保险这个充满金钱的行业，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现在看著它（香港）变成这个样子，好难过啊，她在经历阵痛。虽然说是一国两制，但两地的文化风格、做事风格都很不一样，必然会经历这个阵痛。

我是2011年来香港读研究生的，当时我在大陆工作已经四年，来香港是很重要的决定。2012年毕业，我本来想做财务策划师的，帮人管理税务、资产规划等。当时看到一个招聘，是这个领域的，就去面试，去了之后之后才发现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团队在招保险代理。以前在中国大陆，我对保险业的印象不太好，在大陆感觉保险业就是大妈间的推销，像在卖菜一样，没有专业成分。但那个团队的同事们都很专业，学历高，有的以前是公务员，有的是学投资的，三轮面试下来我感觉很喜欢，就决定做。

这个团队全部是香港人，我应该是他们招的第一个内地人。同事们关系很好，大家教我广东话，一两个月时间我就可以流利地对话。资深的同事也很愿意教我，例如有新产品，怎么推销，细节怎么样。我很喜欢香港人身上的特质，专业、勤快、努力。当时同事说的是，要每天尝试约9个人，如果有6个人出来了，其中3个人投保了，未来这3个人又给我们介绍新客户，工作就可以良性循环。保险代理是没有底薪的，一定要靠你自己勤快。但当时大家都守规则，就算我们约朋友出来想推销产品，一定要说清楚自己现在什么公司，想介绍什么产品，不可以说“我想约你出来叙叙旧”，骗人出来。

不过我不是香港本地人，在这里无情无故，我不可能每天有9个朋友可以打电话。当时跟我同期进公司其他团队的，也有一些是大陆背景的，例如他们父母是做某些位置的，一些重要职位的，他们就来给自己的小孩投保，这样就轻松一些。我没有。除了发展自己的研究生同学，我就cold call（给陌生人打电话），派传单。cold call就是根据电话黄页打过去，我同事们都觉得神奇，我可以很快地用广东话一分钟内说清楚产品。

最初我的客户基本一半一半，一半本地人，一半研究生同学——不少是内地人。到了2015年，突然（整个行业）就爆发了，我也不太记得为什么了，突然间大陆很多人就来香港买保险。很多人都赚大钱了，但行业的气氛也不一样了。以前，如果一个保险代理犯规了，大家都会鄙视，那个人也会抬不起头，大家都走正路的。后来内地客户多了，他们也无形中把一种风气带来了，他们不是很看重专业，例如一开始他们可能找一个专业些的代理把产品说清楚，最后他们会说，“如果你不给我（佣金）回扣，我就去找谁谁谁投保”，慢慢的气氛就变了。

我本来在的团队很专业，不过也可能只是这个团队是这样，我也看不到全貌。后来公司内会慢慢的，香港背景和内地背景的人开始分化，香港人内部也有分化，有一些香港人会走那套赚钱，另一些香港人会觉得这样做不好，把水搞浑了，把我们专业搞差了。不过同事们不会去投诉，没用的，没有证据，除非客户去投诉，但客户也赚到钱，不会投诉的。

香港变化真的很大。十年前，过马路、红灯的时候，大家都是整齐排队等待的，现在如果面前没有车，也会偷偷跑过去了。以前我记得一些餐厅很安静，后来也出现不顾别人、大声喧哗聊天的人。曾经，在香港兢兢业业就可以取得一席之地，如今开始要会讲普通话才能在公司有所发展。

换血肯定是在发生的，一种新的文化、新的血液在注入。保险业近年业绩最好的领头部队，都是新移民、内地人。刚毕业的内地生，因为某些关系，容易拉到大客户，直接冲到公司前十的都有，真的很有钱。而且一般留在香港的大陆人，都是混得比较好，混得不好就回去了呀，而在这里混得好的，不少都在大陆有关系的，我知道的一些在中资机构工作的，部分是家人安排进去的。他们都会自我感觉好，说公司里香港人都要跟我们说普通话呀，这样香港人怎么可能觉得不憋屈？

这几年，我把家安在深圳，和先生、小孩在深圳生活，我就一两天跑一次香港见客户，最多的时候是一周天天往来深港。最初是很实际的考量，因为不是永久居民，在香港买房需要印花税，就在深圳买了。以前这样天天往来，不觉得有什么，但2019年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分裂。在深圳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香港乱成一团，像打仗一样，但我去香港，就觉得很平静呀，没什么，可能前一晚有破坏，但我去的时候一切又平静了，连坏了的路灯都包起来了。那阵子我就经常在微信群里和别人吵架，我希望大家都有全局观，不要互相指责，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只是面对的情况、信息不一样。

我觉得一国两制呢，打个比喻，就像内地控制欲很强的那种家长，就老想控制小孩，还有很多人都会指著年轻人说，你怎么就不结婚呢，不生小孩呀，但年轻人就想自己决定，过自己的生活啊。那阵子香港的同事也有来深圳跟我吃饭，聊天，我们关系还是很融洽，像以前那样说广东话聊天，他们也不会把我简单的归类成大陆人，会愿意听我一些观点。

疫情以后，这一年香港同事的保单其实不少，因为疫情，香港人的保险意识反而提升了，生意还行。反而是原来专做内地市场的代理生意就很差了，因为客户都不能来香港签单，有些人就开始去内地也考一个牌照，去保险经纪公司工作，卖内地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其实这也是违规的，因为你跟香港保险公司签约的时候，规定的就是只能代理一家公司的产品。

我觉得很心痛。香港是一个很重视诚信、看重法律法规的金融中心，被金钱把一个行业打得千疮百孔，令人惋惜。我觉得这样下去，这个行业的形象会越来越差。我能做的也就是跟每个客户说清楚，有一些违规的我不会做，如果他/她认同我就签，不认同就算了。

30多岁，女，外资投行工作，香港生活十余年，暂回内地短期生活

“去年是本地经济最差的一年，但资本市场是超级大的一年，所有只要在金融行业的人都赚得盆满钵满，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样的大牛市。但资本市场有多少真的是香港的老百姓呢？”

我身边的朋友不只一例，这两年举家搬回去内地了。自身的工作机会、孩子都是考量。比如有些朋友本来就是北京人，他可能本身就不够适应香港的文化。也可能香港本来也是做跳板，很多人就会想要回国，尤其是在孩子出生后，可能很多人这样的想法更强烈。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种实践是否能成功。比如说我这次回到北京，我的感受和我在香港去看北京会感受很不同。我觉得北京太辛苦了，这是我在香港没有这么切身感受到的。商业环境也很不轻松，如果家里还有个小孩，他的这种焦虑感和压力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香港的好处是它的密度很高，一个非常小的城市，集中了非常高密度的、非常优秀的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比如像我们这些从香港开始职业生涯的人，就可以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做很多事情。当然香港的阶级固化或者贫富差距也很夸张，是因为这个金字塔上最富裕的这些人，可能你真的无法超越。但是至少在我的行业，或者我身边大家做专业工作的行业里，大家还是能过一个OK的中产阶级生活。

问题是，今年的香港是个特殊的香港。香港的价值，是在于我们不是一直身在香港的。比如说很多人讨厌香港的小，但香港它就是一个机场，我们可以随时地去到任何地方。一个小时就去了台湾，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去了日本，我们可以天天从大湾区上下班，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深圳开一个会。这是香港，香港一点都不小，因为它很便利。但问题因为疫情，让香港变成了一个真的好小的地方，因为我们真的困在这整整一年。香港就变成了香港本身。香港的价值就会多多少少被打了折扣。

老实讲，我觉得和香港现在还是不太有连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普遍的代表者，但我和身边的朋友，跟我类似的同事，我真的觉得我们和香港最本土的这些、深水埗的这些人，就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并不了解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过著什么样的生活。我可以试图、比如当19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待了很多年的人，你可以去了解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你了解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依然离得非常之远。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其实香港人非常之少。基本上公司一整层，我现在这个部门全是大陆人，是因为我们做大陆人的生意。以前的部门，基本上就是美国人加大陆人，也是看不到香港人的。所以在工作的过程中其实能够接触到的香港人是有限的。以前比如说客户会有，就是投资人会有一部分香港人，但基本都属于香港的中产，有一些也是二代。他们这些人有一些可能政治观点是非常黄的，在过去的这两年，公司也会让我们避免谈政治这个问题，因为不想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19年的反修例运动，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由”这些事情，看不到未来可以解决、而且这些事情越变越差，就真的是没有了。而去年国安法再出来，这些事情就更没有了。他们可能会觉得香港的价值本身也就没有了，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希望。我的理解是这样。

不过我在14年香港占中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是这些年轻人，我不会这么做。我当年可红了，跟朋友吵得不可开交，我14年会想像中国18岁的小朋友在做什么，我如果是你们，一定会非常努力地增加自己的竞争力，而不是走在大街上。我觉得你应该努力呀，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小朋友多努力吗，你如果继续闹下去，你就更没有竞争力了。你不试图了解中国吗，你知道中国有这样高速的增长，你已经这么受益于这里独一无二的状况，香港又是离岸，又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还不努力地去捕捉这样的东西，然后你还在这闹。我以前就会这么想，当时不太会从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角度想这个问题。我当年真的特别认真地这么想。

我现在更liberal一点，我的liberal来自于，我也同意香港最大的价值是它的自由。其实从19年开始我的想法就慢慢变化了，而且我觉得从14年到今天中国也是有变化的，对吧，变化是非常大的，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倒退了多少年了。

不过，香港的小朋友对于国家，对于爱国这件事情，我也是有点伤心的。这个我不同的朋友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我确实从小接受的也会有很多国家观念、对中国的感情观念的教育。我对整个香港的因为教育也好媒体也好，导致可能真的是没有任何对国家的感情，对中国的这种感情，我也是很心寒的。

我们是有自豪的啊，它有相当的增长，不管就是说这里面有多少问题，我们看到问题是希望我们能够改善它的。我能够看到曾经我们经济的增长是非常迅速的，我们现在也有乱七八糟的这样的创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成为全球非常伟大的企业，能够在中间看到的创新，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的转型，这些东西我是有自豪感的。我是有ownership的，是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有很强烈这样的感觉的。但是香港人完全没有这一块。

然后我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香港人，我很少跟他吵架，他是做投资的，他所有的投资方向都是中国，他是恨不得搬到北京的这样一个香港人。但我那时和他吵得很凶，就是因为当时福建的人在北角因为挂国旗，加剧了两方的冲突。这个朋友就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挂国旗，完全没有必要的。他就跟我讨论爱国这个事情，他完全不buy这个东西。他觉得没有必要讨论爱国，而且他所谓的亲中，都是一个从投资者的角度上看到中国的增长。

去年反修例运动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牛极了。当时是6月初，我的父母也在香港，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它太有秩序了，而且是那么多人。航空拍出来的景象，我现在想起我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我还记得因为有人要晕倒了，有一辆车从中间开过去要救那个人，然后所有人自动散开。我当时觉得太牛逼了，真的非常震撼，对香港人民肃然起敬。我怎么能够想到后来这个世界变成那个样子。后来的情况，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城市变成那样啊，抗争的方式变成你烧掉整个城市，到处有打砸行为，没有人喜欢这样吧。

但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到过危险，因为说普通话或什么，没有。而且我当时，我们每天就在中环正常工作和做交易，前面全部都是烟雾弹，烟雾缭绕的，非常严重的一天就像在战场上一样。但我没有会受到人身伤害的感受。

未来的话，我觉得香港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一个很好的混搭。我依然肯定香港的价值，它毗邻大湾区，同时在境外，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大湾区可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地方，虽然有一定变化，但我们仍然是在境外。它对于中国的价值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很好的试验田，中国什么东西做不了的时候，它会先在香港试点，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放弃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港漂在香港，我还是很认可这样一个“配置”。我目前感受不到香港生活的框架，或者自由的框架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我的选择是“回北京还是在香港”，而不是“在香港还是去美国”，那么即便会有变化，它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

从职业的角度来讲，目前至少很多公司在这里二次上市，可以给香港很大的机遇。比如这次回国，一个北京大妈都可以跟我说，上海现在已经取代了香港，那我不会这么觉得。所以香港是一个受益者，从这个角度来讲。但问题是它加剧了本地的贫富差距，比如说去年，其实资本市场是超级大的一年，所有只要在金融行业的人去年都是盆满钵满，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样的大牛市。但资本市场有多少真的是香港的老百姓呢？去年是本地经济最差的一年，但会投资的人就能在市场赚到几个亿，房价起来了老百姓就过得更苦，所有的获益和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老百姓就是香港的本地人。

做金融的这些人，大多也是国内的人或外国人，香港本地人占比很少，或者说做得真的很好的，我能够想到的大佬，没有香港人。比如说创立一只基金的人，我都想不到谁是香港人，香港人可能是下面的分析师。我觉得问题是，香港是全球的人、全球的金融工作者都会来的一个地方，那谁是最优秀的呢？这是一个公平的竞争，香港人能做得好的是香港人里面凤毛麟角的人，而他是和全球的投资人来竞争的，那他们就未必有优势。

（端传媒实习记者林咏祺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