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反修例運動中的港漂,被打碎的和被重構的

6月12日警民衝突發生的那一刻,中信橋上的安欣認定這是一場暴動;與此同時,橋下的張葉「感受到與示威者間迅速產生了連結」。


2019年6月12日,清場後的立法會外滿目瘡痍。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6月12日,清場後的立法會外滿目瘡痍。 攝:陳焯煇/端傳媒

事態從午後三點開始急轉直下。

6月12日,金融業者安欣穿過中信橋,被下方的人群吸引駐足。當天上午開始,大批民眾便聚集在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希望能阻止《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進行二讀。

「我親眼看到了,是黑衣人先扔的磚,」安欣睜大了眼睛,有些憤憤地說,「我那時就發了朋友圈,我說這就是暴動,當時還有人叫我別危言聳聽。」

幾乎同一時間,坐在中信大樓下的張葉,從現場搭建的LED直播屏上,看到添華道處正在發生的衝突:警方揮打警棍並施放胡椒噴霧,示威者撐著歪折的雨傘節節後退。

此時,直播因信號不穩而斷掉,現場傳來一陣憤怒的噓聲。張葉和朋友隨人群站起,想去衝突發生的地方看看,但未等踏出腳步,立法會示威區(煲底)方向便傳來騷動,示威者們開始大聲呼喊「頭盔!」、「眼罩!」、「傘遮!」。由於聲音傳遞的折損率太高,前方高個子的年輕男孩們開始用誇張的手勢進行表達,張葉順手摘下脖子上的眼罩,連同手上的頭盔一起遞了出去,並學著前方手勢的樣子兩臂彎曲張合用手拍打頭部向後傳遞訊號。

「在那一刻,我感受到與示威者間迅速產生了連結。」張葉回憶說。

數千公里外,遠在歐洲做交換生的陳曉在 Instagram 看到警民衝突的畫面,「當時覺得,警察怎麼可以這個樣子。」陳曉頓了一下補充道,「雖然現在看來,那時已經真的不算什麼了。」

6月12日的經歷,改變了「港漂」(編註:泛指從中國大陸到香港求學或工作的群體)張葉、安欣和陳曉的生活與思考軌跡。據香港政府統計,截至2015年,「港漂」的人數約有8萬。在這場延續近三個月的反修例浪潮中,漂浮於此地的他們,經歷了身心的澎湃起伏,一些東西被打碎了,一些東西重新建立,還有一些尚未想明白的事情,或許還不急著蓋棺定論。

2019年6月12日,警方數十名速龍小隊在龍和道驅趕示威者,他們以雨傘來對抗。

2019年6月12日,警方數十名速龍小隊在龍和道驅趕示威者,他們以雨傘來對抗。攝:林振東/端傳媒

張葉與安欣:6月12日的「兩個現場」

在衝突似乎有所緩和的幾分鐘空隙中,張葉和朋友隨著人流喊著「撤回」的口號緩緩向前,又應著前方焦急的「後退」聲轉身快走,不斷有傷員被架起、穿過人流送往救護站,有的滿臉通紅,有的痛苦地捂著眼睛,還有一位臉部左側湧著鮮血。突然,幾顆催淚彈落在了離張葉十多米遠的位置,驚慌的人群開始在滾滾濃煙裏奔跑,周圍則不斷有人停下呼喊「冷靜啲」、「慢慢」。

「一切發生的太快了,」張葉回憶,她們沒跑幾米便發現被包圍了,前面的人在退,後面的人也在退,人群很快壓向民間人權陣線所申請的和平示威區的大台,間隙越來越小,空氣裏瀰漫著催淚彈的味道,咳嗽聲、呼喊聲此起彼伏。兩個帶著口罩的女生擠過人流縫隙,塞給只帶著單層一次性衛生口罩的張葉一只噴過生理鹽水的棉手套,要她捂在眼睛上。

有人在大台上拿著大聲公(編註:指擴音喇叭)向警方喊話,表示該地是和平示威區,人群已無路可退。然而話音未落,一枚帶著火星的催淚彈便直衝向張葉前方兩三米的密集人群,接著又是一顆。本就密集的人群被壓縮淨了最後一絲空隙,夾在其中的瘦小的張葉開始感到呼吸不暢,耳邊則是一片罵聲、喊聲與哭聲。

張葉今年29歲,來港已十年,曾就讀香港一所大學的社會科學專業。與記者見面那天,她穿了白色棉麻長裙,背牛仔雙肩包,短髮,帶著江南人的清瘦,看起來有點學生相。

經歷過五年前的雨傘運動後,張葉變得愈發政治冷感。2016年張葉所在的區進行議員補選,儘管自己支持的民主派議員處於劣勢,她也沒有花功夫去確認自己是否已有投票權。反修例運動剛開始時,張葉雖然參與了網絡聯署,也一度認定這樣做不會有用。「有一種無力感,就覺得會這樣過到2047吧,再差不就是大陸麼,又不是沒生活過,大陸的人不也都好好活著。」張葉說。

6月9日百萬人(警方統計數據24萬)遊行,令張葉興奮起來,彷彿看到雨傘運動抗爭的延續。12日,在公司默許放假一天後,張葉踏上了前往金鐘的地鐵,想要「做一個見證」。她沒有著黑衣,甚至沒有帶口罩,頭盔、眼罩等裝備都是在地鐵站口帶著猶疑從其他示威者手裏接下的。根據她五年前的經驗,警方發催淚彈也是運動進行兩個月後的事了。

事後張葉才得知,當日下午圍困在中信大廈下的人群,是經在場記者、議員與警察溝通,才得到一條撤退通道。而在當時,張葉只感到身後的人群莫名一圈圈散去,她一轉身已在人潮邊緣,眼前是手拿透明長盾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未及多想便在恐懼中逃開了。

回去的路上,張葉止不住地流淚,她至今未想明白,是催淚彈的緣故還是被清場和險些被踩踏的恐懼。張葉開始查看各媒體當時的直播與報導,查詢當事人錄像,一遍遍和朋友拿著手機裏僅存的一則十秒視頻回憶衝突的起因經過,她不斷質問「如何追責」,「就是覺得他們(警察)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們,還有王法嗎?」

2019年6月12日,警方將催淚彈射上中信大廈外的天橋,途經的行人爭相走避。

2019年6月12日,警方將催淚彈射上中信大廈外的天橋,途經的行人爭相走避。攝:陳焯煇/端傳媒

對於12日發生的事,來自北方的安欣有截然不同的印象。

「當時把我嚇到了,因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攻擊警察。」在安欣公司樓下的咖啡廳裏,一身精緻職業裝連衣裙的她回憶起當天的畫面,搖了搖波浪捲髮,瞪大了雙眼。

那天下午,安欣自中信大廈二層經中信天橋往金鐘站方向走回,由於樓下聚集了大量人群,對示威全不知情的安欣便停下看了一陣:

在警方防線前,示威者與警方相互呼喊,不多久,有示威者開始丟擲雜物,其中夾雜著磚塊,警方則開始上前拉人。「一開始我以為是雞蛋,後來看大小不太對,」安欣回憶到,在警察舉起會釋放催淚彈的警告後,她便匆匆離開。

多家媒體試圖重組6月12日的衝突始末。據立場新聞報道,添華道的衝突或源自示威者佈置鐵馬時想「推多下」而引起的「意外」;當日在場多名牧師及傳道人則對《明報》表示,未見示威者有何衝擊,只有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及警棍驅散。但直播引發了連鎖反應,一些示威者被畫面激怒,3時40分左右決定衝擊立法會示威區。衝擊中,有龍和道方向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磚塊,有警員將磚塊拾起回擊。在示威者的攻勢下,警方撤回並置換裝備,向衝擊的人群發射橡膠子彈及布袋彈,不多久開始了對全場的清場。

內地生對於各種示威方式的態度

內地生對於各種示威方式的態度 端傳媒設計部

安欣認定,這是一場「暴動」。事實上,持類似看法、或對示威者懷抱恐懼的人在港漂群體中不算少數。他們多會避開示威區域,對香港本地事件及社會生態了解不多,不少因語言或文化差異而選擇同內地生群體抱團,獲取信息亦依賴「港漂圈」等專為在港內地生提供資訊服務的微信公眾號。

在港博士生田睿告訴端傳媒,香港理工科在讀博士多為內地生,然而在科研之餘,他們多選擇看劇或購物,鮮少關注香港。反修例運動雖或多或少觸及他們的生活,但大家也很少討論,一部分人因此陷入困惑與矛盾,還有一部分人則憤怒於自己生活受到的干擾。

保險從業者程晨在運動起初一度表示支持,並安撫內地客戶遊行是香港社會常見的表態方式。然而,三次帶著客戶遇到示威活動,8月5日又因大罷工而上班受阻,加之內地朋友不斷拋來真假難辯的消息,程晨開始轉變了。她不知如何安慰客戶,又迷失於兩地不同焦點的輿論戰,更不能理解著黑衫的年輕的士司機口中的「香港就要完了」是指什麼。

除了要面對真偽難辨的信息和撕裂的輿論混戰,對8萬港漂來說,更難以消化的是從小建立起的價值觀被衝擊、甚至被打碎。

2019年6月16日,香港民陣發起第四次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 。

2019年6月16日,香港民陣發起第四次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座城市,忽然讓她生出想要融入的心情

猶豫多次後,遠在歐洲的陳曉決定參加由同在當地交換的香港同學組織的聲援集會。

「我不知道該不該去參加,也沒有朋友一起,」6月16日,她依照群組的呼籲,一身黑衣出現在集會廣場。廣場中約有三、四十人,拿著自製的傳單向周圍人解釋香港發生了什麼,偶爾喊幾句英文的口號。由於擔心不會說粵語被排斥,陳曉不敢前去攀談,只靜靜坐在人群旁,手裏沒有宣傳物資,沒有一同喊口號,也沒有其他人前來詢問。

二十歲出頭、喜歡運動的陳曉,溫和、愛笑、高挑,中分的直髮落在肩膀兩側。成長於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陳曉兒時印象裏的香港是一座搭巴士需要排隊的購物城市;來港修讀心理學,也被她視作今後走向更遠方的「跳板」。直到交換至歐洲,她隔著時差回看香港,看到6月9日人群逼滿街道的遊行照片,這座城市,忽然讓她生出想要融入的心情。

當然,試圖融入的過程算不上順利。6月10日早,林鄭月娥見記者,表示前一日游行的市民「非常之多」,但亦收到相反意見,不撤回修例。陳曉與香港朋友交流時,表達了看到消息的第一感受——「感動」,「就是覺得政府起碼還會回應你們,看起來好貼心,沒有什麼都不說話就這樣過去。」對方卻回應道,陳曉熟悉的大陸政府或許做到三、四十分,而香港政府做到的五十分似乎高了一些,但其實都不及格。

「你們要求太高了吧!」陳曉當下覺得難以理解。

不過,與朋友的分歧促使她開始大量查閱資料,觀看不同觀點的政治評論視頻,查驗其中提到的每一個證據,直到看到香港大律師公會早在6月6日發布的《簡易指南》《補充意見書》,她才感到自己終於選擇了一個穩定的立場。

這兩份聲明表示,在法庭只能審核表面證據、不得審查是否實質干犯相關罪行的情況下,行政長官作為移交程序的唯一決策者並不合理。此外,香港保安局局長5月30日宣布的多項修補中,會剔除如刑事恐嚇、與16歲以下兒童性交等嚴重罪行,縮小適用範圍與特區政府表示的關注不公義制度漏洞背道而馳。

15日,一直在克服時差、熬夜追新聞的陳曉,看到了黃衣男子墜樓的消息。

當日下午,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例,並指6月12日為暴動,表示支持警方執法。晚間,一名身披黃色雨衣的男子爬上金鐘太古廣場平台,在棚架上掛出「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等標語。與警方談判人員僵持5小時後,男子於晚9時墜樓,送院不治。

「那是香港第一個為此事付出生命代價的人。」陳曉開始理解香港人的憤懣,並決定在16日加入聲援香港的集會。

在集會現場,儘管覺得「在這裏出現也是一種支持」,陳曉的身體語言卻不斷釋放出想要逃走的訊號,她發現自己不知「怎麼去喊(口號)。」

內地生對於運動中不同口號的態度

內地生對於運動中不同口號的態度 端傳媒設計部

「可能從小就沒有這樣的概念,什麼叫遊行、什麼叫集會,所以我有種很陌生的、害怕的、不熟悉的感覺,不知道如何去支持他們。」

同一天,在另一端的香港,張葉帶著白色悼念紙花走入遊行人群,成了當天200萬(警方數據33.8萬)遊行群眾之一。在港10年卻始終有異鄉之感的張葉,忽然覺得自己被香港接受了,也同時接受了香港。

五年前,她也曾面對與陳曉類似的剝離感。

2019年6月12日,佔領金鐘期間下雨。

2019年6月12日,佔領金鐘期間下雨。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們都曾是outsider:「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正義性消失了」

2014年的張葉,在香港一所高校修讀媒體類課程。那一年9月26日,香港發生了爭取雙普選的雨傘運動,在長達81天的佔領中,張葉只去過現場兩次。

一次如陳曉一樣,是她主動去的。因身處的內地生圈子鮮少立場相似的朋友,張葉隻身前往金鐘。站在搭著帳篷、秩序井然的人群裏,她恍惚生出烏托邦的感慨,也發覺孤身一人的自己「如同一個outsider」,於是站了一陣便很快離開了。

此前還有一次,張葉是帶著課堂小組作業去的。

張葉與後者在課堂上吵起來,她指出,政治不應該被視為不好的、需要逃避的、甚至不可被觸碰的東西。

課業要求錄製一段與當時罷課事件有關的採訪視頻。張葉同組的兩個同學,一位傾向中立,另一位則立場偏藍,但經過討論,三人最終依照張葉的想法走到金鐘,採訪了不同政治立場的學生。

令張葉印象深刻的是另兩個小組的同學,一組認為金鐘現場的人不理智,因而選擇拍攝採訪身在大陸的學生;另一組的一位同學則質問老師,為何要讓學生到罷課的地方採訪,學生應學習知識而非參加政治化運動。張葉與後者在課堂上吵起來,她指出,政治不應該被視為不好的、需要逃避的、甚至不可被觸碰的東西。

「她說,你們怎麼老是覺得中國人過得不好,我就是中國人,大家都過得很好,你們對中國的了解太淺薄了,你們根本是在抹黑中國,你們不了解中國。」張葉記得女孩的回應很激烈,也避開了逃避政治的論點。這場爭論讓張葉感到雙方對於政治和權力的認知不同——她也是如此看待如今的藍黃、中港爭論的。

同樣曾在校修讀媒體課程的安欣,卻有著不同的體驗。

大一,對文字有熱情的安欣一度想要修讀新聞系,因而選讀了一門新傳基礎課,其中有一項佔比30%的課業要求書寫指定書目的讀後感。安欣選擇了《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然而滿分100,她只得了三十幾分。

「這很恐怖,在學習上本地生是沒辦法和我們拼的,每年GPA最高都是我們內地生,」安欣的語氣裏至今留著一絲憤怒,「我當時很驚訝,不太能接受這種分數。」

安欣去詢問批分的助教,助教將另一篇98分的讀後感遞給她。安欣仔細對比後發現兩篇讀後感幾乎完全一致,但另一篇在文末多了一個觀點——該書未寫出共產黨不好之處。安欣質問助教是否一個觀點可以值70分之多,記憶裏,助教對安欣說:「因為我沒有看到你的critical thinking。」

鬱悶之下,安欣逐個詢問了被同一位助教批改課業的內地生們,幾乎沒有一個高過50分。

「然後我霎那間就覺得,OK,我懂了。」安欣說,自己的新聞夢想也自此打碎。在她看來,一旦被貼上「內地生」的標籤,隨之而來的便是「被洗腦」的形象,對方因而完全不會理會你的觀點和邏輯,「感覺他們聽不到你的聲音。」

同年,安欣在香港還經歷了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聖火到來前,她在學校郵箱裏收到學生會號召反對聖火傳遞的郵件,呼籲大家在傳遞的路邊舉牌。安欣對此至今無法理解,「你為什麼要反一個讓我們覺得很榮耀的事?」

內地生認同自己的內地身份,感到遭遇了哪些態度

內地生認同自己的內地身份,感到遭遇了哪些態度 端傳媒設計部

這種疏離、不理解和撕裂,幾乎是每一個港漂都必須穿過的隧道。多數時候,那條隧道蕪雜、幽暗且難覓同伴,沒有人知道每個人在隧道裏經歷了怎樣的打碎、重建或固化,而在走出隧道的那一刻,張葉和安欣選擇了不同的方向。現在,輪到陳曉穿越隧道了。

7月11日,香港大學校長張翔發出公開信,譴責衝擊立法會行為屬「破壞性的行動」,引起師生大量不滿。此後,港大又發生內地生撕掉標語等風波,引爆內地生與本地生、及本地生不同光譜之間的輿論戰,甚至出現人肉搜索等網絡暴力。

站在民主牆下看著關於香港獨立、新移民或內地生搶奪資源等留言,她想跑掉,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不該在香港,「覺得十八年來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正義性消失了。」

身在內地生的圈子,陳曉認為很多人並不清楚香港發生了什麼,但大家無一例外地認為在香港生活有遭遇不公平的對待,因而,一點火星都足以引燃雙方,將此事變成「大家發洩自己過去不滿的出口」。

「我是從那樣走過來的,我知道那種在本地生間有些不舒服的地方,」陳曉皺了皺眉頭,回憶起自己大一初入學時,由於不會粵語而感受到一些排斥,站在民主牆下看著關於香港獨立、新移民或內地生搶奪資源等留言,她想跑掉,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不該在香港,「覺得十八年來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正義性消失了。」

陳曉先是用了一年時間適應香港的日常生活,又在上海、北京遇到類似的排斥後,意識到排外情緒的普遍存在;大二,她因學生活動了解到更多香港社會運作的細節,到歐洲的交換則進一步讓她對比到歐洲與香港的一些類似、以及與內地的不同。陳曉在這一系列「蠻心酸的途徑」後,逐步放下一些心結,而反修例運動的爆發,則將她真正捲入了香港。

2019年7月21日,示威者到西環的中聯辦集結,門外的中國國徽被漆彈染黑。

2019年7月21日,示威者到西環的中聯辦集結,門外的中國國徽被漆彈染黑。攝:林振東/端傳媒

夾在中間的人:「大家在通過這個運動,學習一個社群如何得出共識」

與6月16日在異國默默參加的集會不同,說起7月21日的遊行,陳曉明顯興奮和話多了起來。

那天,陳曉意外看到很多銀髮族、年輕夫婦帶著小朋友,還有坐著輪椅的殘障人士。除卻經過灣仔警署時,有人圍在水馬邊怒罵警察外,遊行比她想像的和平很多,且井然有序,有議員為大家加油,有專門回收塑料瓶與傳單的地點,也有舉著牌子說若需要幫助可以拿律師名片的攤位。身邊的人不時喊著口號,陳曉聽到最多的是「沒有暴徒,只有暴政。」不過,她仍然沒有跟著喊。

這樣人擠人、口號聲迭起的場景,令陳曉回想起小學時奧運聖火傳遞到家鄉的情形,同樣是人潮洶湧,人們拿著國旗一邊揮舞一邊喊著口號——場景多有類似,目的卻如此不同,「感覺五味雜陳,如果說小孩會被利用的話,可能當年的我也被利用了。」陳曉記得那次集會人們曾唱起《五星紅旗》,其中有一句是「五星紅旗我為你驕傲,我為你自豪,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陳曉說,如今想來有些「瘆人」,「一面死物,比你這個人存在本身還要重要。」

不過,遊行結束回到家中,看到國徽被塗污,她仍然感受到視覺上的震動。

但銅鑼灣及中聯辦附近的衝突畫面,很快被元朗地鐵站的突發事件打斷。當晚,一群涉黑背景、身穿白衣的人手持木棍、藤條,對市民展開攻擊,造成含一位孕婦在內至少45人受傷。據警方之後公布的信息,其在接報39分鐘後才派大量警力到場,是因資源調配問題,「需要檢討」,但未回應是否道歉。

陳曉盯著直播一直到深夜,除了害怕和沮喪,她無法思考任何事情。鮮少使用社交媒體的她,在那一刻湧出訴說的衝動,「很想要窮極那個事情的真相,我沒有想說立場,只想說請你看看,香港已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同樣盯著直播的張葉,則轉發了背著書包的男子在元朗地鐵內跪著請求白衣人不再攻入車廂的視頻,並評論到:「恨到眼冒火。」

但此時,隔著一道防火墻的大陸輿論,則聚焦在「國徽不可冒犯」的憤懣中,甚至有人因此對元朗襲擊叫好。「看對面的聲音太難受了。」撕扯中,張葉把微博卸載了。

「我覺得大家在通過這個運動,學習一個社會群體如何去得出共識。」

早前,張葉曾轉發不少解釋性的文章與闢謠的消息到朋友圈中,不料遭大量指責和謾罵,有人指摘她「港獨」,有人則稱她認知膚淺。張葉耐著性子回復了一些,後來因有感於認知不同而漸漸放棄,甚至把朋友圈也關掉了,「他們在把自己的恐懼投射出來,他們其實不理解香港人的心理,當然香港人也不理解大陸,兩邊差異太大了。」

事實上,早前張葉在網絡中曾看到有內地生於西九遊行中因帶口音的廣東話而被其他示威者為難的帖子;也有朋友在前往遊行會合的路上因在電話裏講普通話而遇上周圍人警惕的眼神;自己更在一次集會中、站在天橋上拍廣角照片被身邊的黑衣年輕人大聲呵斥:「邊個影相!」(編註:誰在拍照?)

張葉說自己可以理解在警方臥底的陰影下示威者風聲鶴唳的心情,同時,她也對於警方是否打死人的論斷十分謹慎,並轉發了早先稱拍到臥底警察配有真槍實為示威者氣槍的澄清,「我覺得大家在通過這個運動,學習一個社會群體如何去得出共識。」

內地生對於五大訴求的態度

內地生對於五大訴求的態度 端傳媒設計部

同樣夾在兩地資訊中的陳曉,則對大陸媒體的報導感到失望,這種失望甚至讓她開始懷疑,之前聽到的、小時候令她感到憤怒的新聞,究竟是不是事實。

當然,這種對立並不是全面的、毫無縫隙的。陳曉有一日便在朋友圈看到一位內地朋友質疑刷屏的「香港廢青」論調。對方說,不明白為何現在如此多人對一群自己的同胞,張口閉口地叫「廢青、港獨、黃屍」,這與多年前我們被無緣由叫「東亞病夫」有何區別。陳曉問起原由,對方表示,覺得這樣的風氣和語境很不對勁。

對安欣來說,早在6月12日看到示威者先丟磚後,便不再信任香港本地媒體的報導,她表示無法認同媒體對警方使用過分武力的強調,認為每一次都是有原因的,反而感到香港警方不足以保護自己的生活安全,「我是覺得香港的新聞自由在我這裏死得很徹底。」

八月,又一次意外撞入示威現場後,安欣開始真正關注反修例運動。

2019年8月12日,示威者在香港國際機場內示威,向旅客派發傳單及呼叫口號。

2019年8月12日,示威者在香港國際機場內示威,向旅客派發傳單及呼叫口號。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還安全嗎?

8月12日,安欣自外地出差回港,恰遇上當日的接機行動(編註:8月9日至13日,示威者發起到機場接機行動,向旅客宣傳反修例運動),那是她繼6月12日後第一次近距離遇到示威者。而在此期間,她並沒有太多關注運動,也未受到影響,住街對面的連農牆,在她看來如同學生時代需特地繞路吃飯才會看到的民主牆一樣,是不會關心、不時出現的日常而已。

機場事件中出不去、進不來的困境讓她感到害怕,「我覺得那種無力感不比遭受警暴卻投訴無門的人來的少。」

但望著通道外,身著黑衣、拿著標語、不時大聲喊口號和前傾著向通道內丟擲傳單的密密麻麻的人群,安欣直言感到「恐怖」,於是選擇了報警。

「但警察也進不來,接我的老公也進不來,而欄杆外的那些人像是要撲過來抓你的感覺。」安欣做了一個野獸撲抓獵物的動作。

翌日,機場發生了《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被打事件。安欣追蹤了全程直播,其中,醫務人員試圖帶離付國豪卻遭示威者阻攔的情形讓她多了一層憤怒。

「整整一個小時啊!」安欣豎起右手食指,再次睜大了平日里多是笑意彎彎的雙眼,「我真正害怕的不是衝在前面打的那幾個,這麼大基數一定有不理性的人,我害怕的是後面那些不讓救護人員進來和不讓救護車走的人。」

8月13日的晚上,安欣失眠了。

「以前我一直覺得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因為有警察的保護,而是身邊都是文明程度很高的人,講理的人,」安欣說,機場事件中出不去、進不來的困境讓她感到害怕,「我覺得那種無力感不比遭受警暴卻投訴無門的人來的少。」

在她看來,示威者如過去學生會的人一樣,聽不進任何人的聲音。在機場付國豪事件發生的翌日,她的一位香港朋友在臉書上用黑色背景寫了一句「Shame on HK」,評論區立刻湧現了不少的指責和反駁。

三個月來,張葉發生了很多改變。她開始愈發頻繁地使用社交媒體,在平台上表態甚至爭論;開始更多地使用粵語。從前走上街頭和人群一起喊口號已是集體行為極限的張葉,如今笑著說自己可以在家門口向外大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縱然她一度認為此口號過於殖民語言而有所排斥。

「語義是在不斷變化的,人們的行動重新定義了口號,」張葉說,縱然不斷猶疑,她對於示威者的暴力認受度也越來越高,「對面(指港府、北京)太強大,太邪惡了。」 張葉的日常生活也被運動塞滿了。每日下午4時都會守在直播前看完警察記者會;中午與晚間吃飯,則與同事、朋友討論運動進展及看法。

「我從來沒聽過那麼多的記者招待會,」張葉語氣開始變得低沉,有時她會莫名其妙地哭起來,「還不時要質疑自己,怎麼可以接受暴力?事件究竟是怎樣的?是不是太激進了?」

9月2日,張葉在難得的空隙裏到銅鑼灣逛商場,馬路邊的欄杆都被拆光了,只拉了一條細細的尼龍線以示界限,但沒有一個人穿過。張葉打趣說,不需要尼龍線,只消粉筆畫一條線香港人也不會踩過去。「香港本身是一個太有秩序的社會了,這樣的社會卻能夠失序成如此,管理者不應該好好反思麼?」

不過,張葉越來越多使用粵語,除新增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之外,還有一層隱隱的擔心,「如果身邊的港漂聽到會怎麼樣,會不會舉報我?說廣東話對我來說更安全一些。」

8月以來,多位對香港反修例運動表達過支持的港漂或大陸民眾被舉報及人肉起底、甚至被公安短暫拘禁警告,一度傳出有人在臉書中搜尋異見內地人到微博舉報的消息,一時間人心惶惶,不少人開始封閉社交媒體、更改隱私設置。8月10日,張葉也更新了臉書隱私。

「六月的時候曾以為很多都是底線,」張葉說,曾想和平示威區是底線,地鐵站是安全的,商場是平靜的,然而這一切底線都被打破了。早在6月底,張葉曾有朋友到港時在地鐵上聊起六四,張葉很大聲地講了一句「六四」後,朋友下意識捂住了她的嘴,愣了一下方說忘了這裏是香港。而現在,她也不敢在地鐵上大聲說「六四」了,甚至一次在餐廳吃飯時要對座的同學談及天安門事件時小聲些。

張葉瞥了一眼兩邊繼續說到,「我覺得香港不再安全,是因為他們把很多正常的事情恐怖化了,我的思維結構不自覺被改變了,如今回想好可怕,這才短短兩個月。」

與此同時,安欣減少了觀看新聞及直播的頻率,以逃避衝突和撕裂輿論帶來的情緒困擾;陳曉則踏上在港實習歷程,期待有一天可以融入並喊出「香港人加油」的口號。

應受訪者要求,安欣、陳曉、張葉、田睿、程陳均為化名。

本文出現的圖表數據由香港中文大學山城學生研究小組提供。這個由該校內地生組成的研究小組,以在微信朋友圈發放問卷的方式,採集到268個樣本,涉不同年齡區間,其中在讀的大三、大四學生比例較多,認為自己親民主、親建制及中立的幾乎各佔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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