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生意：我替別人上網課

陳磊（化名）去石家莊的中介分公司面試時，整個辦公室裏只有他的上級一個人。短暫的面試之後，是長達一週的審核期。期間陳磊收到了一些英文學習資料。其中包括歐美高校對文本格式的具體要求、語法書輔導材料，以及一個免費的Grammarly（語法糾錯工具）賬號。

這份工作的內容，是替代他人上網課、寫作業，甚至參加考試。「這是需求帶來的市場，你不僅能提升一下英語水平，還能順便掙點錢。」在一位朋友的介紹和慫恿下，陳磊心動了。

網課與「學生」

《紐約時報》報導，COVID-19疫情至少迫使九個國家，全球數億學生無法繼續線下課。在這樣的情況下，各高校紛紛推出網課教學。

另一方面，艾媒網調查結果顯示，從2013年至2019年，短短七年間，中國選擇出國留學的留學生數量已經從41.4萬增至70萬以上。澳洲網絡媒體 MacroBusiness指出：「這種繁榮帶來的一個惡劣的副作用，就是合同作弊服務激增。」

合同作弊，按照論文查重網站Turnitin的解釋，就是學生委託第三方來完成作業。只要學生支付一定的費用，機構就可以找到寫手，幫學生上網課、完成課後作業、論文、考試，甚至還可以假裝學生和教授寫郵件溝通。只要機構聯合寫手，和學生打好配合戰，在教授需要開攝像頭上課或是回答問題時及時出現，學生通過課程完全無虞。

這樣的生意，以廁所小廣告、社媒群聊、甚至公開的廣告鏈接等形式和史無前例的速度，在產業鏈化的道路上飛馳。

陳磊上崗後的第一個任務，是幫助一名社區大學（Community Collage）的學生完整地上完一門名叫「跨文化交際」的網課，除了上述服務外，「一些問答類的課程需要錄視頻的話，講稿也是我來寫。」他從10月初一直工作到12月，作為「最低級的普通兼職人員」，三個月的勞動得到的回報，是1200元人民幣。

他的上級跟他簡單介紹了公司的運營模式——從海外渠道接單，然後經過渠道層層轉包，一些小單子就會下放下來。小單子，指的是考核難度以後的簡單的任務，比如普通的社區大學選修課，也包括單次論文、作業。大額的、重要的單子就留給公司裏有足夠水準的學生或者寫手完成。

「高級的（寫手）應該也是從學歷、英語考試級別、履歷來分。入行久的，有雅思託福GRE成績保證的，或者985、211（中國大陸政府與教育部指明的重點高校）的，（工資）就會很高。」陳磊說，「一些歐美名校的作業要求很高的，就需要我們國內研究生級別學歷來對應著做。老實說國內一些研究生都未必能做好那些作業。人文學科寫論文性質可能還可以，但是理工類、比如數學建模、數理統計、金融模型這種，開價會五六千起步外加介紹費。」

在陳磊看來，這份工作的投入產出比很低，像他這樣的「底層兼職」只是最簡單的出賣勞動力而已，談不上技術含量，搭建平台和介紹渠道的人才是最掙錢的。在12月結課後，陳磊離職了。

星瀚律師事務所的阮靄倩律師說，代刷網課形式新興，目前中國也沒有明確的規定禁止替代網課，監管相對來說偏弱。

今年24歲的楊菲在法國攻讀生物學碩士，按學校原教學安排，2020年3月是畢業前的實習期；然而，COVID-19疫情的高速傳播導致法國政府實行全部封鎖，學校轉入遠程授課模式後，隨即取消了實習安排。沒有課，沒有實習，更不敢出門的楊菲每天都在自己獨租的公寓裏和寵物貓為伴。

和陳磊起初的想法類似，賦閒在家的楊菲通過一個家教群聯繫上了發廣告的中介。一開始，楊菲只做簡單的論文代寫，因為出稿快、質量高，客戶和中介的反饋都不錯。

五月，中介又聯繫上楊菲，問她能不能幫一個在英國高中讀書的華人留學生完成一場「為期一小時的在線物理考試」。在收到學生平常練習的題目後，楊菲自認為很簡單、有把握，於是欣然接受。

考試前，中介先通過微信確認楊菲在線。隨後通過微信，把客戶發來的在線考試題目的屏幕截圖「實時同步」發送給楊菲，楊菲再把寫完的題目內容拍照發回中介。

這場考試，她得到了100元的報酬。楊菲說，在考試前她還有些許擔心自己不能按時寫完，不過，在看到考試題目的時候，「簡單到令我生氣，覺得對面的小孩好不爭氣，這麼簡單的題都不會做，家裏白供他花錢讀書了！」

這家中介最後一次主動聯系楊菲，是找她替在加拿大大專學校讀藝術專業的學生「完成一個學期的文化課課程」，她需要通過登錄客戶的賬號，完成上課、做作業、考試的全套代課服務。然而這次，楊菲拒絕了。她不想讓自己被綁到一門長期的課程裏，復雜且耗時，更何況，這一單的預期承諾報酬只有1000人民幣。

一門好生意

在這些中介機構中，AcademicEDU機構的客服說，近一兩年的網課業務尤其多；J&C網課服務機構的客服則直言，網課業務一直都有，只不過今年全學科都變成了網課。代上網課的「老師」不需要負責上課那部分，雖然很多教授會在網絡實時課裏講重點內容，但一般課程都能看錄像回放。在上課參與分不佔比例的情況下，「老師」自己看課件完成任務就可以。

在Twitter上鍵入中文「網課代修」，立刻就會出現不計其數的機構廣告。它們通常以「網課代修招聘」、「北美代考價格」、「Dissertation（學位論文）代寫」等為標籤，並配有與客戶交流的聊天記錄截圖或動圖，呈現出一種極為熱情的歡迎姿態。

有網友評論，最初的論文代寫產業鏈是由不正規的留學機構慢慢轉變而來，這些機構擁有天然的留學生和寫手資源，因此開展業務並不算難事。「網課代修」則成為了疫情時代下的新增業務板塊，中介的運作模式也與多年前很類似。

在2012年到2016年的四年本科就讀時間裏，Yi（化名）作為中介，左手對接客戶，右手對接寫手，先後為多國華人留學生提供了上千次的服務，僅憑這項「兼職」業務，他每月收入達到1萬美元以上。

Yi 就讀於以數學與計算機專業聞名的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下稱「滑大」），這所位於加拿大南部的高校，因課程繁重、畢業壓力大，幾乎年年都會有學生因無力完成學業而選擇輕生。正是在這個學習氛圍濃厚甚至略顯壓抑的校園中，Yi 尋找到了商機。

選擇從事這項工作，最開始是因為Yi「自己有需求」。他就讀於滑大的財務分析及風險管理專業（Financial Analysis and Risk Management），是學校最熱門、也是壓力最大的專業之一。當他無法獨立完成學校的作業時，就去找身邊能聯繫到的學霸有償替寫，「後來身邊的朋友覺得我比較靠譜，也都讓我幫忙安排，然後漸漸地就停不下來了。」

寫手的招聘流程十分簡單，但凡願意、有能力寫的人，都可以直接加入。最初，Yi 會對前來應聘的寫手進行考核，然而不久他就發現，「有些寫手會在通過考核以後，把訂單外包給別人」，這使得考核完全失去意義，他因此放棄了考核環節。

為擴展自己的寫手團隊，除了說服身邊優秀的同學加入，更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招聘網站發布招聘信息」。Yi 從網上招募到的寫手中，大多是「已畢業很久的人」，其中以「母語為英語的外籍全職主婦」為主，「他們在家呆著沒事情做，就接接單。」

在反復招募寫手的過程中，Yi 形成了一套自認為十分高效的方法：鼓勵老寫手推薦新寫手，二人可採用師傅帶徒弟一樣的形式完成作業，老寫手可獲得所推薦的新寫手的部分收入，但對應的也要承擔「寫砸」後的退款賠償，「這樣省心省力很多，招聘、培訓、品控，都解決了」。

Yi 設置給自己的利潤抽成為每單的20%左右，其餘的80%都歸給寫手；因此，無論是招聘寫手還是尋找客戶，對他來說都比較容易。據Yi 的介紹，他所了解的其他中介機構抽成至少佔到一單成交額的50%。「我們抽成少，沒有中間人的話，他們雙方還要擔心對方跑單，多付20%的價格，對於雙方都更放心。」

為了保證口碑，所有寫手最終產出的作業，Yi 都還是會自己檢查一遍，如果是論文，他會再過一遍查重；此外，他需要關註用戶給出的對寫手的反饋，反饋不好的寫手，之後就不用了。

目前，這仍是低風險的暴利行業。Yi 表示，這門生意不存在虧損的情況，「因為是先收錢，寫不了的大不了就是把收了的錢退回去。」

心照不宣的默契

蔚然成風的合同作弊產業鏈在2019年推動了立法。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導，2019年4月，澳洲教育部長Dan Tehan宣布，該部門正在針對合同作弊起草新的法律，寫手將面臨最高兩年的監禁或最高21萬元的罰款。

在教育部長宣布此舉的同時期，就職於澳洲Times Academy院校招生辦的員工卻絲毫不避諱自己幫助學生作弊的經歷，「我手裏就有很多答案，我可以換成任何一個人的名字。」

這名員工說，自從疫情開始流行之後，Times Academy也開始了網課教學。

該員工介紹，這所學校的留學生佔比將近100%。它不屬於高中，也不屬於大學，而是介於二者之間的一種技術專修類院校，旨在培養學生成為電工、廚師等等。一些留學生拿著學生簽來到澳洲，並不是為了學習知識，而是為了「maintain a legal stay（保持合法居留的身份）」，從而留在澳洲，打工掙錢。比起學費動輒五六萬澳幣（約等於30-35萬港幣）一年的大學，學費5000一年的專修院校顯然是這些「留學生」們更好的選擇。

Times Academy院校的學生作業不需要提交Turnitin系統進行查重，從而為作業造假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有些學生甚至會直接提出要求，讓該員工幫忙寫作業。200澳幣一門課，成為她一項穩定的短期兼職。「我與他（學生）交流的過程中，我覺得這是一個聽話的學生，我才會答應他，我不會說所有的人都答應他。」

在端傳媒問到擔不擔心被學生舉報時，她反問：「為什麼要擔心？」

這位員工告訴端傳媒，澳洲市場上像Times Academy這樣的學校還有很多，彼此之間存在競爭關係。為了搶奪生源，「沒有下限」地幫助學生作弊是很平常的事情。

中介們也永遠不會缺乏願意自掏腰包請人上課的客戶們。這個日益龐大的產業像是水面下恣意遊動的鱷魚，總能時不時找到獵物美餐一頓。知乎用戶「花式鏟屎官」曾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條產業鏈中不僅存在著留學生客戶、中介、寫手三個角色。中介又可以分為海外中介，國內中介，以及中介的中介。海外中介負責拉攏留學生客戶，國內中介負責找到對應的寫手，而中介的中介，則負責平衡海外中介和國內中介二者手頭的資源。例如將寫手分發給不同的海外中介，而把海量的留學生代寫單分發給更多的國內中介。

與此同時，還有負責技術支持和質量把控的角色。技術支持人員能夠做到把Turnitin系統中的稿件清除，甚至是提取出來作為給客戶交差的稿件。質量把控則是高水平的老寫手，「這些寫手不自己動手寫，就專門負責檢查、評判、指導」。在端傳媒採訪的過程中，就發現四家機構負責審核應聘者的人事都是同一個人。

相對豐厚的收益，這些中介公司面臨的風險顯得微不足道。阮靄倩律師介紹，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如果代寫公司進行超經營範圍經營，可以對公司進行相應的處罰，嚴重的可吊銷其營業執照。在很多情況下，學生與寫手或公司並不會訂立紙質的合同。（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網站指出，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採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更多的時候，他們會通過微信或者郵件來進行工作任務的處理。

如果款項收取主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境內的機構可以對其進行相應的監管。如果法院判定合同無效，它的法律後果就是代寫人或者代寫機構獲得的款項需要進行返還。

直到2020年12月，「完美」的生意幻化出了一則「都市恐怖傳說」。一位海外華裔高校教師發現，一名已經在11月因車禍意外去世的學生依舊在按時完成作業，保持著同任課教師之間規律的郵件往來，甚至還完成了年末的考試——這令整個學院的教職工毛骨悚然。

這則怪異的新聞傳播開來之後，一些中介公司發現，這個寒假收到的客戶諮詢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