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 兩岸關係四十年:和平的假期

走出「怨恨」,給下一輪兩岸青年交流盛世的備忘錄

如果兩岸青年都能意識到,目前雙方都無法實現各自在族群和主權範疇上的主張,就該思考如何讓雙方能夠共存、共榮地活下去。


2020年6月4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在紀念活動中用蠟燭拼出「自由」二字。 攝: Lin Yen Ti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6月4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在紀念活動中用蠟燭拼出「自由」二字。 攝: Lin Yen Ti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端傳媒於今年九月份推出「兩岸停火四十年:和平的假期」專題,當中針對陸生議題,推出報導〈我們的青春,到不了台灣〉、及評論〈專訪汪宏倫:「陸生」就是照妖鏡,映照兩岸各自的問題〉〈當台灣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陸生經驗反思兩岸間的互相「怨恨」〉,出刊後,引發作者許仁碩以自身舉辦、參與兩岸交流活動的經驗,寫出〈陸生十年,我們真的只能「互相怨恨」嗎?〉迴響。本篇為許文發佈後,另一位曾經留學台灣的陸生回應。

謝謝作者梳理了這幾年兩岸三地學生交流的脈絡。從內容上來看,這十年的歷程,其實也是兩岸三地政治變化的一道縮影;從觀點上來看,我同意這樣的觀察。此外,我想從陸生的角度補充一些個人的看法,一方面作為對這篇文章的回應;另一方面,通過不同群體的生命經驗,使得主題更加飽滿。

我認為,兩岸青年得以在2010年前後,開啟了第一波真實的相遇,是由兩個重要的機會結構所導致。而之所以稱為「真實」,是因為陸生、台生得以大規模的自由往來。同時,這些人並非經由刻意「篩選」而成;相反地,在他們的身上所體現的,是相當一部分兩岸基層的真實狀況。

第一個機會結構,是中國大陸在2010年尚處於「後奧運時代」的餘韻之中,亦是相對開明開放的時期。一方面整個社會思潮相對多元,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和文化運動較為活躍,無論從內部還是外部,對中國大陸未來的預期充滿樂觀,認為這是一條線性進步的路徑,從經濟開放到政治開放是自然而然的。

其中,反映在對台灣的總體性態度,大陸普遍的民意認為,台灣經過政黨輪替,馬英九會「撥亂反正」,對兩岸關係重啟新局。這種態度最鮮明的例子就是韓寒的〈太平洋的風〉

第二個機會結構,我個人認為是2008年台灣政黨輪替之後,自上而下的兩岸互動的鬆綁,繼而帶動社會層面「探索大陸」的好奇心增加。對於台灣青年來說,無論是好還是壞,對大陸的瞭解可以不再局限於二手的新聞和書本知識,加之大陸方面「統戰」所產生的「拉力」,使得大規模的你來我往第一次成為可能。

不過從陸生的角度來看,我想補充一些視野上的差異。私以為,2014年太陽花學運,既是兩岸從官方層面開始出現轉折的分水嶺,也是陸生更深刻認識台灣的轉捩點。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個人認為絕大多數陸生還是相信交流的「進步史觀」,認為交流一定會帶來理解和融合。但是經此一役,陸續有陸生開始反思,究竟交流是否真正會帶來理想中的結果,還有什麼樣的因素影響了我們沒有走向想像中的融合。

2014年3月27日台北,學生抗議者繼續佔領立法院。

2014年3月27日台北,學生抗議者繼續佔領立法院。攝:Lam Yik Fei/Getty Images

2016年政黨再次輪替之後,我認為陸生其實已經開始出現分化,一部分陸生意識到交流帶來的是「水油分離」的結果,雙方更清楚的體認到彼此的族群邊界和身份邊界。我認為這並不是一件壞事,霧裡看花水中望月未必是好事。

而另一部分,則是陸生開始逐漸成為沉默的大多數,相比早期陸生群體相當一些成員願意積極參與台灣社會議題,最終不知不覺的變成熟悉的陌生人。留學的過程退化成為獲得商品化教育的過程,十分可惜也令人難過。

我認為,從2011年陸生學位生第一次來台,到2020年陸生政策壽終正寢,象徵著第一代兩岸青年大規模交流的結束。雖然結果不如預期的那樣,而是一個令人遺憾和感傷的結果,但是它留下的啟示不可謂不深刻,我個人歸納為兩點:

第一點,這種自上而下由政黨和政治所推動的青年互動,雖然能夠快速助推交流的起跑,但是也具有先天性的劣勢,正是由於其政治性大於其他的特徵,使得這種交流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和政黨變遷的影響,例如當大陸的領導人更替,台灣的政黨輪替,結果就是巢傾卵覆,成果轉瞬即逝。

第二點,沒有前提的交流,不一定會有好的結果,甚至會帶來大概率的失敗。這裡所謂的前提,指的是必須尊重彼此的核心「情感」,克制自己的報復衝動、避免以怨恨疊加為後果的互動。理想的互動過程,應該是帶著同情式的理解和理解式的同情。未來如果還有第二代的交流,希望我們能夠引以為鑒不再重蹈覆轍,從這兩方面著手,加以修正和改進,這是必須雙方同時開始的修復工作,這點上我完全同意汪宏倫老師的觀點

我個人認為,在此當下,兩岸彼此正在經歷報復的循環和敵意的螺旋,原本雙方並沒有那麼多的仇怨,而恰恰在這個巨變的2020年,加速了這種對立的情緒。虛擬社會的「速食化」和高度化約,讓人們所經歷的「非現實感體驗」遠比現實社會更難以感知到彼此的價值底線和情感結構,而兩岸在地理空間上恰恰是高度接近的,虛擬和現實的張力背後,是衝突和危險的升高。

如果雙方真正意識到,在目前雙方都無法最終實現各自在族群和主權範疇上的主張,就應該認真思考還有什麼辦法,讓雙方能夠共存地好好活下去,繼而尋求共榮的可能。

這可能是兩岸青年十年來交流所能夠留下的最大、最具有價值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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