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人送別馬勒當拿：他偉大，他民粹，他有遺憾，他說「球不沾污」

2020年11月25日，一整夜的夏季暴風雨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天色不甚明朗。仍在疫情漩渦的阿根廷，部分行業尚未復工，街景顯得有些沉鬱。午後不久，《號角報》發布的緊急消息徹底打破了這平平無奇的一天：球王迪亞高·馬勒當拿（Diego Armando Maradona Franco，馬拉度那）在其布市北郊提格雷（Tigre）的住所因心臟驟停去世，年僅60歲。

無論是其他媒體或民眾，起先都不願意接受這消息的真實性。一些電台和網媒在轉述消息時，強調是「《號角報》聲稱馬勒當拿去世」，絕大多數民眾則是在互相求證，並要求有關人士闢謠。一個多小時後，全國各大主流媒體相繼獨立發布了同樣的消息，阿根廷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悲傷。馬勒當拿最後執教的球隊所在的城市拉普拉塔，街頭的汽車紛紛為球王鳴笛致意。社交網絡上，悼念的文字和影像如潮水一般湧來，人們分享着馬勒當拿的精彩進球、他的人生故事、他和拉美各國領袖和人民的友誼、他上台演唱探戈樂曲的場景。阿根廷人無論男女老少，看球與否，都感受到馬勒當拿去世的事實給他們造成的衝擊。

阿根廷總統阿爾貝託·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在推特發布了去年就職總統後在玫瑰宮和馬勒當拿緊緊擁抱的照片，他在推文裏說：「你帶我們走上了世界最高點，給了我們無限的快樂，你是最了不起的。謝謝你曾經存在過，迪亞高。我們將會永遠想念你。」

馬勒當拿對於阿根廷人的意義早已超出了足球。電視媒體人勞塔羅（Lautaro）是多年的老球迷。他對記者表示說，阿根廷人對馬勒當拿的愛戴無關足球：「他是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偶像，在他之後，阿根廷已經沒有英雄。」

馬勒當拿所代表的這種有幾分浪漫的民族主義、英雄主義情懷，是許多阿根廷人心中近乎神聖的存在。上世紀後半葉以來，阿根廷國運幾經沉浮，只有足球和探戈令人們仍然感到作為阿根廷人的快樂和自豪，而馬勒當拿則是這座王冠上的明珠。

1976年，16歲的馬勒當拿在阿根廷青年競技俱樂部（Argentinos Juniors）開始職業足球生涯。正是同年，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為首的右翼阿根廷軍官發動政變推翻伊莎貝爾·貝隆夫人（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建立軍政府，大規模捕殺反對派。當時倡導創造力和激情的 「左派足球」 代表人物——國家隊主教練文諾迪
（César Luis Menotti，梅諾蒂）以足球挑戰軍政府，1978年，文諾迪帶隊贏得世界盃冠軍。他和他的隊員們在奪冠慶典上拒絕與魏地拉握手，當眾嘲諷了獨裁者。馬勒當拿這一年無緣入選國家隊，就這樣錯過一次屬於「左派足球」的勝利狂歡。

1982年，魏地拉的接班人、獨裁者加爾鐵裏（Leopoldo Galtieri）統治下的阿根廷和英國在福克蘭群島（馬島）展開軍事爭奪。雖然阿軍佔得地利，並擊沉了多艘遠渡大西洋而來的英國艦艇，但由於實力懸殊，阿根廷最終戰敗。同年，世界盃在西班牙舉行。馬勒當拿這時也熱情地支持阿根廷對馬島的訴求。這時他的第一次世界盃，遠赴歐洲的阿根廷球員們本在出徵前準備了橫幅宣告馬爾維納斯群島屬於阿根廷，卻在開幕式時得知阿軍向英軍投降，這給了所有人一記當頭棒喝。此時的馬勒當拿已變成文諾迪手中的頭號王牌，但即使將帥齊心，也抵不過軍事失敗所帶來的悲觀情緒。最終，在第二階段的比賽中，阿根廷兩戰皆負，馬勒當拿也並沒有率隊打敗巴西隊，反而吃到一張紅牌，打道回府。次年，加爾鐵裏的軍政府倒台。

軍事失利給阿根廷人的打擊，最終由馬勒當拿在1986年的世界盃上得以補償。新教練卡洛斯·比拉爾多（Carlos Bilardo）在賽場內外給予馬勒當拿充分的自由，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阿根廷一路過關斬將，在八強賽中遭遇英格蘭隊，上演了世紀經典的「英阿大戰」，在濃重的政治怨氣中，馬勒當拿同場接連上演「上帝之手」，和連過六人、半場奔襲的世紀進球，摧枯拉朽般地斬落了英格蘭，接着分別擊敗比利時和西德隊，捧起了大力神杯。「戰」後，馬勒當拿宣稱這場勝利是祭奠死去的阿根廷將士的在天之靈。

對許多阿根廷民眾來說，馬勒當拿的民族主義象徵不只是為國爭光。他出身平凡，從布省貧窮的菲奧裏託村（Villa Fiorito）開始學習踢球，直至成為世界巨星。「他的故事，是一個生於普通街區的阿根廷人實現夢想的故事。一個凡事皆有可能的故事。」貝隆主義運動基層工作者胡安（Juan）在自己的臉書頁面寫道。這種「阿根廷夢」式的敘事，並沒有讓馬勒當拿成為美式個人英雄主義的代言人；恰恰相反，它把馬勒當拿和底層人民緊緊聯繫在一起。「馬勒當拿的人民性，使他成為一名貝隆主義者。」胡安說，「馬勒當拿屬於人民，人民創造歷史。」

不過，與其說馬勒當拿熱衷左翼政治，不如說是他擁抱的是更為面目模糊的平民主義或民粹主義。如同千千萬萬普通人一樣，他的政治立場也是模糊、碎片與個人化的。千千萬萬的阿根廷人在馬勒當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世界範圍內，馬勒當拿是民族形象的代言。他的不拘小節，真誠直爽，口無遮攔，桀驁不馴甚至「上帝之手」，無一不向世人展示阿根廷的民族性格。

這也使得馬勒當拿擁有了更復雜的面孔。1989年，代表貝隆主義內部右翼派系的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在選舉中聘請馬勒當拿的前經紀人主導競選事務。當選後，梅內姆不單赦免了魏地拉和加爾鐵裏等前獨裁者，而且逆轉了傳統貝隆主義的福利國家和阿根廷本位路線，轉而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將阿根廷比索和美元強制一比一掛鈎，大量引入外資。

馬勒當拿身上有一個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的紋身。然而梅內姆的右翼政策並沒有阻擋馬勒當拿和他的友誼。在馬勒當拿因藥檢不合格而被開除出1994年美國世界盃後，馬勒當拿炮轟自己中了美國圈套，極其親美的梅內姆依然寫信為他辯護。甚至直到2001年梅內姆試圖和貝隆主義左翼競爭時，馬勒當拿還提出自己可以作為搭檔參選。在自傳中，他也把梅內姆和卡斯特羅（卡斯楚）並列在一起致敬。

馬勒當拿也以反美形象著稱，他曾在與晚年卡斯特羅會面時大秀球技。2007年，美洲盃在委內瑞拉舉行。作為賽會特邀嘉賓的他與當年因反美聲名鵲起的委國總統查韋斯（Hugo Chavez）及玻利維亞左翼領袖莫拉萊斯（Evo Morales）一同大秀腳法，為揭幕戰開球。但與其說他是左翼政治的吹鼓手，不如說他依舊延續着自己親近民眾、正義感強與口無遮攔的底色。

甚至，在歐洲效力時馬勒當拿也擁抱民粹政治。1984年轉會意甲拿坡里後，他在當地被塑造成「平民之神」。馬勒當拿發現了拿坡里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共性——一個擁有大量貧民窟和底層市民的城市。隨後他愈發強調自己的平民出身，也開始表達對意大利南北貧富差距分化的社會見解。也正是這段時間，馬勒當拿帶領拿坡里接連拿下意甲聯賽、意大利杯、歐洲聯盟杯冠軍，並帶領阿根廷隊獲得世界盃。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期間，馬勒當拿繼續發表着自己對亞平寧半島南北對立的看法：「意大利的南北對立，就是種族主義者和窮人的對立。」雖然阿根廷隊在這屆世界盃的比賽中屢遭意大利球迷的噓聲，但當比賽挪至拿坡里的聖保羅大球場進行時，馬勒當拿和阿根廷隊得到了本地球迷山呼海嘯般的喝彩。

但在巔峰過後，退役馬勒當拿的職業生涯可謂糟糕。作為足球教練的他成績平淡。儘管在2008年阿根廷國家隊主教練的選拔中他擊敗眾多名教練成功執教阿根廷隊。但卻在手中擁有大批正值巔峰狀態的大牌球星的前提下，在2010年南非世界盃上不敵 「老冤家」 德國隊，大敗出局。隨後球王光環不再，他慢慢淡出人們的視野。

晚年的馬勒當拿被諸多負面新聞所纏繞。「人們對他有很多意見。我欣賞作為球員的他，同時也批評他，尤其是他的大男子主義、在全世界的棄子……馬勒當拿是所有這一切的結合體」，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青年人克里斯蒂安·帕茲（Christian Paz）告訴記者。

但和許多阿根廷人一樣，帕茲也毫不諱言對馬勒當拿的支持。「但此時此刻，我想起愛德華多·薩切裏（Eduardo Sacheri）寫的馬勒當拿的故事。他說，馬勒當拿帶給了我們很多東西，因此他有權不因個人生活而受到批評，我們可以讓他歸於平靜。許多人侮辱他，說他是吸毒者。但馬勒當拿從來都是毒品的受害者，那不是他的自由選擇。」

長期以來，馬勒當拿也一直擁有着反對FIFA腐敗，譴責教徒違背教義過奢侈糜爛生活的公共形象。「當我們說馬勒當拿是阿根廷文化的代言人時，不僅是從足球或藝術的角度來說，更是從人類學角度說的。」媒體人勞塔羅對記者說。他認為馬勒當拿代表了阿根廷民族性裏最光明的一面：強烈的正義感，嫉惡如仇的心，對弱者的同情，對同胞的愛。「他永遠站在經歷苦難的人的一邊。」

帕茲則說，在這個下午，他想起了很多馬勒當拿說過的話。他說其中有一句為足球的辯護讓他深有共鳴——「球不沾污」（la pelota no se mancha），馬勒當拿希望人們對足球的愛不要被醜聞所消磨。

布宜諾斯艾利斯時間25日下午，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宣布全國降半旗，為馬勒當拿逝世哀悼三日。

「我們將永遠無法償還他給我們帶來的喜悅」，費爾南德斯說。

（梅德樂、楊陽、謝圖、Naomi Klaila亦在本文中貢獻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