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人送别马拉多纳：他伟大，他民粹，他有遗憾，他说“球不沾污”

2020年11月25日，一整夜的夏季暴风雨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色不甚明朗。仍在疫情漩涡的阿根廷，部分行业尚未复工，街景显得有些沉郁。午后不久，《号角报》发布的紧急消息彻底打破了这平平无奇的一天：球王迭戈·马拉多纳在其布市北郊提格雷（Tigre）的住所因心脏骤停去世，年仅60岁。

无论是其他媒体或民众，起先都不愿意接受这消息的真实性。一些电台和网媒在转述消息时，强调是“《号角报》声称马拉多纳去世”，绝大多数民众则是在互相求证，并要求有关人士辟谣。一个多小时后，全国各大主流媒体相继独立发布了同样的消息，阿根廷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悲伤。马拉多纳最后执教的球队所在的城市拉普拉塔，街头的汽车纷纷为球王鸣笛致意。社交网络上，悼念的文字和影像如潮水一般涌来，人们分享着马拉多纳的精彩进球、他的人生故事、他和拉美各国领袖和人民的友谊、他上台演唱探戈乐曲的场景。阿根廷人无论男女老少，看球与否，都感受到马拉多纳去世的事实给他们造成的冲击。

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在推特发布了去年就职总统后在玫瑰宫和马拉多纳紧紧拥抱的照片，他在推文里说：“你带我们走上了世界最高点，给了我们无限的快乐，你是最了不起的。谢谢你曾经存在过，迭戈。我们将会永远想念你。”

马拉多纳对于阿根廷人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足球。电视媒体人劳塔罗（Lautaro）是多年的老球迷。他对记者表示说，阿根廷人对马拉多纳的爱戴无关足球：“他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偶像，在他之后，阿根廷已经没有英雄。”

马拉多纳所代表的这种有几分浪漫的民族主义、英雄主义情怀，是许多阿根廷人心中近乎神圣的存在。上世纪后半叶以来，阿根廷国运几经沉浮，只有足球和探戈令人们仍然感到作为阿根廷人的快乐和自豪，而马拉多纳则是这座王冠上的明珠。

1976年，16岁的马拉多纳在阿根廷青年竞技俱乐部（Argentinos Juniors）开始职业足球生涯。正是同年，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为首的右翼阿根廷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伊莎贝尔·庇隆夫人（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建立军政府，大规模捕杀反对派。当时倡导创造力和激情的 “左派足球” 代表人物——国家队主教练梅诺蒂（César Luis Menotti）以足球挑战军政府，1978年，梅诺蒂带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他和他的队员们在夺冠庆典上拒绝与魏地拉握手，当众嘲讽了独裁者。马拉多纳这一年无缘入选国家队，就这样错过一次属于“左派足球”的胜利狂欢。

1982年，魏地拉的接班人、独裁者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统治下的阿根廷和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马岛）展开军事争夺。虽然阿军占得地利，并击沉了多艘远渡大西洋而来的英国舰艇，但由于实力悬殊，阿根廷最终战败。同年，世界杯在西班牙举行。马拉多纳这时也热情地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诉求。这时他的第一次世界杯，远赴欧洲的阿根廷球员们本在出征前准备了横幅宣告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却在开幕式时得知阿军向英军投降，这给了所有人一记当头棒喝。此时的马拉多纳已变成梅诺蒂手中的头号王牌，但即使将帅齐心，也抵不过军事失败所带来的悲观情绪。最终，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中，阿根廷两战皆负，马拉多纳也并没有率队打败巴西队，反而吃到一张红牌，打道回府。次年，加尔铁里的军政府倒台。

军事失利给阿根廷人的打击，最终由马拉多纳在1986年的世界杯上得以补偿。新教练卡洛斯·比拉尔多（Carlos Bilardo）在赛场内外给予马拉多纳充分的自由，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一路过关斩将，在八强赛中遭遇英格兰队，上演了世纪经典的“英阿大战”，在浓重的政治怨气中，马拉多纳同场接连上演“上帝之手”，和连过六人、半场奔袭的世纪进球，摧枯拉朽般地斩落了英格兰，接着分别击败比利时和西德队，捧起了大力神杯。“战”后，马拉多纳宣称这场胜利是祭奠死去的阿根廷将士的在天之灵。

对许多阿根廷民众来说，马拉多纳的民族主义象征不只是为国争光。他出身平凡，从布省贫穷的菲奥里托村（Villa Fiorito）开始学习踢球，直至成为世界巨星。“他的故事，是一个生于普通街区的阿根廷人实现梦想的故事。一个凡事皆有可能的故事。”庇隆主义运动基层工作者胡安（Juan）在自己的脸书页面写道。这种“阿根廷梦”式的叙事，并没有让马拉多纳成为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言人；恰恰相反，它把马拉多纳和底层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马拉多纳的人民性，使他成为一名庇隆主义者。”胡安说，“马拉多纳属于人民，人民创造历史。”

不过，与其说马拉多纳热衷左翼政治，不如说是他拥抱的是更为面目模糊的平民主义或民粹主义。如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他的政治立场也是模糊、碎片与个人化的。千千万万的阿根廷人在马拉多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世界范围内，马拉多纳是民族形象的代言。他的不拘小节，真诚直爽，口无遮拦，桀骜不驯甚至“上帝之手”，无一不向世人展示阿根廷的民族性格。

这也使得马拉多纳拥有了更复杂的面孔。1989年，代表庇隆主义内部右翼派系的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在选举中聘请马拉多纳的前经纪人主导竞选事务。当选后，梅内姆不单赦免了魏地拉和加尔铁里等前独裁者，而且逆转了传统庇隆主义的福利国家和阿根廷本位路线，转而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将阿根廷比索和美元强制一比一挂钩，大量引入外资。

马拉多纳身上有一个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的纹身。然而梅内姆的右翼政策并没有阻挡马拉多纳和他的友谊。在马拉多纳因药检不合格而被开除出1994年美国世界杯后，马拉多纳炮轰自己中了美国圈套，极其亲美的梅内姆依然写信为他辩护。甚至直到2001年梅内姆试图和庇隆主义左翼竞争时，马拉多纳还提出自己可以作为搭档参选。在自传中，他也把梅内姆和卡斯特罗并列在一起致敬。

马拉多纳也以反美形象著称，他曾在与晚年卡斯特罗会面时大秀球技。2007年，美洲杯在委内瑞拉举行。作为赛会特邀嘉宾的他与当年因反美声名鹊起的委国总统查韦斯（Hugo Chavez）及玻利维亚左翼领袖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一同大秀脚法，为揭幕战开球。但与其说他是左翼政治的吹鼓手，不如说他依旧延续着自己亲近民众、正义感强与口无遮拦的底色。

甚至，在欧洲效力时马拉多纳也拥抱民粹政治。1984年转会意甲那不勒斯后，他在当地被塑造成“平民之神”。马拉多纳发现了那不勒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共性——一个拥有大量贫民窟和底层市民的城市。随后他愈发强调自己的平民出身，也开始表达对意大利南北贫富差距分化的社会见解。也正是这段时间，马拉多纳带领那不勒斯接连拿下意甲联赛、意大利杯、欧洲联盟杯冠军，并带领阿根廷队获得世界杯。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马拉多纳继续发表着自己对亚平宁半岛南北对立的看法：“意大利的南北对立，就是种族主义者和穷人的对立。”虽然阿根廷队在这届世界杯的比赛中屡遭意大利球迷的嘘声，但当比赛挪至那不勒斯的圣保罗大球场进行时，马拉多纳和阿根廷队得到了本地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喝彩。

但在巅峰过后，退役马拉多纳的职业生涯可谓糟糕。作为足球教练的他成绩平淡。尽管在2008年阿根廷国家队主教练的选拔中他击败众多名教练成功执教阿根廷队。但却在手中拥有大批正值巅峰状态的大牌球星的前提下，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不敌 “老冤家” 德国队，大败出局。随后球王光环不再，他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晚年的马拉多纳被诸多负面新闻所缠绕。“人们对他有很多意见。我欣赏作为球员的他，同时也批评他，尤其是他的大男子主义、在全世界的弃子……马拉多纳是所有这一切的结合体”，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青年人克里斯蒂安·帕兹（Christian Paz）告诉记者。

但和许多阿根廷人一样，帕兹也毫不讳言对马拉多纳的支持。“但此时此刻，我想起爱德华多·萨切里（Eduardo Sacheri）写的马拉多纳的故事。他说，马拉多纳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因此他有权不因个人生活而受到批评，我们可以让他归于平静。许多人侮辱他，说他是吸毒者。但马拉多纳从来都是毒品的受害者，那不是他的自由选择。”

长期以来，马拉多纳也一直拥有着反对FIFA腐败，谴责教徒违背教义过奢侈糜烂生活的公共形象。“当我们说马拉多纳是阿根廷文化的代言人时，不仅是从足球或艺术的角度来说，更是从人类学角度说的。”媒体人劳塔罗对记者说。他认为马拉多纳代表了阿根廷民族性里最光明的一面：强烈的正义感，嫉恶如仇的心，对弱者的同情，对同胞的爱。“他永远站在经历苦难的人的一边。”

帕兹则说，在这个下午，他想起了很多马拉多纳说过的话。他说其中有一句为足球的辩护让他深有共鸣——“球不沾污”（la pelota no se mancha），马拉多纳希望人们对足球的爱不要被丑闻所消磨。

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25日下午，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宣布全国降半旗，为马拉多纳逝世哀悼三日。

“我们将永远无法偿还他给我们带来的喜悦”，费尔南德斯说。

（梅德乐、杨阳、谢图、Naomi Klaila亦在本文中贡献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