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愛》劉俊謙專訪：明星是舊日產物，香港演員如何貢獻於動盪時局

編者：第27屆金馬獎將於2020年年尾，環球第四波疫情來襲時如期舉辦。歷經去年大陸對金馬獎的全面抵制，大疫期間全球電影產業遭遇重擊，今年的金馬獎既有年尾迎來的台灣本土新片列陣驚喜，也有扣連政治社會變遷的香港製作數部入圍，兼之東南亞電影的持續參與⋯⋯逐鹿激烈，令人矚目。端傳媒文化版與往年一樣製作了金馬獎特別專輯系列，十日間陸續推出，敬請讀者關注。

引子

網絡上常流行轉載一類「梗圖」（meme），將幾格圖片配搭如「XX覺得（或眼中的）XX」等標題，形容不同人眼中看到的同一件事。於是好奇，從普通少年到專業演員、從舞台走入電視再登上大銀幕，並憑首次擔綱主角的電影《幻愛》殺入台灣「金馬」最佳新演員提名的劉俊謙（Terrance，暱稱阿謙），回想來時路，又會如何理解有關「香港演藝人」的定義呢？「即使是同一個劉俊謙，原來身處不同時期、不同身份、不同位置，在觀看和思考『香港演藝人』的處境時，我對此名號與崗位，也曾產生過各種各樣的印象與聯想。」阿謙說。

從「黑馬」到「金馬」的奇幻旅程

「如果，劉俊謙不是演員，或者可以做一位出色的宣傳人員。」香港商業電台（903）官方網站中，有段這樣的文字形容阿謙。

此話緣於他與蔡思韵主演、《十年》金像導演周冠威執導的新片《幻愛》，曾於年初「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勇奪影帝和影后，又分別躋身金像獎新演員及女主角提名，帶有確實利好因素；奈何影片7月公映時，戲院受限聚令等防疫政策影響，總體入座率大幅下降，首日開畫票房僅15萬，合計優先場的總票房亦只得46萬，隨時有減場次或提早落畫的危機。

於是上映首日，阿謙極速於社交平台撰文：「我們的汗水和淚水，匯聚成這個關於愛的故事」，向大眾直抒香港電影製作的苦與甜。這一張由衷寫成的「告急」牌，於日常充斥時尚與飲食靚相的網絡世界中，構成一道異樣風景，讓不少人「滑」（翻）Facebook或Instagram時，不期然停下幾秒鐘，關心《幻愛》的種種，進而決定買票入場支持。

這不但一舉扭轉了《幻愛》票房，讓其累積起最後接近1500萬的票房收入，單靠香港收入也有盈利；而且，愈多人看片，迴響的層次也愈豐富：有人從愛情故事角度出發，隨情節去感受，善良的精神分裂症康復阿樂跟純情「女友」欣欣失聯，輾轉地病情復發，並跟心理輔導員葉嵐發展出懸疑禁戀的心情跌宕，由此思考個人在愛情與原生家庭的困惑；有人則從社會角度，關注精神病患徘徊「正常」與「失序」、「健康」與「病態」之間的痛苦；亦有人從攝影及美學出發，品評戲中取景地「屯門」之美，重新欣賞香港的風情。

後來，電影還於慘淡的2020年香港影壇中成了一匹黑馬，意外地飄洋過海殺入台灣金馬獎的殿堂，讓首度參與電影做主角的阿謙榮獲金馬獎「最佳新演員」提名，又陸續獲得其他同業賞職，像出任本年度「香港亞洲電影節」大使，參與更多推動香港電影文化的任務。

「比起得到什麼殊榮，如今於影業低迷之時，仍然可以獲得大家認同，得到各種學習機會，展開更深度的交流，於我是最大的收穫、也是最樂見的事。」阿謙感恩的說，這也是當日決定從事演藝的初心。

「即使同一個劉俊謙，原來身處不同時期、不同身份、不同位置，觀看和思考『香港演藝人』的處境時，對此名號與崗位，也產生過各種各樣的印象與聯想。」

少年阿謙的星光記憶

「小時候的我看香港演藝文化，覺得好勁（厲害）、好風光，滿有希望。」阿謙於1988年在香港出生，成長期在1990年代至千禧年間。其時香港社會，縱然一路承受了《中英聯合聲明》簽署（1984年）、八九民運以至九七回歸等政治事件的衝擊，曾短暫發生過民心不安及移民潮等社會現象，可是由於本地經濟依然承接了70年高速發展所打下的強壯基礎，本地工商及娛樂產業跟海外商務及文藝交往依然十分頻繁，加之普羅大眾「日頭猛做，收工好想輕鬆下」（日間不停工作，下班後很想放鬆）的普遍需求，各種因素均持續刺激著歌影視產業的供求量。

那段時光，無線電視及麗的／亞洲電視，炮製過許多題材豐富、製作嚴謹的電視劇集；電影新浪潮開闢了全新的創製風格，後來「嘉禾」、「新藝城」和「UFO」等崛起，又開創無數題材多元寫實、富地道色彩的港產片，多年間百家爭鳴；音樂界也積極變革，繼許冠傑、顧嘉煇、黃霑、黎小田等殿堂級前輩以風趣又通俗的粵語曲詞刻劃時代，後來者林振強、潘源良、林敏聰和林夕等人才，亦以各自天賦將廣東歌從過去「下欄作」（低質之作）提升為優質的文化載體。於時局相對太平但壓力逼人的年頭，大眾自然而然將流行文化產物，視作暫忘現實煩憂的減壓工具，這股熱潮還衝出國際，影響日韓星馬泰或歐美等地，獲得「東方荷里活」美譽。

「有時還覺得『明星』像舊時代的產物。」

而阿謙，恰好趕上了這個香港好時光的「水尾（邊緣）」，得以用「受眾」角度體驗過愉快的吉光片羽，「以前生活相對平穩，閒來我都會跟朋友追偶像，或陪家人『電視汁撈飯』（電視汁拌飯）。記得每晚煲完劇會追埋《歡樂今宵》；聽哥哥和Danny（張國榮和陳百強）唱歌，感覺『好正』（好捧），看梅姐和羅記（梅艷芳和羅文）勁歌熱舞，又被他們的『星味』吸引；見外國人追捧香港影視作品或演藝人，還會莫名地為香港強大的影視輸出力感到與有榮焉，甚至認為這班有影響力的『明星』好像很代表自己。」入行前的他，曾經如是想。

從觀眾到踏入「演藝之門」

即使阿謙沒有自小「發明星夢」，但潛移默化的嚮往之情，多少驅使他逐步朝演藝方向前進。「以前的我，以為長大後會做職業運動員。細個鍾意踢波（小時候喜歡踢球），想過做足球（運動）員；小三、小四開始操水（練習游泳），入過大埔區隊，就幻想做游泳健將；中學後，開始玩球類運動，又想好叻（優秀）入港隊。」阿謙笑說，「無奈我的『運動細胞』不發達，經常整親（弄傷），不是撞傷膝頭，就是扭傷手腕，似乎連上天都畀Warning（給警告）：『喂，你無咩運動潛能，唔好向運動方面發展！』（你沒什麼運動潛能，不要向運動方面發展！）」

縱然「運動之門」關上了，可是「演藝之門」卻靜待他親手打開。「算好彩吧？雖則我做不成運動員，但『感情細胞』相對發達，對自身、他人和環境的變化，有較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同學留意到，就鼓勵我：『阿謙，你性格幾啱（適合）演話劇，不如試吓（試一試）？』我見好玩，也試一試。」

「既已誕生於這個分裂又隔離的世代，自己是否可化被動為主動，試將『演戲』當成跟世界連結（connect）的途徑，主動回應時局、貢獻才能」

起初，阿謙純粹「貪得意」（覺得新奇）報名校內的歌唱比賽，並於中六加入戲劇學會。接觸久了，他才嚐出滋味，「那時未算好理解『演戲』是什麼，但感覺到投入劇本後，身心狀態都跟平日有所不同，尤其喜歡跟對手和觀眾互動的火花。」他挺喜歡鑽研這學問，中七畢業沒考慮太多「前途」或「搵食」（謀生）等現實問題，非常忠於喜好地報考了香港演藝學院及主修表演，繼續吸收戲劇知識與技藝。

你關心我的外表還是內在？

比起運動員「賞味限期」較短，體能難以永遠長處頂峰，人到中年亦總需卸下隊服，重新規劃未來，演員的發展似乎較長遠，坊間還認為「男演員的演藝壽命通常比女演員更長」，或「男人浸得愈耐愈有味道」（年歲愈長愈有風采）等。所以其時有人覺得阿謙天生高挑俊朗，轉向至演藝界「當明星、做偶像」是更明智或安全的決定。

「既感激有人留意，卻又擔心：究竟我讓別人在意的，是外型，還是演技？」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呀。」阿謙說得乾脆之餘，臉上還泛現一陣靦腆的微笑，顯然對外界賦予他「靚仔、有型」等讚美，有點不好意思。「可能你們不會信吧？但我認為一個人的自我價值，往往無關外在條件。像我，從小沒自信，又完美主義，經常反過來自我批判和挑剔。你們看來討好和取勝的外表，於我卻是無形的心理包袱。」阿謙直言從讀書時代起，每遇別人稱讚，就會不由自主地陷入自我懷疑中，「既感激有人留意，卻又擔心：究竟我讓別人在意的，是外型，還是演技？」

無盡問號，皆是阿謙對「戲劇」別有抱負。自2012年從演藝學院畢業，正式開展演藝事業後，阿謙一直於舞台和影視圈三線發展，先後憑跟黃子華合作舞台劇《前度》及多部 ViuTV 劇集如《瑪嘉烈與大衛—前度》、《未來還未來》和《教束》等備受關注，2017年以舞台劇《天邊外》奪得「第九屆香港小劇場」最佳男主角，今年更憑口碑載道的《幻愛》獲取香港「金像獎」與台灣「金馬獎」提名，一步步從「旁觀他人喜怒哀樂的觀眾」蛻變成「將歷練與情感融入故事的表演者」，他開始體會演出的魅力所在。

我是個常常「腦交戰」的演員

「人人演出目標不同，有人或享受掌聲、有人或求賺生計。至於我，視之為自我探索。」阿謙表示，縱使參演時，常會敏感又多慮，反覆地自我檢視，有點痛苦。「但正因我不能迴避問題和逃避弱點，必須一次又一次地直視本質，反倒得以更勇敢和有系統地梳理思緒與情感。」

有別於人們主張「成名要趁早」、「向成功個案學習」等觀念，阿謙認為挫折來得早一點、功名來得晚一些，人生閱歷與領悟方更痛快與深刻。像當日從舞台轉往電視圈發展，尚未熟習拍攝模式、未掌握演出要門，演《瑪嘉烈與大衛系列——前度》的敗績，最叫他難忘，「怕別人覺得『舞台劇演員演戲例牌浮誇』，所以我演得有點緊張和克制，『收』和『放』不穩定，結果令角色過度收歛和平面。」劇集出街後，人氣愈高，他愈不安，「自知演得衰（差），於心有愧。」

「偏偏又是『愧疚』喚醒我怎去求問和求進。」 阿謙解說，「當一個人太順利，可能你喜歡的，只是『成功』的感覺，未必手頭上正在做的事。唯有當你諸事不順、遇到失敗，明明痛苦到就不行，但依然想繼續鑽研、想找出口，才可以真正驗證哪些才會『天命』要你做的事，什麼是真正的心思所在。」像《瑪嘉烈》的失意，就使他發現真的喜歡演戲，為了走下去，必須的起心肝（收拾心情認真起來）檢視演出狀態。

我們都是傳統教育的產物

就在阿謙正調節心態時，巧遇上觸動他心靈的《教束》，「終於首嚐『叮』一聲的開竅感，領略演戲該是怎樣的一回事。」在這部陳志發監製、黃智揚執導的ViuTV劇集《教束》中，他飾演的老師盧文達，是個避免任何衝突的老好人，選擇做老師也但求溫飽和穩定，誰料因一場意外、被捲入「校政風雲」，才再思到「為人師表」的意義。「表面上，我跟盧Sir是兩個世界的人，他怕事求妥協、我重真理求表達，但其實內裏的他，所接受的教育及社會環境，跟自己亦有貼近之處。」

「可以引發群眾沿戲劇作延伸討論，是演員生涯中最有價值的回報。」

阿謙說跟盧Sir同是傳統學制走過來的人，故他能同理角色的某些處境，亦從中有新發現。「 我細個（小時候）好鍾意『發夢』，對未來滿有憧憬，所以當年才會膽粗粗（無知無畏）走偏門（非主流的路）讀體藝。但別以為讀這類學校沒有壓力，我們都逃不過應付會考和A-Level（高考），而我的學術成績不算標青（優秀），每遇考試，就要朝早十點溫書溫到半夜三更⋯⋯畢業多年，今日今時都會夢見趕去考場、未讀完書的慘況而被嚇醒，證明幾suffering（痛苦）。」

除他以外，連才華出眾的同學也無從倖免，「受社會『求分數、講成績』的思維影響，大家學幾多、學幾叻（優秀），都似為了預備日後踏足社會，用來服務整個發展機制的『一粒齒輪』，既難以純然享受體育和創作的樂趣，很多人亦礙於生計欠佳，轉跑道做金融、會計或保險等搵錢行業，未必會留守運動或文藝圈子持續發展。」

提起這一點，阿謙不為比較誰的道路比較好或談對錯，「而是驚訝地反省自身，由細到大為人不夠自信，或者也深受『重成敗、求標準』的教育模式影響，自動地限制對世界、職業和生活的想像。」阿謙想通這狀況後，演技不至於一步登天，卻至少像打通了某些經絡，找到個人跟角色和故事之間扣連，「假如說求學不為求分數，《教束》中的我，也開始沒想太多演出光譜、手法或形式，而是擺脫框架地投入劇本營造的空間，隨情節變化與角色同呼同吸，感受人物的矛盾與掙抗。」

告別「馬照跑，舞照跳」的日常

當演出者願意相信自己，劇本的情感與思想，自然會透過作品傳遞給觀眾。《教束》播出後，大眾的討論點不再停留在「劉俊謙好靚仔、有明星相」的表層，更多關注到劇中談及的香港教育制度盲點、校方與師生的權力不平等，以及其他社會議題，尤其劇集於2019年6月播放之時，不知幸或不幸地，遇上香港「反修例」抗爭升溫的時刻，不少觀眾就將劇中師生聯手頑抗校方惡法的橋段，拿來跟現實對照。

「可以引發群眾沿戲劇作延伸討論，是演員生涯中最有價值的回報。」阿謙強調從讀體藝（香港賽馬會體藝中學）、演藝學院到當演員，從沒自視為「明星」，累積逾十載的演出歷練後，他倒愈來愈察覺一個演藝工作者於鎂光燈之下再耀眼、再傳奇，可是當他／她踏出光環、歸回現實後，終究也是個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尋常人，同樣無法免俗於維生、養家、年老色衰等實際問題，也迴避不了因大時代轉變而起的生存考驗。

近年成為「局中人」的阿謙，既不再如從前般帶上「玫瑰色的眼鏡」看待「明星」這回事，「有時還覺得『明星』像舊時代的產物。」再者，往內看，97金融危機後，香港經濟變差，2003年SARS疫情、同年CEPA簽訂催生大量中港合拍片，以至2014年傘運到2019的反修例運動，以及今年國安法落實後，本地影視生態已經全面改寫；往外看，台日韓等地影視業日見蓬勃，全球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加上疫情肆虐全球導致社交隔離，又扭轉寰球文藝景觀，像各式線上放映、展會和活動應運而生，不少素人投身攝製和表演行業。「馬照跑，舞照跳」日子既難再如常，觀眾也看穿了、看厭了從前聲色犬馬的娛樂圈，更期盼新世代中有良知的演藝人，用作品為人權或普世價值發聲，生於這亂世的演藝人面對的挑戰，益發高難度和複雜了。

「當然，你可憑高超技藝，成為強大的『表演者』，但若然你做的事無法觸動人心，只是自顧自地打轉，演下去，終有一天會走失，無所方向。」

亂流中，新力量正蘊釀

「眼看很多既有的界線、職能和空間等，正被新常態一一打破，文化輸送與流轉也不再單一，路徑龐雜得難以預料，我都不時反思，當下的香港還需要『明星』嗎？假如答案『否』，我們要怎樣更腳踏實地做好『演員』本份？假如答案『是』，我們又需要何種模樣的『新一代明星』？」阿謙直言刻下未有確切的答案，「但我不會過份擔心或惶恐，轉型路些有危險和意外是必經的，向好處想，這也可提供彈性的空間，讓大家繼續提問和思考，從而迸發更多創意。」

眾聲喧嘩的亂流中，阿謙說，他時會想起啟蒙恩師、資深劇場導演及演員陳曙曦的諫言，「老師說，演戲是一個圓，不管你身在何時何地，都要跟對手、團隊、觀眾、空間，還有作品做交流，於來來往往之間，引發的一切迴響，無論是讚美、批評或無視，所有力量最終都會回饋到自己的身上，繼而影響和改變往後每一步。他教導我，探索劇本和角色時，不能單純聚焦演技的好壞，更需要關注人性的互動。當然，你可憑高超技藝，成為強大的『表演者』，但若然你做的事無法觸動人心，只是自顧自地打轉，演下去，終有一天會走失，無所方向。」

由此阿謙還想到，「我也時常跟好友阿修（游學修）討論『明星』和『演員』的異同，他提出一點，幾有意思，就是『舊時代的明星』概念或已過氣，但不代表新時代不再需要『當下的明星』。近年若你有留意，每有本土作品推出，都不難看到一群年輕觀眾，既會主動買飛（票）入場力撐，又會自發透過網絡平台，或寫文、或拍片、或製圖等，用盡所有可行的方法去力撐新一代創作人。」阿謙從這股來自民間的「受眾新浪潮」中，「深刻感受到我們這代演藝人，或許欠的是資金和資源，但卻不缺人心的支持。」

如何獨立而有力的去行動

阿謙將有關觀察，結合阿修和陳老師的意見。對「香港演藝人」定義產生新構想，「比起以往只被動地等劇本、等開戲，恆常完成演出，再等別人給意見。我開始問自己，既已誕生於這個分裂又隔離的世代，自己是否可化被動為主動，試將『演戲』當成跟世界連結（connect）的途徑，主動回應時局、貢獻才能，不用總被環境帶着走，而是於演戲以外，善用事業上的傳播力，當一個時代的傳播者，帶動更多人與人，或人與文化的交流，建立更健康的循環？當你親自為演出賦予意義和價值，行動定必會來得更獨立而有力。」

阿謙說到做到，趁今年擔任「香港亞洲電影節大使」，他專門應大會的「光影載癒 一齊集戲」主題，以及業界與公眾飽受疫情所困，身心俱疫、士氣低迷的景況，主動提出參照外國影視及學術界常有的圓桌會議模式（Roundtable，例如每年奧斯卡頒獎禮臨近，《The Hollywood Reporter》給男／女演員舉行的圓桌會議），以客席主持人身分，跟大會誠意力邀多名新生代演員，包括鄧麗欣、周秀娜、張繼聰、岑珈其和游學修，舉辦一場網上舉行的直播節目「香港電影圓桌會議」，於長達兩小時的節目中，共同探討疫情電影及娛樂產業該何去何從，還有難關中各崗位可以怎樣互助等話題。

「不用總被環境帶着走，而是於演戲以外，善用事業上的傳播力，當一個時代的傳播者，帶動更多人與人，或人與文化的交流，建立更健康的循環？當你親自為演出賦予意義和價值，行動定必會來得更獨立而有力。」

戲劇世界是靈魂告解室

「短短兩小時的討論，當然無法解決疑難，我們亦深明丁點付出，或微不足道，但如『圓』的道理，你永遠不先行第一步，就永遠無法開展下一步。」阿謙認為「勿以善小而不為」，因為再微小的言行，都可能於深淵扶別人一把。「以《幻愛》為例。遇上『李志樂』此角，我很開心。這不因為它給我帶來提名，而是劇本不僅關於愛情，更講自我認同。阿樂跟我的本質接近，同樣善感又脆弱、執著又堅強、渴望認同也想去愛，我在融入角色的過程，也逐漸學會接納內在的強弱，更願意放開懷抱去愛惜自己。感激導演和團隊創出用心的劇本，默默地影響了我。」

更叫阿謙驚喜的是，被《幻愛》打動的不只自己。「作品上映後，坊間有讚賞，也有檢視，所有意見都助我們了解現時的能力與不足。最震撼的是某次謝票場，有位女生主動分享，她看了電影四次，看時還未懂得哭，但過後因感到自己跟角色境況相似，所以對着我們崩潰大哭說：『謝謝你們，用電影救贖了我』。」

重提此事，阿謙仍然驚訝，雙手還抖動起來，「嘩！那一刻，我和導演、蔡思韵好shock！Come on，是『救贖』！我們哪有能力『救贖』別人！大家只是拍戲吧。聽到對方的感想，我又慚愧又感觸。或許，有些人只當電影是娛樂，但亦有人認為電影可以觸及心底的情緒或秘密，讓他們於觀賞時得以自我療癒。」他說，經歷很多無常後，也曾疑惑影視於亂世是否有存在的需要，「現在我相信是有的。因為人都有靈魂和生命，古往今來，當時勢愈動盪、貧窮和戰爭愈頻繁，反而愈會衍生一些觸發人心的影視創作，或傑作。不管香港未來如何，但這地方始終需要更多有思想、有勇氣的人，發揮影響力和創意與大家並肩同行，我希望自己也是途上一員吧。」

Hair by Nick Lam (orient4.com.hk)
Make up by Carmen Chung @carmencmakeup_hair
Wardrobe byO.N.S
Venue @ PREMIERE ELEMENTS
Special thanks to HKA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