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爱》刘俊谦专访：明星是旧日产物，香港演员如何贡献于动荡时局

编者：第27届金马奖将于2020年年尾，环球第四波疫情来袭时如期举办。历经去年大陆对金马奖的全面抵制，大疫期间全球电影产业遭遇重击，今年的金马奖既有年尾迎来的台湾本土新片列阵惊喜，也有扣连政治社会变迁的香港制作数部入围，兼之东南亚电影的持续参与⋯⋯逐鹿激烈，令人瞩目。端传媒文化版与往年一样制作了金马奖特别专辑系列，十日间陆续推出，敬请读者关注。

引子

网络上常流行转载一类“梗图”（meme），将几格图片配搭如“XX觉得（或眼中的）XX”等标题，形容不同人眼中看到的同一件事。于是好奇，从普通少年到专业演员、从舞台走入电视再登上大银幕，并凭首次担纲主角的电影《幻爱》杀入台湾“金马”最佳新演员提名的刘俊谦（Terrance，暱称阿谦），回想来时路，又会如何理解有关“香港演艺人”的定义呢？“即使是同一个刘俊谦，原来身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不同位置，在观看和思考‘香港演艺人’的处境时，我对此名号与岗位，也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印象与联想。”阿谦说。

从“黑马”到“金马”的奇幻旅程

“如果，刘俊谦不是演员，或者可以做一位出色的宣传人员。”香港商业电台（903）官方网站中，有段这样的文字形容阿谦。

此话缘于他与蔡思韵主演、《十年》金像导演周冠威执导的新片《幻爱》，曾于年初“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勇夺影帝和影后，又分别跻身金像奖新演员及女主角提名，带有确实利好因素；奈何影片7月公映时，戏院受限聚令等防疫政策影响，总体入座率大幅下降，首日开画票房仅15万，合计优先场的总票房亦只得46万，随时有减场次或提早落画的危机。

于是上映首日，阿谦极速于社交平台撰文：“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汇聚成这个关于爱的故事”，向大众直抒香港电影制作的苦与甜。这一张由衷写成的“告急”牌，于日常充斥时尚与饮食靓相的网络世界中，构成一道异样风景，让不少人“滑”（翻）Facebook或Instagram时，不期然停下几秒钟，关心《幻爱》的种种，进而决定买票入场支持。

这不但一举扭转了《幻爱》票房，让其累积起最后接近1500万的票房收入，单靠香港收入也有盈利；而且，愈多人看片，回响的层次也愈丰富：有人从爱情故事角度出发，随情节去感受，善良的精神分裂症康复阿乐跟纯情“女友”欣欣失联，辗转地病情复发，并跟心理辅导员叶岚发展出悬疑禁恋的心情跌宕，由此思考个人在爱情与原生家庭的困惑；有人则从社会角度，关注精神病患徘徊“正常”与“失序”、“健康”与“病态”之间的痛苦；亦有人从摄影及美学出发，品评戏中取景地“屯门”之美，重新欣赏香港的风情。

后来，电影还于惨淡的2020年香港影坛中成了一匹黑马，意外地飘洋过海杀入台湾金马奖的殿堂，让首度参与电影做主角的阿谦荣获金马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又陆续获得其他同业赏职，像出任本年度“香港亚洲电影节”大使，参与更多推动香港电影文化的任务。

“比起得到什么殊荣，如今于影业低迷之时，仍然可以获得大家认同，得到各种学习机会，展开更深度的交流，于我是最大的收获、也是最乐见的事。”阿谦感恩的说，这也是当日决定从事演艺的初心。

“即使同一个刘俊谦，原来身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不同位置，观看和思考‘香港演艺人’的处境时，对此名号与岗位，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印象与联想。”

少年阿谦的星光记忆

“小时候的我看香港演艺文化，觉得好劲（厉害）、好风光，满有希望。”阿谦于1988年在香港出生，成长期在1990年代至千禧年间。其时香港社会，纵然一路承受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1984年）、八九民运以至九七回归等政治事件的冲击，曾短暂发生过民心不安及移民潮等社会现象，可是由于本地经济依然承接了70年高速发展所打下的强壮基础，本地工商及娱乐产业跟海外商务及文艺交往依然十分频繁，加之普罗大众“日头猛做，收工好想轻松下”（日间不停工作，下班后很想放松）的普遍需求，各种因素均持续刺激著歌影视产业的供求量。

那段时光，无线电视及丽的／亚洲电视，炮制过许多题材丰富、制作严谨的电视剧集；电影新浪潮开辟了全新的创制风格，后来“嘉禾”、“新艺城”和“UFO”等崛起，又开创无数题材多元写实、富地道色彩的港产片，多年间百家争鸣；音乐界也积极变革，继许冠杰、顾嘉煇、黄霑、黎小田等殿堂级前辈以风趣又通俗的粤语曲词刻划时代，后来者林振强、潘源良、林敏聪和林夕等人才，亦以各自天赋将广东歌从过去“下栏作”（低质之作）提升为优质的文化载体。于时局相对太平但压力逼人的年头，大众自然而然将流行文化产物，视作暂忘现实烦忧的减压工具，这股热潮还冲出国际，影响日韩星马泰或欧美等地，获得“东方好莱坞”美誉。

“有时还觉得‘明星’像旧时代的产物。”

而阿谦，恰好赶上了这个香港好时光的“水尾（边缘）”，得以用“受众”角度体验过愉快的吉光片羽，“以前生活相对平稳，闲来我都会跟朋友追偶像，或陪家人‘电视汁捞饭’（电视汁拌饭）。记得每晚煲完剧会追埋《欢乐今宵》；听哥哥和Danny（张国荣和陈百强）唱歌，感觉‘好正’（好捧），看梅姐和罗记（梅艳芳和罗文）劲歌热舞，又被他们的‘星味’吸引；见外国人追捧香港影视作品或演艺人，还会莫名地为香港强大的影视输出力感到与有荣焉，甚至认为这班有影响力的‘明星’好像很代表自己。”入行前的他，曾经如是想。

从观众到踏入“演艺之门”

即使阿谦没有自小“发明星梦”，但潜移默化的向往之情，多少驱使他逐步朝演艺方向前进。“以前的我，以为长大后会做职业运动员。细个钟意踢波（小时候喜欢踢球），想过做足球（运动）员；小三、小四开始操水（练习游泳），入过大埔区队，就幻想做游泳健将；中学后，开始玩球类运动，又想好叻（优秀）入港队。”阿谦笑说，“无奈我的‘运动细胞’不发达，经常整亲（弄伤），不是撞伤膝头，就是扭伤手腕，似乎连上天都畀Warning（给警告）：‘喂，你无咩运动潜能，唔好向运动方面发展！’（你没什么运动潜能，不要向运动方面发展！）”

纵然“运动之门”关上了，可是“演艺之门”却静待他亲手打开。“算好彩吧？虽则我做不成运动员，但‘感情细胞’相对发达，对自身、他人和环境的变化，有较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同学留意到，就鼓励我：‘阿谦，你性格几啱（适合）演话剧，不如试吓（试一试）？’我见好玩，也试一试。”

“既已诞生于这个分裂又隔离的世代，自己是否可化被动为主动，试将‘演戏’当成跟世界连结（connect）的途径，主动回应时局、贡献才能”

起初，阿谦纯粹“贪得意”（觉得新奇）报名校内的歌唱比赛，并于中六加入戏剧学会。接触久了，他才尝出滋味，“那时未算好理解‘演戏’是什么，但感觉到投入剧本后，身心状态都跟平日有所不同，尤其喜欢跟对手和观众互动的火花。”他挺喜欢钻研这学问，中七毕业没考虑太多“前途”或“揾食”（谋生）等现实问题，非常忠于喜好地报考了香港演艺学院及主修表演，继续吸收戏剧知识与技艺。

你关心我的外表还是内在？

比起运动员“赏味限期”较短，体能难以永远长处顶峰，人到中年亦总需卸下队服，重新规划未来，演员的发展似乎较长远，坊间还认为“男演员的演艺寿命通常比女演员更长”，或“男人浸得愈耐愈有味道”（年岁愈长愈有风采）等。所以其时有人觉得阿谦天生高挑俊朗，转向至演艺界“当明星、做偶像”是更明智或安全的决定。

“既感激有人留意，却又担心：究竟我让别人在意的，是外型，还是演技？”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呀。”阿谦说得干脆之余，脸上还泛现一阵腼腆的微笑，显然对外界赋予他“靓仔、有型”等赞美，有点不好意思。“可能你们不会信吧？但我认为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往往无关外在条件。像我，从小没自信，又完美主义，经常反过来自我批判和挑剔。你们看来讨好和取胜的外表，于我却是无形的心理包袱。”阿谦直言从读书时代起，每遇别人称赞，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自我怀疑中，“既感激有人留意，却又担心：究竟我让别人在意的，是外型，还是演技？”

无尽问号，皆是阿谦对“戏剧”别有抱负。自2012年从演艺学院毕业，正式开展演艺事业后，阿谦一直于舞台和影视圈三线发展，先后凭跟黄子华合作舞台剧《前度》及多部 ViuTV 剧集如《玛嘉烈与大卫—前度》、《未来还未来》和《教束》等备受关注，2017年以舞台剧《天边外》夺得“第九届香港小剧场”最佳男主角，今年更凭口碑载道的《幻爱》获取香港“金像奖”与台湾“金马奖”提名，一步步从“旁观他人喜怒哀乐的观众”蜕变成“将历练与情感融入故事的表演者”，他开始体会演出的魅力所在。

我是个常常“脑交战”的演员

“人人演出目标不同，有人或享受掌声、有人或求赚生计。至于我，视之为自我探索。”阿谦表示，纵使参演时，常会敏感又多虑，反复地自我检视，有点痛苦。“但正因我不能回避问题和逃避弱点，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直视本质，反倒得以更勇敢和有系统地梳理思绪与情感。”

有别于人们主张“成名要趁早”、“向成功个案学习”等观念，阿谦认为挫折来得早一点、功名来得晚一些，人生阅历与领悟方更痛快与深刻。像当日从舞台转往电视圈发展，尚未熟习拍摄模式、未掌握演出要门，演《玛嘉烈与大卫系列——前度》的败绩，最叫他难忘，“怕别人觉得‘舞台剧演员演戏例牌浮夸’，所以我演得有点紧张和克制，‘收’和‘放’不稳定，结果令角色过度收歛和平面。”剧集出街后，人气愈高，他愈不安，“自知演得衰（差），于心有愧。”

“偏偏又是‘愧疚’唤醒我怎去求问和求进。” 阿谦解说，“当一个人太顺利，可能你喜欢的，只是‘成功’的感觉，未必手头上正在做的事。唯有当你诸事不顺、遇到失败，明明痛苦到就不行，但依然想继续钻研、想找出口，才可以真正验证哪些才会‘天命’要你做的事，什么是真正的心思所在。”像《玛嘉烈》的失意，就使他发现真的喜欢演戏，为了走下去，必须的起心肝（收拾心情认真起来）检视演出状态。

我们都是传统教育的产物

就在阿谦正调节心态时，巧遇上触动他心灵的《教束》，“终于首尝‘叮’一声的开窍感，领略演戏该是怎样的一回事。”在这部陈志发监制、黄智扬执导的ViuTV剧集《教束》中，他饰演的老师卢文达，是个避免任何冲突的老好人，选择做老师也但求温饱和稳定，谁料因一场意外、被卷入“校政风云”，才再思到“为人师表”的意义。“表面上，我跟卢Sir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怕事求妥协、我重真理求表达，但其实内里的他，所接受的教育及社会环境，跟自己亦有贴近之处。”

“可以引发群众沿戏剧作延伸讨论，是演员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回报。”

阿谦说跟卢Sir同是传统学制走过来的人，故他能同理角色的某些处境，亦从中有新发现。“ 我细个（小时候）好钟意‘发梦’，对未来满有憧憬，所以当年才会胆粗粗（无知无畏）走偏门（非主流的路）读体艺。但别以为读这类学校没有压力，我们都逃不过应付会考和A-Level（高考），而我的学术成绩不算标青（优秀），每遇考试，就要朝早十点温书温到半夜三更⋯⋯毕业多年，今日今时都会梦见赶去考场、未读完书的惨况而被吓醒，证明几suffering（痛苦）。”

除他以外，连才华出众的同学也无从幸免，“受社会‘求分数、讲成绩’的思维影响，大家学几多、学几叻（优秀），都似为了预备日后踏足社会，用来服务整个发展机制的‘一粒齿轮’，既难以纯然享受体育和创作的乐趣，很多人亦碍于生计欠佳，转跑道做金融、会计或保险等揾钱行业，未必会留守运动或文艺圈子持续发展。”

提起这一点，阿谦不为比较谁的道路比较好或谈对错，“而是惊讶地反省自身，由细到大为人不够自信，或者也深受‘重成败、求标准’的教育模式影响，自动地限制对世界、职业和生活的想像。”阿谦想通这状况后，演技不至于一步登天，却至少像打通了某些经络，找到个人跟角色和故事之间扣连，“假如说求学不为求分数，《教束》中的我，也开始没想太多演出光谱、手法或形式，而是摆脱框架地投入剧本营造的空间，随情节变化与角色同呼同吸，感受人物的矛盾与挣抗。”

告别“马照跑，舞照跳”的日常

当演出者愿意相信自己，剧本的情感与思想，自然会透过作品传递给观众。《教束》播出后，大众的讨论点不再停留在“刘俊谦好靓仔、有明星相”的表层，更多关注到剧中谈及的香港教育制度盲点、校方与师生的权力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议题，尤其剧集于2019年6月播放之时，不知幸或不幸地，遇上香港“反修例”抗争升温的时刻，不少观众就将剧中师生联手顽抗校方恶法的桥段，拿来跟现实对照。

“可以引发群众沿戏剧作延伸讨论，是演员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回报。”阿谦强调从读体艺（香港赛马会体艺中学）、演艺学院到当演员，从没自视为“明星”，累积逾十载的演出历练后，他倒愈来愈察觉一个演艺工作者于镁光灯之下再耀眼、再传奇，可是当他／她踏出光环、归回现实后，终究也是个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寻常人，同样无法免俗于维生、养家、年老色衰等实际问题，也回避不了因大时代转变而起的生存考验。

近年成为“局中人”的阿谦，既不再如从前般带上“玫瑰色的眼镜”看待“明星”这回事，“有时还觉得‘明星’像旧时代的产物。”再者，往内看，97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变差，2003年SARS疫情、同年CEPA签订催生大量中港合拍片，以至2014年伞运到2019的反修例运动，以及今年国安法落实后，本地影视生态已经全面改写；往外看，台日韩等地影视业日见蓬勃，全球信息科技日新月异，加上疫情肆虐全球导致社交隔离，又扭转寰球文艺景观，像各式线上放映、展会和活动应运而生，不少素人投身摄制和表演行业。“马照跑，舞照跳”日子既难再如常，观众也看穿了、看厌了从前声色犬马的娱乐圈，更期盼新世代中有良知的演艺人，用作品为人权或普世价值发声，生于这乱世的演艺人面对的挑战，益发高难度和复杂了。

“当然，你可凭高超技艺，成为强大的‘表演者’，但若然你做的事无法触动人心，只是自顾自地打转，演下去，终有一天会走失，无所方向。”

乱流中，新力量正蕴酿

“眼看很多既有的界线、职能和空间等，正被新常态一一打破，文化输送与流转也不再单一，路径庞杂得难以预料，我都不时反思，当下的香港还需要‘明星’吗？假如答案‘否’，我们要怎样更脚踏实地做好‘演员’本份？假如答案‘是’，我们又需要何种模样的‘新一代明星’？”阿谦直言刻下未有确切的答案，“但我不会过份担心或惶恐，转型路些有危险和意外是必经的，向好处想，这也可提供弹性的空间，让大家继续提问和思考，从而迸发更多创意。”

众声喧哗的乱流中，阿谦说，他时会想起启蒙恩师、资深剧场导演及演员陈曙曦的谏言，“老师说，演戏是一个圆，不管你身在何时何地，都要跟对手、团队、观众、空间，还有作品做交流，于来来往往之间，引发的一切回响，无论是赞美、批评或无视，所有力量最终都会回馈到自己的身上，继而影响和改变往后每一步。他教导我，探索剧本和角色时，不能单纯聚焦演技的好坏，更需要关注人性的互动。当然，你可凭高超技艺，成为强大的‘表演者’，但若然你做的事无法触动人心，只是自顾自地打转，演下去，终有一天会走失，无所方向。”

由此阿谦还想到，“我也时常跟好友阿修（游学修）讨论‘明星’和‘演员’的异同，他提出一点，几有意思，就是‘旧时代的明星’概念或已过气，但不代表新时代不再需要‘当下的明星’。近年若你有留意，每有本土作品推出，都不难看到一群年轻观众，既会主动买飞（票）入场力撑，又会自发透过网络平台，或写文、或拍片、或制图等，用尽所有可行的方法去力撑新一代创作人。”阿谦从这股来自民间的“受众新浪潮”中，“深刻感受到我们这代演艺人，或许欠的是资金和资源，但却不缺人心的支持。”

如何独立而有力的去行动

阿谦将有关观察，结合阿修和陈老师的意见。对“香港演艺人”定义产生新构想，“比起以往只被动地等剧本、等开戏，恒常完成演出，再等别人给意见。我开始问自己，既已诞生于这个分裂又隔离的世代，自己是否可化被动为主动，试将‘演戏’当成跟世界连结（connect）的途径，主动回应时局、贡献才能，不用总被环境带着走，而是于演戏以外，善用事业上的传播力，当一个时代的传播者，带动更多人与人，或人与文化的交流，建立更健康的循环？当你亲自为演出赋予意义和价值，行动定必会来得更独立而有力。”

阿谦说到做到，趁今年担任“香港亚洲电影节大使”，他专门应大会的“光影载愈 一齐集戏”主题，以及业界与公众饱受疫情所困，身心俱疫、士气低迷的景况，主动提出参照外国影视及学术界常有的圆桌会议模式（Roundtable，例如每年奥斯卡颁奖礼临近，《The Hollywood Reporter》给男／女演员举行的圆桌会议），以客席主持人身分，跟大会诚意力邀多名新生代演员，包括邓丽欣、周秀娜、张继聪、岑珈其和游学修，举办一场网上举行的直播节目“香港电影圆桌会议”，于长达两小时的节目中，共同探讨疫情电影及娱乐产业该何去何从，还有难关中各岗位可以怎样互助等话题。

“不用总被环境带着走，而是于演戏以外，善用事业上的传播力，当一个时代的传播者，带动更多人与人，或人与文化的交流，建立更健康的循环？当你亲自为演出赋予意义和价值，行动定必会来得更独立而有力。”

戏剧世界是灵魂告解室

“短短两小时的讨论，当然无法解决疑难，我们亦深明丁点付出，或微不足道，但如‘圆’的道理，你永远不先行第一步，就永远无法开展下一步。”阿谦认为“勿以善小而不为”，因为再微小的言行，都可能于深渊扶别人一把。“以《幻爱》为例。遇上‘李志乐’此角，我很开心。这不因为它给我带来提名，而是剧本不仅关于爱情，更讲自我认同。阿乐跟我的本质接近，同样善感又脆弱、执著又坚强、渴望认同也想去爱，我在融入角色的过程，也逐渐学会接纳内在的强弱，更愿意放开怀抱去爱惜自己。感激导演和团队创出用心的剧本，默默地影响了我。”

更叫阿谦惊喜的是，被《幻爱》打动的不只自己。“作品上映后，坊间有赞赏，也有检视，所有意见都助我们了解现时的能力与不足。最震撼的是某次谢票场，有位女生主动分享，她看了电影四次，看时还未懂得哭，但过后因感到自己跟角色境况相似，所以对着我们崩溃大哭说：‘谢谢你们，用电影救赎了我’。”

重提此事，阿谦仍然惊讶，双手还抖动起来，“哗！那一刻，我和导演、蔡思韵好shock！Come on，是‘救赎’！我们哪有能力‘救赎’别人！大家只是拍戏吧。听到对方的感想，我又惭愧又感触。或许，有些人只当电影是娱乐，但亦有人认为电影可以触及心底的情绪或秘密，让他们于观赏时得以自我疗愈。”他说，经历很多无常后，也曾疑惑影视于乱世是否有存在的需要，“现在我相信是有的。因为人都有灵魂和生命，古往今来，当时势愈动荡、贫穷和战争愈频繁，反而愈会衍生一些触发人心的影视创作，或杰作。不管香港未来如何，但这地方始终需要更多有思想、有勇气的人，发挥影响力和创意与大家并肩同行，我希望自己也是途上一员吧。”

Hair by Nick Lam (orient4.com.hk)
Make up by Carmen Chung @carmencmakeup_hair
Wardrobe byO.N.S
Venue @ PREMIER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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