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住那道開了一條縫的門」：中梵主教任命協議何以續約？

簽或不簽，都是大問題。

梵蒂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018年簽訂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展開兩年試驗期。梵蒂岡擔憂，如果不和北京續約，隨着越來越多主教年邁退休與離世，許多教區「群羊無首」，天主教在中國將逐漸凋零。

然而，協議兩年來的成績單差強人意，中國宗教自由的空間卻一再緊縮。梵蒂岡亦面臨這樣的批評與擔憂：若再續約，教會會否淪為中共人權問題的遮羞布？

不顧美國阻撓，梵蒂岡與北京續約

續約前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龐佩歐）9月中在保守派的天主教刊物《首要事務》（First Things）發表文章，指稱梵蒂岡若與北京續約，將陷入道德危機。隨後，他來到羅馬，在美國駐教廷大使館有關宗教自由的研討會上繼續施壓，一字一句指向梵蒂岡：「願教會和所有知道我們最終要對上帝負責的人，能夠在我們這個時代鼓起勇氣。以永恆的真理為基礎的原則，不應該被世俗的考慮所束縛。」

梵蒂岡認定蓬佩奧這番捍衛宗教自由的言論更多是在為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的總統大選造勢，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不願淪為選舉工具，拒絕接見。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也對蓬佩奧大張旗鼓的發言感到詫異，因為已經安排好在雙方私下會晤時討論有關中國的議題。他也指梵蒂岡與美國一樣都關懷宗教自由，但路徑不同。畢竟比起強權國家，梵蒂岡手無寸鐵，也沒有經濟槓桿可以操作，對話是唯一的出路。臨時協議不盡如人意，但教廷終於建立了與北京溝通的管道，以減少彼此的誤解與猜忌。

梵蒂岡扛住了美國的壓力，10月22日與中國外交部同時宣布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續約兩年。相較於中國外交部僅寥寥數語確認消息，教廷在官媒《羅馬觀察報》（L’Osservatore Romano）以大版面仔細陳述協議的目標與初衷，指出得益於雙方良好的溝通與合作，協議有着積極的意義，但全球蔓延的2019冠狀病毒疫情拖延了執行的進度。

協議的目標在於解決中國的主教任命問題，看似狹隘，卻是天主教在中國最根本但也相當複雜的議題。教宗任命主教的首席權確保廣布在世界各地的教會合一與共融，但中共打造的「愛國會」從1958年起開始自選自聖，強調獨立自主自辦，威脅天主教的聖統制，教廷一直擔憂中國走上裂教的不歸路。

兩年只任命兩名新主教

主教任命通常需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會和教廷四方達成共識，過程極為漫長。

由於協議為試驗性質，並非最終條約，因此內容保密。但梵蒂岡公開聲明的目標——主教任命，在這兩年也是進展有限。

兩年間，只有2019年8月內蒙古的集寧教區與陝西省的漢中教區分別祝聖了姚順與胥紅偉為新主教，典禮上宣讀的批准書都提到了「經教宗同意」，承認教宗在主教任命中的角色，與中共過去否認教宗存在相比，跨出一大步。可是有專家認為，這兩起任命不能說完全是協議的成果，因為兩人早在教廷屬意的清單中，並非中、梵雙方從頭一起摸索的人選。

在香港超過五十年，對中國教會極為熟稔的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神父田英傑（Sergio Ticozzi）向《端傳媒》解釋，集寧從2017年起就沒有主教，漢中主教余潤深已經高齡八十多歲，迫使地方政府分別接受了姚順與胥紅偉。還有一些教區也在物色新的主教，但在號稱「民主」的選舉中，通常只有一名候選人，而且常常是地方政府推舉的人選。

為了避免紛爭，主教任命通常需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會和教廷四方達成共識，過程極為漫長。在中國政府的嚴密管控下，教廷常常只能仰賴書面資料審核，很難深入地方確認人選是否合格。2018年協議簽署後，傳出梵蒂岡希望有宗座代表前往中國物色、探詢最合適的主教人選，但北京不願點頭。

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曾經在中國大陸與港、澳、台工作二十多年，現在擔任宗座外方傳教會神學院院長，他向記者表示，協議是雙方妥協的結果，「不太可能挑出最好的人選，但由於教宗也參與在任命的過程中，或許也避開了最差的人選。」

鑽研國際關係的台灣學者林若瑟則向記者解釋，從爭議性較小的教區開始試驗協議的可行性，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教廷想要多任命一些新主教，北京對此卻不太積極，反而是積極推動地下主教成為地上主教，在這過程中引發了較多的衝突。」

合一流於形式，合一也沒有自由

中國教會的修和，關鍵在於必須有地方教會的共識，讓教友也參與其中，而不只是屈服於當權者的壓力。

主教任命協議在2018年簽署後，教宗方濟各立即承認八位中國官方任命的、先前被教廷視為非法的主教（其中一位已經去世），促成七十多年來，首次所有的中國主教都與教宗共融。但許多批評者譴責這是不平等的協議，未能換取北京承認二、三十名地下主教。然而，這不盡然意味着教宗忘記了這些地下主教。據記者了解，梵蒂岡仍在持續溝通，試圖舒緩官方化過程中的齟齬。

讓位給獲得教宗寬恕的官方主教黃炳章後，汕頭的地下主教莊建堅獲得官方承認，但隨即退休。之後媒體報導，共有五位「地下主教」獲得官方承認，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各地教會情況差異甚大，田英傑提醒必須逐一審視個案的動機、目的與所處的環境，避免一概而論的泛泛解釋。

比如，南陽地下主教靳祿崗和幾位神父已經與政府協商四年多，地方政府要求必須通過愛國會登記才能「地上化」，否則這些神父會被遣返回鄉。幾位神父承認愛國會的存在與作用，但沒有表明支持，官方接受了這些含糊字眼，但靳祿崗卻被排除在外。去年靳祿崗再度嘗試，試圖以愛國會是政府與信徒之間橋樑的籠統表述爭取地方政府同意，終於獲得承認。但他仍感到良心不安，寫信給教宗請求寬恕。

又如，福州的地下主教林佳善高齡86歲，已經向教宗申請退休，但在幾位神父的慫恿下，接受了官方的承認；值得注意的是，獲得教廷同意、擔任地下教會宗座署理的林運團也接受了這樣的安排。山西省朔州主教馬存國為了順利牧靈，也與地方政府合作獲得官方承認。

再如，依天主教教規，在正權主教去世後，助理主教有自動繼位的權利。不過，陝西鳳翔的正權主教李鏡峰在2017年去世後，助理主教李會元因為中國主教團拖延，遲遲沒有正式就職。由於陝西愛國會與教會的關係較為和諧，李會元在今年6月就職前，與愛國會就有連繫。浙江寧波的金仰科則是官方教會的主教，但中國主教團對於他被祝聖為主教的儀式有意見，導致他在今年8月才就職。

梵蒂岡專家瓦倫特（Gianni Valente）告訴記者，這些案例的複雜度，說明中國教會不是非黑即白，加入愛國會與否，也不該成為判定主教忠貞的唯一標準，不少人在政府的壓迫下，為了繼續牧靈不得不委屈加入。在一些教區，例如過去上海在主教金魯賢的領導下，加入並進而掌控愛國會，是為了減少政府對這個組織的干預。但現在宗教自由越來越緊縮，這個「偷天換日」的方法也越來越難落實。

田英傑認為，這幾個官方化或是就職的案例有助於中國教會的修和，關鍵在於必須有地方教會的共識，讓教友也參與其中，而不只是屈服於當權者的壓力。

地下教會為「合一」做出犧牲

「協議是我簽的，我負責。確實還有許多人受苦，在協議中，總是有人受苦。」——方濟各

北京與梵蒂岡都是中央集權，領導人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威，但修和攸關每個人的良心，由上而下強加的壓力，很容易弄巧成拙。

福建的閩東教區同時有地上與地下主教，教廷為了促成2018年的協議，要求領導着更多教徒的地下主教郭希錦退居為輔理主教，原本官方非法任命的主教詹思祿，則在獲得教宗方濟各的寬恕後，成為閩東的正權主教。去年兩位主教在復活節前一起舉行彌撒，被視為是當地教會邁向合一的象徵。然而，地方政府堅持郭希錦一定要加入愛國會才能獲得官方承認，而且聲明字眼不得含糊。負隅頑抗一年多後，郭希錦不得不繳械投降，日前宣布「不願成為時代進步的障礙」，向教宗提出辭呈，要全體教徒一起追隨詹思祿。

教廷在2019年6月28日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明白指出，「不要對非官方的天主教團體施加恐嚇性壓力，就像已經不幸發生的那樣。」但為了舒緩神職人員的良心不安，也解釋在2018年的臨時協議簽署後，北京承認教宗是中國教會的首領，改變了「獨立」的意涵，其僅限於政治領域。

還是有不少神職人員跨不過愛國會的門檻，林若瑟說，儘管有教廷的解釋，但「獨立」兩字是天主教會的大忌，猶如與教宗、普世教會分離。郭希錦的舉措反應了地下教會對協議的不滿，正在反彈，他決定退下來，由詹思祿主導大局、整編所有的教徒。林若瑟質疑：「問題是，就算所有神職人員都加入了愛國會，教徒會都跟過去嗎？如果沒有跟過去，這是教廷要的合一嗎？」

密切關注地下教會動向的《亞洲新聞》（Asia News）總編輯切維雷拉（Bernardo Cervellera）也對記者表示，詹思祿長期以來屈服於政府的要求，讓許多教徒難以尊敬他。「閩東教會原本就四分五裂，教廷要求郭希錦退讓，是希望可以促成當地教會的修和。矛盾的是，這個決定反而更加深了當地教會的分歧。北京簽署協議的目的之一，就是製造地下教會的亂局，過去被視為英雄的地下教會現在成了落後的團體。」

教宗方濟各上任後延續前任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與中國對話的路線，終於達成協議。這份得來不易的協議卻飽受批評，2018年簽署後的翌日，教宗方濟各在飛機上接受訪問時說：「協議是我簽的，我負責。確實還有許多人受苦，在協議中，總是有人受苦。」

在大中華地區傳教多年的馬泰歐相信教宗的良善動機，而且任命誰擔任主教是教宗的權力。但他認為閩東的案例依舊令人痛心：「付出代價的總是天主教會，尤其是那些一直忠於教宗的地下教徒。協議是為了促進合一，令人擔憂的是，未來教會合一，卻是一個沒有自由的教會。」

教宗方濟各試圖展現慈悲寬容並承受多方批評，接納了八位官方非法任命的主教。不過不少人擔憂中共未必是厚道的對手，地下主教官方化不是善意的回報，而是要把他們趕進「鳥籠」中。馬泰歐指出，「中共的出發點不可能是為了教會好，而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旅居東亞多年，長期觀察中、梵互動的義大利專家羅西表示：「合一很重要，但必須是在真相之下合一，而不是追求合一的假象。教宗的出發點是良善的，但協議彷彿對中國有着不切實際的理解。」

沒有協議勝過壞協議？

「這不過是在開了一道門縫時，趕緊把腳伸出去卡住而已。」

在香港四十多年，經常往返中國內地的甘浩望（Franco Mella）受訪時則說，閩東的案例讓人看見教會合一的艱難，但中國有上百個教區，不該因為一個教區的困境而否決了協議的整體重要性。

教宗方濟各曾說，「對話不代表妥協，而是為了打造未來，一起往前邁步。」只是中、梵在解決主教問題上腳步蹣跚，教廷承認問題無法一次解決，正是因為仍有問題存在，更需要續約尋求解決方案。可是，教廷期待的「讓地方教會有更大的自由、自治與組織的條件」遙遙無期。

協議簽署前，中國在2018年2月實施《宗教事務條例》；協議簽署後，中國在2019年通過、2020年開始實施《宗教團體管理法》。有評論指出，這是中共使出慣常的手法，在簽署國際協議後，利用國內法規嚴加管理，毀教堂、拆十字架，禁止未成年人進教堂、限制教會為年輕人舉辦活動的消息層出不窮。愛國會與宗教事務部門擔憂權力受到協議侷限，也趁機秀肌肉捍衛可能受到侵蝕的利益。

林若瑟說：「外界對協議的期待太大了，畢竟協議的目標是針對主教任命，任命了主教與促進宗教自由，距離還很遙遠。就像教廷外交部長加拉格（Paul Gallagher）說的，這不過是在開了一道門縫時，趕緊把腳伸出去卡住而已，這個協議只是促進宗教自由的一個開端。」無論如何，教廷也挑了一個最重要、最複雜的問題與北京協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賦予主教關鍵的角色，是天主教的生命核心。

與其說是推動往前邁進的渦輪，協議更像是堤防般，攔阻了大批非法主教的產生。2018年簽約前，北京放話要任命數十位不經教廷同意的主教，若真的發生，對中國的天主教會恐將是一場潰堤的大氾濫，會留下難以收拾的殘局。

然而，梵蒂岡也為協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記者了解到，由於內容不公開，一些地方官員「假傳聖旨」，打着協議的招牌施壓地下教會的神職人員加入愛國會。而梵蒂岡為了延續對話，姿態放軟，也被說是對北京「叩頭」，並被批評是中國侵犯人權的遮羞布。

「我們該問問，值不值得費這麼大的功夫與北京簽約，」切維雷拉說，「相較之下，基督新教沒有和中共簽署任何協議，壓迫的確也非常嚴重，一些牧師被關進監獄、教堂被關閉，但他們的教徒人數蒸蒸日上，而且是地下教會的教徒。」

可是新教沒有主教，也沒有管理散布全球各地教會並與教宗共融的層級組織，天主教的問題顯然更加複雜糾葛。如果教廷順從美國的威嚇，不再續約，中國教會的處境可能更加艱難。

柯毅霖點出：「中共可能報復天主教徒，選出一大批不經過梵蒂岡同意的非法主教。」如果沒有協議，堅持不妥協的郭希錦可能還是地下主教，但在目前嚴峻的宗教政策下，也可能因為沒有教廷的緩衝已經入獄。

北京的地緣政治盤算

「北京繼續與梵蒂岡對話，一大動機就是希望有天梵蒂岡與台灣斷交，進一步孤立台灣。」

首位訪問教宗方濟各談論中國議題的義大利漢學家郗士（Francesco Sisci）向記者指出，梵蒂岡非常謹慎，但與中國續約仍冒了很大的風險，教宗方濟各已經面臨保守派的猛烈抨擊，繼續這個充滿爭論的協議恐怕進一步分裂普世教會。然而，梵蒂岡百般退讓，北京對續約也是猶豫再三，到了最後關頭才點頭。郗士表示：「北京一直擔心教廷是披着羊皮的狼，幸而目前暫時克服了這樣的恐懼，但未來如何，還很難說。」

協議對教廷的意義在於處理教務問題，促進牧靈與福傳，北京打的則是地緣政治的算盤。與梵蒂岡的對話掩蓋了中共近年來急速惡化的人權問題。郗士說：「全世界都把中國當成大惡人之際，與教廷對話像是讓大家知道，對北京還可以抱着一絲希望。中、梵關係緩和像是對着炙烈的國際關係潑點水，冷卻一下。」

協議簽署後，七十多年來，首次有來自中國的主教到羅馬參與世界主教會議，並陸續有其他主教來參與祈禱會、研討會，在教廷搭建的舞台上亮相。今年，2019冠狀病毒的疫情從武漢爆發，北京政府因為沒有即時揭露訊息成為眾矢之的，梵蒂岡則雪中送炭捐贈口罩和醫療器材。患難真情，教廷外交部長加拉格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德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周邊會面。打從中共在1951年以勾結「美帝」、「蔣匪」為名，驅逐教廷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以來，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教廷最高層級的官方會晤。

中國政府裏，最熱衷維繫與梵蒂岡對話的是外交部。切維雷拉直言，教廷是在國際上享有聲譽的組織，也是台灣目前最重要的邦交國，「北京繼續與梵蒂岡對話，一大動機就是希望有天梵蒂岡與台灣斷交，進一步孤立台灣。」

不過，在中、梵接下來續約的兩年間，還不太可能觸及建交議題。切維雷拉說：「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是梵蒂岡的最後一張王牌，要在中共確保宗教自由、主教的自由，以及福傳的自由後，才可能打出這張牌。」

郗士指出，北京知道與梵蒂岡的臨時協議續約已經讓台灣相當緊張，一時之間不會火上添油奪取這個邦交國。林若瑟也認為，中、梵建交時機未到，主要看中國內部的演變、領導人的想法。畢竟，即使是不涉及外交關係的宗座代表，也至少是總主教層級，所有層級較低的中國主教必須聽命於他。林若瑟說：「一個教宗的人派在中國，還成為教會的領導人，光是這點，中共恐怕就很難接受了。」

歷史的評價

切維雷拉認為，教廷為了維繫對話過於忌憚中共，幾乎對新疆、西藏、香港與台灣議題噤聲，也不夠力挺遭到迫害的天主教徒。「這不是說要強硬斥責、對中國宣戰，當教宗方濟各對流離失所的羅興亞人表示關懷，不代表對緬甸、孟加拉開戰。」

與一般的國家不同，教宗的子民在對手的地盤上，因此更加謹慎。歷史上，在強大的極權政府面前，首要之務是力保教會的生存。為了接觸鐵幕後的東歐共產國家，教廷在冷戰時期推動了「東方政策」，但即使是堅決反共、對東歐共產政權垮台發揮影響力的若望保祿二世，也曾對中國軟言相勸，稱許中國是偉大文明，表示「一個好的天主教徒，也是一個好的中國公民。」

如今教宗方濟各面對的是更強勢的中共。局勢之嚴峻，在一些教徒眼中可能更像面對德國納粹的崛起。柯毅霖舉例說，猶太裔的修女、哲學家史坦茵（Edith Stein）在1933年寫信要求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XI）對希特勒的惡行打破沉默，因為在迫害猶太人之後，下一個遭殃的將是天主教徒。然而，在荷蘭主教發聲譴責後，納粹報復將史坦茵送到集中營，在毒氣室殺死她。

中國未來會走向何方？柯毅霖認為，從歷史的教訓看來，現在教宗要不要對中國侵害人權的事件發言，是個難題，協議簽不簽也是艱難的抉擇。或許，只有歷史才能判斷這是不是保護天主教在中國子民的正確選擇。

教宗方濟各說，協議是雙方一起邁步向前。但簽約兩年來進展緩慢，理當作為合一樣板的閩東教區，演變為郭希錦辭去主教職位，是一直默默承擔的地下教會發出的悲鳴。在一開始的蜜月期後，續約後的中、梵無法迴避難解的愛國會和中國主教團問題。教宗方濟各在中國教會的前途崎嶇，對手另有盤算步步進逼，更是行路難。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林若瑟、羅西、馬泰歐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