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將篩查抑鬱症，學生們卻害怕被曝光和勸退

編者按：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估算，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其中，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23.8%。「終於有資格哭了。」一些學生在確診的時候說。他們承擔著來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和愈加激烈的競爭中迷失。端傳媒將連續推出兩篇報道關注被抑鬱折磨的學生群體。今天是第一篇，記錄中國高校宣佈篩查抑鬱症後，一些學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擔憂。下週將推出第二篇，聚焦在疫情下爆發心理問題的中小學生。

小疏完全沒想到，在她流淚講述自己的痛苦後，那位老師的反應竟然是「叫輔導員過來」，還要通知家長。

此前一切還很正常。在學校安靜的心理諮詢室裏，剛上大三的小疏不知不覺就把抑鬱情緒暴露出來了。「狀態好差，很痛苦，學業的壓力好重，要跟那麼多優秀、努力、善於投機的同學競爭，有時會想着死的事情。」她說，「但還好沒有出現軀體化症狀，睡眠也還好。」

「太危險了。」聽完後，那位老師丟下這麼一句話，準備打電話給小疏的輔導員，還要求她提供父母的電話。小疏一聽就急了，很生氣，真的很生氣，信任感轟然消失。

小疏在中國北方一所名牌大學唸書，從大二開始被抑鬱情緒困擾，並在那年暑假去醫院確診了中度抑鬱和輕度焦慮。她吃了一個暑假的藥後緩解很多，停藥了。但升上大三後，沉重的課業壓力讓一切捲土重來。

在一個病友群裏交流時，一位心理學專業研究生建議小疏去學校心理諮詢室。他們以為，一所名校的心理諮詢室，總該會專業些、得體些，卻萬萬沒料到它會如此不專業。

那一次遭遇後，小疏認為「體制是不可以信任的」。所以，當中國政府公布將進行抑鬱症篩查時，她的下意識反應是恐懼與不適。「這真是要抑鬱症患者的命啊。嫌我們死得慢，推我們一把啊。」在社交媒體上，她寫下這句話。

2020年9月11日，中國國務院衞生與健康委員會公佈《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宣佈各類體檢中心將在體檢項目中納入情緒狀態評估，供體檢人員選用。同時，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並重點關注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

「抑鬱症篩查」這一名詞進入公眾視野，爭議聲四起，抑鬱症患者、心理諮詢師和精神科醫生都對這一方案表達了擔憂。在上海擔任精神科醫生的姚灝對端傳媒表示，如果沒有後續支持性服務，對抑鬱症患者的隱私保護、篩查後的診斷和治療跟不上，不能改變學生的心理狀況，篩查就沒有任何好處。

據《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顯示，中國抑鬱症患病率達到2.1%，焦慮障礙患病率達4.98%。另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整理，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在23.8%。他們中的一些人鼓起勇氣向學校求助後，卻和小疏一樣，不但沒有被理解，反而被暴露隱私、甚至被學校勸退。在安全氣墊尚未完全鋪好、承接住他們之際，一面篩查的網已躍躍欲試地打開了。

來自父母的壓力：「你是媽媽的希望，你這樣了我可怎麼辦」

抑鬱症是如何一點點觸發出來，小疏記得很清楚。那時她上大二，中文系的課業在這一年最重。她幾乎每天都在熬夜趕論文，過着「007」的生活，一週七天，每天通宵學習。有時想睡也睡不着，失眠嚴重。

「我只是太累了，又累又無望。」她說。大一結束，她失去保研的希望，而想去的專業考研又非常艱難，令她畢業後從事文學研究的理想變得飄渺——從高一開始給自己找到的人生唯一意義、入世生活的理由崩塌了。

那一年，每一個失眠的夜晚，她都在想着死。直到暑假回家，換了環境，她想再嘗試一下求生，便和媽媽講了，在媽媽的理解和陪同下去了醫院，確診為抑鬱症。

「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其他國家，成長，包括學生進入到社會之後的壓力其實是越來越大的，它要求一個人不斷地努力和奮鬥，保持一個比較強、比較高昂和熱情的情緒狀態。」在國內高校從事心理諮詢的王宇景對端傳媒表示。

在王宇景的經驗和觀察之下，大學生甚至到高中生，抑鬱症的發生都跟整個社會競爭的壓力氛圍有關。「父母有意無意的言傳身教，傳遞了對於家庭來講過高的目標，這跟整個家庭和家族在社會系統的位置和競爭關係是有關的。」他說，「子女承擔了過多的屬於父母的壓力，成人之後可能會更容易承擔周圍人的壓力和系統的壓力。」

生長在北京、如今已步入職場的李玥，很小時就感覺到這種壓力了。「在北京，剛出生的孩子就要進行各種訓練，說話走路只是最基本的。三歲的孩子參加各類興趣班，學鋼琴、繪畫、口算等等，早已形成社會風氣。相反，一個順其自然，肆意成長，沒有早早就扛上同齡人壓力的孩子，會被嘲笑『什麼都不會』、『腦子不好』。」她說。

上高中後，這種競爭表現得具體而直接，「勾心鬥角」蔚然成風。「如何讓排名靠前的學生心裏不舒服、如何博得老師和校領導的喜愛，更有甚者，想辦法讓好學生生病。學習好的學生在那些不夠優秀的學生眼裏就像眼中釘，讓人想要除之而後快。」她描述了高中同學之間的「鬥爭」方式。

這些壓力在李玥心裏一點點堆積。成為好學生不是她的目標，不過是為了父母的期待、讓老師喜歡、讓高考更順利。平時不太會讓家裏人擔心的她，獨自承受着內心的重負。直到壓力變成雪球，她無法再承受。

那是高一那年的事了。有一次考試，她的成績不是太好，心裏升起了強烈的自責感，覺得自己達不到家人的期待，老師也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人身上去了，被老師在意的學生提問能得到更耐心的回答。她覺得自己被忽視了。

對成績的擔憂，對未來的不確定，諸多壓力累積在一起，李玥崩潰了。她想過幾種自殺方式，最後選擇了跳樓，「可能死得比較難看，但這是最快也最不容易察覺到痛苦的死法。」

那天，她把自己鎖在房間，半個身子從窗戶探了出去，是母親撬壞鎖衝進來，把她拉回來了。被拖住的李玥沒有哭，對着母親說了一句話：「我好累。」

要到很多年以後，她已經念大四了，第一次去醫院就診，才明白抑鬱症早就纏上她了。那時，她的病情已經發展到雙相情感障礙，即抑鬱症和躁狂症的結合。

王宇景在高校見過不少這樣的學生，來自父母的期待和社會的競爭壓力，成為壓垮他們的稻草。「還有一種情況是父母替孩子做了太多的選擇，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承擔得太少，做的選擇太少，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和未來的方向，不知道什麼事情做起來有意義，有點像北大心理中心副教授徐凱文所說的空心病。」他說，「這兩部分還可能在同一個人、同一個家庭裏存在。父母在該幫孩子承擔的時候沒有承擔，比如夫妻之間的矛盾、情感的糾葛，讓孩子都看到了，並且通過拉扯孩子站到自己這邊去承受這些東西。而在選志願、選職業方向，孩子又沒有決定權，都被父母包辦了。」這些都成為當代學生抑鬱症的來源。

在另一位高校心理諮詢師陳寧的經驗中，人際關係和感情問題是她所在學校學生患病的兩大主要原因。「可能一些名牌學校裏，學業壓力佔比較大，我們這裏人際和情感佔比高一點，其次是學業和親子關係。」她說。

接受端傳媒採訪的椰子，便是在大三下學期，因與異地戀男友分手而陷入低落情緒。本來在準備考研，卻一點都不想考了，腦子裏不進東西。去醫院問診，被診斷為輕度抑鬱。

因抑鬱症被休學後，她在家裏承受的壓力更大了。「媽媽會說，你是媽媽的希望，你這樣了我可怎麼辦啊？她還會說，我就知道自己命苦，看我忙來忙去的，也沒人憐惜我，這麼累也沒人關心。」椰子說。她從小乖巧懂事，學習成績好，是那種讓家長放心的孩子，母親的話令她更加愧疚。

二次傷害：老師強行找她談話後，直接通知家長把她領回家

陷入抑鬱狀態的大學生們，不少已經有對抑鬱症的概念，願意去尋求諮詢與治療。但中國精神衞生資源的現狀，卻不甚理想。接受端傳媒採訪的抑鬱症患者們，都表示自己在和學校老師交流的過程中，受到了二次傷害。

椰子在醫院問診後，打電話告訴了媽媽。遠在老家的媽媽擔心，又打給了她的班級老師，請求老師開導她。沒想到，老師強行找她談話後，直接通知家長把椰子領回家。「老師談話就是例行公事，確認了病情後，怕擔責任，就讓我回家，不要在學校裏。」椰子回憶道。

回家後，她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媽媽先是罵她，隨後又哄她，她不想理，只是窩在房間裏不出門，獨自消化。作息飲食不規律，驟然發胖，沉默寡言。

小疏在學校心理教室諮詢後，被扣下了，心理老師要求她父母帶她回去。小疏大鬧了一場，直到學院黨委書記過來把她帶回了辦公室。書記安撫她說，學校的心理諮詢很不專業，這位心理老師以前就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老師，以後若有事去看精神科，或者找外面的心理諮詢。一切才平息下來。

像小疏一樣的案例，姚灝看過太多，他知道的抑鬱症學生被休學、隱私被曝光的情況亦不少。 最為人熟知的近期案例是北京大學畢業生、脱口秀演員李雪琴。她在大三時懷疑自己得了抑鬱症，求助北大心理中心，中心的老師要將此事告訴他們學院老師。據李雪琴自述：「我跪在地上求他，不要告訴學院，因為我不想讓我媽知道。可他們還是告訴學院了，這是我對北大最失望的一次。」此外，患者在求職、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面臨歧視。就在10月13日，山東威海一名女大學生就因抑鬱症而被航空公司拒絕登機。

「如果學生前來諮詢抑鬱症，諮詢師是否要打破保密原則，告知家長和院系其他老師？」王宇景提出這一關鍵問題，「目前國內和國外通行的是：如果來訪者有危機情況，確實有必要打破保密原則，但這會在諮詢剛開始的時候寫在協議裏，告知來訪者，主要是從他的生命安全和整體利益的角度去考慮，一般來說他們是能接受的。但如果很唐突，沒有跟來訪者講保密例外，或者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和知曉就通知家長和老師的話，確實會造成信任問題和矛盾。」

精神科醫生姚灝曾經在網絡上做過一個調查：現在國內大學裏的心理健康服務怎麼樣，能幫學生解決心理困擾嗎？

他收到了22條回覆，其中只有4位回覆者表示不同程度的肯定，其餘均認為不能，並講述了自己的糟糕體驗，「不被重視，百般敷衍」，「甚至做不到基本的尊重」，「個人隱私完全無法保密」，「只是為了維穩防事」，「像教導主任，講大道理，結束後心裏更沉重了」……

去醫院求診精神科醫生，對抑鬱症患者來說也是碰運氣的事。

李玥在大四那年終於去了醫院問診。那時，她已經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對一切失去興趣，在家坐在椅子上可以一整天不動，除非飢餓和想要去廁所。需求變得很少，心裏常常覺得不能這樣下去了，但依然動不了。這種狀況持續了兩週時間。接下來又突然變得異常積極向上，覺得這個世界沒什麼難事，一幅「有志者事竟成」的樣子。

她上網一查，發現這不是單純的抑鬱症，而是有雙相情感障礙的跡象，於是去醫院尋找答案。

在醫院，跟醫生聊着聊着，她的眼淚就流下來了。運氣好，她遇到一個態度友好、願意傾聽的醫生，也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但依然無法得到足夠的治療。醫生告訴她說，「你還是學生，所以我給你寫得簡單些，免得影響你的前途。但你必須清楚自己的狀況。」

那時李玥才知道，精神疾病會被記錄進國家系統裏，開藥、住院都需要錄入個人信息。而一旦進入系統，可能會影響她大學能否順利畢業。尤其是「雙相情感障礙」這一疾病，醫生若記入系統，她甚至可能被強制送進醫院，哪怕她可以正常學習生活。

醫生告訴她，再觀察一下，「如果有加重一定要過來，我給你開藥。」他說。李玥臨出門時，他又叫住她，說：「無論如何，不要死。」那句話，李玥一直記着。

雙相情感障礙錄入系統，指中國衞生部門在2000年後建設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統」。按照這一系統的規定，六類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障礙、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礙、偏執性精神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精神發育遲滯）患者需要錄入系統，橫向上公安、衞生、民政、政法委四個部門有查看權限，縱向則直達社區。凡是被錄入系統的患者，會被重點關照，遇到節假日、重大活動或會被重點盯守，甚至可能發生李玥的醫生所說的「強制入院」。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告訴端傳媒，這一系統當初在建設時，是為了避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後消失在人海，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但系統還相對簡單，只是按照六類疾病進行申報登入，沒有區分程度。「比如症狀較輕的雙相情感障礙，對公共安全不具有危害性，但還是得錄入。」他說。

李玥運氣較好，第一次問診遇到了為患者考慮的醫生。但她此後在北京安定醫院和北醫六院兩家北京最好的精神專醫院問診，體驗非常不好。「北醫六院的專家毫無耐心，閉眼聽人講話。」她說，「安定醫院的門診掛號很不穩定，只是排號，不能確定是哪個醫生看，輪到哪個是哪個。這樣導致的一個問題是，每次醫生都會問同樣的問題，而且對你的病情完全陌生，只憑病例的三言兩語開藥；開藥也不考慮病人病情，而是按吃了多久的藥來開。」

她想好了，去了什麼也不說，咬死一句話：「老師，我不想自殺了。」

如此現狀下，中國衞健委公布的文件稱，到2022年，在試點地區初步形成全民關注精神健康，支持和參與抑鬱症防治工作的社會氛圍。這也意味着，文件中所說的抑鬱症篩查，或會在2022年之前在試點地區（一般是指省會城市、東部沿海地區）開展。

篩查的消息，讓抑鬱症患者不安。

「就像我的遭遇一樣，所謂體制是不可以信任的，把我們的疾病向陌生人公開、向我們不信任的人公開，是一種殘忍的羞辱。」小疏說。

在她看來，老病人知道抑鬱症被公開後的利害，也知道量表如何造假，所以如果碰到篩查，大多會選擇偽裝。但不知利害的新患者，可能真的會吐露心聲，從而被篩查出來，遭受一系列歧視，「最可憐的其實是他們。」她說。

實際上，中國高校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在新生入學時進行心理調查。李玥剛進大學時，便收到了學校發給新生的心理情緒調查問卷。隨後，她被單獨叫到了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辦公室。一開始她還一頭霧水，但很快就反應過來：問卷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是否想過自殺」，她選了「是」。

去辦公室的路上，她就想好了策略，去了什麼也不說，咬死一句話：「老師，我不想自殺了。」最後老師沒有辦法，讓她離開了。

「學校的心理諮詢老師找我見面不過是應付學校的任務。水平不夠的人，開口也不放心啊。」她說，「如果我知道寫真心話會被叫進辦公室，我一定會寫心情非常好，從小到大都積極向上。」

而對於心理諮詢老師和精神科醫生來說，篩查面臨的問題還很多。

姚灝說，篩查有很多細節問題，在什麼場所、用什麼工具去篩查、篩查的頻率是多少、誰來做篩查、篩查後相關的支持性服務有哪些，這些細節問題都會影響到篩查的利與弊，目前都還在探索，沒有答案。

同時，公共衞生服務講求成本效益比，篩查的成本比較低、效益比較好，才值得做。這裏的效益，指的是對患者的效益，醫學裏會用症狀的改善、壽命的延長、有質量的生活生命、活得是不是有價值這樣的指標來衡量。

成本則是錢夠不夠、人力資源是否足夠。若在學校裏進行篩查，那很可能就是學校的心理諮詢老師、校醫、輔導員、心理委員去做。「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非常非常少，質也不太理想，他們對精神疾病的態度是什麼樣的也很難說。如果比較片面、負面，知道你可能有抑鬱症，對你另眼相看，就會很影響到學生未來的情況。」姚灝說。

篩查之後，還得跟上診斷和治療。「篩查不等於診斷，它只是為了提高疾病的識別率所採用的辦法。如果一個地方患病率很高，但他又不願意去醫院看病，這種情況下用篩查這種比較偏主動的方式去發現患者，目標是希望儘可能多地發現疑似患者。」姚灝說，「但篩查後學生到底是不是罹患精神疾病，真陽性還是假陽性，學校諮詢老師是不能診斷的，只能精神科醫生來做。診斷之後若確診陽性，後面再跟上治療。」

而這時，又會面臨精神科醫生的數量是否足夠。「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如果都查出來了，都來醫院尋求幫助，我們是不是能提供這麼多服務，也得打一個問號。」姚灝說，中國14億人，只有4萬名不到的精神科醫生，相當於每10萬人中只有不到3個醫生。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顯示，在俄羅斯和美國，這一數字是每10萬人中有11到12個。此外，醫生資源分佈亦極不平均，東部沿海、北上廣比較多，西部地區，西藏青海甘肅精神科醫生的人數則非常少。中國的心理諮詢師數量在未來十五年內的缺口達到200萬到300萬人。

在姚灝看來，篩查若能夠起到科普、宣傳和教育的作用，讓更多人了解抑鬱症、去污名化、讓患者願意主動到醫院來就診，是篩查可能好的一面。「中國抑鬱症的識別率非常低，大概十分之一，也就是10個抑鬱症患者裏只有一個人知道自己有抑鬱症，會去醫院就診。在知道自己有抑鬱症的人裏面，真的會去接受正規治療的人，不管是心理諮詢渠道還是藥物渠道，也只有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姚灝說。

尾聲

椰子在家裏呆了幾個月後，在大四下學期重返校園。輕度抑鬱的她強迫自己回到學校，去完成畢業論文、拿畢業證，去和人接觸。所幸，指導畢業論文的老師和學姐人很好，她也慢慢走出來了。

正在念大四的小疏，得到來自母親的完全接納和理解，家成了她強大的後盾。確診後，母親甚至對她說：「索性回家啃老吧，我養你；或者不讀了，去學你喜歡的甜品，過輕鬆一點的生活。」小疏感激母親的理解，「她也不再把我進名校當成一種驕傲了，知道這樣說我會有壓力。」

父親也終於同意了小疏出國讀書的請求，願意提供經費支持她。新的可能性打開，人生不再是前路無着的狀態。「國外的文學研究更開放一些，更何況人文學科需要言論自由，我有喜歡的老師說自己的論文發不出去，國內審查越來越嚴格了。這樣下去我的思想會自我設限，無法做出好的研究，所以會期待出國，現在更是想着快點跑。」小疏說。

李玥如今在北京的一家國營企業工作。她隱瞞了自己的病情，因為在她看來「中國沒有公司可以允許有精神疾病的人工作」。2008年，位於上海的IBM公司就因辭退抑鬱症員工而被該員工告上法庭。一些網絡論壇上也會出現抑鬱症患者被公司辭退而上網求助的信息。

這一年來，李玥發病的頻率不高，到目前為止只有一次。發病時，她強忍着，有人的時候表現得什麼事都沒有一樣，即便頭痛欲裂，渾身無力，也要假裝自己一切如常；即便內心崩潰，情緒失控，也要表現得積極向上。沒人的時候也忍着，但至少可以表現出難受、不舒服、傷心。

抑鬱症篩查的消息，打破了她內心維持已久的平衡。「我很害怕。我怕這條新聞描述的事在實際操作中得到重視。」她說，「它忽略了真正的受眾只會更加痛苦，說不定會提高患者的自殺率。」

而她唯一的希望，是這條政策在實際操作中，會被相關工作人員敷衍了事，不會被認真對待。

應受訪者要求，小疏、李玥、椰子、陳寧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