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下的攬炒時代，「張超雄模式」還有空間？

「我真的不想再做了。但對我而言是一個責任，歷史把我放在這裏。」三屆香港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說。

在香港，張超雄的名字是「老弱傷殘」的代名詞。他出身社工，作風低調，2004年首次當選，由功能組別戰到地區直選，在政治明星的光芒下長年深耕乏人問津的弱勢議題，是弱勢者和病屬的浮木，社福記者的「人肉字典」。

今年6月，同樣在他的立法會辦公室，張超雄對記者說：「在這裏那麼多年，夠了，真的夠了。」他早在民主派內部初選之前已宣布不再競逐連任，那次訪問，原是為總結他的政治生涯。 可歷史不如人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今年8月宣布立法會延任安排，把一心退下火線的張超雄置於兩難。

「我要過別樣的生活，還是要再盡力面對一段更艱難、更凶險的時間？」16年奔波消耗，他今年63歲，不諱言自己的火已不及當年猛，本寄望新人帶來新衝擊；腰患亦令他體能大不如前，難於以身守擋；最重的，還是家累。嚴重智障的女兒盈盈，年紀日大，他深覺自己過去把許多時間放在公共事務，往後理應照顧家人。歷史與家庭，都是重責。他趑趄掙扎後，選擇留下。

不少人認為反修例運動已完結︰街頭運動被輾壓，議會戰線亦將淪陷，抗爭出現真空期。張超雄卻認為，可以做的事還多著。

可他也明白，自己的想法，會被視為「阻住地球轉」，與「攬炒」存在矛盾。「這個就是我跟新力量的根本差異。」抗爭派主張先破後立，透過加速和攬炒把建制拉倒後再光復重生，他卻仍在制度中補網，「對我而言，現在很多人已經攬炒了，但他們沒有重生，而是繼續攬炒，而我們卻不做事。」

怎樣破滅，如何重生，當中因果路徑，他說他不是太看得透，「我想我真是落後。」

「但我理性地分析過，如果我們這樣抽身而去，對運動沒有一點好處，只有壞處。」

去留抉擇 凶險在前

「我想到一定要留下來，就算很多人走了，所剩無幾，孤軍作戰的時候我可以怎樣做？」過去數月，全國人大宣布延任現屆立法會議員後，民主派議員爆發去留爭論，張超雄除了發表〈去留肝膽兩崑崙〉一文自陳立場外，基本上沒有參與辯論；文中他寫到：「我認為現在起身，放棄議會，我過不了自己。」

考慮去留，他從來都是以民主運動和弱勢社群為念。

不少人認為議會已作廢，留守是為虎作倀，又或中了政權的計，為全國人大無限期延任提供便利；但張超雄認為，議會還是兵家必爭之地，「因為這裡是center of attention（關注的焦點），雖然不是真的有權，但政府做很多事都是必經這兒：法例、錢、重要政策，很難逃避。如果我們不在，我們不會被告知，也不能將民間意見說出來。」而透過議會亦能全天候接觸傳媒，對應付輿論戰尤為關鍵。

他立場清晰，留與走，只看民意一錘定音。

張超雄回想去留的決策過程時形容：「很多重要的持份者不是用原則性去考慮這件事，而是思考怎樣用合理的方法達致決定。」當人大延任決定一出，他算是其中一位最早在內部提出要共同商議去留的議員，可最初除了陳淑莊外，反應冷淡。在初期的泛民會議上，他認為應該與勝出初選的抗爭派協商，並訂下原則和決策機制；他亦提議以民調來回應選民對認受性的質疑，但他指意見在民主派內部沒有被重視。

其後，抗爭派認為應該杯葛立法會，泛民終提出以民調決定去留。8月底，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與許智峯被捕，他曾想到是否要以杯葛立法會表示抗議，而林許二人堅持留任。待到香港民研主席鍾庭耀於9月29日公布民調結果，顯示47.1%受訪者支持留任，45.8%則反對，兩者均不過半，因此由議員「作出政治判斷」決定，張超雄才鐵定留任。

「在過程中我發覺大家（民主派和抗爭派）路線不同，而且在初選中看法的分歧，以及大家用的手法所引來的傷害，導致根本沒辦法令兩邊拉在一起。」未有參與初選的他觀察到。

他估計，來年定必非常凶險，「對方不會鬆懈，只會不斷壓下來。」未來一年主力是守，一年後他定必退下；倘若立法會變了「萬年議會」，全國人大無限延任現在的議員，他亦會辭任抗議。「如果我們都覺得（議會）失去意義了，我們就用總辭去抗議，而我覺得機會不小。」

民主派議員中除朱凱迪、陳志全和陳淑莊外都決定留任，民間反對聲音不絕於耳，張超雄擔心如果指責持續，或會不斷削弱民主派議員的影響力和工作效果，「我們在這裏的權力是假象，但政治是Perception（觀感），這個Perception不只是建基於議會賦予的位置和權力，也關乎社會如何回應。如果我們的支持者都不斷質疑我們，就會落入塔斯陀陷阱，吃力不討好。」

張超雄想像過最壞的情況：政府以國安法控告全體非建制派議員；反抗者被送中；所有抗爭力量變成地下；沒有街頭抗爭、沒有言論自由、各類機構包括社福、教育、司法機構等均被監控；更甚者，非建制議員裡外受敵，支持者繼續批評他們妥協，而立法會難以發揮帶動討論、知會公眾和發掘資料的功能，「如果連這些作用也失去，留在議會也無用。」

然而，在現今香港，早已沒有「最壞」，所有「更壞」，幕幕成真。「能否過得一年，我都很懷疑。」

「有沒有想過自己被捕？」「有。」「怎樣安排？」「安排不了，怎麼安排？」嚴重智障的女兒需要24小時照顧，現在靠太太、工人姐姐和他工餘後支撐。太太曾問他：「如果你坐監，我們怎算？」

「雖然有想像，但想到那裏就停了，想不下去。」

抗爭這回事，不是我的性格，也不是我所長，但歷史放我在這裏，我沒料到香港會變成這個樣子。

政權眼中的刺

「我是個社工，我想多做人的工作，」張超雄說，「抗爭這回事，不是我的性格，也不是我所長，但歷史放我在這裏，我沒料到香港會變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覺得歷史搵你笨？」

「（大笑）也不能這樣說。」

他的從政生涯，是香港政制跌宕軌跡的縮影。在無可抗逆的歷史宿命下，他16年來謹守一個承諾：「我做到的是一種反叛、一種挑戰、一種批判。他們（香港政府）把自己也麻醉了，自以為建構一個關愛社會，而我就是他們眼中的一根刺。」

近年，張超雄經常自嘲落伍、想像力不及新人，曾幾何時，他也是新人。04年，身為回流學者、香港理工大學講師的他以蜉蝣撼樹之姿挑戰社福界功能組別選舉，打出的口號是「反叛點，可以麼？」，反抗一筆過撥款和收緊社福政策，終以3263票險勝 。梁文道曾形容，張超雄當選，是「高昂理想對傳統功能小圈子的衝擊。」

回歸後的10年，此料未及的，竟成一個此情可待成追憶的年代。儘管新自由主義管治當道，但公民社會亦發展活躍；程序公義、民意認受等社會共識仍撐持著議政空間，挑戰現狀的先行者輩出，當中包括張超雄。

生於中產之家，從未捱窮，年青時已赴美求學；以社工為志業的他，是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畢業後沒有申請教席，卻到美國奧克蘭市的社福機構工作，服務當地的華裔社群，他說自己深信「做過才能教，未做過不懂教」。96年，為了照顧嚴重智障的二女，在97大限前一家回流。教書十多年，一直在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擔任合約講師，卻從未為安穩噤聲。

2003年，理大以削資為由把校內清潔工薪金減半，張超雄寫大字報質問薪津為八名大學校長之首的潘宗光，是否「問心無愧」。

首屆當選後，他在08年競逐連任，為公民黨到新界西轉戰地區直選，鎩羽而歸；2012年他加入工黨，迎著金融海嘯後思變的民心，以及以左翼理念、基進價值為綱領的社會運動的興起，扛著「弱勢權益」的理念在2012年重返議會，以3.9萬高票當選，僅次泛民票王梁國雄，並於2016年再度連任。

其實國安法前的社會都是一個相當專權的社會，香港從來都是，不過有些假象。整個議會都是個facade（門面）。

在許多人眼中，他在議會內外耕耘的議題是邊緣而卑微：特殊教育、罕見疾病、傷健/殘疾、貧窮、少數族裔、長期護理、安老政策、新移民、難民、全民退保、勞工、性小眾等等。在議會與官僚明爭暗戰多年，他比議會外的批評者更早明白，立法會原是幕有名無實的佈景，「其實國安法前的社會都是一個相當專權的社會，香港從來都是，不過有些假象。整個議會都是個facade（門面）。」

但他仍然相信，要在「門面」上做一條尖銳的刺，「我們其中一個角色是要不斷提醒社會，在繁華背後有許多陰暗，許多被遺忘的人，這也是我們社工的使命和天職，就是要幫助弱勢，他們的聲音發不出來，無人看見，而我們就是要把光和關注帶給他們。」

但一條刺能帶來多大改變？「唔多囉。」

「其實也不是無所作為，改變是會發生的，但你不知道它何時發生，發生時沒有人通知你，這並不是一個理性的進程。」

在佈景中種樹

在去留爭辯席捲輿論場域時，張超雄的日程塞得滿滿：跟進安老院疫情、關注疫症下的長期病患者、照顧者、獨居老人、低收入家庭、失業人士等，以及支援屯門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的羈留者人道危機。

一如既往地，用他的方法種樹，即使最終無花無果。

首屆任期令他意識到，要把議題扎根議會，必須由小組委員會帶起。立法會設立18個事務委員會，以討論特定政策範圍，而在事務委員會下可設立小組委員會，以討論公眾關注的議題並提出政策建議。

在第二屆任期，他召開了「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及「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兩個小組並出任主席，經年深耕。以融合教育為例，他跟關注者組成特殊教育政策及立法聯盟，與議員郭榮鏗於2016年提交《特殊教育需要條例草案》。時任立法會主席以「偏離現行政策及導致政府開支增加」拒絕接納草案，其後二人在議會內外遊說，政府最終推出數個措施，包括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增設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等，不少以他們的倡議為原型。

條條道路，由零築構，鋪路者灰頭土臉。張超雄不好鎂光，他把光引向人間悲劇。苦難無常，但命運有其脈絡，縱橫著制度的斧鑿；改革者的志業是質疑命運，重塑個人生命的結構格局。這些年來，他建立了一套「張超雄模式」──從弱勢者的苦難透視問題，再帶入議會，迫使官員面對這些由制度缺陷造成的人間悲劇，從而改革制度。

2004年，天水圍大陸新移民金淑英與兩位女兒被丈夫所殺，曝露了社工的失職、警方對家暴案件的怠慢，以及新市鎮規劃問題。在往後數年，張超雄一邊為受害者家屬提供協助，一邊組織街坊就區內的醫療、就業和交通問題發聲，並擔任《2007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促成《家暴條例》的修訂，擴大對家暴受害人的保障。

2014年，全職照顧有自閉症及過度活躍症的15歲長子，59歲父親不堪重壓和嚴重抑鬱刀殺兒子後自刎報警。張超雄為後者撰寫求情信，在其擔任主席的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上，智障人士或其他類別殘疾人士的老齡化亦被提上議程。直至今年7月，政府終公布《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建議確立為殘疾人士確立老化評估、提供特殊服務，和成立「特殊需要信託」以照顧其長遠生活需要。

2017年6月，老翁黃伯因獨自照料中風妻子心力交瘁而掩斃老伴。張超雄看到新聞遂往獄中探看，望為黃伯寫一封求情信。黃伯的故事曝光後，消息一時震動香港，「雙老家庭」成為社會急逼應對的問題，揭示了長期護理政策的困乏，對照顧者的社區支援嚴重不足。即便如此，社會福利署卻一意孤行地於明年撤銷安老服務的「雙重選擇」，有需要的長者將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

（政府）挪用你的語言，但不會給你任何credit（表揚），不會告訴你何時做、怎樣做；設計完全走樣，你要蘋果它給你一個橙，然後說那是蘋果，你想把橙變回蘋果也好艱難。

除了以社會事件推動政策倡議，許多大小戰線都是無預警地發生。

2017年，規劃署改劃屯門土地以增建公屋，範圍覆蓋智障人士宿舍「柔莊之家」，張超雄從中磋商，發展局一年後決定將舍址剔出發展範圍；2018年，政府欲收回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提供職業訓練的觀塘展亮中心，以重建為公務員學院，張超雄聯同其他議員、學員和家長抗議殺校，校舍最終得以保留。

體制內一個小決策，便能輕輕巧巧地輾毀弱勢者如輕塵弱草的生命，而立法會議員的身位，讓張超雄能為他們擋住一些無妄之災。
在民主社會裏，推動政策改革大多由個人和倡議者組織帶動，以研究、報導、倡議、示威、遊說的方程式，令宏大的願景透過政策建議推動體制改革，從而改變人的命運，杜絕悲劇。然而，在承襲著殖民體制的香港，要種一棵樹，需要零落成泥碾作塵的意志。

「（政府）挪用你的語言，但不會給你任何credit（表揚），不會告訴你何時做、怎樣做；設計完全走樣，你要蘋果它給你一個橙，然後說那是蘋果，你想把橙變回蘋果也好艱難。」要令次貨變回原型，必須熬過遙遙無期的等待，「中間有好多人很沮喪，犧牲了、離開了，但還是能撼動一點點。」

抗爭與倡議 必須並存

張超雄的議員辦公室在立法會10樓的一個角落，像個孤島。

在立法會這些年，張超雄心知自己關注的議題從不是主流，然而他深信，這些不常宣之於口的事卻最貼身，「大家心底清楚，終有一天自己都會成老弱傷殘。哪個家庭沒有長者？哪個人能控制到不會生下一個沒有殘疾或罕病的小朋友？這些事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非常貼身，只是我們不講不想。」

然而，眼前一年，張超雄已料到將未必有太多空間去耕耘這些弱勢和民生議題，「我們只是去擋，去回應他們（政權）做的壞事，爭取第一時間把真象說出來，這些工作都會佔去了很多時間。」即便如此，他表示自己亦不會放棄這條民生戰線。

國安法通過意味著紅線無處不在。在大陸，民生即維權，最溫和低調的社工和組織者也會被打壓；環保、食安、殘疾權益都可以被劃為國安問題，民生倡議的淪陷亦只是時間問題，但張超雄仍相信，「在打壓來臨前，我們還有空間去做，因為這些議題是跨政見的，所有人都貼身的議題。哪個人能指出那個導向，有建樹，就一定有市民支持。」

可是，當下的非建制派和支持者均以抗爭為主軸，而政權也漸行戰狼模式，在政府內外周旋的「張超雄模式」還能奏效嗎？

「好難講，仍然有空間，但要看大家的配合和反應。因為社會有尋求公義的聲音，當這件事是一方很明顯地欺凌另一方，社會發聲了，那位代理人即使被當權者認為是不能溝通的人，只要他/她的訴求合理、行動合理，而社會有相當的反應時，難道政權真能無視社會的聲音？我覺得很難，它一定要做些事補償和糾正。」

「或謂收買人心？」記者問。 「是的，他們（政權）做十件壞事都要做一兩件好事的。」 「那不就是被政府Co-opt（收編）嗎？」

我覺得所有事都要有一個制度，你就是要改變制度，令制度可以服務我們想它服務的人。

「是的。」他不諱言，進入建制去爭取公義，有一部分也是妥協。「我覺得所有事都要有一個制度，你就是要改變制度，令制度可以服務我們想它服務的人。」

攬炒式抗爭和深耕式政策倡議，能否同步？

日前，張超雄應導演江瓊珠之邀，在酷刑紀錄片《刑．暴．誌——記抗爭者》中體驗被約束。「其實約束我都幾熟，」他提到台灣的「自立支援照顧」，提倡「不包尿片、不約束、不卧床」，運動其中一項體驗行動讓人親歷被約束之苦。

「當我們擔心這些抗爭者會被送中，或這種酷刑將來到香港，但其實這種酷刑從來都在香港出現，在數以千計的老人身上，在這一秒，我們沒有理會或處理。受壓迫的人是很多的，怎會無事可做？怎會因為政治無力感而不知何事可幹？這些人在香港，當下，正在受苦，我們看不到。」

抗爭和倡議，是可以同步的，也必須並存。這個二元框架令到很多事情很窒息，不同的行動原是同時發生的，有互動的。

他認為，向暴政抗爭需要繼續，對弱勢的支援更是持久戰，「我只是想告訴大家，不要只爭朝夕，也不是無事可幹，不是真空。」

「抗爭和倡議，是可以同步的，也必須並存。這個二元框架令到很多事情很窒息，不同的行動原是同時發生的，有互動的。」

2004年，主打民生弱勢議題的張超雄首入立會便即動議就「07/08雙普選」進行「全民公投」，被左報批評違反基本法，是「玩火自焚」搞「獨立」，稱他為「港版阿扁」。政治與民生的戰線，從來都是互為矛盾，可攻可守。16年間，張超雄看過不少當事人或共事者在倡議路上改變。政策倡議的本質是對現狀的挑戰和反抗，在漫長摧折中，不問世事的人歷經黑暗，才能明白光的必要，抗爭之必須。

「有些病友突然患上罕病，才發覺制度如此不公義，他們會看到我怎樣跟政府互動，他們自己如何與政府互動，看到政制的矛盾。通過這些被欺侮的經歷，令他們有機會覺醒，有新的體會。這種轉化是深刻的，且不會打回原形。」

當年，新移民金淑英遇害當天，原本約了一班群福會的姊妹參加2004年的反釋法大遊行，爭取07/08年雙普選。

「左膠」的進化

訪問之際，外界對民主派的留任決定罵聲未止，記者揶揄張超雄，被罵了這麼多年也慣了吧？他笑笑說，的確是訓練有素。

2010年後，中港融合的大浪沖得港人不知所措，「本土」逐漸取代「進步」，族群政治迅猛而起，張超雄一直關注的弱勢群體—— 難民、新移民、雙非，成為了他的「左膠」罪證，多年來受盡狙擊，被譏為「難民之父」，「我一直從人道主義角度幫助弱勢，或者叫扭轉平衡，不要說是幫助。」幫不幫，幫哪些人，他從不掙扎，「批評我在香港幫新移民的人，當他們成為新移民時，他們就會攬住我（這種人）啦！」

不因塵暗風勁而拋棄原則理念，但路線判斷也有轉變時。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張超雄攔在大樓的玻璃門前阻止。當時，他譴責抗爭者使用暴力是沒有邏輯的「盲動」，令整場和平運動蒙上陰影。事隔五年的反修例運動期間，抗爭者於七一當日衝擊立法會，張超雄再一次攔在當前。

「我不是怕他們破壞，我是怕入面的警察會衝出來毆打他們，捉他們暴動，坐十年，我最怕。我已經沒有2014年要保護運動那種『玻璃都唔好打爛一塊、垃圾桶都唔好整跌一個』（一塊玻璃都不要打破，一個垃圾桶都不要弄倒）的和理非想法。」

轉變，全因他相信「不割蓆」原則。在日益激進的運動中，他亦嘗試放低自我喜惡，默默跟隨抗爭者的步調，接受「勇武」。

「我的底線是不要傷害人。破壞死物，砸爛物件，我已經不覺得有何特別。」到運動中期開始出現街頭暴力，汽油彈、「私了」漸次尋常，他未曾譴責半句，「（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說不要破壞設施，因為會影響殘疾人士，我都好想出來說『不要呀！』，但我都死忍，因為大原則是我們不割蓆，我怕我一出來就被人說『呢條友割蓆呀！』真是忍得好辛苦（大笑）！」

在運動中，他努力尋找自己擅長的位置：支援抗爭者當中的殘疾人士，關注殘疾或有特殊學習需要人士參與公眾活動及面對警察濫權、拘捕時的需要和權利。現在，他正著手跟進囚權，被捕或在囚殘疾人士待遇，和在囚人士的就學安排。

建設須經年，陷落只一瞬。在敵我分明的專制時代裏，弱勢的，不免先被犧牲遭難。問他，未來十年，弱勢議題的倡議將否倒退？「絕對有機會」，他直言不諱。

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這個是我最大的遺憾。我在議會這麼多年，就是想帶起這些議題，讓殘疾人士走向獨立生活，還他們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