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下的揽炒时代，“张超雄模式”还有空间？

“我真的不想再做了。但对我而言是一个责任，历史把我放在这里。”三届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说。

在香港，张超雄的名字是“老弱伤残”的代名词。他出身社工，作风低调，2004年首次当选，由功能组别战到地区直选，在政治明星的光芒下长年深耕乏人问津的弱势议题，是弱势者和病属的浮木，社福记者的“人肉字典”。

今年6月，同样在他的立法会办公室，张超雄对记者说：“在这里那么多年，够了，真的够了。”他早在民主派内部初选之前已宣布不再竞逐连任，那次访问，原是为总结他的政治生涯。 可历史不如人意。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今年8月宣布立法会延任安排，把一心退下火线的张超雄置于两难。

“我要过别样的生活，还是要再尽力面对一段更艰难、更凶险的时间？”16年奔波消耗，他今年63岁，不讳言自己的火已不及当年猛，本寄望新人带来新冲击；腰患亦令他体能大不如前，难于以身守挡；最重的，还是家累。严重智障的女儿盈盈，年纪日大，他深觉自己过去把许多时间放在公共事务，往后理应照顾家人。历史与家庭，都是重责。他趑趄挣扎后，选择留下。

不少人认为反修例运动已完结︰街头运动被辗压，议会战线亦将沦陷，抗争出现真空期。张超雄却认为，可以做的事还多著。

可他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会被视为“阻住地球转”，与“揽炒”存在矛盾。“这个就是我跟新力量的根本差异。”抗争派主张先破后立，透过加速和揽炒把建制拉倒后再光复重生，他却仍在制度中补网，“对我而言，现在很多人已经揽炒了，但他们没有重生，而是继续揽炒，而我们却不做事。”

怎样破灭，如何重生，当中因果路径，他说他不是太看得透，“我想我真是落后。”

“但我理性地分析过，如果我们这样抽身而去，对运动没有一点好处，只有坏处。”

去留抉择 凶险在前

“我想到一定要留下来，就算很多人走了，所剩无几，孤军作战的时候我可以怎样做？”过去数月，全国人大宣布延任现届立法会议员后，民主派议员爆发去留争论，张超雄除了发表〈去留肝胆两昆仑〉一文自陈立场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辩论；文中他写到：“我认为现在起身，放弃议会，我过不了自己。”

考虑去留，他从来都是以民主运动和弱势社群为念。

不少人认为议会已作废，留守是为虎作伥，又或中了政权的计，为全国人大无限期延任提供便利；但张超雄认为，议会还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里是center of attention（关注的焦点），虽然不是真的有权，但政府做很多事都是必经这儿：法例、钱、重要政策，很难逃避。如果我们不在，我们不会被告知，也不能将民间意见说出来。”而透过议会亦能全天候接触传媒，对应付舆论战尤为关键。

他立场清晰，留与走，只看民意一锤定音。

张超雄回想去留的决策过程时形容：“很多重要的持份者不是用原则性去考虑这件事，而是思考怎样用合理的方法达致决定。”当人大延任决定一出，他算是其中一位最早在内部提出要共同商议去留的议员，可最初除了陈淑庄外，反应冷淡。在初期的泛民会议上，他认为应该与胜出初选的抗争派协商，并订下原则和决策机制；他亦提议以民调来回应选民对认受性的质疑，但他指意见在民主派内部没有被重视。

其后，抗争派认为应该杯葛立法会，泛民终提出以民调决定去留。8月底，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与许智峰被捕，他曾想到是否要以杯葛立法会表示抗议，而林许二人坚持留任。待到香港民研主席钟庭耀于9月29日公布民调结果，显示47.1%受访者支持留任，45.8%则反对，两者均不过半，因此由议员“作出政治判断”决定，张超雄才铁定留任。

“在过程中我发觉大家（民主派和抗争派）路线不同，而且在初选中看法的分歧，以及大家用的手法所引来的伤害，导致根本没办法令两边拉在一起。”未有参与初选的他观察到。

他估计，来年定必非常凶险，“对方不会松懈，只会不断压下来。”未来一年主力是守，一年后他定必退下；倘若立法会变了“万年议会”，全国人大无限延任现在的议员，他亦会辞任抗议。“如果我们都觉得（议会）失去意义了，我们就用总辞去抗议，而我觉得机会不小。”

民主派议员中除朱凯迪、陈志全和陈淑庄外都决定留任，民间反对声音不绝于耳，张超雄担心如果指责持续，或会不断削弱民主派议员的影响力和工作效果，“我们在这里的权力是假象，但政治是Perception（观感），这个Perception不只是建基于议会赋予的位置和权力，也关乎社会如何回应。如果我们的支持者都不断质疑我们，就会落入塔斯陀陷阱，吃力不讨好。”

张超雄想像过最坏的情况：政府以国安法控告全体非建制派议员；反抗者被送中；所有抗争力量变成地下；没有街头抗争、没有言论自由、各类机构包括社福、教育、司法机构等均被监控；更甚者，非建制议员里外受敌，支持者继续批评他们妥协，而立法会难以发挥带动讨论、知会公众和发掘资料的功能，“如果连这些作用也失去，留在议会也无用。”

然而，在现今香港，早已没有“最坏”，所有“更坏”，幕幕成真。“能否过得一年，我都很怀疑。”

“有没有想过自己被捕？”“有。”“怎样安排？”“安排不了，怎么安排？”严重智障的女儿需要24小时照顾，现在靠太太、工人姐姐和他工余后支撑。太太曾问他：“如果你坐监，我们怎算？”

“虽然有想像，但想到那里就停了，想不下去。”

抗争这回事，不是我的性格，也不是我所长，但历史放我在这里，我没料到香港会变成这个样子。

政权眼中的刺

“我是个社工，我想多做人的工作，”张超雄说，“抗争这回事，不是我的性格，也不是我所长，但历史放我在这里，我没料到香港会变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觉得历史揾你笨？”

“（大笑）也不能这样说。”

他的从政生涯，是香港政制跌宕轨迹的缩影。在无可抗逆的历史宿命下，他16年来谨守一个承诺：“我做到的是一种反叛、一种挑战、一种批判。他们（香港政府）把自己也麻醉了，自以为建构一个关爱社会，而我就是他们眼中的一根刺。”

近年，张超雄经常自嘲落伍、想像力不及新人，曾几何时，他也是新人。04年，身为回流学者、香港理工大学讲师的他以蜉蝣撼树之姿挑战社福界功能组别选举，打出的口号是“反叛点，可以么？”，反抗一笔过拨款和收紧社福政策，终以3263票险胜 。梁文道曾形容，张超雄当选，是“高昂理想对传统功能小圈子的冲击。”

回归后的10年，此料未及的，竟成一个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年代。尽管新自由主义管治当道，但公民社会亦发展活跃；程序公义、民意认受等社会共识仍撑持著议政空间，挑战现状的先行者辈出，当中包括张超雄。

生于中产之家，从未挨穷，年青时已赴美求学；以社工为志业的他，是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申请教席，却到美国奥克兰市的社福机构工作，服务当地的华裔社群，他说自己深信“做过才能教，未做过不懂教”。96年，为了照顾严重智障的二女，在97大限前一家回流。教书十多年，一直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担任合约讲师，却从未为安稳噤声。

2003年，理大以削资为由把校内清洁工薪金减半，张超雄写大字报质问薪津为八名大学校长之首的潘宗光，是否“问心无愧”。

首届当选后，他在08年竞逐连任，为公民党到新界西转战地区直选，铩羽而归；2012年他加入工党，迎著金融海啸后思变的民心，以及以左翼理念、基进价值为纲领的社会运动的兴起，扛著“弱势权益”的理念在2012年重返议会，以3.9万高票当选，仅次泛民票王梁国雄，并于2016年再度连任。

其实国安法前的社会都是一个相当专权的社会，香港从来都是，不过有些假象。整个议会都是个facade（门面）。

在许多人眼中，他在议会内外耕耘的议题是边缘而卑微：特殊教育、罕见疾病、伤健/残疾、贫穷、少数族裔、长期护理、安老政策、新移民、难民、全民退保、劳工、性小众等等。在议会与官僚明争暗战多年，他比议会外的批评者更早明白，立法会原是幕有名无实的布景，“其实国安法前的社会都是一个相当专权的社会，香港从来都是，不过有些假象。整个议会都是个facade（门面）。”

但他仍然相信，要在“门面”上做一条尖锐的刺，“我们其中一个角色是要不断提醒社会，在繁华背后有许多阴暗，许多被遗忘的人，这也是我们社工的使命和天职，就是要帮助弱势，他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无人看见，而我们就是要把光和关注带给他们。”

但一条刺能带来多大改变？“唔多啰。”

“其实也不是无所作为，改变是会发生的，但你不知道它何时发生，发生时没有人通知你，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进程。”

在布景中种树

在去留争辩席卷舆论场域时，张超雄的日程塞得满满：跟进安老院疫情、关注疫症下的长期病患者、照顾者、独居老人、低收入家庭、失业人士等，以及支援屯门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的羁留者人道危机。

一如既往地，用他的方法种树，即使最终无花无果。

首届任期令他意识到，要把议题扎根议会，必须由小组委员会带起。立法会设立18个事务委员会，以讨论特定政策范围，而在事务委员会下可设立小组委员会，以讨论公众关注的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在第二届任期，他召开了“融合教育小组委员会”及“长期护理政策联合小组委员会”两个小组并出任主席，经年深耕。以融合教育为例，他跟关注者组成特殊教育政策及立法联盟，与议员郭荣铿于2016年提交《特殊教育需要条例草案》。时任立法会主席以“偏离现行政策及导致政府开支增加”拒绝接纳草案，其后二人在议会内外游说，政府最终推出数个措施，包括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计划、校本教育心理服务、增设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等，不少以他们的倡议为原型。

条条道路，由零筑构，铺路者灰头土脸。张超雄不好镁光，他把光引向人间悲剧。苦难无常，但命运有其脉络，纵横著制度的斧凿；改革者的志业是质疑命运，重塑个人生命的结构格局。这些年来，他建立了一套“张超雄模式”──从弱势者的苦难透视问题，再带入议会，迫使官员面对这些由制度缺陷造成的人间悲剧，从而改革制度。

2004年，天水围大陆新移民金淑英与两位女儿被丈夫所杀，曝露了社工的失职、警方对家暴案件的怠慢，以及新市镇规划问题。在往后数年，张超雄一边为受害者家属提供协助，一边组织街坊就区内的医疗、就业和交通问题发声，并担任《2007年家庭暴力（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促成《家暴条例》的修订，扩大对家暴受害人的保障。

2014年，全职照顾有自闭症及过度活跃症的15岁长子，59岁父亲不堪重压和严重抑郁刀杀儿子后自刎报警。张超雄为后者撰写求情信，在其担任主席的长期护理政策联合小组委员会上，智障人士或其他类别残疾人士的老龄化亦被提上议程。直至今年7月，政府终公布《残疾人及康复计划方案》，建议确立为残疾人士确立老化评估、提供特殊服务，和成立“特殊需要信托”以照顾其长远生活需要。

2017年6月，老翁黄伯因独自照料中风妻子心力交瘁而掩毙老伴。张超雄看到新闻遂往狱中探看，望为黄伯写一封求情信。黄伯的故事曝光后，消息一时震动香港，“双老家庭”成为社会急逼应对的问题，揭示了长期护理政策的困乏，对照顾者的社区支援严重不足。即便如此，社会福利署却一意孤行地于明年撤销安老服务的“双重选择”，有需要的长者将不能同时轮候院舍及社区照顾服务。

（政府）挪用你的语言，但不会给你任何credit（表扬），不会告诉你何时做、怎样做；设计完全走样，你要苹果它给你一个橙，然后说那是苹果，你想把橙变回苹果也好艰难。

除了以社会事件推动政策倡议，许多大小战线都是无预警地发生。

2017年，规划署改划屯门土地以增建公屋，范围覆盖智障人士宿舍“柔庄之家”，张超雄从中磋商，发展局一年后决定将舍址剔出发展范围；2018年，政府欲收回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提供职业训练的观塘展亮中心，以重建为公务员学院，张超雄联同其他议员、学员和家长抗议杀校，校舍最终得以保留。

体制内一个小决策，便能轻轻巧巧地辗毁弱势者如轻尘弱草的生命，而立法会议员的身位，让张超雄能为他们挡住一些无妄之灾。
在民主社会里，推动政策改革大多由个人和倡议者组织带动，以研究、报导、倡议、示威、游说的方程序，令宏大的愿景透过政策建议推动体制改革，从而改变人的命运，杜绝悲剧。然而，在承袭著殖民体制的香港，要种一棵树，需要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意志。

“（政府）挪用你的语言，但不会给你任何credit（表扬），不会告诉你何时做、怎样做；设计完全走样，你要苹果它给你一个橙，然后说那是苹果，你想把橙变回苹果也好艰难。”要令次货变回原型，必须熬过遥遥无期的等待，“中间有好多人很沮丧，牺牲了、离开了，但还是能撼动一点点。”

抗争与倡议 必须并存

张超雄的议员办公室在立法会10楼的一个角落，像个孤岛。

在立法会这些年，张超雄心知自己关注的议题从不是主流，然而他深信，这些不常宣之于口的事却最贴身，“大家心底清楚，终有一天自己都会成老弱伤残。哪个家庭没有长者？哪个人能控制到不会生下一个没有残疾或罕病的小朋友？这些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非常贴身，只是我们不讲不想。”

然而，眼前一年，张超雄已料到将未必有太多空间去耕耘这些弱势和民生议题，“我们只是去挡，去回应他们（政权）做的坏事，争取第一时间把真象说出来，这些工作都会占去了很多时间。”即便如此，他表示自己亦不会放弃这条民生战线。

国安法通过意味著红线无处不在。在大陆，民生即维权，最温和低调的社工和组织者也会被打压；环保、食安、残疾权益都可以被划为国安问题，民生倡议的沦陷亦只是时间问题，但张超雄仍相信，“在打压来临前，我们还有空间去做，因为这些议题是跨政见的，所有人都贴身的议题。哪个人能指出那个导向，有建树，就一定有市民支持。”

可是，当下的非建制派和支持者均以抗争为主轴，而政权也渐行战狼模式，在政府内外周旋的“张超雄模式”还能奏效吗？

“好难讲，仍然有空间，但要看大家的配合和反应。因为社会有寻求公义的声音，当这件事是一方很明显地欺凌另一方，社会发声了，那位代理人即使被当权者认为是不能沟通的人，只要他/她的诉求合理、行动合理，而社会有相当的反应时，难道政权真能无视社会的声音？我觉得很难，它一定要做些事补偿和纠正。”

“或谓收买人心？”记者问。 “是的，他们（政权）做十件坏事都要做一两件好事的。” “那不就是被政府Co-opt（收编）吗？”

我觉得所有事都要有一个制度，你就是要改变制度，令制度可以服务我们想它服务的人。

“是的。”他不讳言，进入建制去争取公义，有一部分也是妥协。“我觉得所有事都要有一个制度，你就是要改变制度，令制度可以服务我们想它服务的人。”

揽炒式抗争和深耕式政策倡议，能否同步？

日前，张超雄应导演江琼珠之邀，在酷刑纪录片《刑．暴．志——记抗争者》中体验被约束。“其实约束我都几熟，”他提到台湾的“自立支援照顾”，提倡“不包尿片、不约束、不卧床”，运动其中一项体验行动让人亲历被约束之苦。

“当我们担心这些抗争者会被送中，或这种酷刑将来到香港，但其实这种酷刑从来都在香港出现，在数以千计的老人身上，在这一秒，我们没有理会或处理。受压迫的人是很多的，怎会无事可做？怎会因为政治无力感而不知何事可干？这些人在香港，当下，正在受苦，我们看不到。”

抗争和倡议，是可以同步的，也必须并存。这个二元框架令到很多事情很窒息，不同的行动原是同时发生的，有互动的。

他认为，向暴政抗争需要继续，对弱势的支援更是持久战，“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只争朝夕，也不是无事可干，不是真空。”

“抗争和倡议，是可以同步的，也必须并存。这个二元框架令到很多事情很窒息，不同的行动原是同时发生的，有互动的。”

2004年，主打民生弱势议题的张超雄首入立会便即动议就“07/08双普选”进行“全民公投”，被左报批评违反基本法，是“玩火自焚”搞“独立”，称他为“港版阿扁”。政治与民生的战线，从来都是互为矛盾，可攻可守。16年间，张超雄看过不少当事人或共事者在倡议路上改变。政策倡议的本质是对现状的挑战和反抗，在漫长摧折中，不问世事的人历经黑暗，才能明白光的必要，抗争之必须。

“有些病友突然患上罕病，才发觉制度如此不公义，他们会看到我怎样跟政府互动，他们自己如何与政府互动，看到政制的矛盾。通过这些被欺侮的经历，令他们有机会觉醒，有新的体会。这种转化是深刻的，且不会打回原形。”

当年，新移民金淑英遇害当天，原本约了一班群福会的姊妹参加2004年的反释法大游行，争取07/08年双普选。

“左胶”的进化

访问之际，外界对民主派的留任决定骂声未止，记者揶揄张超雄，被骂了这么多年也惯了吧？他笑笑说，的确是训练有素。

2010年后，中港融合的大浪冲得港人不知所措，“本土”逐渐取代“进步”，族群政治迅猛而起，张超雄一直关注的弱势群体—— 难民、新移民、双非，成为了他的“左胶”罪证，多年来受尽狙击，被讥为“难民之父”，“我一直从人道主义角度帮助弱势，或者叫扭转平衡，不要说是帮助。”帮不帮，帮哪些人，他从不挣扎，“批评我在香港帮新移民的人，当他们成为新移民时，他们就会揽住我（这种人）啦！”

不因尘暗风劲而抛弃原则理念，但路线判断也有转变时。
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张超雄拦在大楼的玻璃门前阻止。当时，他谴责抗争者使用暴力是没有逻辑的“盲动”，令整场和平运动蒙上阴影。事隔五年的反修例运动期间，抗争者于七一当日冲击立法会，张超雄再一次拦在当前。

“我不是怕他们破坏，我是怕入面的警察会冲出来殴打他们，捉他们暴动，坐十年，我最怕。我已经没有2014年要保护运动那种‘玻璃都唔好打烂一块、垃圾桶都唔好整跌一个’（一块玻璃都不要打破，一个垃圾桶都不要弄倒）的和理非想法。”

转变，全因他相信“不割席”原则。在日益激进的运动中，他亦尝试放低自我喜恶，默默跟随抗争者的步调，接受“勇武”。

“我的底线是不要伤害人。破坏死物，砸烂物件，我已经不觉得有何特别。”到运动中期开始出现街头暴力，汽油弹、“私了”渐次寻常，他未曾谴责半句，“（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会长庄陈有说不要破坏设施，因为会影响残疾人士，我都好想出来说‘不要呀！’，但我都死忍，因为大原则是我们不割席，我怕我一出来就被人说‘呢条友割席呀！’真是忍得好辛苦（大笑）！”

在运动中，他努力寻找自己擅长的位置：支援抗争者当中的残疾人士，关注残疾或有特殊学习需要人士参与公众活动及面对警察滥权、拘捕时的需要和权利。现在，他正著手跟进囚权，被捕或在囚残疾人士待遇，和在囚人士的就学安排。

建设须经年，陷落只一瞬。在敌我分明的专制时代里，弱势的，不免先被牺牲遭难。问他，未来十年，弱势议题的倡议将否倒退？“绝对有机会”，他直言不讳。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这个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在议会这么多年，就是想带起这些议题，让残疾人士走向独立生活，还他们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