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德統一30年：「除了失去權力的老共產黨人，東德每一個普通人都是贏家」

【編者按】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下，一年後的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轉眼30年過去，一代人的軌跡被完全改變。這篇文章，紀錄了那些伴隨新國家的誕生而二次成長的個人的故事。不久前，端傳媒還發表了關於柏林牆的口述，歡迎閱讀。

柏林牆倒塌10年之後，東德人舒爾茨（Lothar Schulz）決定回到東柏林，申請查看自己的斯塔西（Stasi）檔案。成立於1950年的斯塔西是東德的國家安全部，被認作是當時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報和秘密警察機構之一。斯塔西檔案局的工作人員調取了總共1375頁的個人檔案，交到了驚詫的舒爾茨手中。

舒爾茨在東德的家在柏林西部100多公里的施滕達爾小鎮，公寓樓下住著一對年輕友善的夫婦，還有一個可愛的小男孩。但實際上，經常跟他打招呼的這家人是一個斯塔西上尉家庭，專門被派來監聽舒爾茨一家。他們在舒爾茨的公寓內安裝了竊聽設備，跟蹤他在屋內的對話，甚至用工整的筆記，記錄了舒爾茨和妻子在卧室內的一舉一動。

檔案中詳細記錄了斯塔西派兩輛車跟蹤舒爾茨的過程，一輛拉達，一輛特拉班，兩車之間通過無線電溝通，甚至有一份專門的暗號表格文件。他們稱呼舒爾茨為「烏鴉」，而他的家是「巢」。

「我們無處不在」是斯塔西的箴言。截至1989年，東德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建立過秘密檔案，舒爾茨只是這600萬人中的一員。他之所以成為斯塔西的重點關照對象，並被實施了費錢費力的任務B——即對封閉和開放空間的聲音監視，與其另一個身份有關：他是東德25萬名政治犯之一。

被秘密監聽的工程師

1978年，舒爾茨28歲，那時，渴望成為一名政治犯。當時的聯邦德國（西德）從1960年代起向民主德國（東德）支付贖金專門交換這類犯人，這是舒爾茨唯一想到的能去往西邊的穩妥方式。那時，被東德稱為「反法西斯壁壘」的柏林牆已巋然而立17年，攔截了無數東德人自由遷徙的願望。

在渴望成為一名政治犯之前，其實，舒爾茨最初嚮往卻是東邊的莫斯科。由於數理成績優異，他在德累斯頓工業大學渦輪機械專業畢業後，成為一名項目工程師，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東德最大的核電站工作，負責組裝蘇聯核反應堆WWER-440。他學習語言很有天賦，很快掌握了流利的俄語，和蘇聯工程師們打成一片。

舒爾茨勤勤勉勉地扮演好了螺絲釘的角色。當核反應堆出現故障，他會連續四周每天夜間工作12小時，防護服上的放射量測定器響個不停。終於，他盼來職業生涯中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工廠考慮把他送到莫斯科能源學院攻讀工程博士學位，之後更有希望參與到重要的項目中。「那個時候，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工作有了回報。」舒爾茨回憶說。難掩興奮的他，在東柏林各個部委間為自己的出國申請跑前跑後。

彼時的東德，有一個廣泛流傳的觀念——「魔力三角」，分別為誠實、聰明、黨性，如果一個人擁有其中兩角，就會被默認缺乏第三角。

一位審核他資料的女同志問他：「舒爾茨先生，我有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考慮過加入統一社會黨？」舒爾茨猶疑了，他料到自己遲早要面對這個問題。畢竟在當時的情況下，加入執政黨並不意味著你有多麼篤信其政治議程，更像一份交換個人前途的忠誠保證書。他平靜地答道：「女士，我不想走成為黨員的這一步。我是蘇維埃的朋友，但不能做更多了。」女同志意味深長地說：「別把精力都放在莫斯科上。再見。」

沒過多久，舒爾茨接到深造機會被取消的通知。他心灰意冷地撞上在計劃經濟下工作的現實邊界。彼時的東德，有一個廣泛流傳的觀念——「魔力三角」，分別為誠實、聰明、黨性，如果一個人擁有其中兩角，就會被默認缺乏第三角。一個人聰明又忠於黨，那他不可能是誠實的；一個人講黨性又很誠實，那他不會太聰明；而一個人既誠實又聰明，那他就很難認同黨的理念。而舒爾茨就屬於最後一種。

「我不想成為謊言家，也不想成為同事中的宣傳家。」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舒爾茨回憶起當時的抉擇。

在他看來，那時人們對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展示兩副面孔習以為常，同事們會私底下講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埃里希·昂納克的笑話，但如果有戴著統一社會黨胸章的人走進屋子，大家立馬收斂起歡聲笑語，那種防備和抵觸是舒爾茨看在眼裏的。黨員身份的確會給個人帶來更好的就業前景，但他覺得，與納粹黨一樣，這只會吸納更多的機會主義者。

舒爾茨沒能通過政治考驗，隨後幾年他的出境申請都被拒絕，最後連工作合同也被取消。他的妻子是來自保加利亞的皮膚科醫生，曾在蘇聯醫學院進修，但飽受周遭的言語霸凌。這對年輕夫妻感到生活暗淡，迫切想要離開這裏。在妻子的支持下，舒爾茨決定朝向那個曾經想都不敢想的深淵縱身一躍——他要在公開場合表達對執政黨的不滿。

1978年春天，他以一個工程師的縝密風格，在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附近策劃了一場單人抗議活動。他製作了一條1.65米長的標語橫幅，藏在沒人能看到的管子裏，計算好乘火車抵達柏林的時間。距離計劃的日子越近，他也越緊張，但仍警示自己不得喝酒或服用藥物——他知道斯塔西抓住他後的首件事就是驗血，若血液中含有酒精或藥物，斯塔西就不會認為他是一個危險角色。舒爾茨想要向安全部傳遞明確信號，他是在極清醒的狀態下抗議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4月2日，他成功實施了計劃，在張開橫幅後不到五分鐘，兩名便衣警察逮捕了他。但精心計劃的一切，最終就像稀鬆平常的湖面上捲起的一朵小浪花。第二天，西德《世界報》在一個邊欄裏報導了這起事件。不眠不休的審訊持續了16個小時，舒爾茨被押運到羅斯托克監獄。他記得一位審訊官員對他說，你現在在國家安全部的「生活學校」，在這裏你可以為你將來的人生學到很多東西。

到了7月底，舒爾茨的案子被不公開審理。檢察官對他大喊大叫，禁止他在審判期間再次使用「人性」這個詞。舒爾茨被判處1年10個月的刑期。1980年初，他的服刑期即將結束，斯塔西地方機構本打算將舒爾茨釋放到西德換一筆贖金，但斯塔西第一副部長比特（Bruno Beater）上校否決了這一提議。舒爾茨被繼續困在東德，並在出獄後受到斯塔西的嚴密監控和持續騷擾。

執政黨在宣傳中把蘇聯作為效仿的典範，但在他妻子診所這樣普通的基層單位裏，人人憎恨蘇聯，把曾在列寧格勒學醫的同事作為發泄對象。

那張讓舒爾茨蒙受牢獄之災的橫幅上寫了什麼呢？——「在黨的監督下，我的妻子，一個保加利亞醫生，在格賴夫斯瓦爾德被人欺負，只因她在俄羅斯學習。」沒有一句政治訴求，沒有指名道姓領導人，甚至都沒有寫黨的全名。

舒爾茨的標語內容是折射東德社會虛偽的一面鏡子，執政黨在宣傳中把蘇聯作為效仿的典範，但在他妻子診所這樣普通的基層單位裏，人人憎恨蘇聯，把曾在列寧格勒學醫的同事作為發泄對象。統一社會黨直到倒台前都沉迷於這種不真實中，這也是為什麼理解力超群的斯塔西立馬就抓到了標語中的諷刺意味。

見證歷史的學生領袖

11年之後的1989年，那個見證舒爾茨人生轉折點的亞歷山大廣場，正醖釀著另一場風暴。東柏林當局收到了一家戲院提交的舉行示威遊行的許可申請，這讓統一社會黨和斯塔西的官員們深感困惑，他們不知道是應該立馬乾脆否決，還是表面允許但暗中滲透顛覆。幾番商議後，10月26日，他們決定批准舉行遊行。這是民主德國40年歷史上唯一一次官方正式批准但由私人組織的集會。

這次意料之外的授權與其說是當局罕見「開恩」，不如說是懼怕民眾的星火燎原。剛剛成為黨總書記兼國務委員會主席的埃貢·克倫茨（Egon Krenz），在就職演講中使用了「轉型」（Die Wende）一詞，並承諾會開展政治改革。他隨後下令警察停止對抗議者的打壓行動。

由於東德新教教會提供了唯一不被國家掌控的輿論自由空間，牧師在反對派私下活動的過程中扮演著庇護者的角色。在萊比錫聖尼古拉斯教堂門前點亮的異議燭火，傳到了德累斯頓、羅斯托克等大大小小的城鎮，和平革命在東德領土上蔓延開來。隊伍中有飽受工業污染侵害的工人，被噤聲許久的知識分子，以及因生活必需品短缺、日子越來越難捱的普通百姓。

僅在10月23日至30日這一週，斯塔西就記錄了全國超過130場、共計數十萬人參與的遊行活動。作為首都的東柏林在這場變革中響應得後知後覺，在這個聚集了政治權力和優先供給資源的地區，居民們一度免於禁受社會主義下的生活疾苦。萊比錫和平禱告遊行中那句「我們是人民」的口號，在越來越多柏林人心中產生共振，最終迸發的動能也是所有人未曾預估的。

在東德只有10%的人被大學錄取的情況下，這些天之驕子尤其被要求證明自己的政治可靠性。

亞歷山大廣場遊行背後的召集人是一群藝術家、演員和作家，其中包括後來出演電影《竊聽風暴》男主角的烏爾里希·穆埃。商討發言人名單時，為安全起見，大家同意邀請幾位政府官員「參與」遊行增加官方元素，包括斯塔西二號人物馬庫斯·沃爾夫和政治局成員君特·沙博夫斯基。但名單中還缺少一位重要群體的代表——學生。有校友說服了遊行的組織者，推薦了正在東柏林洪堡大學讀心理學的弗萊塔格（Ronald Freytag）。

當時，弗萊塔格正在籌辦一個獨立於自由德國青年（FDJ）的學生組織，並即將針對學生進行意見徵詢。FDJ是統一社會黨的官方青年組織和後備力量，基本所有年輕人都會加入。在東德只有10%的人被大學錄取的情況下，這些天之驕子尤其被要求證明自己的政治可靠性。FDJ掌管了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在政治上監管同學們的思想，無邊無際的意識形態壓力讓一些年輕人產生了敵意。

校園中，大家熱切討論著時任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將他視作偶像，親切稱呼其為「戈比」。但是，坐擁東德社會特權的學生並非推動變革的主力，他們深知閉緊嘴巴、別挑大梁就不會帶來學術生涯上的麻煩，最開始對公開異議的態度甚至有些犬儒。

「其實最初我們討論的只是國家體制內的改革，沒人談到統一。這個話題直到1989年夏天都是一種禁忌，因為統一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會消失，民主德國會消失。」弗萊塔格向端傳媒回憶說。

弗萊塔格沒那麼「天真」。他進入大學時已經26歲，是同級學生中年齡最大的。服完兵役後，他直接開始工作，在商船上做一名海員，足跡遍布南美、中美、北非，還親歷了1982年英國和阿根廷爆發的馬島戰爭。熙來攘往的碼頭漂泊經歷塑造了他老成持重的性格，也讓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國家沒有真正的前途。

正因此，弗萊塔格比周遭同學更勇敢地踏出挑戰權威的一步。他想把FDJ的生活服務功能和政治監管功能拆分，引入一個可以反映學生切實利益的代表制度。東德最頂尖學府的學生要求脱離執政黨附屬機構，這在當時的氛圍下格外有政治意涵。亞歷山大廣場遊行的組織者們也認同這項議程，答應讓弗萊塔格作為學生代表發言，但分給他的時間只有兩分鐘，其他重要人物則是五分鐘。

「兩分鐘也太短了吧！」弗萊塔格心想。原本他打算在台上自由發揮，簡單輕鬆談兩句學生會的工作。但到了11月4日中午，廣場上人群項背相望的景象讓他嚇了一跳。作為演講者，他被帶進一家餐廳裏候場，平時只在電視上見過的政治家和藝術家們都在這裏埋頭寫演講稿。弗萊塔格意識到，自己將會見證一個歷史時刻，萬萬不可兒戲——他硬著頭皮抓來一張傳單，在背面嚴肅地寫下發言內容。

那天的演講舞台搭在一輛卡車後面，組織者擔心當局會在最後一刻反悔而取消遊行，因此不透露卡車的具體位置。弗萊塔格走上簡陋的舞台，面對密密麻麻人頭攢動，他心跳加速，顫抖地捏緊演講稿。兩分鐘漫長又飛快，人群熱烈鼓掌，他覺得自己做到了。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這麼多人面前演講。根據歷史記錄，亞歷山大遊行的參與人數在50萬至100萬之間，是東德歷史上人數最多的遊行之一。執政者們無法繼續裝作沒看到民眾的呼籲。

弗萊塔格記得，人群罕見地發出噓聲是在沙博夫斯基登台的時候，人們把對統一社會黨的不滿發泄在這位高級官員身上，儘管他是黨內支持改革的開明派。「他才是那天真正勇敢的人，明知自己會被喝倒彩但還是來了，他是真的在努力面對現實，他不是一個懦夫。」時隔31年，弗萊塔格如此評價道。

那些反對變革的勢力在壓倒性的公眾訴求前失去了方向，支持資產階級民主、市場經濟和民族團結的民眾運動在東柏林製造了一場政治海嘯。作為見證人，弗萊塔格也想過另一種歷史可能性——亞歷山大廣場距離勃蘭登堡門步行不到3公里，若有演講者突然振臂高呼推倒柏林牆，帶領50多萬人浩浩浩蕩蕩向那邊走去，歷史可能會被一種更英雄主義的筆調改寫。

五天後，弗萊塔格在晚上回家的電車上看到人們交頭接耳，討論邊境那裏發生的事情。那個被民眾連連發出噓聲的沙博夫斯基由於誤讀了政策，宣布「即時取消外遊限制」，西德電台、電視台立馬據此播送邊境開放的「謠言」，一隻蝴蝶開始振翼起飛。

成千上萬的人立即去到柏林牆，迫使守軍容許他們通過邊境，進入西柏林。弗萊塔格和女友也趕到了奧伯鮑姆橋檢查站，隨著人潮踏進西柏林的克羅伊茨貝格區。陌生人擁抱、祝賀、分享香檳，西柏林人在弗萊塔格的面前搖下車窗，說可以免費載他們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看看。「那是我人生中最最美好的一天。」弗萊塔格說。

為東德提供情報的西德教授

1989年11月10日清晨，在柏林御林廣場附近招待所醒來的史世偉打開窗戶，對面音樂廳罕見地通過熒幕直播交響樂。史世偉當時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的講師，在東德統一社會黨社科院做訪問學者，為期一個月。

那是貝多芬澎湃的《第九交響樂》，由聞訊火速趕到東柏林的美國著名指揮家倫納德·伯恩斯坦指揮，他將末樂章《歡樂頌》歌詞臨時改為《自由頌》。

柏林牆被推倒後，社科院接待史世偉的東德學者們再也無心鑽研理論，有人茫然失措，有人機敏地擁抱變化。他認識院所內「中國小組」的一位成員，憑藉之前在東德駐華使館工作時搭建的關係火速成立了一家旅行社，利用東德人渴望出遊的心理，推出了價格實惠的北京七日遊，生意紅火。

統一社會黨大勢已去，改組為了民主社會黨（PDS）。作為負責闡釋政策及編撰報告的文職單位，社科院也於1990年冰消瓦解，步入歷史。史世偉後來獲得在西柏林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學位的機會。拿到柏林政府的居留許可後，史世偉到四國共管機構裏分別接受一位法國人和一位英國人的面試，才名正言順地從東邊搬到西邊。

檢查站不再那麼嚴格，由於東西部馬克的差價達到1：7，史世偉和其他所有人一樣，在西柏林兑換了一大把東馬克後到東邊消費，2個西馬克就能吃一頓豐盛的大餐。牆倒之後，宿舍裏一位就讀化學系的上海人整日站在邊檢處排隊換幣，再倒賣給嫌排隊麻煩的人，賺了一大筆差價。

這個小買賣持續1990年夏天，7月2日，西馬克成為兩德統一的共同貨幣。在印著馬克思頭像的藍色百元馬克消失的前夜，這個男生接到一通神秘電話，要求幫助兑換一筆數額驚人的東馬克。他猜到對方不是斯塔西就是東德官員，拒絕了最後一單買賣。

統一的進程遠比人們想像中要快。東德的標識和融入日常的碎片如同被施了魔法漸次消失，約700個東德商品品牌最終只保留下100個，工作帶來的安定感和集體主義的温馨也隨著東德失敗的政治試驗流散了，人們的國家記憶和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被帶走了。

史世偉常去拜訪在社科院認識的一對東德夫婦，他們分配到的房子如今就在德國外交部附近。他們可謂兩德統一的「受害者」，男方作為研究歷史的副博士（蘇聯時代對碩士的稱呼）一夜間失了業，加之其過去的特權身份，很難再謀到新政府的公職。女方在區領養機構做公務員，雖幸運保留職位，但待遇被大打折扣。妻子在統一後五六年內都拒絕前往西邊，夫婦兩人執著活躍在PDS舉辦的政黨活動中。

他們為東德惋惜，認為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政黨脱離了群眾，後來的政策很少為老百姓著想，當然還有戈爾巴喬夫實在是太幼稚了。他們反對那些批評東德一無是處的聲音，並常說「雖然西德有消費者主權，但我們東德有可以媲美的勞動權，人人有工作」。每逢佳節，夫妻倆還會與街坊鄰里舉杯歡慶，彷彿又氤氲著集體生活的温暖。

在1990年代，如果有人被發現是斯塔西的人，無異於被判處『社會死刑』。

如今生活的反差讓這對老夫婦對現實倍感失望，他們感到新形勢對其個人成就和生活經驗的怠慢與貶低，無論公正與否，他們怪罪那場社會劇變。許多人不再有興趣對東德的政治架構或歷史背景作出正確的裁決，更在意如何保全接下來的生活。

統一後，民眾要求公開清算共產主義過去罪行的情緒不斷高漲。目前擔任東德博物館學術顧問的斯蒂凡·沃勒（Stefan Wolle）參與了斯塔西解體後的檔案研究整理工作。

「大家幻想揭露斯塔西的結構和工作方法，但不一定要大規模揭露那些非正式合作者們。但是，公眾逐漸把問題私人化了，大家只想知道某個人有沒有為斯塔西工作過。在1990年代，如果有人被發現是斯塔西的人，無異於被判處『社會死刑』。」沃勒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當時的社會有了一個共識，不希望斯塔西的人在公共部門繼續工作，比如老師、大學教授、牧師。」

沃勒曾親歷洪堡大學的背景調查。當局拿著名單逐個排查，如果僱員在聽證會上不能證明自己因被勒索或脅迫而參與情報工作，就會被勒令離開。

當時的洪堡大學校長芬克（Heinrich Fink）也被揭露曾是斯塔西的告密者，儘管他否認指控，仍被解職。沃勒估計，約有1%公共崗位上的人因此被撤職，大學、媒體、議會、地方政府受到的波及尤為嚴重。

1992年的一天，史世偉和同學們在自由大學教室裏等待政治經濟學教授雅各布森（Hanns-Dieter Jacobsen），他的助手匆忙告訴大家，教授今天無法來上課了。隨後同學們在報紙上看到教授因涉嫌為斯塔西工作21年而被捕的新聞，他以間諜罪被起訴。根據斯塔西檔案，東德在西德境內安插了2萬名非正式合作者，僅在西柏林學生運動中就有20多個情報員。雅各布森是少數被「揪出來」的人之一。

雅各布森寫文章為自己辯護，但沒有一家權威媒體願意刊發。在此之前，由於他待人友善，與各個陣營的同事都開放交流，師生們對他評價都很高。很難說金錢是他與東德國家安全機構合作的主要動力，因為酬勞僅在600至800馬克之間。雅各布森的研究領域是東西方經濟關係，與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美國高等院校保持頻繁交流，據說他將學術圈中流傳的信息文件、半機密的分析報告、華盛頓對東德談判策略的線索甚至未公開的會議日程等資料提供給了東德的決策機構。

在提供信息和充當間諜之間的灰色地帶，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雅各布森可能產生了給東德政府做顧問的錯覺。有人稱之為「基辛格綜合症」，指的是浸泡在國際關係中的學者在獲取一定學術成就後，想親自摸一摸權力的手柄，在世界權力遊戲的幕後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只不過，歷史給雅各布森開了一個荒誕的玩笑，他試圖成為東德基辛格的野心，似乎從一開始就努力錯了方向。

「東德幾乎每個人都是贏家」

1981年4月的一個下午，舒爾茨結束在教堂的工作，騎車回家的路上被行政部門職員攔下。「你明天準時到我辦公室來一趟，需要填一些表格。」對方說。

舒爾茨不敢相信，還有點震驚，這個重要時刻來臨得有些漫不經心。他知道這是自己失去東德公民身份的第一步。他為這個國家貢獻了青春和技能，但國家似乎沒怎麼用得上他。他拼命想逃走的時候，當局攥緊了牽繩，而當他適應了生活的平庸，那根繩子居然自己鬆開了。舒爾茨在被嚴密監控、生活工作處處受限的境況下堅持了一年，東德政府終於準許他以政治犯身份離開。

西德政府發給舒爾茨一份東德政治犯的身份證明文件，憑此可以領取生活費，還可以接受三個月的英語培訓。舒爾茨覺得西德的超市豐盈得像天堂，還發現汽車跑得飛快，尾氣的味道和東德也不一樣。他在魯爾區埃森的工廠裏找到一份工作，操起機械工程的老本行，比之前在核電站更賣力，如果西德同事完成100%，他就下決心完成110%。

這些付出很快獲得了回報，舒爾茨在工業界軟件系統和物流領域擔任了多年國際項目經理，甚至有位於華盛頓的公司高薪聘請他去美國工作，被其婉拒。他還曾在2011年旅居北京三個月，學習中文，並用相機記錄下讓他覺得新奇又震撼的建築。

退休後的舒爾茨定居在柏林西部的施潘道區，但他經常穿過整個柏林，來到位於東北郊的霍恩施豪森監獄博物館，在這裏擔任歷史講解員。這座由蘇聯紅軍在1945年設置的監獄後來被斯塔西接手，關押審訊過一萬多名政治犯。柏林牆倒塌後，霍恩施豪森監獄不像其他東德政府及軍事機構那般遭到示威者衝擊，當局及時銷燬了監獄運行的歷史證據，人們了解監獄運作模式主要依賴像舒爾茨這樣的目擊者口述。

舒爾茨今年70歲了，依然挺拔矯健，有一種東德人特有的善談和質樸。他的樂觀情緒極有感染力，政治犯的經歷也似乎從未摧毀過他積極向上的心態。

「我沒有恨和怨，」舒爾茨說。有時他也問自己：我是東德的受害者嗎？當然，自己確確實實因政治罪名坐過牢，但後來他在西德如願開啟了第二人生，擁有比大多數東德人更優越的條件，「受害者」身份並不能定義他之後的生活，他也不喜歡這個詞流露出的自怨自艾，而更願意用「鬥士」來描述自己的一生。

弗萊塔格後來在紐倫堡和美國學習了市場研究及諮詢，統一十多年後，他在總部位於波恩的德國郵政工作過一段時間，現在是柏林媒體通訊和經濟大學的總務長。曾有學生在網上看到了關於亞歷山大廣場那場遊行的信息，不可思議地問他：「這真是您嗎，教授？」年輕人想不到，那個曾經反對學校權威的人，自己卻成為了學校權威。

弗萊塔格在西德工作生活時，從未覺得受到過任何區別對待，反而是家鄉圖林根州小城的父母，仍會下意識地說「去西邊」。弗萊塔格有意遠離東德身份的標籤，反而更願意被稱作是一名「世界公民」。歷史沒有桎梏住他往前走的腳步，柏林牆倒塌時，他的價值觀已經讓他做好前往新世界去冒險的準備。

站在現在回望，東西德統一的進程似乎還可以更平滑漸進一些，有些經濟融合的失誤本可以避免，比如西德僱主和工會違背市場規律、過快拉高東德工資水平，最初的確討好了民眾，卻導致後續失業率高攀和投資進程的中斷，變成東德經濟落後的關鍵性問題之一。

「東德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痛苦轉軌的過程中，輸家是那些曾經掌權的共產黨老人，他們失去了權力，但仍享受到了西邊標準的養老金待遇。」德國經濟研究所前所長辛恩（Hans-Werner Sinn）對端傳媒說，「但除了他們之外，東德每一個人都是贏家，這點毫無疑問。德國能夠實現統一，基本上是全體民眾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