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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牆共存、或破牆而出:他們目睹柏林牆的築起和倒塌

「不要忘記這堵牆的暴政,也不要忘記,對自由的熱愛,令其倒塌。」


2013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的24週年,柏林圍牆紀念館內一個人在歷史圖片上投下了陰影。 攝:Tobias Schwarz/Reuters/達志影像
2013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的24週年,柏林圍牆紀念館內一個人在歷史圖片上投下了陰影。 攝:Tobias Schwarz/Reuters/達志影像

編按:59年前的今天,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開始立起。一開始,只是一些鐵絲網卷,然後被加固,堆砌了磚、注入混凝土,後來,又有了瞭望台、安設了狙擊手。一開始,沒人能預料,將一座城一劃為二的牆,會存在整整28年2個月又27天。

時間將生活書寫成歷史,在倒塌了三十多年後,柏林牆所指向的分裂的世界,似乎又一次逼近了我們。今天的柏林,人們仍記得柏林牆立起的那個時候。這是他們或與牆共存、或破牆而出的故事。

11歲的德特勒夫(Detlef Aagaard),在父親的逃離計劃實施前一個星期才知道,家裏進行了半年多的施工,並非像父母說的是在裝修母親的理髮店,而是在秘密挖一條四十多米長的地下通道。那是1963年3月,柏林牆建起不到兩年,德特勒夫的父親,阿哥達(Niels-Martin Aagaard)的小隧道,終於快完成了——隧道的入口,藏在客廳;而隧道的另一頭,便是西柏林。在被蘇聯控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西柏林是一座孤島,一座通向自由的孤島。

即便在很多年以後,阿哥達也不願太多提起當年這場拿親朋好友的生命做賭注的逃亡。阿哥達家的一層客廳,要比外頭的陽台還要下沉半米,這成了隧道的入口;與幾個全心信任的好友一起,他們拿鏟子、鍋子或是徒手,往地底挖了好幾米,再開始挖隧道。

在裝修理髮店的掩飾下,阿哥達拿到政府許可,買到了可用的建築材料;可最大的問題是沙子。在柏林,土壤大多由沙子組成。挖出來的沙子,藏在哪裏能不被人發現?很快,沙土鋪滿了整個房子:地板被抬高,在屋內再建一堵牆並把沙子藏在後頭,有壁龕的地方,也被填滿。整整46米、為了避開地下水道和其他房子的地下室而轉了好幾個彎的通道,挖出了50立方米左右的沙子,全藏在了屋裏。

一切都還順利——德特勒夫當時終歸年幼,之前都沒有意識到家裏在發生什麼,沒有在學校透露這個秘密;鄰居應該也沒有聽到風聲,不然警察肯定早就等在門口逮捕這家人了。如今,德特勒夫已經65歲,他依然記得父親對他下的一聲命令:「去收拾你的東西!」那是在他們逃離開始的12個小時前。

從1961年到1989年,柏林牆存在的28年內,成功逃至西柏林的東德公民共有5075人。阿哥達一家和隨他們離開的總共13人,就在其中。

阿哥達(後中)及家人。

阿哥達(後中)及家人。圖:受訪者提供

築牆

薇拉(Vera Buchal)清晰地記得柏林牆建起的那一天。當時17歲的薇拉,在柏林東南郊科佩尼克(Köpenick)的一家醫院做護士,路過一間病房時,她被一個病人喊住,這個病人正在聽西柏林電台的廣播。「他對我說:『把門關上』。關上門後,他才對我說,『邊境已經關閉了』。」 雖然當下沒有任何官方消息,但邊境被關上的消息,很快就在醫院裏傳開。

那是1961年8月13日的上午,東德士兵們肩並肩、站成了一條線;他們帶著數千米的鐵絲網卷,沿著西柏林的邊界移動,街道被破壞,瀝青和鋪路石被堆成路障。鐵絲網屏障立起。兩旁站著驚訝不已的東柏林人和西柏林人。

在薇拉工作的醫院,大家都只是竊竊私語,「沒有人真的敢說什麼,因為任何一個同事都可能為特勤局(編註:Stasi,東德的國家安全機構,負責鎮壓異見者和監視國民)工作。」薇拉回憶道。但她好奇心作祟,隨後便乘車去邊境附近,想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但等她到了的時候,警方已經廣泛地封鎖了一切,也立即讓她離開邊境地區。

「當然,他們沒有在兩個小時內建起牆,一開始只是說,邊境關上了。」

這之前,薇拉常去「去那邊」——「去那邊就是去西柏林,我們去那邊看電影、購物、散步,儘管那邊的價格要貴很多,貴五倍!」她說,可當時「去西邊,有一種成就感。」看著邊境上的士兵和警察,她知道,西區的電影院,這下是去不了了,薇拉一直更喜歡西德的電影,在那邊,選擇更多……在東柏林,只有靠邊境的影院,等到西柏林的電影都快下線了,才能有一些可看的。

在牆被建起之前,柏林一直是東西德之間的「漏洞」。1945年,德國戰敗。勝利的盟國將德國和柏林城進行了分割。美國、英國和法國控制了德國西部和柏林西部;而蘇聯則控制了德國東部和柏林東部。隨後,二戰的聯盟迅速瓦解,西方三國同盟和蘇聯之間的敵意越來越濃。

早在1948年,蘇聯就試圖通過切斷與西方的所有陸路聯繫,將西方盟國趕出柏林,但這個計劃失敗了。1949年,西方盟國佔領的地區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本文簡稱西德),而蘇聯佔領的地區,則成立了東德。

戰後的東西德都存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當人們發現西部的經濟重建要比東部更為成功後,越來越多的東德公民試圖移去西德。東德迅速禁止了移民,並關閉了東西德之間的邊境;但在位於東德的柏林,用薇拉的話說,只要坐地鐵,就可以離開東德,前往西柏林。

到了1961年,已有將近350萬人、也即20%東德人口選擇離開,而且還多是年輕力壯、受過教育的勞力。僅1960年,就有將近20萬人逃離了東德,其中四分之三,都是從東柏林去到的西柏林。

兩名西柏林警察幫助17歲的男孩從東柏林攀牆而來。

兩名西柏林警察幫助17歲的男孩從東柏林攀牆而來。攝:Paul Schutzer/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當薇拉還在考慮,柏林城內的這道封鎖線意味著什麼的時候——「那只是一些鐵絲網而已,」薇拉回憶當時的想法是,也許「三四個星期內就會消失吧?」——幾天後,警察出現在了她家門口。

警察為薇拉的一個朋友而來。他試圖逃離被圍住的東柏林,但在出逃過程中被發現、逮捕。在被詢問的過程中,這個朋友的每一項生活細節都被審視,特勤局想要找出誰可能知道什麼,薇拉的名字被提及了。在監視了薇拉幾個月後,特勤局才將她放行——她的確對這個朋友的出逃計劃一無所知。他被送去了監獄,而薇拉也沒有再見過他了。

同樣來自東柏林,如今擔任柏林東德博物館科學主任的歷史學家沃勒(Stefan Wolle)說:「當時的東德領導層,要麼得努力改善自己國家的生活條件,使人們願意在那裏生活。要麼,可以使用武力,阻止人們離開這個國家。」很顯然,「他們選擇了後者。」牆建起的第二天,就有數萬計的警察被部署在了邊境上。

在牆建起的這一天,賴納(Rainer Eppelmann)的人生也完全被改變了。回憶當時,如今已經77歲的賴納說:「1961年8月13日那一天,政治第一次殘酷地在沒有問過我的情況下,介入了我的生活,限制了我。」

「從那一刻我才明白:生活和想像的已經不一樣了。從那時起,我想我才成了一個政治人。」

當時居住在東柏林的賴納,因為無法獲得在東德上高中的許可,一直在西柏林上高中,並期待可以上大學。在牆築起後,擁有西德護照的賴納的父親,將家人帶到了西柏林——但賴納無法與弟妹父母一起離開,剛滿18歲的他,被認為超出了需要家庭團聚的年齡。

他被獨自留在了東柏林。不能繼續上中學,讀大學更是無望,他開始了磚匠的學徒生涯,開始在建築工地打工。他的抵抗:拒絕在東德服役,因此被判刑8個月。後來,賴納成了東德有名的反抗運動成員。

賴納(Rainer Eppelmann)。

賴納(Rainer Eppelmann)。圖:受訪者提供

更多人的抵抗方式是逃離。尤其一開始,從牆的這頭逃走,似乎不難。比如在貝爾瑙大街(Bernauer Strasse,如今柏林牆紀念館所在),街道屬於西德,房屋屬於東德——一開始仍然可能從前門離開,19歲東德士兵康拉德舒曼,便是揹着步槍躍過貝爾瑙爾大街前的鐵絲網路障,進入西柏林;但很快,所有可以進入西柏林街道的前門都被釘上了;可仍然,只要冒險從窗戶跳出去,也足以逃到西邊,西柏林的市民和消防隊,還在街道上準備了救生網。

士兵們在邊界安上鐵絲網的時候,阿哥達一家,還在東邊的薩克森州度假,等到回到家時,才發現邊界——就在他家後頭不遠——已經被封鎖了。阿哥達當時的工作在西柏林,丟了;他前妻和女兒海德瑪麗(Heidemarie)當時還生活在西柏林,這下也無法再見面了。

在柏林牆建起前,兒時的海德瑪麗,常去東柏林探望祖母和父親,儘管有時會遇到邊境的警衞隊,但若是遇到好心的那幾個,便會由著她去。在柏林牆築起前,德國的分裂,已有16年;但對於生活在柏林城的普通人而言,這座城市的分裂,要在在1961年,邊境封鎖、圍牆建起之後,才顯露地更為徹底。

與牆共存

阿哥達是何時打定主意要逃離東柏林的呢?女兒海德瑪麗和兒子德特勒夫在很多年後,仍不敢確定,父親當時哪裏來的這份勇氣。兒女倆後來覺得,首要的一點,父親不願家人生活在東德政府編織的謊言之中。德特勒夫還記得兒時的一些記憶。當時,學校老師會教他們說,西德的工人在五一勞動節這天還要工作——可與西柏林僅一牆之隔的東柏林孩子都知道,這不是真的。

德特勒夫也還記得一份命題作文題目《參軍後,你想做什麼?》,他寫的是「我不想成為士兵」。為了這句話,老師找到了他父親。而曾經參軍的父親,經歷過二戰,曾被英國俘獲,妹夫還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父親堅持跟老師解釋:我們不喜歡戰爭、不喜歡軍隊,也拒絕把德特勒夫送去共青團。

更急迫的是家就在柏林牆附近,這是一個讓人不安的事實。德特勒夫還記得,父親非常擔心會被驅逐,牆建起又加固的那幾年,一些靠近邊境的房子有的被拆除,有的被分配給了忠心的共產黨黨員。親友家裏被警察搜索的消息也時有發生。

與此同時,牆被加固了:橫跨柏林市的43千米、圍繞着西柏林的112千米。鐵絲網被真正的牆體所取代,後來又用混凝土加固。到了1965年,3.6米高的混凝土路障已有106千米,牆頂還有防止攀登的光滑管道。沿著邊境牆往東,還補充了一堵 「腹地」牆——兩堵平行的牆貫穿了整個城市。兩堵牆中間的建築都被拆毀:房屋、商店、墓地和教堂,為路燈、哨塔、遛狗帶、信號柵欄甚至地雷帶讓路。這條100米寬的地帶,被稱為「死亡地帶」:任何進入的人都有死亡的危險,因為邊防軍奉命向試圖離開的難民開槍。

東柏林人坐在柏林圍牆上。

東柏林人坐在柏林圍牆上。攝:Chris Niedenthal/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對於生活在西柏林的海德瑪麗而言,父親的逃跑計劃讓她擔驚受怕了許久:一個親戚曾在牆建起後,在東柏林面見過阿哥達,後者含糊地說了會想辦法逃走的計劃。海德瑪麗隨即陷入恐懼,邊境線上傳來的每一聲槍響,都可能是對着她的父親。

第一個在柏林牆喪命的是Ida Siekmann,那是1961年8月21日,柏林牆建起的第八天,也是她59歲生日的前一天,Ida把被子從公寓丟到西柏林的街道上,然後從自己位於樓房第四層的公寓窗戶跳了出去,西邊的消防隊員還沒能打開跳板,她摔倒在人行道上受了重傷致死。第二個因柏林牆而死的是Günter Litfin,他在東柏林探親時,被突然建起的牆鎖在了東柏林。十天後,他試圖從一個港口游泳進入西柏林,但在水中被東德警察發現並被槍殺。

很難準確知道有多少人因這堵牆喪生,2002年的一項研究認為,這個人數大約為262人。

到了逃跑那天,1963年3月8日,做好準備闖出東柏林的,除了阿哥達一家,還有一起挖洞的幫手們,一共13人,聚集在小房子裏,煮着咖啡等待。天色終於昏暗,他們推開了隱藏了隧道入口的長椅,「冷靜點!」阿哥達警告。

令人窒息的緊張情緒,已經持續了很多天。地道能堅持到逃跑那天嗎?他們計劃用充氣氣墊把年事已高、無法獨立爬行的祖母拉進隧道,可這能行嗎?他們會在抵達西柏林前被警察發現嗎?如果被發現,年幼的德特勒夫會不會被送到孤兒院,他的人生,會成為什麼樣子?

萬幸,最擔心的沒有發生。一行人突破到了隧道的最後,西柏林就在眼前。按計劃,這群人派了一個人去到西柏林的警局找到警察來保護他們——為此,他們在隧道中等待了無比漫長的兩小時。西德的警察出現了,所有人安然離開了隧道,沒有槍聲,他們沒有被捕。逃亡成功了。

阿哥達秘密挖的一條四十多米長地下隧道入口。

阿哥達秘密挖的一條四十多米長地下隧道入口。圖:受訪者提供

傾倒

70年代後,東德慢慢放寬了公民去西德探訪的可能性,但是獲得許可的過程繁複且昂貴。牆築起後,整整25年,薇拉都再也沒有踏足西德。1987年,當她住在西德的舅舅70歲生日的時候,已經40多歲的薇拉才得到許可,再次短暫地踏足牆的西面,她去了法蘭克福,「那次,我還乘機跟表侄去遊樂園坐了一次過山車。」

伴著柏林牆,薇拉成年、成家、生子;朋友在牆剛建起逃走被抓的經歷仍歷歷在目,薇拉從未想過要逃走。但她記得,自己與相熟的同事朋友,總還是會聊起這堵看似密不透風的牆。「我總是說,不會一直這樣的,改變一定會來,」她說,「問題在於,時候到了的話,贏的會是誰?」

1989年11月12日東柏林共產主義崩潰期間,一盞孤燈照亮被拆除的一部分柏林牆。

1989年11月12日東柏林共產主義崩潰期間,一盞孤燈照亮被拆除的一部分柏林牆。攝:Stephen Jaffe/Getty Images

到了1989年,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隨着蘇聯政策的改變,波蘭、匈牙利等國國內要求民主改革的勢頭開啟;當匈牙利開始拆除與奧地利邊境的監控設施後,很多東德公民便經由匈牙利離開。1989年9月、10月,萊比錫每週都有數萬人的遊行。

柏林牆可能很快會倒下,這樣的情緒已經環繞著薇拉周圍許久。「然後就有了沙博夫斯基,」薇拉笑著回憶。

1989年11月9日傍晚,東德官員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直播進行的國際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東德將取消所有離境限制,並且「立即生效,毫不拖延」。薇拉記得清楚,當時才20歲的兒子Micha不知去了哪裏,家裏靜靜地坐著她、她的丈夫以及19歲的小兒子Oliver,三個人聽到這裏都安靜了,空氣凝結了一般,「他剛剛說了什麼?」——實際上,離境限制的解除並非即時生效,但沙博夫斯基在新聞發布會的言語,幾乎立即開啟了柏林牆的倒塌。

薇拉記得,家裏總是有一些蛋酒,Oliver站起來去櫃子裏取了三隻酒杯,「這必須得喝一杯啊!」

邊境真的會立即全開嗎?要馬上去看看嗎?還是等到明天?輾轉難眠的一夜,一家人在凌晨2點多,被終於回到家的兒子Micha吵醒了。興奮又喝高了的Micha,正在一層一層樓去敲門,對被他驚醒的鄰居們大喊:「你們怎麼還能躺着睡覺!拜託,牆沒了!邊境沒了!」

第二天,薇拉和丈夫去了邊境。「邊境線上排著一條長長的隊伍,」薇拉說,「有的警衞在嚷嚷說,如果你們現在過境,就不準再回來了;但人們還是慢慢地往那邊走。」

而在牆的另一頭,薇拉止不住笑著說,真的有人拿著鮮花和香檳在等著我們。「那不是故事而已,他們真的站在那裏,等著擁抱我們,」如今已經76歲的薇拉想起這一幕,說,「今天想起,仍然會激動得起雞皮疙瘩。」

牆倒後不久,海德瑪麗也想去東邊看一看,便去了父親的老房子。這些年過去,當時的秘密隧道已經塌陷了,沙子慢慢堆滿了原本就不夠寬的通道,也堵住了口子。讓海德瑪麗意外的是,她在那兒遇到了父親。

德特勒夫與海德瑪麗。

德特勒夫與海德瑪麗。攝:Christiane Flechtner

挖了地道從東柏林逃走後,對於這件改變了全家命運的事件,阿哥達此後便不再多提,也拒絕了任何媒體的採訪請求。1989年這天,偶然在東柏林的房子邊遇到,海德瑪麗試探地問父親:「要不要喝一杯,慶祝一下那堵牆的倒塌?」

一向堅強模樣的父親,忽然異樣地緊張、甚至有些發抖,放低音量跟她說:「不要這麼大聲說話!不能這樣說話!」就好似他仍被牆的陰影脅迫著,好似他尚無法接受,牆已經倒塌了的現實。「這些年他是擔負着多少壓力,」海德瑪麗說,「到那一刻,我才親眼看到。」柏林牆倒塌的11個月後,1990年,兩德統一。1991年,73歲的阿哥達去世。

今天再憶及往事,海德瑪麗還記得,被牆分離開兩年,父親剛剛逃到西柏林,再次見到她的那一刻。那一刻,明明已經相見,阿哥達卻似乎不敢認自己的女兒,直問:「我想見我的女兒。」海德瑪麗笑說,也許當時自己因為擔心了太久,樣子都有點像祖母了吧,只好哭笑不得地對父親說:「你女兒就站在你面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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