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德统一30年：“除了失去权力的老共产党人，东德每一个普通人都是赢家”

【编者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下，一年后的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转眼30年过去，一代人的轨迹被完全改变。这篇文章，纪录了那些伴随新国家的诞生而二次成长的个人的故事。不久前，端传媒还发表了关于柏林墙的口述，欢迎阅读。

柏林墙倒塌10年之后，东德人舒尔茨（Lothar Schulz）决定回到东柏林，申请查看自己的斯塔西（Stasi）档案。成立于1950年的斯塔西是东德的国家安全部，被认作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斯塔西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调取了总共1375页的个人档案，交到了惊诧的舒尔茨手中。

舒尔茨在东德的家在柏林西部100多公里的施滕达尔小镇，公寓楼下住著一对年轻友善的夫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但实际上，经常跟他打招呼的这家人是一个斯塔西上尉家庭，专门被派来监听舒尔茨一家。他们在舒尔茨的公寓内安装了窃听设备，跟踪他在屋内的对话，甚至用工整的笔记，记录了舒尔茨和妻子在卧室内的一举一动。

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斯塔西派两辆车跟踪舒尔茨的过程，一辆拉达，一辆特拉班，两车之间通过无线电沟通，甚至有一份专门的暗号表格文件。他们称呼舒尔茨为“乌鸦”，而他的家是“巢”。

“我们无处不在”是斯塔西的箴言。截至1989年，东德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舒尔茨只是这600万人中的一员。他之所以成为斯塔西的重点关照对象，并被实施了费钱费力的任务B——即对封闭和开放空间的声音监视，与其另一个身份有关：他是东德25万名政治犯之一。

被秘密监听的工程师

1978年，舒尔茨28岁，那时，渴望成为一名政治犯。当时的联邦德国（西德）从1960年代起向民主德国（东德）支付赎金专门交换这类犯人，这是舒尔茨唯一想到的能去往西边的稳妥方式。那时，被东德称为“反法西斯壁垒”的柏林墙已岿然而立17年，拦截了无数东德人自由迁徙的愿望。

在渴望成为一名政治犯之前，其实，舒尔茨最初向往却是东边的莫斯科。由于数理成绩优异，他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涡轮机械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项目工程师，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东德最大的核电站工作，负责组装苏联核反应堆WWER-440。他学习语言很有天赋，很快掌握了流利的俄语，和苏联工程师们打成一片。

舒尔茨勤勤勉勉地扮演好了螺丝钉的角色。当核反应堆出现故障，他会连续四周每天夜间工作12小时，防护服上的放射量测定器响个不停。终于，他盼来职业生涯中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工厂考虑把他送到莫斯科能源学院攻读工程博士学位，之后更有希望参与到重要的项目中。“那个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工作有了回报。”舒尔茨回忆说。难掩兴奋的他，在东柏林各个部委间为自己的出国申请跑前跑后。

彼时的东德，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观念——“魔力三角”，分别为诚实、聪明、党性，如果一个人拥有其中两角，就会被默认缺乏第三角。

一位审核他资料的女同志问他：“舒尔茨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统一社会党？”舒尔茨犹疑了，他料到自己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加入执政党并不意味著你有多么笃信其政治议程，更像一份交换个人前途的忠诚保证书。他平静地答道：“女士，我不想走成为党员的这一步。我是苏维埃的朋友，但不能做更多了。”女同志意味深长地说：“别把精力都放在莫斯科上。再见。”

没过多久，舒尔茨接到深造机会被取消的通知。他心灰意冷地撞上在计划经济下工作的现实边界。彼时的东德，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观念——“魔力三角”，分别为诚实、聪明、党性，如果一个人拥有其中两角，就会被默认缺乏第三角。一个人聪明又忠于党，那他不可能是诚实的；一个人讲党性又很诚实，那他不会太聪明；而一个人既诚实又聪明，那他就很难认同党的理念。而舒尔茨就属于最后一种。

“我不想成为谎言家，也不想成为同事中的宣传家。”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舒尔茨回忆起当时的抉择。

在他看来，那时人们对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展示两副面孔习以为常，同事们会私底下讲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的笑话，但如果有戴著统一社会党胸章的人走进屋子，大家立马收敛起欢声笑语，那种防备和抵触是舒尔茨看在眼里的。党员身份的确会给个人带来更好的就业前景，但他觉得，与纳粹党一样，这只会吸纳更多的机会主义者。

舒尔茨没能通过政治考验，随后几年他的出境申请都被拒绝，最后连工作合同也被取消。他的妻子是来自保加利亚的皮肤科医生，曾在苏联医学院进修，但饱受周遭的言语霸凌。这对年轻夫妻感到生活暗淡，迫切想要离开这里。在妻子的支持下，舒尔茨决定朝向那个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深渊纵身一跃——他要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

1978年春天，他以一个工程师的缜密风格，在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策划了一场单人抗议活动。他制作了一条1.65米长的标语横幅，藏在没人能看到的管子里，计算好乘火车抵达柏林的时间。距离计划的日子越近，他也越紧张，但仍警示自己不得喝酒或服用药物——他知道斯塔西抓住他后的首件事就是验血，若血液中含有酒精或药物，斯塔西就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危险角色。舒尔茨想要向安全部传递明确信号，他是在极清醒的状态下抗议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4月2日，他成功实施了计划，在张开横幅后不到五分钟，两名便衣警察逮捕了他。但精心计划的一切，最终就像稀松平常的湖面上卷起的一朵小浪花。第二天，西德《世界报》在一个边栏里报导了这起事件。不眠不休的审讯持续了16个小时，舒尔茨被押运到罗斯托克监狱。他记得一位审讯官员对他说，你现在在国家安全部的“生活学校”，在这里你可以为你将来的人生学到很多东西。

到了7月底，舒尔茨的案子被不公开审理。检察官对他大喊大叫，禁止他在审判期间再次使用“人性”这个词。舒尔茨被判处1年10个月的刑期。1980年初，他的服刑期即将结束，斯塔西地方机构本打算将舒尔茨释放到西德换一笔赎金，但斯塔西第一副部长比特（Bruno Beater）上校否决了这一提议。舒尔茨被继续困在东德，并在出狱后受到斯塔西的严密监控和持续骚扰。

执政党在宣传中把苏联作为效仿的典范，但在他妻子诊所这样普通的基层单位里，人人憎恨苏联，把曾在列宁格勒学医的同事作为发泄对象。

那张让舒尔茨蒙受牢狱之灾的横幅上写了什么呢？——“在党的监督下，我的妻子，一个保加利亚医生，在格赖夫斯瓦尔德被人欺负，只因她在俄罗斯学习。”没有一句政治诉求，没有指名道姓领导人，甚至都没有写党的全名。

舒尔茨的标语内容是折射东德社会虚伪的一面镜子，执政党在宣传中把苏联作为效仿的典范，但在他妻子诊所这样普通的基层单位里，人人憎恨苏联，把曾在列宁格勒学医的同事作为发泄对象。统一社会党直到倒台前都沉迷于这种不真实中，这也是为什么理解力超群的斯塔西立马就抓到了标语中的讽刺意味。

见证历史的学生领袖

11年之后的1989年，那个见证舒尔茨人生转折点的亚历山大广场，正酝酿著另一场风暴。东柏林当局收到了一家戏院提交的举行示威游行的许可申请，这让统一社会党和斯塔西的官员们深感困惑，他们不知道是应该立马干脆否决，还是表面允许但暗中渗透颠覆。几番商议后，10月26日，他们决定批准举行游行。这是民主德国40年历史上唯一一次官方正式批准但由私人组织的集会。

这次意料之外的授权与其说是当局罕见“开恩”，不如说是惧怕民众的星火燎原。刚刚成为党总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在就职演讲中使用了“转型”（Die Wende）一词，并承诺会开展政治改革。他随后下令警察停止对抗议者的打压行动。

由于东德新教教会提供了唯一不被国家掌控的舆论自由空间，牧师在反对派私下活动的过程中扮演著庇护者的角色。在莱比锡圣尼古拉斯教堂门前点亮的异议烛火，传到了德累斯顿、罗斯托克等大大小小的城镇，和平革命在东德领土上蔓延开来。队伍中有饱受工业污染侵害的工人，被噤声许久的知识分子，以及因生活必需品短缺、日子越来越难挨的普通百姓。

仅在10月23日至30日这一周，斯塔西就记录了全国超过130场、共计数十万人参与的游行活动。作为首都的东柏林在这场变革中响应得后知后觉，在这个聚集了政治权力和优先供给资源的地区，居民们一度免于禁受社会主义下的生活疾苦。莱比锡和平祷告游行中那句“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在越来越多柏林人心中产生共振，最终迸发的动能也是所有人未曾预估的。

在东德只有10%的人被大学录取的情况下，这些天之骄子尤其被要求证明自己的政治可靠性。

亚历山大广场游行背后的召集人是一群艺术家、演员和作家，其中包括后来出演电影《窃听风暴》男主角的乌尔里希·穆埃。商讨发言人名单时，为安全起见，大家同意邀请几位政府官员“参与”游行增加官方元素，包括斯塔西二号人物马库斯·沃尔夫和政治局成员君特·沙博夫斯基。但名单中还缺少一位重要群体的代表——学生。有校友说服了游行的组织者，推荐了正在东柏林洪堡大学读心理学的弗莱塔格（Ronald Freytag）。

当时，弗莱塔格正在筹办一个独立于自由德国青年（FDJ）的学生组织，并即将针对学生进行意见征询。FDJ是统一社会党的官方青年组织和后备力量，基本所有年轻人都会加入。在东德只有10%的人被大学录取的情况下，这些天之骄子尤其被要求证明自己的政治可靠性。FDJ掌管了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在政治上监管同学们的思想，无边无际的意识形态压力让一些年轻人产生了敌意。

校园中，大家热切讨论著时任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将他视作偶像，亲切称呼其为“戈比”。但是，坐拥东德社会特权的学生并非推动变革的主力，他们深知闭紧嘴巴、别挑大梁就不会带来学术生涯上的麻烦，最开始对公开异议的态度甚至有些犬儒。

“其实最初我们讨论的只是国家体制内的改革，没人谈到统一。这个话题直到1989年夏天都是一种禁忌，因为统一就意味著社会主义制度会消失，民主德国会消失。”弗莱塔格向端传媒回忆说。

弗莱塔格没那么“天真”。他进入大学时已经26岁，是同级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服完兵役后，他直接开始工作，在商船上做一名海员，足迹遍布南美、中美、北非，还亲历了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爆发的马岛战争。熙来攘往的码头漂泊经历塑造了他老成持重的性格，也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没有真正的前途。

正因此，弗莱塔格比周遭同学更勇敢地踏出挑战权威的一步。他想把FDJ的生活服务功能和政治监管功能拆分，引入一个可以反映学生切实利益的代表制度。东德最顶尖学府的学生要求脱离执政党附属机构，这在当时的氛围下格外有政治意涵。亚历山大广场游行的组织者们也认同这项议程，答应让弗莱塔格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但分给他的时间只有两分钟，其他重要人物则是五分钟。

“两分钟也太短了吧！”弗莱塔格心想。原本他打算在台上自由发挥，简单轻松谈两句学生会的工作。但到了11月4日中午，广场上人群项背相望的景象让他吓了一跳。作为演讲者，他被带进一家餐厅里候场，平时只在电视上见过的政治家和艺术家们都在这里埋头写演讲稿。弗莱塔格意识到，自己将会见证一个历史时刻，万万不可儿戏——他硬著头皮抓来一张传单，在背面严肃地写下发言内容。

那天的演讲舞台搭在一辆卡车后面，组织者担心当局会在最后一刻反悔而取消游行，因此不透露卡车的具体位置。弗莱塔格走上简陋的舞台，面对密密麻麻人头攒动，他心跳加速，颤抖地捏紧演讲稿。两分钟漫长又飞快，人群热烈鼓掌，他觉得自己做到了。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演讲。根据历史记录，亚历山大游行的参与人数在50万至100万之间，是东德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游行之一。执政者们无法继续装作没看到民众的呼吁。

弗莱塔格记得，人群罕见地发出嘘声是在沙博夫斯基登台的时候，人们把对统一社会党的不满发泄在这位高级官员身上，尽管他是党内支持改革的开明派。“他才是那天真正勇敢的人，明知自己会被喝倒彩但还是来了，他是真的在努力面对现实，他不是一个懦夫。”时隔31年，弗莱塔格如此评价道。

那些反对变革的势力在压倒性的公众诉求前失去了方向，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市场经济和民族团结的民众运动在东柏林制造了一场政治海啸。作为见证人，弗莱塔格也想过另一种历史可能性——亚历山大广场距离勃兰登堡门步行不到3公里，若有演讲者突然振臂高呼推倒柏林墙，带领50多万人浩浩浩荡荡向那边走去，历史可能会被一种更英雄主义的笔调改写。

五天后，弗莱塔格在晚上回家的电车上看到人们交头接耳，讨论边境那里发生的事情。那个被民众连连发出嘘声的沙博夫斯基由于误读了政策，宣布“即时取消外游限制”，西德电台、电视台立马据此播送边境开放的“谣言”，一只蝴蝶开始振翼起飞。

成千上万的人立即去到柏林墙，迫使守军容许他们通过边境，进入西柏林。弗莱塔格和女友也赶到了奥伯鲍姆桥检查站，随著人潮踏进西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陌生人拥抱、祝贺、分享香槟，西柏林人在弗莱塔格的面前摇下车窗，说可以免费载他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看看。“那是我人生中最最美好的一天。”弗莱塔格说。

为东德提供情报的西德教授

1989年11月10日清晨，在柏林御林广场附近招待所醒来的史世伟打开窗户，对面音乐厅罕见地通过荧幕直播交响乐。史世伟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讲师，在东德统一社会党社科院做访问学者，为期一个月。

那是贝多芬澎湃的《第九交响乐》，由闻讯火速赶到东柏林的美国著名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他将末乐章《欢乐颂》歌词临时改为《自由颂》。

柏林墙被推倒后，社科院接待史世伟的东德学者们再也无心钻研理论，有人茫然失措，有人机敏地拥抱变化。他认识院所内“中国小组”的一位成员，凭借之前在东德驻华使馆工作时搭建的关系火速成立了一家旅行社，利用东德人渴望出游的心理，推出了价格实惠的北京七日游，生意红火。

统一社会党大势已去，改组为了民主社会党（PDS）。作为负责阐释政策及编撰报告的文职单位，社科院也于1990年冰消瓦解，步入历史。史世伟后来获得在西柏林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学位的机会。拿到柏林政府的居留许可后，史世伟到四国共管机构里分别接受一位法国人和一位英国人的面试，才名正言顺地从东边搬到西边。

检查站不再那么严格，由于东西部马克的差价达到1：7，史世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西柏林兑换了一大把东马克后到东边消费，2个西马克就能吃一顿丰盛的大餐。墙倒之后，宿舍里一位就读化学系的上海人整日站在边检处排队换币，再倒卖给嫌排队麻烦的人，赚了一大笔差价。

这个小买卖持续1990年夏天，7月2日，西马克成为两德统一的共同货币。在印著马克思头像的蓝色百元马克消失的前夜，这个男生接到一通神秘电话，要求帮助兑换一笔数额惊人的东马克。他猜到对方不是斯塔西就是东德官员，拒绝了最后一单买卖。

统一的进程远比人们想像中要快。东德的标识和融入日常的碎片如同被施了魔法渐次消失，约700个东德商品品牌最终只保留下100个，工作带来的安定感和集体主义的温馨也随著东德失败的政治试验流散了，人们的国家记忆和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被带走了。

史世伟常去拜访在社科院认识的一对东德夫妇，他们分配到的房子如今就在德国外交部附近。他们可谓两德统一的“受害者”，男方作为研究历史的副博士（苏联时代对硕士的称呼）一夜间失了业，加之其过去的特权身份，很难再谋到新政府的公职。女方在区领养机构做公务员，虽幸运保留职位，但待遇被大打折扣。妻子在统一后五六年内都拒绝前往西边，夫妇两人执著活跃在PDS举办的政党活动中。

他们为东德惋惜，认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党脱离了群众，后来的政策很少为老百姓著想，当然还有戈尔巴乔夫实在是太幼稚了。他们反对那些批评东德一无是处的声音，并常说“虽然西德有消费者主权，但我们东德有可以媲美的劳动权，人人有工作”。每逢佳节，夫妻俩还会与街坊邻里举杯欢庆，仿佛又氤氲著集体生活的温暖。

在1990年代，如果有人被发现是斯塔西的人，无异于被判处‘社会死刑’。

如今生活的反差让这对老夫妇对现实倍感失望，他们感到新形势对其个人成就和生活经验的怠慢与贬低，无论公正与否，他们怪罪那场社会剧变。许多人不再有兴趣对东德的政治架构或历史背景作出正确的裁决，更在意如何保全接下来的生活。

统一后，民众要求公开清算共产主义过去罪行的情绪不断高涨。目前担任东德博物馆学术顾问的斯蒂凡·沃勒（Stefan Wolle）参与了斯塔西解体后的档案研究整理工作。

“大家幻想揭露斯塔西的结构和工作方法，但不一定要大规模揭露那些非正式合作者们。但是，公众逐渐把问题私人化了，大家只想知道某个人有没有为斯塔西工作过。在1990年代，如果有人被发现是斯塔西的人，无异于被判处‘社会死刑’。”沃勒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当时的社会有了一个共识，不希望斯塔西的人在公共部门继续工作，比如老师、大学教授、牧师。”

沃勒曾亲历洪堡大学的背景调查。当局拿著名单逐个排查，如果雇员在听证会上不能证明自己因被勒索或胁迫而参与情报工作，就会被勒令离开。

当时的洪堡大学校长芬克（Heinrich Fink）也被揭露曾是斯塔西的告密者，尽管他否认指控，仍被解职。沃勒估计，约有1%公共岗位上的人因此被撤职，大学、媒体、议会、地方政府受到的波及尤为严重。

1992年的一天，史世伟和同学们在自由大学教室里等待政治经济学教授雅各布森（Hanns-Dieter Jacobsen），他的助手匆忙告诉大家，教授今天无法来上课了。随后同学们在报纸上看到教授因涉嫌为斯塔西工作21年而被捕的新闻，他以间谍罪被起诉。根据斯塔西档案，东德在西德境内安插了2万名非正式合作者，仅在西柏林学生运动中就有20多个情报员。雅各布森是少数被“揪出来”的人之一。

雅各布森写文章为自己辩护，但没有一家权威媒体愿意刊发。在此之前，由于他待人友善，与各个阵营的同事都开放交流，师生们对他评价都很高。很难说金钱是他与东德国家安全机构合作的主要动力，因为酬劳仅在600至800马克之间。雅各布森的研究领域是东西方经济关系，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美国高等院校保持频繁交流，据说他将学术圈中流传的信息文件、半机密的分析报告、华盛顿对东德谈判策略的线索甚至未公开的会议日程等资料提供给了东德的决策机构。

在提供信息和充当间谍之间的灰色地带，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雅各布森可能产生了给东德政府做顾问的错觉。有人称之为“基辛格综合征”，指的是浸泡在国际关系中的学者在获取一定学术成就后，想亲自摸一摸权力的手柄，在世界权力游戏的幕后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只不过，历史给雅各布森开了一个荒诞的玩笑，他试图成为东德基辛格的野心，似乎从一开始就努力错了方向。

“东德几乎每个人都是赢家”

1981年4月的一个下午，舒尔茨结束在教堂的工作，骑车回家的路上被行政部门职员拦下。“你明天准时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需要填一些表格。”对方说。

舒尔茨不敢相信，还有点震惊，这个重要时刻来临得有些漫不经心。他知道这是自己失去东德公民身份的第一步。他为这个国家贡献了青春和技能，但国家似乎没怎么用得上他。他拼命想逃走的时候，当局攥紧了牵绳，而当他适应了生活的平庸，那根绳子居然自己松开了。舒尔茨在被严密监控、生活工作处处受限的境况下坚持了一年，东德政府终于准许他以政治犯身份离开。

西德政府发给舒尔茨一份东德政治犯的身份证明文件，凭此可以领取生活费，还可以接受三个月的英语培训。舒尔茨觉得西德的超市丰盈得像天堂，还发现汽车跑得飞快，尾气的味道和东德也不一样。他在鲁尔区埃森的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操起机械工程的老本行，比之前在核电站更卖力，如果西德同事完成100%，他就下决心完成110%。

这些付出很快获得了回报，舒尔茨在工业界软件系统和物流领域担任了多年国际项目经理，甚至有位于华盛顿的公司高薪聘请他去美国工作，被其婉拒。他还曾在2011年旅居北京三个月，学习中文，并用相机记录下让他觉得新奇又震撼的建筑。

退休后的舒尔茨定居在柏林西部的施潘道区，但他经常穿过整个柏林，来到位于东北郊的霍恩施豪森监狱博物馆，在这里担任历史讲解员。这座由苏联红军在1945年设置的监狱后来被斯塔西接手，关押审讯过一万多名政治犯。柏林墙倒塌后，霍恩施豪森监狱不像其他东德政府及军事机构那般遭到示威者冲击，当局及时销毁了监狱运行的历史证据，人们了解监狱运作模式主要依赖像舒尔茨这样的目击者口述。

舒尔茨今年70岁了，依然挺拔矫健，有一种东德人特有的善谈和质朴。他的乐观情绪极有感染力，政治犯的经历也似乎从未摧毁过他积极向上的心态。

“我没有恨和怨，”舒尔茨说。有时他也问自己：我是东德的受害者吗？当然，自己确确实实因政治罪名坐过牢，但后来他在西德如愿开启了第二人生，拥有比大多数东德人更优越的条件，“受害者”身份并不能定义他之后的生活，他也不喜欢这个词流露出的自怨自艾，而更愿意用“斗士”来描述自己的一生。

弗莱塔格后来在纽伦堡和美国学习了市场研究及咨询，统一十多年后，他在总部位于波恩的德国邮政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是柏林媒体通讯和经济大学的总务长。曾有学生在网上看到了关于亚历山大广场那场游行的信息，不可思议地问他：“这真是您吗，教授？”年轻人想不到，那个曾经反对学校权威的人，自己却成为了学校权威。

弗莱塔格在西德工作生活时，从未觉得受到过任何区别对待，反而是家乡图林根州小城的父母，仍会下意识地说“去西边”。弗莱塔格有意远离东德身份的标签，反而更愿意被称作是一名“世界公民”。历史没有桎梏住他往前走的脚步，柏林墙倒塌时，他的价值观已经让他做好前往新世界去冒险的准备。

站在现在回望，东西德统一的进程似乎还可以更平滑渐进一些，有些经济融合的失误本可以避免，比如西德雇主和工会违背市场规律、过快拉高东德工资水平，最初的确讨好了民众，却导致后续失业率高攀和投资进程的中断，变成东德经济落后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东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痛苦转轨的过程中，输家是那些曾经掌权的共产党老人，他们失去了权力，但仍享受到了西边标准的养老金待遇。”德国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辛恩（Hans-Werner Sinn）对端传媒说，“但除了他们之外，东德每一个人都是赢家，这点毫无疑问。德国能够实现统一，基本上是全体民众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