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 anonymous3，回應《告別微信的日子並沒到來，更加漫長不定的等待開始了》
每一個理性人都必須對盡力避免上綱上線與 whataboutism (「那又怎麼說」主義) 。
人民不需要政府為自己安排生活方式，不需要中國政府，同時也不需要美國政府。我在針對 Tiktok 的禁封裏評論過，如果有人認為一款應用有任何侵權之虞，請尋求法律途徑，而不是繞過立法司法程序，通過行政命令來完成。
禁封不是一件小事情，一件涉及到數百億美金，數千萬人民的事情，可以不用經過議會於法庭的辯論，而由幾個人在短短幾天內決定，同時短短幾天內生效，這是民主世界聞所未聞的事情。或許有人把微信理解為襲擊珍珠港的日本空軍部隊，那特朗普的一聲令下剛好可以比擬羅斯福不顧反對聲音毅然參戰。但很可惜，這樣的思維是獨裁者最愛的，他們最喜歡以「緊急狀態」為名，上綱上線，總攬大權，禁用微信算什麼，禁止室內吃飯，禁止投票才是懂真格的。
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en to justice everywhere.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必須時刻警惕，自由的生活來之不易，它不僅一直遭到外部孜孜不倦的侵蝕，更要命的則是內部蠢蠢欲動的顛覆。外來的威脅一目瞭然，而內部的隱憂則往往被忽略。更嚴重的則是那些在自由世界內部破壞自由的人卻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大言不慚得將自己踐踏民主的罪行標榜為捍衞自由的功績。
不是這樣的，自由世界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建立在對「敵人」的毫不留情。恰恰相反，自由世界的人們，無論是保守主義抑或是自由派，都秉承着自由民主的信念，並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用自由民主的手段因對外來的一切挑戰。言論自由的意思從來都不是「正確」言論的自由，它同樣包括「錯誤」言論的自由。民主也絕不僅僅從屬於「正確」的價值，它也被「錯誤」價值擁有。
沒錯，「民主政治是一個說服的過程」。我們每一個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持有各自截然不同的觀點。任何人如果希望別人接納自己的選擇，那麼他必須嘗試說服別人，用言辭、用利益去打動別人，讓別人接受，而不是動用手中的權力強制地推行。人民投票給一個政黨，或者一個政治人物將領導人民的權力授予這個政黨，這個政治人物。但這種授權有限度，並可以隨時收回，它不代表獲得授予權力的人可以為所欲為地運用手中的權力。
禁封微信以及tik tok就是這種權力的濫用，它是對人民權益的直接侵犯。這一行為在未經法院審理，也未經議會辯論，就直接剝奪了一家公司參與美國經濟活動的權利，也限制了消費者選擇的自由。這不是一件可以被行政權自由裁量的小事，如同上面提到的，這是一件涉及到數百億美元，數千萬人民的大事。這等規模的大事如果任由小圈子的枱底交易決定，那簡直是對民主社會最直白的嘲笑。
微信的兩宗罪鉗制言論自由和發放假消息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任何公共平台試圖保護言論自由，那麼則無法避免的會同時保護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相反如果一個平台要杜絕一切假消息，那它也只能進行嚴厲的言論審核。只有一種人可以同時做到保護言論自由和杜絕假消息，那就是說謊者。特朗普就是這麼一個說謊者，他自己就是最大的謠言製造者，而他自由世界秩序的捍衞者形象則是他帶給世界最大的謊言。
保護我們的人民，讓他們免受謠言的侵擾。這是獨裁者的謊言。當一個人有了鑑別謊言的權力，他就同時擁有了定義真相的能力。李文亮醫生的遭遇難道還不夠清楚明白嗎？ 中國對於港台的步步緊逼讓世界看在眼裏，港台民眾的屈辱遭遇也讓我感同身受。因此我可以理解香港人台灣人對中國的恐懼，但我無法接受你們因此在對待涉中事件上放棄堅守原則。我們做人做事講究的是對事，而絕非對人。我想請支持特朗普禁封微信抖音的朋友們捫心自問，你們針對的是言論管制這件事，還是僅僅針對中國人。 自由世界需要有人堅守自由的價值，這些人縱使身處低位，也敢向專權者說不。美國是一座由法案搭建的國家，讓我們看看今天的法律工作者怎樣捍衞美國的價值。
2. Minagi，回應《告別微信的日子並沒到來，更加漫長不定的等待開始了》
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這一行政令是否違憲，而在於這些在美中國人所給出的理由實在是破綻百出，深刻地反映了這些普通中國人在面對任何問題時都無法跳脱出來的思維慣性。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例子：「聽說特朗普要禁微信，高敏覺得這是在針對華人社群。『我們就是喜歡用微信，不喜歡用 WhatsApp，這是我們的權利。』她同時開始憂慮，今後沒有微信的生活該怎麼辦？」在這一個例子中，我們不難發現，她其實並沒有意識到微信與 WhatsApp 最大的區別：她有不用 WhatsApp 的權利，卻沒有不用微信的權利。若非如此，她又何必為此感到憂慮，甚至擔心它會影響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呢？
將兩種並不對等的事物放在一起做類比，這並不是一種理性的做法。表面上你可以說你「喜歡」用微信，但實際上你只是在掩飾自己「不得不」用微信的尷尬局面。就像過分嗜酒的人在出現健康問題後，安慰自己說，自己只是「喜歡」酒，這是自己的權利，然後繼續痛飲三百杯。與其抱着一種 APP 不放，不如多留幾種家人好友的聯繫方式，現在正是跳出舒適圈的機會，在自己還能選擇的時候給自己多留幾條後路。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例子：「封殺微信不僅是限制了在美華人的言論自由，更是對華人群體的種族歧視。因為微信是華人群體必不可少的通信平台，像日本移民喜歡用 LINE，韓國移民喜歡用 KakaoTalk 一樣。但是目前，特朗普的行政令只針對華人使用的微信平台。」這一個例子與上文的邏輯是相似的，因為 LINE 之於日本移民、KakaoTalk 之於韓國移民都並不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們並不應當把這兩個 app 拿來與微信做類比。並且這「必不可少」一詞恰恰反映了微信的存在本身很可能就是與「言論自由」的價值相悖的，因為它讓人失去了選擇的權利，更不必說它本身模糊不清的審查機制了。
以上的兩個例子都反映了中國人喜歡將微信等國產 app 與世界主流的 app 同等對待，並生硬地套用在「言論自由」上的慣性思維，而下面的第三個例子則反映了中國人普遍對「工具」所帶有的短淺認知。
「任何app都有它的缺陷，用戶自己判斷風險來決定是否使用。」且先不說這一例子又一次地忽視了微信用戶沒有選擇「否」的權利的這一事實，這種「用戶自己負責」的思考模式總是會選擇性地忽視來自某一「工具」開發者的責任，而將風險全部推給這一「工具」的使用者。
這種思維定勢所帶來的後果就是，在中國，任何 app 的設計理念都可以毫無下限。對於字節跳動來說，只要抖音能賺錢就行了，我不需要關心用戶是否每天都會浪費大量的時間在抖音上面；對於騰訊來說，只要微信能賺錢就行了，我不需要關心用戶是否會在工作中被群聊裏的那些小紅點吸引注意而分心；對於陳睿來說，只要b站能賺錢就行了，我不需要關心那些曾經為b站貢獻了大量優質內容的老用戶是否對我們感到滿意。所以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劣幣驅逐良幣，看到了資本家們躲在「用戶自己負責」的邏輯背後是多麼得舒坦，他們甚至不會遭受道德上的譴責，更不必說法律上的懲罰了。
而相比之下，蘋果主動設計了「Screen Time」來幫助用戶減少沉迷手機的時間，以便用戶可以儘可能地多去享受現實生活中與家人相處的美好時光；YouTube 也在輿論的壓力下修改着自己的算法以減少仇恨言論的傳播。因此，將責任合理地分攤給開發者和使用者才是更理性的做法，我們不應該總是讓用戶去承擔產品糟糕的設計理念的全部後果。
3. 披星戴月人，回應《告別微信的日子並沒到來，更加漫長不定的等待開始了》
就在昨天，在youtube收看端傳媒一條由鄧小樺主持，訪問梁文道及楊俊賢（鹽叔）的影片。當中鹽叔問梁文道說：現在的中共就是最懂得在外國玩起高張自由民主法治的把戲，用盡一切法律的保障，讓外國對付起自己來全都縛手縛腳，然後壯大自己極權的力量。面對這種情況，香港人，以至全世界如何自處？堅持原則跟中共把法治遊戲玩到底，抑或用雷霆手段對中共迎頭痛擊？（大意）
梁文道沉默良久，回應道：你說的我完全認同，而我的確沒有解決方法。
這可說是全世界面對中共的兩難。憑誰都知道中共已被養成全世界最大的邪惡極權，現在已不是要不要對付中共的問題，而是怎樣對付中共的問題。然而在非常時期呢？香港、台灣、新疆、西藏都已經在懸崖邊緣，危在旦夕。中共的空軍都快飛到新竹了；香港十二人至今生死未卜，更遑論水深火熱的西藏及新疆人。觀乎此，我自己也反覆詰問自己：究竟是要無論如何都要堅守原則，抑或是要無論如何都要打倒極權？如果你現在問我，我會說：我會支持一切打倒中共的方法，哪怕是用上任何方式。
特朗普打壓微訊，以至華為及 Tiktok，當中都甚有可議之處。然而我相信的不是特朗普，而是美國政府的自我修正能力，他們能有效約束特朗普的權力。但起碼的共識是，不能再讓微訊再如此這般下去。它，以及其他中國機構，根本就是中共對外滲透的工具；而在中國，它們都是規管及限制中國人的維穩工具。美國人老早就應該對它們連根拔起了，現在才動手根本已經太遲。克林頓及奧巴馬給中國的機會太多了，對全世界的教訓也太大了，現在還要多來一次嗎？
4. 雨田，回應《告別微信的日子並沒到來，更加漫長不定的等待開始了》
討論一點低層次的東西。大家不能否定，微信的功能是為內地用戶貼身打造的。
正如 Tiktok，它本身就是一款用戶體驗非常好的 app。目前市面上還沒有另外一款能夠取代微信給內地用戶有同樣用戶體驗的 app。這些裡面也許就只有 LINE 像微信一樣有支付等等便利工具。即便如此，微信上還是有些常用的小工具 LINE 是沒有的。華人移民英文水平偏低，這個我希望有數據看看是否因為華人以家屬團聚申請父母移民的比例較高。年過六十還要學外語也太難了，某程度上只能依靠中文媒體；內地出身也就只能靠微信，不然的話就180度跳去法輪功辦的大紀元？
另外雖然我可以說因為隱私什麼的就放棄使用微信，問題還是因為微信「綁架」了我的一堆朋友，所以我是無法放棄微信的，除非我決定不再跟他們聯繫了。同樣地，我個人因為有不同國家的朋友圈，結果導致我一個手機上裝了五六個社交通信 app。
微信在美國最終或許會和 Tiktok 同一命運，以某種妥協的形式存在。但是中共政權未必願意妥協。拭目以待吧。
5. Wessy，回應《邱伊翎：台灣難民庇護，行政機制可以取代《難民法》嗎？》
民間團體對於政府移轉部分壓力的做法不滿，但是如果罔顧現實案例，只想以一部台灣三讀通過的難民法，作為人權進步的自我陶醉，也是不現實的，因為目前局勢，要處理難民法，勢必有政黨或民間聲量要求要一併處理香港庇護問題，否則排除了目前急迫需處理的香港人士，這種框架下的難民法不是更像一場歡樂的左膠自爽派對？
作者顯然也明白，政府的國安憂慮，但是純以難民法草案限外國人、無國籍者，理想地不處理港澳人士（包含現在持香港護照的中國政商們）需求，但是如果未來會期新的主流版本是在難民法中增加一個過橋條款，讓包含港澳人民也不再用專案處理可回歸難民法母法呢？
沒有顧及到雙方憂慮的主張，自然無法達到有效果的溝通，民間團體似乎也該多想幾步，提供自己的防堵修法意見，而不是無視政府的隱憂，這樣一樣是將壓力不平等的交託給另一方，尤其是行政院似乎已沒有辦法處理納入爭議的部分時，人權菁英何不貢獻一下自己的才智，這樣才是推政府一把。
6. Minagi，回應《歷史文件出土：日本政府為何決定在六四後「溫情地注視」中國？》
個人認為日本在當年做出的這一決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國內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日本至今仍未走出黑船事件的陰霾，因此在考慮國際問題時，相比於將各國劃分為「民主」與「非民主」國家，日本人仍更習慣於將它們劃分為「西方」與「亞洲」國家。
換而言之，他們在關鍵時刻、關鍵議題上會對亞洲國家更加友善一些，並且始終保留一個將來讓亞洲人主導世界秩序的選項。從道義上來說，這本身無可厚非，因為當年日本人和西方人簽了不少的不平等條約。但是，如果日本人仍在潛意識裏將西方視為敵人，那麼地球可能很難會有真正迎來和平的那一天。
7. 披星戴月人，回應《歷史文件出土：日本政府為何決定在六四後「溫情地注視」中國？》
對於日本而言，現在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讓日本重拾在東亞乃至亞洲地區昔日的大和雄風。可惜由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爆破開始，日本極長時期沈溺於失敗主義的氣氛，之前日本no. 1的雄心洗刷的蕩然無存。何況近年中共快速膨脹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連往日看不起的死敵南韓，都成為世界軟實力重要輸出國。日本全國上下，整個不是味兒。原本打算藉著去年的東京奧運提振國家士氣，可惜又遇上世紀疫症，國運就是如此多舛。
新冷戰局勢已然形成，熱戰亦越炒越熱，近日台海戰雲比南海更濃。美國及台灣想必熱切希望拉攏日本，連成一線。同時，中共也亟欲與日本和好，突破外交困局。菅義偉上台，能一洗頹氣悍然與中共大幹一把？抑或一仍舊貫龜縮國內？這不止關乎一己個人的歷史榮辱，更關乎日本全國未來的發展。希望日本政府的選擇，不至叫國民乃至全世界失望。
8. triggerwarning，回應《陳純：欽定的社會性死亡》
加油！如果自由主義能在文革後的那段短暫的時光在中國生長，那當下體制的崩塌之後，它肯定又會有重建陽光的機會。只要你和你的同袍能存活到那天，你們一定能又將自由主義重新發揚光大。
我相信，雖然當下體制好像無懈可擊，但是「呼啦啦似大廈傾」的那一天離現在不遠了。"Sometimes there are decades where nothing happens, and sometimes there are weeks where decades happen."
9. jackhui，回應圓桌話題《香港警方修改「傳媒代表」定義，這將有助警方和記者工作還是限制新聞自由？》
我認為由政府來確認傳媒名單確實是不恰當的，甚至由第三方來建立「一份名單」來確認傳媒代表也是不太恰當的。
其實最理想的狀態是傳媒有足夠的專業性，保持足夠的客觀中立，以完全客觀的記錄者角色在採訪現場出現。這種客觀並非僅僅「自我宣稱就足夠的」，而是要讓其他參與方都認可才足夠的。這種「客觀中立性」是傳媒賴以生存的特性，也是其他參與方默認不拒絕傳媒存在的理由。
但是看見記協和專業媒體人在面對「客觀中立」的質疑時，並沒有嘗試去釋除他人的疑慮，而是僅僅自我宣判「事不關己」和「投訴不成立」。在行業賴以生存的根基動搖時，沒有一個媒體人願意站出來維護這一切，使得媒體在政治站隊中越陷越深。
權力都是來源於責任的，「新聞自由」來自於對「中立價值」責任的承擔。失去「中立」的保護，權力自然也會受到影響。我們不可能期待在傳媒專業性逐漸降低後，社會各方還能以過往「超然」的地位看待記者的存在。在「公民記者」遍地的，要提高整體專業性確實是困難的。但這並非傳媒內部的事，專業人士不做，不代表就現狀就不會產生影響。當第三方被迫插手，最佳方案自然難以實現了。
最好的質疑警方解決方案的方法，就是提出另一套更好的解決方法。如果有專業媒體人有足夠的擔當站出來，將這個難題解決，相信警察也不會非要堅持一套不完美的方案。但這在香港撕裂的社會中確實是難以做到的，僅僅承認警察訴求的存在，就可能會被某一方所攻擊。
但要是專業媒體人因為懼怕社會眼光，放棄對中立價值責任的維護，放任專業根基被摧毀，那就不能責怪社會不再以過往眼光對待傳媒了。
10. Wessy、madlex，回應圓桌話題《香港警方修改「傳媒代表」定義，這將有助警方和記者工作還是限制新聞自由？》
*Wessy：如果本地傳媒或國際知名非本地媒體，日後以特約記者方式，發送組織外正式編制人員記者證，是否可以衝破目前被限縮的記者類別，這是我更想知道跟觀察的。
已經有門票的人，是否願意 SHARE 自由的空間呢？
madlex：@Wessy：事實是反修例運動中許多著名影像，包括10.1警方開槍，警方拉跌孕婦，壓低12嵗女學生等等，均爲學生媒體或是網媒所拍攝到。按照專業來講，人家一定不如著名媒體全職記者，那麽是否就可以否定他們的價值剝奪他們采訪的權力？現在著名媒體為了招牌，要找非專業的「專業記者」，那些「非專業記者」如何有採訪機會進而變成「專業記者」？
Wessy：@madlex： 當然不能認為只有著名媒體全職記者才具專業能力，現實就是有著名媒體全職記者，沒有發揮記者報導真相之第四權，將自己專業能力任憑踩踏之流存在。 也完全認同有非警方官方認證的人才，會被圈在專業培訓圈外的可能性，但是遇到路障需要轉下彎，互謀掙扎下的求生法則。
該是良知媒體們媒合資源的時候，也適時為仍想報導真相的非官方認證記者撐起一把保護傘，這是現在可以做的事，總比高呼打壓新聞自由，但是各自窩在自己未被侵蝕的自由圈中，越退越無力來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