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純：欽定的社會性死亡

【編者按】原文發表於Matters，端傳媒獲作者授權轉載。

今年出版的《自由主義的重生與政治德性》收錄了我三十三篇學術文章，其中大多寫於2015-2019之間。寫於2018年的學術文章有十篇，寫於2019年的有七篇，但去年我也寫了大量的雜文，所以全年大約寫了二十篇文章。可以說，2020年是我這五年來最低產的一年，從年初到現在，只有兩篇長文。

說2019年的八月扭轉了我的人生也不過分。後來我寫了兩篇文章講述那件事發生後兩個月間的遭遇，有一種打落牙齒和血吞的味道。大概是因為聽過的慘案太多，所以三四個部門的車輪戰，一週一兩次的拜訪，在我看來都不算什麼「鐵拳」。一年來我的朋友每次見面或打電話，都第一時間詢問我的安全狀況，尤其在許先生「被嫖娼」的那段時間，他們害怕「終於要對知識分子下手了」。

我還經常安慰他們，來拜訪的人態度並不猙獰，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威脅。時間久了我才發現，其實「鐵拳」並不總是一下劈頭蓋臉地打過來，把你打得七葷八素，叫苦連天。這個拳頭很靈活，它就像如來佛祖的手掌，不知不覺地在你的腳下伸展開，你走到哪裏，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十月底我想去澳門，在刷通行證過關的那刻突然卡住了，海關人員用充滿狐疑的眼神盯着我，然後將我請到一旁的小房間。那時我就知道，我的出入已經不可能自由了。

我嘗試用學術精神和幽默感去化解這種囚籠般的感覺。有時我冷靜地觀察、回憶、整理，結合一些看過的研究和案例，希望洞穿其中的機制。有時我在接觸的人員身上，努力地區分體制帶給他們的烙印，和人性猶存的證據。我會將這些「成果」跟我信任的朋友分享，以減輕他們對我的擔憂，和無處不在的政治抑鬱。

我的謀生沒有受到毀滅性的衝擊，但我知道我周圍的有些人受到了警告，我不清楚他們有沒有被要求監視我，但我依然若無其事地和他們打交道。幸運的是，有司並沒有過分地騷擾我們家，我的家人也沒有「大義滅親」。儘管我曾經深刻反思過家庭帶給我的消極影響和阻礙，但不可否認，關鍵時刻潮汕人還是把「家人」放在了首位，他們甚至沒有過多地指責我，只是默默估量着這件事的嚴重性。

從澳門回來以後，我有幾個月都沒寫什麼東西。一方面，我在牆內的社交平台的賬號基本都被炸掉，重新註冊的微信公號和豆瓣，幾乎一篇文章都發不出，就算把能找到的敏感詞換掉也一樣（可以發在matters，但我的大部分讀者都不上matters）。另一方面，我感受到一種嚴重的「精神缺氧」，這是我受到的無形限制所帶來的：以前我能去香港買書，去台灣開會，這樣的時光一去不復返。我感到在寫作上，我一隻手被廢了。

經過那一陣和有司打的交道，我已經很清楚他們對我的定位。

「你這輩子只能夾着尾巴做人。」

我2016年出過一本書，我自己不太滿意，但在這裏我再也沒有機會了，不可能有出版社敢再幫我出書。我不能接受任何來自民間的榮譽，也不能有任何媒體的採訪，不能去做講座，也不能參與任何有影響的讀書會。這些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稀鬆平常的事情，在我這裏卻是禁忌，除非我忍心給那些邀請我的人帶來麻煩。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今年三月我的書在紐約即將付梓，某機關人員急匆匆地找到我，第一次帶有威脅性地要求我撤回出版的意願：任何能延續我的公共生命的手段，他們都要想辦法扼殺掉，即使那是在境外。

我把這個叫做「欽定的社會性死亡」。

這種「社會性死亡」的可怕之處在於，你永遠不知道它對你的生活可以有多大影響，即便對於我這樣慣於獨來獨往的人也是一樣。在某機關人員和我就新書出版進行交流的那天，晚上剛好有一個約會，他們要我如實交代接下來的行蹤，我千方百計地搪塞，最終沒有如實相告。但在和女生見面的時候，我很痛苦地發現「鐵拳」還是伸進了我的私生活：我忍不住地四處張望，擔心他們會在不遠處監視，擔心面前這個善良的姑娘會在和我分開以後接到一個電話。幾天以後，我主動斷絕了跟她的聯繫，以免禍及無辜。

這種被政治傷害的感情並不是孤例：有一次，一個女生的妹妹在知道我的真名以後，將百度到的內容發給她的姐姐，並且千叮萬囑要她遠離我這樣的「危險人物」。還有一次，有個女生在約會的過程中突然說，我越看你就越覺得臉熟。然後她停下來在手機裏打開一些東西，低頭看了一會兒，又看看我的臉，恍然大悟道，你就是那個港獨的老師啊，你這樣的人我惹不起。

這樣的情況堆積起來，足以讓人產生創傷後應激障礙。現在在工作場所，或者在路上，我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就有一種下意識的退縮感。我突然想到，那些認為鐵拳的行政成本將節節攀升並將其拖垮的理論，完全站不住腳：社會上的任何一個個體，都有可能主動成為鐵拳的代理人，他們不僅會孤立你，也有可能舉報你。我的很多朋友都用過筆名，我就沒有。我常說，我寫過做過的我都認，那時儘管我的名字譭譽參半，我還願意照單全收。然而當名字被系統盯上，並且和一些莫須有的事情綁定在一起的時候，它就成了揮之不去的噩夢的一部分。

即使我金盆洗手，與世無爭地活在牆內，空氣裏的「毒性」也越來越強，讓我感到窒息。在我之後，有若干個師友也被舉報了。小粉紅們一旦盯上一個人，會動員起來在牆內外搜尋ta「恨國」的證據。隨着一批又一批人倒下，證據的標準越來越低。一開始可能是同情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才算，後來抨擊中國的體制、說日本或美國某些方面做得好、表達與大陸歷史教科書不一致的歷史觀，都算「恨國」。最近聽說央視的《最美逆行者》在小粉紅那裏也是給境外勢力遞刀（這部片因為冒犯了為抗疫做出貢獻的女性，在知乎被打出了極低分）。有一位朋友，此前有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公眾號，在B站也有十萬以上的粉絲，其牆內言論一向温和謹慎，但因為小粉紅扒到他在境外媒體發表的一些更為自由化的言論，他牆內的所有平台都被舉報了，很快就被全面封禁。

疫情以後，我覺得自己能發表觀點的議題越來越少了。一方面，從三月開始，西方國家的抗疫表現十分不如意，甚至間接傷害了「民主」的聲譽，「弗洛伊德事件」更加暴露了美國社會深層次的種族問題，而美國尚未出現能扭轉這些危機的跡象。對於這些問題，那些身在美國，或已經將自己融入美國社會的朋友更有發言權。在中國這邊，現在討論最多的就是「中美脱鈎」，我可以想像脱鈎以後對「少數派」（這是張潔平提出的一個標籤，我覺得比「異見者」更好）乃至對一般老百姓有多大的傷害，但形勢尚未明朗，我也不想故作驚人之語。總而言之，影響諸多議題的大環境在重新洗牌，做學者的，在這個時候應該保持審慎。

另一方面，在我所關注的行動者裏，分裂和困難也前所未有地增加。二月以來，因為尖椒和王小嗨的「勞資糾紛」，泛左翼和女權在過去幾年建立起來的聯合發生了鬆動，最後演變成大規模的「站隊」；七月，北美女權圈也因為兩位女生之間的性騷擾指控出現了代際的分化，經過微博的發酵，成了針對某些個人的網暴；隨着＃MeToo的深入以及大量「微博女權」的參與，性侵案變成了公共話題中的「流量擔當」，在一些爭議性極大的案件面前，一些行動者也在複雜的當事人、撲朔迷離的細節與聲量巨大的苛責之中選擇急流勇退。面對這些，我有一種力不從心之感。

「自由主義正在被時代拋棄。」我心底不由自主升起這樣的感歎。對於我這個感歎，有一些同屬自由派的朋友會反對，他們相信時代發展的方向依然是自由民主，只是中間可能會有一些曲折，甚至有一個寒冬。如果這說的是世界的長久趨勢，我倒不一定不贊同，我擔心的是，中國適合自由主義生長的土壤已經越來越少了。兩年前我寫《從對＃MeToo的三波批評看公共文化的生成》時，發現「少數派」進行論辯的語言，底色還是偏向自由主義，如今恍如隔世，女權主義似乎成了更大的共識（只是爭議也更多了）。我接觸到的對思想和時政感興趣、在學術上有野心的年輕人，將自己標籤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比例也遠大於將自己標籤為「自由主義者」的。另一邊，在擁護當局的人裏，温和的聲音也逐漸退場，被「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的嘶吼掩蓋。在一般的老百姓那裏，隨着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變得緊張，他們的「敵我意識」也在加強。熟悉歷史的人就知道，這樣的意識常常在自己的國家誘發人道主義悲劇。自由主義越來越難爭取到想要有所作為的支持者。

對於那些對自由主義持懷疑態度的人，自由主義的衰落是自己造成的，或者說，是中國的自由派造成的。民族主義者說，自由主義沒有把自己和國家民族的偉大復興聯繫起來，給不出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富強方案，吸引不了普通的中國的老百姓。左翼說，自由主義歸根到底代表的還是中國的資本家和中產階級的利益，對廣大底層勞動者的痛苦視而不見。基督教徒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沒有理解西方文明的真正精髓在於基督教。

這些說法或許都有一定道理，但且不說這些批評彼此之間有衝突，即便自由主義真的做到了這些，它也未必能扭轉局面。就像我在別的地方說的，觀念也是有「時勢」的，政治觀念就更是如此。1950年代自由主義在中國直接被權力抹掉，這樣的事情為什麼不可能再發生一次？我們這一代的自由主義者，註定要去承受自身信仰退潮帶來的全部衝擊。

許章潤先生被帶走的那一週裏，我的心態經歷了複雜的變化。他的《戊戌六章》，正是他這幾年激烈抨擊朝政之文章的合集，而這本書和《自由主義的重生與政治德性》恰好是一個出版社一個系列的，他的遭遇很難不讓我產生「脣亡齒寒」之感。在推特和各種電報群，大家奔走呼號，關心着許先生的消息。但有一些人，突然提出揣測：許老師是不是真的去「買春」，被人抓到了？ta們還進一步說，對於「買春」的精英男性，即便他們是反專制的，也不值得太多的同情，因為他們已經享受了太多的特權。我剛看到的時候異常憤怒，後來逐漸想明白這樣的心態，這或許是為了緩解內心無力的一種嘗試：既然他享受過特權，且品行有虧，我們也就沒有全力聲援他的義務了。歸根到底，這不是一種道德潔癖，更可能是一種道德上的懦弱。

在兩天的恐懼、憤怒和掙扎以後，我終於有了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可能並不是去爭取「一個又一個勝利」，而是像許先生一樣，在政權的羞辱和世態的炎涼面前守住自己的「氣節」，以待來者。我們也不是要把自己活得像殉道者和禁慾者一樣，以堵住衞道士的悠悠眾口，而是要以一種自由主義的姿態繼續過生活。我們繼續看書、賺錢、戀愛、做運動，保持身心健康，充滿歡笑，這就是鐵拳最大的失敗。

只要自由主義不去脱離那些人類最美好的價值，暫時的退潮又有什麼可怕的。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