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钦定的社会性死亡

【编者按】原文发表于Matters，端传媒获作者授权转载。

今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收录了我三十三篇学术文章，其中大多写于2015-2019之间。写于2018年的学术文章有十篇，写于2019年的有七篇，但去年我也写了大量的杂文，所以全年大约写了二十篇文章。可以说，2020年是我这五年来最低产的一年，从年初到现在，只有两篇长文。

说2019年的八月扭转了我的人生也不过分。后来我写了两篇文章讲述那件事发生后两个月间的遭遇，有一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味道。大概是因为听过的惨案太多，所以三四个部门的车轮战，一周一两次的拜访，在我看来都不算什么“铁拳”。一年来我的朋友每次见面或打电话，都第一时间询问我的安全状况，尤其在许先生“被嫖娼”的那段时间，他们害怕“终于要对知识分子下手了”。

我还经常安慰他们，来拜访的人态度并不狰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时间久了我才发现，其实“铁拳”并不总是一下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把你打得七荤八素，叫苦连天。这个拳头很灵活，它就像如来佛祖的手掌，不知不觉地在你的脚下伸展开，你走到哪里，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十月底我想去澳门，在刷通行证过关的那刻突然卡住了，海关人员用充满狐疑的眼神盯着我，然后将我请到一旁的小房间。那时我就知道，我的出入已经不可能自由了。

我尝试用学术精神和幽默感去化解这种囚笼般的感觉。有时我冷静地观察、回忆、整理，结合一些看过的研究和案例，希望洞穿其中的机制。有时我在接触的人员身上，努力地区分体制带给他们的烙印，和人性犹存的证据。我会将这些“成果”跟我信任的朋友分享，以减轻他们对我的担忧，和无处不在的政治抑郁。

我的谋生没有受到毁灭性的冲击，但我知道我周围的有些人受到了警告，我不清楚他们有没有被要求监视我，但我依然若无其事地和他们打交道。幸运的是，有司并没有过分地骚扰我们家，我的家人也没有“大义灭亲”。尽管我曾经深刻反思过家庭带给我的消极影响和阻碍，但不可否认，关键时刻潮汕人还是把“家人”放在了首位，他们甚至没有过多地指责我，只是默默估量着这件事的严重性。

从澳门回来以后，我有几个月都没写什么东西。一方面，我在墙内的社交平台的账号基本都被炸掉，重新注册的微信公号和豆瓣，几乎一篇文章都发不出，就算把能找到的敏感词换掉也一样（可以发在matters，但我的大部分读者都不上matters）。另一方面，我感受到一种严重的“精神缺氧”，这是我受到的无形限制所带来的：以前我能去香港买书，去台湾开会，这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我感到在写作上，我一只手被废了。

经过那一阵和有司打的交道，我已经很清楚他们对我的定位。

“你这辈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我2016年出过一本书，我自己不太满意，但在这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不可能有出版社敢再帮我出书。我不能接受任何来自民间的荣誉，也不能有任何媒体的采访，不能去做讲座，也不能参与任何有影响的读书会。这些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我这里却是禁忌，除非我忍心给那些邀请我的人带来麻烦。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年三月我的书在纽约即将付梓，某机关人员急匆匆地找到我，第一次带有威胁性地要求我撤回出版的意愿：任何能延续我的公共生命的手段，他们都要想办法扼杀掉，即使那是在境外。

我把这个叫做“钦定的社会性死亡”。

这种“社会性死亡”的可怕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它对你的生活可以有多大影响，即便对于我这样惯于独来独往的人也是一样。在某机关人员和我就新书出版进行交流的那天，晚上刚好有一个约会，他们要我如实交代接下来的行踪，我千方百计地搪塞，最终没有如实相告。但在和女生见面的时候，我很痛苦地发现“铁拳”还是伸进了我的私生活：我忍不住地四处张望，担心他们会在不远处监视，担心面前这个善良的姑娘会在和我分开以后接到一个电话。几天以后，我主动断绝了跟她的联系，以免祸及无辜。

这种被政治伤害的感情并不是孤例：有一次，一个女生的妹妹在知道我的真名以后，将百度到的内容发给她的姐姐，并且千叮万嘱要她远离我这样的“危险人物”。还有一次，有个女生在约会的过程中突然说，我越看你就越觉得脸熟。然后她停下来在手机里打开一些东西，低头看了一会儿，又看看我的脸，恍然大悟道，你就是那个港独的老师啊，你这样的人我惹不起。

这样的情况堆积起来，足以让人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现在在工作场所，或者在路上，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就有一种下意识的退缩感。我突然想到，那些认为铁拳的行政成本将节节攀升并将其拖垮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主动成为铁拳的代理人，他们不仅会孤立你，也有可能举报你。我的很多朋友都用过笔名，我就没有。我常说，我写过做过的我都认，那时尽管我的名字毁誉参半，我还愿意照单全收。然而当名字被系统盯上，并且和一些莫须有的事情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的一部分。

即使我金盆洗手，与世无争地活在墙内，空气里的“毒性”也越来越强，让我感到窒息。在我之后，有若干个师友也被举报了。小粉红们一旦盯上一个人，会动员起来在墙内外搜寻ta“恨国”的证据。随着一批又一批人倒下，证据的标准越来越低。一开始可能是同情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才算，后来抨击中国的体制、说日本或美国某些方面做得好、表达与大陆历史教科书不一致的历史观，都算“恨国”。最近听说央视的《最美逆行者》在小粉红那里也是给境外势力递刀（这部片因为冒犯了为抗疫做出贡献的女性，在知乎被打出了极低分）。有一位朋友，此前有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公众号，在B站也有十万以上的粉丝，其墙内言论一向温和谨慎，但因为小粉红扒到他在境外媒体发表的一些更为自由化的言论，他墙内的所有平台都被举报了，很快就被全面封禁。

疫情以后，我觉得自己能发表观点的议题越来越少了。一方面，从三月开始，西方国家的抗疫表现十分不如意，甚至间接伤害了“民主”的声誉，“弗洛伊德事件”更加暴露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种族问题，而美国尚未出现能扭转这些危机的迹象。对于这些问题，那些身在美国，或已经将自己融入美国社会的朋友更有发言权。在中国这边，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中美脱钩”，我可以想像脱钩以后对“少数派”（这是张洁平提出的一个标签，我觉得比“异见者”更好）乃至对一般老百姓有多大的伤害，但形势尚未明朗，我也不想故作惊人之语。总而言之，影响诸多议题的大环境在重新洗牌，做学者的，在这个时候应该保持审慎。

另一方面，在我所关注的行动者里，分裂和困难也前所未有地增加。二月以来，因为尖椒和王小嗨的“劳资纠纷”，泛左翼和女权在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联合发生了松动，最后演变成大规模的“站队”；七月，北美女权圈也因为两位女生之间的性骚扰指控出现了代际的分化，经过微博的发酵，成了针对某些个人的网暴；随着＃MeToo的深入以及大量“微博女权”的参与，性侵案变成了公共话题中的“流量担当”，在一些争议性极大的案件面前，一些行动者也在复杂的当事人、扑朔迷离的细节与声量巨大的苛责之中选择急流勇退。面对这些，我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

“自由主义正在被时代抛弃。”我心底不由自主升起这样的感叹。对于我这个感叹，有一些同属自由派的朋友会反对，他们相信时代发展的方向依然是自由民主，只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曲折，甚至有一个寒冬。如果这说的是世界的长久趋势，我倒不一定不赞同，我担心的是，中国适合自由主义生长的土壤已经越来越少了。两年前我写《从对＃MeToo的三波批评看公共文化的生成》时，发现“少数派”进行论辩的语言，底色还是偏向自由主义，如今恍如隔世，女权主义似乎成了更大的共识（只是争议也更多了）。我接触到的对思想和时政感兴趣、在学术上有野心的年轻人，将自己标签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比例也远大于将自己标签为“自由主义者”的。另一边，在拥护当局的人里，温和的声音也逐渐退场，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嘶吼掩盖。在一般的老百姓那里，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紧张，他们的“敌我意识”也在加强。熟悉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样的意识常常在自己的国家诱发人道主义悲剧。自由主义越来越难争取到想要有所作为的支持者。

对于那些对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自由主义的衰落是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是中国的自由派造成的。民族主义者说，自由主义没有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给不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富强方案，吸引不了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左翼说，自由主义归根到底代表的还是中国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对广大底层劳动者的痛苦视而不见。基督教徒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理解西方文明的真正精髓在于基督教。

这些说法或许都有一定道理，但且不说这些批评彼此之间有冲突，即便自由主义真的做到了这些，它也未必能扭转局面。就像我在别的地方说的，观念也是有“时势”的，政治观念就更是如此。195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直接被权力抹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再发生一次？我们这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注定要去承受自身信仰退潮带来的全部冲击。

许章润先生被带走的那一周里，我的心态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他的《戊戌六章》，正是他这几年激烈抨击朝政之文章的合集，而这本书和《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恰好是一个出版社一个系列的，他的遭遇很难不让我产生“唇亡齿寒”之感。在推特和各种电报群，大家奔走呼号，关心着许先生的消息。但有一些人，突然提出揣测：许老师是不是真的去“买春”，被人抓到了？ta们还进一步说，对于“买春”的精英男性，即便他们是反专制的，也不值得太多的同情，因为他们已经享受了太多的特权。我刚看到的时候异常愤怒，后来逐渐想明白这样的心态，这或许是为了缓解内心无力的一种尝试：既然他享受过特权，且品行有亏，我们也就没有全力声援他的义务了。归根到底，这不是一种道德洁癖，更可能是一种道德上的懦弱。

在两天的恐惧、愤怒和挣扎以后，我终于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可能并不是去争取“一个又一个胜利”，而是像许先生一样，在政权的羞辱和世态的炎凉面前守住自己的“气节”，以待来者。我们也不是要把自己活得像殉道者和禁欲者一样，以堵住卫道士的悠悠众口，而是要以一种自由主义的姿态继续过生活。我们继续看书、赚钱、恋爱、做运动，保持身心健康，充满欢笑，这就是铁拳最大的失败。

只要自由主义不去脱离那些人类最美好的价值，暂时的退潮又有什么可怕的。

（陈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青年学者，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