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一年 國家安全法 深度 反修例運動一年

監獄高牆之下,寫信師寫給被囚示威者的一封封信

二人首次相遇,在法庭上,彼此不知道對方的樣貌。她在法庭外等囚車,目送他離場。「在信裏,我聽他說好珍惜搭車這段路,因為是唯一機會他可以看到外面發生什麼事。」


 圖:Wilson Tsang
圖:Wilson Tsang

20多歲的子勇(化名)因參與反修例運動,在香港的收押所羈押大半年了。每日生活千篇一律:早上7點半起床,晚上10點關燈,三餐以外,就是看書、看電視、做運動。冬天捱過了,夏天特別難熬。在囚者統統赤裸上身,一日沖涼四、五次,有時候子勇晚上悶熱得無法入睡。

「第二日起身再loop過(再輪迴)⋯⋯ 坦白講,什麼都慣了。」2020年晚夏,我們輾轉採訪到子勇,他說,「少數會變的,只有電視節目、探訪及家書,所以對這些不期然都有種期待。」

家書是那些越過鐵窗,來到他手中的信件。有的來自親友,有的來自陌生人,還有幾個是從不相識到親切熟絡的筆友,Lily(化名)是其中一個。在寫字通信之前,子勇和Lily素未謀面,最初他收到信,只是以「多謝同路人」的姿態回信,後來日漸聊得來,倒有一種「未見過但好似認識很久的感覺。」

那些信件,子勇說,他在收押所等待開庭的日子裏翻看又翻看,陪他走過很多個無眠夜。

「他們會笑自己是condom(安全套,意指被用完即棄)。我好彩在出面(監獄外面),我不會讓自己當他們是condom,」Lily和子勇年紀相若,她說自己既是和理非,也是勇武,運動中什麼崗位都有她的身影。去年,她透過因示威而還押至同一收押所的親友得悉,子勇想徵筆友,她遂主動寫信聯絡。沒有想到,來自鐵窗內的一封封信成為她動力的來源。每次收到信,只要子勇同意,她就會把內容化為訊息,和一個又一個的朋友分享。

陌生人的家書

接通彼此,始於反修例運動。

子勇自言「參加過大大小小的社運、學運」,在去年的6月12日已有被捕的心理準備。幾個月後,他在一次街頭衝突中被捕。具體案情子勇沒有透露,但他申請過幾次保釋,皆遭拒絕。

Lily是應屆畢業生,她笑言,大學四年未曾執筆,只因擔當「寫信師」才重拾筆桿,還開始在家裏囤積郵票。二人通信大半年,Lily起初不確定子勇想不想讓人知道他是示威者,於是寫信的話題不外乎是看什麼電影、聽什麼歌。

子勇這次來信說,在收押所哼歌忘詞了,Lily下次回信會準備好完整的歌詞。子勇看電視劇,想知道角色背景,Lily找來維基百科,送上演員名單。知道子勇喜歡網絡迷因圖,Lily在網上看到便截圖,存起來一併列印寄給子勇。

彼此日漸熟稔,有一次子勇在信中附上連豬圖案(編按:連登討論區的圖案,常見於反修例運動的宣傳品,被視為抗爭符號),後來又委託Lily轉交有關運動的公開信予議員。Lily才開始與他討論運動方向,也會講述自己日常如何在黃店消費,並會拿走店內宣傳品寄給對方,她在信中寫道:「呢間黃店mark實咗同你食㗎啦。」(約好跟你一起到這間黃店吃飯)

二人後來還寫了一張清單,列出子勇出獄之後想做的事,可能是去吃美食、睇戲、煲劇,Lily答應,「我遲些逐一逐一陪你實現」。

不過對於自己的經歷,Lily一直無法向子勇坦白。

因懲教署的職員會拆閱進出收押所和監獄的信件,基於安全考慮,她只提及自己是和理非,沒有透露自己是勇武示威者,「不是第一行的前線,可以做第二行」。

Lily說,自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運動支持者常說「和勇不分」,原意是「和理非」與「勇武派」不要互相切割,不過她認為,一個人的思想或行動也可以同時「有和有勇」。

2019年6月10日凌晨約3時,示威者在舊灣仔警署被迫向牆角。

2019年6月10日凌晨約3時,示威者在舊灣仔警署被迫向牆角。攝:林振東/端傳媒

去年6月,衝突爆發,她立即考取急救牌,嘗試製作文宣,又擔任「投訴師」及「簽名師」,前者抵制親政府企業,後者聯署各類訴求。未正式大學畢業之時,Lily曾在黃店上班,構思優惠推動經濟圈,張貼宣傳叫人訂閱《蘋果日報》。

「我想在不同崗位也試下,發揮到自己的作用,那就起碼可以keep住個熱度,同埋keep住同其他人講場運動未完(起碼可以保持熱度,以及持續和他人說運動未完)。」

自香港爆發拘捕檢控的浪潮,坊間有不同組織舉辦「和你寫」活動,邀請市民寫信給因運動而被關進監獄的人們,寫信的人常被稱為「寫信師」。Lily覺得,「寫信師」並不止於一個任務。她在家裏特設了一個抽屜專門存放子勇的來信,每次收到信,她都忍不住哭,只要時間許可,她便馬上回信。

「我聽他說,每日做的事就是等,入面無事可做,等信、回信是他最開心的事。」

在囚者收發信件,數量不限,但要有足夠的信紙及郵票方可回郵。行政需時,加上疫情延誤,信件一來一回,已接近兩星期。「(有一段時間,因為疫情)郵差不派信,我無法跟他說,驚他不知道,驚他以為寄失或者我無回覆,我一直都好擔心,他會以為我不記得他。」

子勇珍惜每一封來信,「要知道現在這個年代,要坐定定寫封信是一件好奢侈的事。」

他說平均每星期會收到10封信,來自親友和陌生人,羈押至今,陌生人的信件估算有過百封,去年聖誕節還收到700多張聖誕卡。「收到一刻好開心,覺得出面有很多人關心自己」,當下先草草看一次,返回房間後再三細讀,兩日內就會回覆有留下聯絡方法的信件。

讀著Lily分享近況,他少不免也會「FF 出到去自己生活可以點,有什麼活動,是看得幾開心」。(編按:FF為網絡用語,原為Final Fantasy,意指「幻想」。)

在鐵窗之內,子勇說,信函「可以無限次拎上手睇」(可以無限次拿在手中讀),是情緒低落的安慰劑,陪他走過許多個失眠的晚上。「睡不著有時會摷返啲信(找回信件),由第一封睇到最近一封,每次(看)不同人。」

每週兩次,130份解悶資訊包

Lily總是好奇,為何子勇可以緊貼時局,連登熱門話題都能瞭如指掌。

這些信息,來自為在囚者提供牆外資訊包的「解悶工廠」。

「工廠」位於立法會議員朱凱廸的辦事處,朱的研究幹事蔡雪華就是「廠長」,「生產線」上其餘兩個核心成員,包括「義工A」(化名)和「小妹」(化名)。

蔡雪華介紹說,這個工廠每日整理一冊資訊,一冊是至少10張A4紙,雙面壓縮列印,資訊豐富,包括每日的網媒報道和網絡熱話,因為懲教署可能會以版權為由抽走一些印有新聞報道的信件,他們便用日誌的形式,把新聞變成一封信。「把它(資訊包)變成一封信」。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的研究幹事蔡雪華是「解悶工廠」廠長。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的研究幹事蔡雪華是「解悶工廠」廠長。攝:林振東/端傳媒

每星期,解悶工廠都會分兩次開機印製資訊包,再寄給在囚者,每份讀物上面都會手寫他們的名字。

這個為在囚者製作資訊的小型作坊,早於2017年8月開始運作。

在雨傘運動後的低沉氛圍裏,一些社運案件當時陸續審結。其中,律政司分別覆核反東北發展及衝擊公民廣場兩宗示威案的刑期,被稱為「13+3」的兩案被告同改判入獄。監獄之內,無法上網,在囚者只可申請每日收一份報紙,每月限取6本刊物,與往日資訊量無法比擬。

有朋友提議,每日製作資訊包,任務不知怎的就落到與各人頗有交情的蔡雪華肩上,義工A及小妹也是協力者。後來,蠔涌爆炸品案、旺角騷亂案等陸續判刑,工廠想著「多個人多雙筷」,開始多印幾份資訊,擴大服務對象至其他政治犯。

沒想到來到反修例運動,被關進牢房的人大幅上升。在囚者的親友、支援被捕者的議員辦事處、律師紛紛找上解悶工廠幫忙。蔡雪華記得,去年12月初,她需要為38名在囚者印製讀物,到了12月底,人數飆升至80人。

蔡雪華求救,但在囚者的名字及編號都是私隱,未經同意,不可洩漏或作其他用途,要小心處理。後來,一批新任民主派區議員成為解悶工廠的下游分支,連同「工廠總部」一起承擔接近130人的包裹,郵費、紙張另行籌款報銷。

裏面的世界,人的需要就變得──你不可以說是簡單或trivial(微不足道),但這就是他生活的所有。

「解悶工廠」義工

子勇的資訊包,就是區議員代為寄出,對方每次會捎帶一封自己的親筆信。

有協助工廠的年輕義工憶起,一名在囚者曾向立法會議員求助,希望對方為自己爭取一包份量大一些的薯片。「裏面的世界,人的需要就變得──你不可以說是簡單或trivial(微不足道),但這就是他生活的所有。」這個年輕義工認為,「你能夠給他一點資訊,讓他不至於與外面的世界脫節,也支撐了很多坐緊的手足的意志。」

說到資訊包的內容,就要問義工A和小妹,這也是二人在解悶工廠與牆內者通信所用的筆名。

「我是TVB,我是大台,」掌控資訊包內容的義工A笑說。

她是一名40歲的白領儷人,在大企業上班,每日回到辦公室的首要任務就是盡量在一小時以內,橫掃各大網媒及討論區。選取資訊有原則,涉及運動走向的文章、與反修例示威者相關的法庭新聞必定是囊中物。

「解悶工廠」每日生產一冊資訊,包括每日的網媒報道和網絡熱話。

「解悶工廠」每日生產一冊資訊,包括每日的網媒報道和網絡熱話。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不想手足覺得:我上庭了但無人理。他也想知道世界如何報道這些case。」在周末及公眾假期,義工A會稍息,留待下一個工作日一併處理數天的資訊,幾年來從未間斷。

近年,工廠更因應外籍及年輕示威者越來越多,增設「英文版」及「少字多圖版」。這些工作量儼如一份正職,義工A覺得算不上什麼。她想著在當下香港,下一個被捕的,可能是自己。

她長髮,留著美甲,自言是「表面以為逛街,但有派嘢技能的示威者」(表面是在逛街,但實際上是會幫忙派發物資的示威者)。一身斯文打扮本來少惹懷疑,惟早陣子有年輕人在街上被截查,她只是注目觀察,未發一言,下一刻已被警員攔住檢查。

「那種荒謬其實一直存在,只是未發生在你身上。」面對牢獄,她感同身受,「其實一個人坐監是很無助,因為其實好似好多人想幫你,但其實是幫不到的。」

「我改善不到那張被,改善不到他沖涼,改善不到食飯,改善不到迫住看CCTVB(編按:香港網民惡搞稱翡翠台TVB為CCTVB,目前在香港監獄,在囚者一般只看到TVB),那我做些可能幫手的事。」她說。

我從不覺得必須要positive,加油啊...... 我不鍾意那個mode,我覺得軟弱是ok,這是我本人的信念。

「解悶工廠」義工小妹

在過去運動衝突現場,小妹比義工A走得更前,當過哨兵,也會急救。她20多歲,從事文職。在寄給在囚者的日誌中,她什麼也寫,每篇短文一百多至數百字,從鼻頭生瘡、鄰居曬果皮、甚至狗在街上打架等生活細節都是題材,當中不乏在前線的觀察,朋友的經歷,還有影評、遊記。

只有食物是禁忌,「因為他們的伙食有點差」。

在情緒低落的日子,小妹選擇直抒胸臆。「我從不覺得必須要positive,加油啊...... 我不鍾意那個mode,我覺得軟弱是ok,這是我本人的信念。」她想像,人人也有心情,也許對方也卡在同一個狀態。

在收押所中,子勇一直讀著小妹的心路歷程,覺得「好似有個人同自己傾偈(聊天)咁,係幾親切。」

子勇說,曾有人因犯事而被單獨囚禁,「在無報紙、無電視、無書、無活動的情況下,(解悶工廠)真的好解悶。」他最愛看連登帖子和改圖帖子,最關心的正是外間示威及手足上庭的新聞。有時,他會與其他與運動無關的囚友及懲教署的職員分享解悶文集,「令他們更關心政治、時事。」

「解悶工廠」位於立法會議員朱凱廸的辦事處,義工正協力製作資訊包。

「解悶工廠」位於立法會議員朱凱廸的辦事處,義工正協力製作資訊包。攝:林振東/端傳媒

看得見的面孔,聽得見的聲音

與在囚示威者的聯繫,不只停留在書信與讀物。

不同組織曾在收押所外舉辦聲援活動,Lily每一次也會抽空出席。「我都會嗌到痴線(瘋狂地大喊),然後就會寫信話,你聽唔聽到呀?我昨天在那邊係咁fing(揮動燈光)。」

子勇聽到也看到,感覺窩心。「願榮光歸手足」、「撐手足撐到底」等口號會穿透囚室,在鐵窗的縫隙之間,有電話及鐳射筆的燈光,他還記得,曾有報道記述千人聲援。

二人首次相遇,在法庭上,彼此不知道對方的樣貌。子勇透露上庭日子,Lily動身旁聽。「好重要,你會知道,他企喺嗰度望住你哋嗰個眼神。我會想呢度全部都係full嘅人,畀佢知道全部都係support佢。」(很重要,你會知道,他站在那裏看著你們的那個眼神。我希望這裏坐滿人,讓他知道全部人都是支持他的。)

幾次開庭,都是押後聆訊,法庭程序兩、三分鐘就完了。Lily便轉場在法庭外等囚車,目送子勇離場。「在信裏,我聽他說好珍惜搭車這段路,因為是唯一機會他可以看到外面發生什麼事。」

這樣一等就是三、四小時,那次寒冷大風,現場只有十人左右,一半是銀髮族。Lily說他們經驗老到,甚至能夠大約估算囚車離開的時間。後來囚車駛出,車窗玻璃黑漆漆,讓人看不清車內人。Lily就高舉一個「我是Lily」的牌子,當刻不知道子勇坐在左邊還是右邊,也不確定對方能否看到。

子勇知道的。他說,旁聽師在場,會讓他感覺在家人、朋友之外,還有很多人支持自己。每次囚車離開法院,聽到他們的口號,舉著手機燈及手勢,「我都會眼濕濕,畢竟好久沒有聽過這麼多人叫口號。」

相似的畫面,過去一段時間幾乎每日在不同法庭出現。Lily會在工作之餘抓緊時間旁聽子勇以外的其他個案,也特別留意法庭消息。

盯著「被捕人士關注組」的Telegram頻道,是她與很多運動支持者的生活日常。這是一個隨著運動而生的自發組織,在Telegram設有多個頻道。「關注組」會每日列出需要聲援的個案,設立投票供大眾分流至各個法院,並統計各類被捕者數據,某些項目相比官方的還要來得詳細。頻道特設「法庭文字直播台」,派駐「直播員」說明法庭程序,控辯雙方理據,法官怎樣回應等等,讓不在場者也能緊貼現況。

有時候,關注組公佈的消息甚至比一般新聞報道還要來得快。蔡雪華也會追蹤頻道,務求得知誰人保釋,誰人還押,再安排解悶工廠的工作。

這個組織在每個環節支援被捕者,例如「搜證部」發布被捕者需要何時何地的影片作證供的資訊;「收信部」收集坊間留言,向在囚者傳達關心。但關注組鮮有公開身份,端傳媒曾接觸管理員,對方亦婉拒訪問。

至於子勇與Lily第一次的「真正見面」,已是彼此通信接近半年以後的事了。當時他剛得悉案件或要轉介往區域法院審訊,意味著刑期可能更長,心情鬱悶,Lily湊巧到訪,「有種救命恩人的感覺」。

「由期待她來信,到期待她來探訪,有時係幾緊張。通信幾個月終於見到真人,那刻都好大衝擊,」子勇說。「有時寫信講下笑,到探訪嗰陣再延續話題,有時大家會互相分享牆內外不開心的事,再安慰彼此」。他套用Lily的說法,關係已是彼此的心靈支柱。

不是人人有這種待遇。有被捕者因政見與家人關係缺裂,兩星期無人探訪,子勇說,幸好有義工輪流來傾談,讓對方覺得仍有人關心自己。

2020年9月6日,市民於九龍佐敦至旺角一帶進行遊行,警方出動2000名防暴警員在周邊布防和截查,至少289人被捕。

2020年9月6日,市民於九龍佐敦至旺角一帶進行遊行,警方出動2000名防暴警員在周邊布防和截查,至少289人被捕。攝:林振東/端傳媒

停留在去年的監獄時空

雖然沒有牢獄之災,但在鐵窗之外的Lily並不好過。

肺炎疫情、大規模拘捕、港區國安法接踵而來,街頭示威自年初起暫緩,各類抗爭手段顯式微之態。Lily承認,抗爭成本越來越大,不是人人願意承擔風險,無力感籠罩社會,運動彷彿也撞到了瓶頸。

有時候,Lily不想直接告訴子勇運動沉寂了。

今年春天,子勇寫信給她,關注出席墮樓身亡的科大生周梓樂去世的每月紀念日活動,希望示威者平安不被捕,Lily讀到信的時候心想,或許子勇無法真正緊貼坊間形勢,「誰人會出來?你知道有段時間是完全靜了,街也不出。」

她沒有直接回應,改為討論其他運動相關的話題。「我們外面無論多醜都好,都不要讓裏面的人覺得,真的完全失敗或是無人理會。」後來8.31太子站事件半周年,有數百人聚集。「難聽點說,就是有些畫面,他能在新聞看到,」

裏面的人同去年是無分別的,即是還會繼續不怕,繼續衝。

寫信師Lily

Lily寫信子勇說,「你看,返哂嚟喇(全都回來了),其實大家仍在。」

面對風起雲湧的局勢,Lily有時候覺得,不幸被捕入獄的,不受外界影響,反而可能更加堅定。「裏面的人同去年是無分別的,即是還會繼續不怕,繼續衝。」

運動方向失焦,Lily曾經迷失,問身邊人,只獲回覆:「不知道,再算啦。」子勇卻屢次在信件中提醒,每個月與運動相關的紀念日,又呼籲黃色經濟圈不要「鬥黃」。

「他一字一句令人feel到,他不會後悔,他好清楚條路點樣做。feel到每一句都是等我出來,等我,」Lily說,「所以我們出面都要繼續頂住,不是說等他們出來再交給他們,純粹是大家都要繼續堅持。」

Lily在子勇身上獲得動力,解悶工廠的「工作」則為小妹提供一個位置,「可以做一些事,減輕無力感,同時是痛苦的出口。」

對於小妹,給在囚者寫字可以排解情緒。藉著日誌,她記錄了一些衝突場口的細節,諸如一群外傭突然齊聲大叫「香港人加油」,有大嬸衝至問一句「有無人要水」。她形容,這些「微小而美好的東西」,就是她抗爭的動力。

「小妹角色,好似我幫緊他們,但他們也幫我去排解一些我處理不到,或卡住的位。」

「在混亂的時代,我需要一個可以捉住的旋律,」小妹說。去寫字,去論述,擺脫失語的困境,是當下可以做的事。

「廠長」蔡雪華有時候擔心,不知道解悶工廠可以持續多久。對於立法會的去留,至今未有正式定案,朱凱廸即使下屆再參選,也有被取消資格的危機,民主派區議員近來屢被針對,若日後失去議員的資源及網絡,工廠運作也有困難。但她覺得支援在囚者的工作一定要繼續進行,雖然這工作看似微小。

蔡雪華說,有人會形容自己「只是」做司機,「只是」做家長,「只是」去買兩枝水,「只是」寫兩封信,繼而判斷自己做的事不重要,她倒認為這個想法不要得。

其實群眾就是這樣。你做這一part,你做那一part,拼在一起,完成拼圖,就是一個偉大的圖象,缺了任何一塊,拼圖也不完整。

解悶工廠蔡雪華

「運動的能量太大,所以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她說,自己也會跌入這個矛盾,一方面覺得在自己範圍也努力了,另一方面又感到內疚。

「為何我會安然無恙呢?」她哽咽問道。「但其實群眾就是這樣。你做這一part,你做那一part,拼在一起,完成拼圖,就是一個偉大的圖象,缺了任何一塊,拼圖也不完整。」

聽著蔡雪華的話,那名年輕義工在旁一筆一劃將在囚者的名字寫在信件上款。「這是一個人寫給他的東西。希望在一個冰冷的四面牆裏,有些溫暖。」每次抄寫的名單也有少許不同,「有些名字已經沒了,即代表那一刻,他是自由的,無論是已保釋抑或已服刑完畢。」

「他們的名字,筆劃也挺多,有普通的名字,也有特別的名字。」她感嘆,常說運動是faceless的,但持續抄寫才能看到另一面,「他們也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

(為尊重受訪者意見,子勇、Lily、義工A及小妹皆為化名。)

(實習記者陳欣其對此文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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