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高墙之下，写信师写给被囚示威者的一封封信

20多岁的子勇（化名）因参与反修例运动，在香港的收押所羁押大半年了。每日生活千篇一律：早上7点半起床，晚上10点关灯，三餐以外，就是看书、看电视、做运动。冬天挨过了，夏天特别难熬。在囚者统统赤裸上身，一日冲凉四、五次，有时候子勇晚上闷热得无法入睡。

“第二日起身再loop过（再轮回）⋯⋯ 坦白讲，什么都惯了。”2020年晚夏，我们辗转采访到子勇，他说，“少数会变的，只有电视节目、探访及家书，所以对这些不期然都有种期待。”

家书是那些越过铁窗，来到他手中的信件。有的来自亲友，有的来自陌生人，还有几个是从不相识到亲切熟络的笔友，Lily（化名）是其中一个。在写字通信之前，子勇和Lily素未谋面，最初他收到信，只是以“多谢同路人”的姿态回信，后来日渐聊得来，倒有一种“未见过但好似认识很久的感觉。”

那些信件，子勇说，他在收押所等待开庭的日子里翻看又翻看，陪他走过很多个无眠夜。

“他们会笑自己是condom（安全套，意指被用完即弃）。我好彩在出面（监狱外面），我不会让自己当他们是condom，”Lily和子勇年纪相若，她说自己既是和理非，也是勇武，运动中什么岗位都有她的身影。去年，她透过因示威而还押至同一收押所的亲友得悉，子勇想征笔友，她遂主动写信联络。没有想到，来自铁窗内的一封封信成为她动力的来源。每次收到信，只要子勇同意，她就会把内容化为信息，和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分享。

陌生人的家书

接通彼此，始于反修例运动。

子勇自言“参加过大大小小的社运、学运”，在去年的6月12日已有被捕的心理准备。几个月后，他在一次街头冲突中被捕。具体案情子勇没有透露，但他申请过几次保释，皆遭拒绝。

Lily是应届毕业生，她笑言，大学四年未曾执笔，只因担当“写信师”才重拾笔杆，还开始在家里囤积邮票。二人通信大半年，Lily起初不确定子勇想不想让人知道他是示威者，于是写信的话题不外乎是看什么电影、听什么歌。

子勇这次来信说，在收押所哼歌忘词了，Lily下次回信会准备好完整的歌词。子勇看电视剧，想知道角色背景，Lily找来维基百科，送上演员名单。知道子勇喜欢网络迷因图，Lily在网上看到便截图，存起来一并列印寄给子勇。

彼此日渐熟稔，有一次子勇在信中附上连猪图案（编按：连登讨论区的图案，常见于反修例运动的宣传品，被视为抗争符号），后来又委托Lily转交有关运动的公开信予议员。Lily才开始与他讨论运动方向，也会讲述自己日常如何在黄店消费，并会拿走店内宣传品寄给对方，她在信中写道：“呢间黄店mark实咗同你食㗎啦。”（约好跟你一起到这间黄店吃饭）

二人后来还写了一张清单，列出子勇出狱之后想做的事，可能是去吃美食、睇戏、煲剧，Lily答应，“我迟些逐一逐一陪你实现”。

不过对于自己的经历，Lily一直无法向子勇坦白。

因惩教署的职员会拆阅进出收押所和监狱的信件，基于安全考虑，她只提及自己是和理非，没有透露自己是勇武示威者，“不是第一行的前线，可以做第二行”。

Lily说，自反修例运动爆发以来，运动支持者常说“和勇不分”，原意是“和理非”与“勇武派”不要互相切割，不过她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或行动也可以同时“有和有勇”。

去年6月，冲突爆发，她立即考取急救牌，尝试制作文宣，又担任“投诉师”及“签名师”，前者抵制亲政府企业，后者联署各类诉求。未正式大学毕业之时，Lily曾在黄店上班，构思优惠推动经济圈，张贴宣传叫人订阅《苹果日报》。

“我想在不同岗位也试下，发挥到自己的作用，那就起码可以keep住个热度，同埋keep住同其他人讲场运动未完（起码可以保持热度，以及持续和他人说运动未完）。”

自香港爆发拘捕检控的浪潮，坊间有不同组织举办“和你写”活动，邀请市民写信给因运动而被关进监狱的人们，写信的人常被称为“写信师”。Lily觉得，“写信师”并不止于一个任务。她在家里特设了一个抽屉专门存放子勇的来信，每次收到信，她都忍不住哭，只要时间许可，她便马上回信。

“我听他说，每日做的事就是等，入面无事可做，等信、回信是他最开心的事。”

在囚者收发信件，数量不限，但要有足够的信纸及邮票方可回邮。行政需时，加上疫情延误，信件一来一回，已接近两星期。“（有一段时间，因为疫情）邮差不派信，我无法跟他说，惊他不知道，惊他以为寄失或者我无回复，我一直都好担心，他会以为我不记得他。”

子勇珍惜每一封来信，“要知道现在这个年代，要坐定定写封信是一件好奢侈的事。”

他说平均每星期会收到10封信，来自亲友和陌生人，羁押至今，陌生人的信件估算有过百封，去年圣诞节还收到700多张圣诞卡。“收到一刻好开心，觉得出面有很多人关心自己”，当下先草草看一次，返回房间后再三细读，两日内就会回复有留下联络方法的信件。

读著Lily分享近况，他少不免也会“FF 出到去自己生活可以点，有什么活动，是看得几开心”。（编按：FF为网络用语，原为Final Fantasy，意指“幻想”。）

在铁窗之内，子勇说，信函“可以无限次拎上手睇”（可以无限次拿在手中读），是情绪低落的安慰剂，陪他走过许多个失眠的晚上。“睡不著有时会摷返啲信（找回信件），由第一封睇到最近一封，每次（看）不同人。”

每周两次，130份解闷信息包

Lily总是好奇，为何子勇可以紧贴时局，连登热门话题都能了如指掌。

这些信息，来自为在囚者提供墙外信息包的“解闷工厂”。

“工厂”位于立法会议员朱凯廸的办事处，朱的研究干事蔡雪华就是“厂长”，“生产线”上其余两个核心成员，包括“义工A”（化名）和“小妹”（化名）。

蔡雪华介绍说，这个工厂每日整理一册信息，一册是至少10张A4纸，双面压缩列印，信息丰富，包括每日的网媒报道和网络热话，因为惩教署可能会以版权为由抽走一些印有新闻报道的信件，他们便用日志的形式，把新闻变成一封信。“把它（信息包）变成一封信”。

每星期，解闷工厂都会分两次开机印制信息包，再寄给在囚者，每份读物上面都会手写他们的名字。

这个为在囚者制作信息的小型作坊，早于2017年8月开始运作。

在雨伞运动后的低沉氛围里，一些社运案件当时陆续审结。其中，律政司分别复核反东北发展及冲击公民广场两宗示威案的刑期，被称为“13+3”的两案被告同改判入狱。监狱之内，无法上网，在囚者只可申请每日收一份报纸，每月限取6本刊物，与往日信息量无法比拟。

有朋友提议，每日制作信息包，任务不知怎的就落到与各人颇有交情的蔡雪华肩上，义工A及小妹也是协力者。后来，蚝涌爆炸品案、旺角骚乱案等陆续判刑，工厂想著“多个人多双筷”，开始多印几份信息，扩大服务对象至其他政治犯。

没想到来到反修例运动，被关进牢房的人大幅上升。在囚者的亲友、支援被捕者的议员办事处、律师纷纷找上解闷工厂帮忙。蔡雪华记得，去年12月初，她需要为38名在囚者印制读物，到了12月底，人数飙升至80人。

蔡雪华求救，但在囚者的名字及编号都是私隐，未经同意，不可泄漏或作其他用途，要小心处理。后来，一批新任民主派区议员成为解闷工厂的下游分支，连同“工厂总部”一起承担接近130人的包裹，邮费、纸张另行筹款报销。

里面的世界，人的需要就变得──你不可以说是简单或trivial（微不足道），但这就是他生活的所有。

子勇的信息包，就是区议员代为寄出，对方每次会捎带一封自己的亲笔信。

有协助工厂的年轻义工忆起，一名在囚者曾向立法会议员求助，希望对方为自己争取一包份量大一些的薯片。“里面的世界，人的需要就变得──你不可以说是简单或trivial（微不足道），但这就是他生活的所有。”这个年轻义工认为，“你能够给他一点信息，让他不至于与外面的世界脱节，也支撑了很多坐紧的手足的意志。”

说到信息包的内容，就要问义工A和小妹，这也是二人在解闷工厂与墙内者通信所用的笔名。

“我是TVB，我是大台，”掌控信息包内容的义工A笑说。

她是一名40岁的白领俪人，在大企业上班，每日回到办公室的首要任务就是尽量在一小时以内，横扫各大网媒及讨论区。选取信息有原则，涉及运动走向的文章、与反修例示威者相关的法庭新闻必定是囊中物。

“我不想手足觉得：我上庭了但无人理。他也想知道世界如何报道这些case。”在周末及公众假期，义工A会稍息，留待下一个工作日一并处理数天的信息，几年来从未间断。

近年，工厂更因应外籍及年轻示威者越来越多，增设“英文版”及“少字多图版”。这些工作量俨如一份正职，义工A觉得算不上什么。她想著在当下香港，下一个被捕的，可能是自己。

她长发，留著美甲，自言是“表面以为逛街，但有派嘢技能的示威者”（表面是在逛街，但实际上是会帮忙派发物资的示威者）。一身斯文打扮本来少惹怀疑，惟早阵子有年轻人在街上被截查，她只是注目观察，未发一言，下一刻已被警员拦住检查。

“那种荒谬其实一直存在，只是未发生在你身上。”面对牢狱，她感同身受，“其实一个人坐监是很无助，因为其实好似好多人想帮你，但其实是帮不到的。”

“我改善不到那张被，改善不到他冲凉，改善不到食饭，改善不到迫住看CCTVB（编按：香港网民恶搞称翡翠台TVB为CCTVB，目前在香港监狱，在囚者一般只看到TVB），那我做些可能帮手的事。”她说。

我从不觉得必须要positive，加油啊…… 我不钟意那个mode，我觉得软弱是ok，这是我本人的信念。

在过去运动冲突现场，小妹比义工A走得更前，当过哨兵，也会急救。她20多岁，从事文职。在寄给在囚者的日志中，她什么也写，每篇短文一百多至数百字，从鼻头生疮、邻居晒果皮、甚至狗在街上打架等生活细节都是题材，当中不乏在前线的观察，朋友的经历，还有影评、游记。

只有食物是禁忌，“因为他们的伙食有点差”。

在情绪低落的日子，小妹选择直抒胸臆。“我从不觉得必须要positive，加油啊…… 我不钟意那个mode，我觉得软弱是ok，这是我本人的信念。”她想像，人人也有心情，也许对方也卡在同一个状态。

在收押所中，子勇一直读著小妹的心路历程，觉得“好似有个人同自己倾偈（聊天）咁，系几亲切。”

子勇说，曾有人因犯事而被单独囚禁，“在无报纸、无电视、无书、无活动的情况下，（解闷工厂）真的好解闷。”他最爱看连登帖子和改图帖子，最关心的正是外间示威及手足上庭的新闻。有时，他会与其他与运动无关的囚友及惩教署的职员分享解闷文集，“令他们更关心政治、时事。”

看得见的面孔，听得见的声音

与在囚示威者的联系，不只停留在书信与读物。

不同组织曾在收押所外举办声援活动，Lily每一次也会抽空出席。“我都会嗌到痴线（疯狂地大喊），然后就会写信话，你听唔听到呀？我昨天在那边系咁fing（挥动灯光）。”

子勇听到也看到，感觉窝心。“愿荣光归手足”、“撑手足撑到底”等口号会穿透囚室，在铁窗的缝隙之间，有电话及镭射笔的灯光，他还记得，曾有报道记述千人声援。

二人首次相遇，在法庭上，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样貌。子勇透露上庭日子，Lily动身旁听。“好重要，你会知道，他企喺𠮶度望住你哋𠮶个眼神。我会想呢度全部都系full嘅人，畀佢知道全部都系support佢。”（很重要，你会知道，他站在那里看著你们的那个眼神。我希望这里坐满人，让他知道全部人都是支持他的。）

几次开庭，都是押后聆讯，法庭程序两、三分钟就完了。Lily便转场在法庭外等囚车，目送子勇离场。“在信里，我听他说好珍惜搭车这段路，因为是唯一机会他可以看到外面发生什么事。”

这样一等就是三、四小时，那次寒冷大风，现场只有十人左右，一半是银发族。Lily说他们经验老到，甚至能够大约估算囚车离开的时间。后来囚车驶出，车窗玻璃黑漆漆，让人看不清车内人。Lily就高举一个“我是Lily”的牌子，当刻不知道子勇坐在左边还是右边，也不确定对方能否看到。

子勇知道的。他说，旁听师在场，会让他感觉在家人、朋友之外，还有很多人支持自己。每次囚车离开法院，听到他们的口号，举著手机灯及手势，“我都会眼湿湿，毕竟好久没有听过这么多人叫口号。”

相似的画面，过去一段时间几乎每日在不同法庭出现。Lily会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旁听子勇以外的其他个案，也特别留意法庭消息。

盯著“被捕人士关注组”的Telegram频道，是她与很多运动支持者的生活日常。这是一个随著运动而生的自发组织，在Telegram设有多个频道。“关注组”会每日列出需要声援的个案，设立投票供大众分流至各个法院，并统计各类被捕者数据，某些项目相比官方的还要来得详细。频道特设“法庭文字直播台”，派驻“直播员”说明法庭程序，控辩双方理据，法官怎样回应等等，让不在场者也能紧贴现况。

有时候，关注组公布的消息甚至比一般新闻报道还要来得快。蔡雪华也会追踪频道，务求得知谁人保释，谁人还押，再安排解闷工厂的工作。

这个组织在每个环节支援被捕者，例如“搜证部”发布被捕者需要何时何地的影片作证供的信息；“收信部”收集坊间留言，向在囚者传达关心。但关注组鲜有公开身份，端传媒曾接触管理员，对方亦婉拒访问。

至于子勇与Lily第一次的“真正见面”，已是彼此通信接近半年以后的事了。当时他刚得悉案件或要转介往区域法院审讯，意味著刑期可能更长，心情郁闷，Lily凑巧到访，“有种救命恩人的感觉”。

“由期待她来信，到期待她来探访，有时系几紧张。通信几个月终于见到真人，那刻都好大冲击，”子勇说。“有时写信讲下笑，到探访𠮶阵再延续话题，有时大家会互相分享墙内外不开心的事，再安慰彼此”。他套用Lily的说法，关系已是彼此的心灵支柱。

不是人人有这种待遇。有被捕者因政见与家人关系缺裂，两星期无人探访，子勇说，幸好有义工轮流来倾谈，让对方觉得仍有人关心自己。

停留在去年的监狱时空

虽然没有牢狱之灾，但在铁窗之外的Lily并不好过。

肺炎疫情、大规模拘捕、港区国安法接踵而来，街头示威自年初起暂缓，各类抗争手段显式微之态。Lily承认，抗争成本越来越大，不是人人愿意承担风险，无力感笼罩社会，运动仿佛也撞到了瓶颈。

有时候，Lily不想直接告诉子勇运动沉寂了。

今年春天，子勇写信给她，关注出席堕楼身亡的科大生周梓乐去世的每月纪念日活动，希望示威者平安不被捕，Lily读到信的时候心想，或许子勇无法真正紧贴坊间形势，“谁人会出来？你知道有段时间是完全静了，街也不出。”

她没有直接回应，改为讨论其他运动相关的话题。“我们外面无论多丑都好，都不要让里面的人觉得，真的完全失败或是无人理会。”后来8.31太子站事件半周年，有数百人聚集。“难听点说，就是有些画面，他能在新闻看到，”

里面的人同去年是无分别的，即是还会继续不怕，继续冲。

Lily写信子勇说，“你看，返哂嚟喇（全都回来了），其实大家仍在。”

面对风起云涌的局势，Lily有时候觉得，不幸被捕入狱的，不受外界影响，反而可能更加坚定。“里面的人同去年是无分别的，即是还会继续不怕，继续冲。”

运动方向失焦，Lily曾经迷失，问身边人，只获回复：“不知道，再算啦。”子勇却屡次在信件中提醒，每个月与运动相关的纪念日，又呼吁黄色经济圈不要“斗黄”。

“他一字一句令人feel到，他不会后悔，他好清楚条路点样做。feel到每一句都是等我出来，等我，”Lily说，“所以我们出面都要继续顶住，不是说等他们出来再交给他们，纯粹是大家都要继续坚持。”

Lily在子勇身上获得动力，解闷工厂的“工作”则为小妹提供一个位置，“可以做一些事，减轻无力感，同时是痛苦的出口。”

对于小妹，给在囚者写字可以排解情绪。藉著日志，她记录了一些冲突场口的细节，诸如一群外佣突然齐声大叫“香港人加油”，有大婶冲至问一句“有无人要水”。她形容，这些“微小而美好的东西”，就是她抗争的动力。

“小妹角色，好似我帮紧他们，但他们也帮我去排解一些我处理不到，或卡住的位。”

“在混乱的时代，我需要一个可以捉住的旋律，”小妹说。去写字，去论述，摆脱失语的困境，是当下可以做的事。

“厂长”蔡雪华有时候担心，不知道解闷工厂可以持续多久。对于立法会的去留，至今未有正式定案，朱凯廸即使下届再参选，也有被取消资格的危机，民主派区议员近来屡被针对，若日后失去议员的资源及网络，工厂运作也有困难。但她觉得支援在囚者的工作一定要继续进行，虽然这工作看似微小。

蔡雪华说，有人会形容自己“只是”做司机，“只是”做家长，“只是”去买两枝水，“只是”写两封信，继而判断自己做的事不重要，她倒认为这个想法不要得。

其实群众就是这样。你做这一part，你做那一part，拼在一起，完成拼图，就是一个伟大的图象，缺了任何一块，拼图也不完整。

“运动的能量太大，所以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她说，自己也会跌入这个矛盾，一方面觉得在自己范围也努力了，另一方面又感到内疚。

“为何我会安然无恙呢？”她哽咽问道。“但其实群众就是这样。你做这一part，你做那一part，拼在一起，完成拼图，就是一个伟大的图象，缺了任何一块，拼图也不完整。”

听著蔡雪华的话，那名年轻义工在旁一笔一划将在囚者的名字写在信件上款。“这是一个人写给他的东西。希望在一个冰冷的四面墙里，有些温暖。”每次抄写的名单也有少许不同，“有些名字已经没了，即代表那一刻，他是自由的，无论是已保释抑或已服刑完毕。”

“他们的名字，笔划也挺多，有普通的名字，也有特别的名字。”她感叹，常说运动是faceless的，但持续抄写才能看到另一面，“他们也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

（为尊重受访者意见，子勇、Lily、义工A及小妹皆为化名。）

（实习记者陈欣其对此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