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高牆之下，寫信師寫給被囚示威者的一封封信

20多歲的子勇（化名）因參與反修例運動，在香港的收押所羈押大半年了。每日生活千篇一律：早上7點半起床，晚上10點關燈，三餐以外，就是看書、看電視、做運動。冬天捱過了，夏天特別難熬。在囚者統統赤裸上身，一日沖涼四、五次，有時候子勇晚上悶熱得無法入睡。

「第二日起身再loop過（再輪迴）⋯⋯ 坦白講，什麼都慣了。」2020年晚夏，我們輾轉採訪到子勇，他說，「少數會變的，只有電視節目、探訪及家書，所以對這些不期然都有種期待。」

家書是那些越過鐵窗，來到他手中的信件。有的來自親友，有的來自陌生人，還有幾個是從不相識到親切熟絡的筆友，Lily（化名）是其中一個。在寫字通信之前，子勇和Lily素未謀面，最初他收到信，只是以「多謝同路人」的姿態回信，後來日漸聊得來，倒有一種「未見過但好似認識很久的感覺。」

那些信件，子勇說，他在收押所等待開庭的日子裏翻看又翻看，陪他走過很多個無眠夜。

「他們會笑自己是condom（安全套，意指被用完即棄）。我好彩在出面（監獄外面），我不會讓自己當他們是condom，」Lily和子勇年紀相若，她說自己既是和理非，也是勇武，運動中什麼崗位都有她的身影。去年，她透過因示威而還押至同一收押所的親友得悉，子勇想徵筆友，她遂主動寫信聯絡。沒有想到，來自鐵窗內的一封封信成為她動力的來源。每次收到信，只要子勇同意，她就會把內容化為訊息，和一個又一個的朋友分享。

陌生人的家書

接通彼此，始於反修例運動。

子勇自言「參加過大大小小的社運、學運」，在去年的6月12日已有被捕的心理準備。幾個月後，他在一次街頭衝突中被捕。具體案情子勇沒有透露，但他申請過幾次保釋，皆遭拒絕。

Lily是應屆畢業生，她笑言，大學四年未曾執筆，只因擔當「寫信師」才重拾筆桿，還開始在家裏囤積郵票。二人通信大半年，Lily起初不確定子勇想不想讓人知道他是示威者，於是寫信的話題不外乎是看什麼電影、聽什麼歌。

子勇這次來信說，在收押所哼歌忘詞了，Lily下次回信會準備好完整的歌詞。子勇看電視劇，想知道角色背景，Lily找來維基百科，送上演員名單。知道子勇喜歡網絡迷因圖，Lily在網上看到便截圖，存起來一併列印寄給子勇。

彼此日漸熟稔，有一次子勇在信中附上連豬圖案（編按：連登討論區的圖案，常見於反修例運動的宣傳品，被視為抗爭符號），後來又委託Lily轉交有關運動的公開信予議員。Lily才開始與他討論運動方向，也會講述自己日常如何在黃店消費，並會拿走店內宣傳品寄給對方，她在信中寫道：「呢間黃店mark實咗同你食㗎啦。」（約好跟你一起到這間黃店吃飯）

二人後來還寫了一張清單，列出子勇出獄之後想做的事，可能是去吃美食、睇戲、煲劇，Lily答應，「我遲些逐一逐一陪你實現」。

不過對於自己的經歷，Lily一直無法向子勇坦白。

因懲教署的職員會拆閱進出收押所和監獄的信件，基於安全考慮，她只提及自己是和理非，沒有透露自己是勇武示威者，「不是第一行的前線，可以做第二行」。

Lily說，自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運動支持者常說「和勇不分」，原意是「和理非」與「勇武派」不要互相切割，不過她認為，一個人的思想或行動也可以同時「有和有勇」。

去年6月，衝突爆發，她立即考取急救牌，嘗試製作文宣，又擔任「投訴師」及「簽名師」，前者抵制親政府企業，後者聯署各類訴求。未正式大學畢業之時，Lily曾在黃店上班，構思優惠推動經濟圈，張貼宣傳叫人訂閱《蘋果日報》。

「我想在不同崗位也試下，發揮到自己的作用，那就起碼可以keep住個熱度，同埋keep住同其他人講場運動未完（起碼可以保持熱度，以及持續和他人說運動未完）。」

自香港爆發拘捕檢控的浪潮，坊間有不同組織舉辦「和你寫」活動，邀請市民寫信給因運動而被關進監獄的人們，寫信的人常被稱為「寫信師」。Lily覺得，「寫信師」並不止於一個任務。她在家裏特設了一個抽屜專門存放子勇的來信，每次收到信，她都忍不住哭，只要時間許可，她便馬上回信。

「我聽他說，每日做的事就是等，入面無事可做，等信、回信是他最開心的事。」

在囚者收發信件，數量不限，但要有足夠的信紙及郵票方可回郵。行政需時，加上疫情延誤，信件一來一回，已接近兩星期。「（有一段時間，因為疫情）郵差不派信，我無法跟他說，驚他不知道，驚他以為寄失或者我無回覆，我一直都好擔心，他會以為我不記得他。」

子勇珍惜每一封來信，「要知道現在這個年代，要坐定定寫封信是一件好奢侈的事。」

他說平均每星期會收到10封信，來自親友和陌生人，羈押至今，陌生人的信件估算有過百封，去年聖誕節還收到700多張聖誕卡。「收到一刻好開心，覺得出面有很多人關心自己」，當下先草草看一次，返回房間後再三細讀，兩日內就會回覆有留下聯絡方法的信件。

讀著Lily分享近況，他少不免也會「FF 出到去自己生活可以點，有什麼活動，是看得幾開心」。（編按：FF為網絡用語，原為Final Fantasy，意指「幻想」。）

在鐵窗之內，子勇說，信函「可以無限次拎上手睇」（可以無限次拿在手中讀），是情緒低落的安慰劑，陪他走過許多個失眠的晚上。「睡不著有時會摷返啲信（找回信件），由第一封睇到最近一封，每次（看）不同人。」

每週兩次，130份解悶資訊包

Lily總是好奇，為何子勇可以緊貼時局，連登熱門話題都能瞭如指掌。

這些信息，來自為在囚者提供牆外資訊包的「解悶工廠」。

「工廠」位於立法會議員朱凱廸的辦事處，朱的研究幹事蔡雪華就是「廠長」，「生產線」上其餘兩個核心成員，包括「義工A」（化名）和「小妹」（化名）。

蔡雪華介紹說，這個工廠每日整理一冊資訊，一冊是至少10張A4紙，雙面壓縮列印，資訊豐富，包括每日的網媒報道和網絡熱話，因為懲教署可能會以版權為由抽走一些印有新聞報道的信件，他們便用日誌的形式，把新聞變成一封信。「把它（資訊包）變成一封信」。

每星期，解悶工廠都會分兩次開機印製資訊包，再寄給在囚者，每份讀物上面都會手寫他們的名字。

這個為在囚者製作資訊的小型作坊，早於2017年8月開始運作。

在雨傘運動後的低沉氛圍裏，一些社運案件當時陸續審結。其中，律政司分別覆核反東北發展及衝擊公民廣場兩宗示威案的刑期，被稱為「13+3」的兩案被告同改判入獄。監獄之內，無法上網，在囚者只可申請每日收一份報紙，每月限取6本刊物，與往日資訊量無法比擬。

有朋友提議，每日製作資訊包，任務不知怎的就落到與各人頗有交情的蔡雪華肩上，義工A及小妹也是協力者。後來，蠔涌爆炸品案、旺角騷亂案等陸續判刑，工廠想著「多個人多雙筷」，開始多印幾份資訊，擴大服務對象至其他政治犯。

沒想到來到反修例運動，被關進牢房的人大幅上升。在囚者的親友、支援被捕者的議員辦事處、律師紛紛找上解悶工廠幫忙。蔡雪華記得，去年12月初，她需要為38名在囚者印製讀物，到了12月底，人數飆升至80人。

蔡雪華求救，但在囚者的名字及編號都是私隱，未經同意，不可洩漏或作其他用途，要小心處理。後來，一批新任民主派區議員成為解悶工廠的下游分支，連同「工廠總部」一起承擔接近130人的包裹，郵費、紙張另行籌款報銷。

裏面的世界，人的需要就變得──你不可以說是簡單或trivial（微不足道），但這就是他生活的所有。

子勇的資訊包，就是區議員代為寄出，對方每次會捎帶一封自己的親筆信。

有協助工廠的年輕義工憶起，一名在囚者曾向立法會議員求助，希望對方為自己爭取一包份量大一些的薯片。「裏面的世界，人的需要就變得──你不可以說是簡單或trivial（微不足道），但這就是他生活的所有。」這個年輕義工認為，「你能夠給他一點資訊，讓他不至於與外面的世界脫節，也支撐了很多坐緊的手足的意志。」

說到資訊包的內容，就要問義工A和小妹，這也是二人在解悶工廠與牆內者通信所用的筆名。

「我是TVB，我是大台，」掌控資訊包內容的義工A笑說。

她是一名40歲的白領儷人，在大企業上班，每日回到辦公室的首要任務就是盡量在一小時以內，橫掃各大網媒及討論區。選取資訊有原則，涉及運動走向的文章、與反修例示威者相關的法庭新聞必定是囊中物。

「我不想手足覺得：我上庭了但無人理。他也想知道世界如何報道這些case。」在周末及公眾假期，義工A會稍息，留待下一個工作日一併處理數天的資訊，幾年來從未間斷。

近年，工廠更因應外籍及年輕示威者越來越多，增設「英文版」及「少字多圖版」。這些工作量儼如一份正職，義工A覺得算不上什麼。她想著在當下香港，下一個被捕的，可能是自己。

她長髮，留著美甲，自言是「表面以為逛街，但有派嘢技能的示威者」（表面是在逛街，但實際上是會幫忙派發物資的示威者）。一身斯文打扮本來少惹懷疑，惟早陣子有年輕人在街上被截查，她只是注目觀察，未發一言，下一刻已被警員攔住檢查。

「那種荒謬其實一直存在，只是未發生在你身上。」面對牢獄，她感同身受，「其實一個人坐監是很無助，因為其實好似好多人想幫你，但其實是幫不到的。」

「我改善不到那張被，改善不到他沖涼，改善不到食飯，改善不到迫住看CCTVB（編按：香港網民惡搞稱翡翠台TVB為CCTVB，目前在香港監獄，在囚者一般只看到TVB），那我做些可能幫手的事。」她說。

我從不覺得必須要positive，加油啊…… 我不鍾意那個mode，我覺得軟弱是ok，這是我本人的信念。

在過去運動衝突現場，小妹比義工A走得更前，當過哨兵，也會急救。她20多歲，從事文職。在寄給在囚者的日誌中，她什麼也寫，每篇短文一百多至數百字，從鼻頭生瘡、鄰居曬果皮、甚至狗在街上打架等生活細節都是題材，當中不乏在前線的觀察，朋友的經歷，還有影評、遊記。

只有食物是禁忌，「因為他們的伙食有點差」。

在情緒低落的日子，小妹選擇直抒胸臆。「我從不覺得必須要positive，加油啊…… 我不鍾意那個mode，我覺得軟弱是ok，這是我本人的信念。」她想像，人人也有心情，也許對方也卡在同一個狀態。

在收押所中，子勇一直讀著小妹的心路歷程，覺得「好似有個人同自己傾偈（聊天）咁，係幾親切。」

子勇說，曾有人因犯事而被單獨囚禁，「在無報紙、無電視、無書、無活動的情況下，（解悶工廠）真的好解悶。」他最愛看連登帖子和改圖帖子，最關心的正是外間示威及手足上庭的新聞。有時，他會與其他與運動無關的囚友及懲教署的職員分享解悶文集，「令他們更關心政治、時事。」

看得見的面孔，聽得見的聲音

與在囚示威者的聯繫，不只停留在書信與讀物。

不同組織曾在收押所外舉辦聲援活動，Lily每一次也會抽空出席。「我都會嗌到痴線（瘋狂地大喊），然後就會寫信話，你聽唔聽到呀？我昨天在那邊係咁fing（揮動燈光）。」

子勇聽到也看到，感覺窩心。「願榮光歸手足」、「撐手足撐到底」等口號會穿透囚室，在鐵窗的縫隙之間，有電話及鐳射筆的燈光，他還記得，曾有報道記述千人聲援。

二人首次相遇，在法庭上，彼此不知道對方的樣貌。子勇透露上庭日子，Lily動身旁聽。「好重要，你會知道，他企喺嗰度望住你哋嗰個眼神。我會想呢度全部都係full嘅人，畀佢知道全部都係support佢。」（很重要，你會知道，他站在那裏看著你們的那個眼神。我希望這裏坐滿人，讓他知道全部人都是支持他的。）

幾次開庭，都是押後聆訊，法庭程序兩、三分鐘就完了。Lily便轉場在法庭外等囚車，目送子勇離場。「在信裏，我聽他說好珍惜搭車這段路，因為是唯一機會他可以看到外面發生什麼事。」

這樣一等就是三、四小時，那次寒冷大風，現場只有十人左右，一半是銀髮族。Lily說他們經驗老到，甚至能夠大約估算囚車離開的時間。後來囚車駛出，車窗玻璃黑漆漆，讓人看不清車內人。Lily就高舉一個「我是Lily」的牌子，當刻不知道子勇坐在左邊還是右邊，也不確定對方能否看到。

子勇知道的。他說，旁聽師在場，會讓他感覺在家人、朋友之外，還有很多人支持自己。每次囚車離開法院，聽到他們的口號，舉著手機燈及手勢，「我都會眼濕濕，畢竟好久沒有聽過這麼多人叫口號。」

相似的畫面，過去一段時間幾乎每日在不同法庭出現。Lily會在工作之餘抓緊時間旁聽子勇以外的其他個案，也特別留意法庭消息。

盯著「被捕人士關注組」的Telegram頻道，是她與很多運動支持者的生活日常。這是一個隨著運動而生的自發組織，在Telegram設有多個頻道。「關注組」會每日列出需要聲援的個案，設立投票供大眾分流至各個法院，並統計各類被捕者數據，某些項目相比官方的還要來得詳細。頻道特設「法庭文字直播台」，派駐「直播員」說明法庭程序，控辯雙方理據，法官怎樣回應等等，讓不在場者也能緊貼現況。

有時候，關注組公佈的消息甚至比一般新聞報道還要來得快。蔡雪華也會追蹤頻道，務求得知誰人保釋，誰人還押，再安排解悶工廠的工作。

這個組織在每個環節支援被捕者，例如「搜證部」發布被捕者需要何時何地的影片作證供的資訊；「收信部」收集坊間留言，向在囚者傳達關心。但關注組鮮有公開身份，端傳媒曾接觸管理員，對方亦婉拒訪問。

至於子勇與Lily第一次的「真正見面」，已是彼此通信接近半年以後的事了。當時他剛得悉案件或要轉介往區域法院審訊，意味著刑期可能更長，心情鬱悶，Lily湊巧到訪，「有種救命恩人的感覺」。

「由期待她來信，到期待她來探訪，有時係幾緊張。通信幾個月終於見到真人，那刻都好大衝擊，」子勇說。「有時寫信講下笑，到探訪嗰陣再延續話題，有時大家會互相分享牆內外不開心的事，再安慰彼此」。他套用Lily的說法，關係已是彼此的心靈支柱。

不是人人有這種待遇。有被捕者因政見與家人關係缺裂，兩星期無人探訪，子勇說，幸好有義工輪流來傾談，讓對方覺得仍有人關心自己。

停留在去年的監獄時空

雖然沒有牢獄之災，但在鐵窗之外的Lily並不好過。

肺炎疫情、大規模拘捕、港區國安法接踵而來，街頭示威自年初起暫緩，各類抗爭手段顯式微之態。Lily承認，抗爭成本越來越大，不是人人願意承擔風險，無力感籠罩社會，運動彷彿也撞到了瓶頸。

有時候，Lily不想直接告訴子勇運動沉寂了。

今年春天，子勇寫信給她，關注出席墮樓身亡的科大生周梓樂去世的每月紀念日活動，希望示威者平安不被捕，Lily讀到信的時候心想，或許子勇無法真正緊貼坊間形勢，「誰人會出來？你知道有段時間是完全靜了，街也不出。」

她沒有直接回應，改為討論其他運動相關的話題。「我們外面無論多醜都好，都不要讓裏面的人覺得，真的完全失敗或是無人理會。」後來8.31太子站事件半周年，有數百人聚集。「難聽點說，就是有些畫面，他能在新聞看到，」

裏面的人同去年是無分別的，即是還會繼續不怕，繼續衝。

Lily寫信子勇說，「你看，返哂嚟喇（全都回來了），其實大家仍在。」

面對風起雲湧的局勢，Lily有時候覺得，不幸被捕入獄的，不受外界影響，反而可能更加堅定。「裏面的人同去年是無分別的，即是還會繼續不怕，繼續衝。」

運動方向失焦，Lily曾經迷失，問身邊人，只獲回覆：「不知道，再算啦。」子勇卻屢次在信件中提醒，每個月與運動相關的紀念日，又呼籲黃色經濟圈不要「鬥黃」。

「他一字一句令人feel到，他不會後悔，他好清楚條路點樣做。feel到每一句都是等我出來，等我，」Lily說，「所以我們出面都要繼續頂住，不是說等他們出來再交給他們，純粹是大家都要繼續堅持。」

Lily在子勇身上獲得動力，解悶工廠的「工作」則為小妹提供一個位置，「可以做一些事，減輕無力感，同時是痛苦的出口。」

對於小妹，給在囚者寫字可以排解情緒。藉著日誌，她記錄了一些衝突場口的細節，諸如一群外傭突然齊聲大叫「香港人加油」，有大嬸衝至問一句「有無人要水」。她形容，這些「微小而美好的東西」，就是她抗爭的動力。

「小妹角色，好似我幫緊他們，但他們也幫我去排解一些我處理不到，或卡住的位。」

「在混亂的時代，我需要一個可以捉住的旋律，」小妹說。去寫字，去論述，擺脫失語的困境，是當下可以做的事。

「廠長」蔡雪華有時候擔心，不知道解悶工廠可以持續多久。對於立法會的去留，至今未有正式定案，朱凱廸即使下屆再參選，也有被取消資格的危機，民主派區議員近來屢被針對，若日後失去議員的資源及網絡，工廠運作也有困難。但她覺得支援在囚者的工作一定要繼續進行，雖然這工作看似微小。

蔡雪華說，有人會形容自己「只是」做司機，「只是」做家長，「只是」去買兩枝水，「只是」寫兩封信，繼而判斷自己做的事不重要，她倒認為這個想法不要得。

其實群眾就是這樣。你做這一part，你做那一part，拼在一起，完成拼圖，就是一個偉大的圖象，缺了任何一塊，拼圖也不完整。

「運動的能量太大，所以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她說，自己也會跌入這個矛盾，一方面覺得在自己範圍也努力了，另一方面又感到內疚。

「為何我會安然無恙呢？」她哽咽問道。「但其實群眾就是這樣。你做這一part，你做那一part，拼在一起，完成拼圖，就是一個偉大的圖象，缺了任何一塊，拼圖也不完整。」

聽著蔡雪華的話，那名年輕義工在旁一筆一劃將在囚者的名字寫在信件上款。「這是一個人寫給他的東西。希望在一個冰冷的四面牆裏，有些溫暖。」每次抄寫的名單也有少許不同，「有些名字已經沒了，即代表那一刻，他是自由的，無論是已保釋抑或已服刑完畢。」

「他們的名字，筆劃也挺多，有普通的名字，也有特別的名字。」她感嘆，常說運動是faceless的，但持續抄寫才能看到另一面，「他們也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

（為尊重受訪者意見，子勇、Lily、義工A及小妹皆為化名。）

（實習記者陳欣其對此文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