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婚姻四十年：敵對陰影下，人們相戀成家

【編者按】在新冷戰局勢成形、台海局勢日益緊張的此刻，端傳媒推出「新冷戰下的兩岸關係」系列專題，回顧兩岸停火四十年來的重要政治、經濟與文化事件。上週刊出 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十周年深度追蹤報導，今日刊出的是四對「兩岸婚姻 / 家庭」故事。後續將有陸生十年、兩岸官方交流等報導，回顧這四十年來「和平的假期」中，兩岸之間的接觸、交流、衝突甚或兩相冷對的旅程。

1992 年 5 月，在福建省泉州市圍頭村，洪雙飛與陳應超舉行了一場不太尋常的婚禮。

在婚禮之前，洪雙飛不像其他人家結婚時，收到一面倒的祝福。村民們帶著疑惑的口吻詢問她的父親洪建財，怎麼敢把女兒嫁到「那裡」；不光是村民，洪雙飛的母親也反對這門婚事，她說，這門親事在未來會很麻煩。

作為父親的洪建財，選擇不太理會這些質疑、全力支持女兒的婚事。但他也承認，自己當初見到「台灣人」陳應超來提親時，心中滿是驚訝。畢竟，這在圍頭村可是絕無僅有的事。再說了，洪健財 16 歲的時候，曾參與八二三砲戰，當時的共軍砲口連年對準陳應超的家鄉金門炮擊，誓言解放台灣。當年擔任民兵營營長的洪建財從沒預料到，自己的二女兒竟會在未來嫁給「敵人」。

「萬一兩岸再交火的話，女兒被困在那邊回不來了怎麼辦？」雙方談親事的過程，洪健財不免也閃過這個念頭。

「我就想，一隻海鳥分分鐘就可以從這裡飛到那裡，但為什麼我還要週轉兩天才能抵達？」

圍頭村與金門的直線距離僅 5.2 海哩，是台灣與大陸之間距離最近的兩個點。由於距離相近，在兩岸開放民間交流後，不時就會有金門人到圍頭村談生意。而洪雙飛的家裡正好是「對台小額貿易所」（註：台灣居民在大陸沿海指定口岸依照有關規定進行的貨物交易的地方），才與陳應超認識、相戀，沒多久，陳應超就前往洪家提親。

圍頭村民與洪家母親的擔憂，不無道理。此時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不到五年，兩岸之間充滿謎團與未知。而且，兩岸之間不像現在有直航與小三通，洪雙飛出嫁當天，為了要去婆家，得先從福建飛香港、再從香港飛到台灣本島、接著再從本島飛到金門縣，才抵達婆家。

「我就想，一隻海鳥分分鐘就可以從這裡飛到那裡，但為什麼我還要週轉兩天才能抵達？」洪雙飛說。

即便感受到村民疑惑的眼光，但洪雙飛依然不後悔， 此前她在媒體上說 ，「有些累，但想想也很開心，大家都把我看作圍頭村的明星人物，誰讓我是第一個敢嫁到台灣的圍頭新娘呢？」

久別重逢：老夫少妻，自由戀愛

1990 年代初始，像洪雙飛與陳應超這種「自由戀愛」的婚姻故事，其實是相對稀少的，多數的兩岸婚姻，沒有這樣浪漫的色彩。2013年，台灣內政部戶政司的資料顯示，在 2011 年之前，台灣的陸配人數約有 2.7 萬人，大部分陸配結婚對象是老年榮民，比例高達 67 %，這數字比洪雙飛「圍頭新娘」的戀愛故事，更能真實地反映當時的兩岸婚姻狀況。

1949 年後，兩岸處於軍事緊張狀態，三年後，台灣政府頒布《戡亂時期軍人婚姻條例》，俗稱「禁婚令」，限制部分軍人不得結婚，別說與大陸女孩來往、連跟台灣女子都不能成婚，七年後，則因現實需求放寬限制。不過，多年來很多軍人受限於生活圈與文化差異，到老年依舊是孤家寡人。

直到 1987 年兩岸開放探親，才給了老兵們成家的機會。根據研究，當年嫁給老兵的陸配，許多是農村女子、下崗工人（註：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對國營企業進行體制改革，其中包含推動國企人事精簡，造成 1990 年代一大批退下國企工作崗位的工人失業，簡稱「下崗工人」）或有離婚經驗的女性，她們處於社經地位的弱勢，意圖改善經濟狀況。以老兵為主的兩岸婚姻，於焉以「老夫少妻」居多。

從早期的新聞資料，確實能發現一些大陸女性會把嫁給台灣人視為提升經濟資本的機會：「人家說台灣那邊比較好，就去了」、「去台灣以前，在公共汽車上當售票員，一個月工資只有七百元左右，嫁過去後，做鐘點工一個月會賺三萬多（新台幣） ，換算人民幣大概七千。」

不過，懷抱這些夢想嫁來台灣的大陸女性，生活並沒有這麼順利。2001 年以前，受《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限制，陸配無法在台合法工作，為了生計，只能非法打工。有些不肖業者以「假結婚」名義把大陸女性帶來台灣，從事非法工作，使得台灣社會對「大陸新娘」產生負面意涵。這種由婚姻仲介主導的情況持續多年，在福建沿海地區特別明顯。

不過，隨著 90 年代，大批台商西進大陸多年後，情況逐漸改變。

1987 年，台灣政府除了開放探親，也解除外匯管制，允許台灣企業對外投資。這一年，台灣社會歷經解嚴，人均 GDP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首次達到一萬美元，整個社會流傳著「台灣錢淹腳目」（註：閩南語，形容地上錢很多）的說法。與此同時，高舉改革開放大旗的中國大陸，則張開雙手擁抱著來大陸投資的台資、港資。

往後幾年，「台商西進」成了一個兩岸交流的時代標籤。

初代台商與「二奶」現象

伴隨台企抵達大陸的，還有大批擁有專業技能的台幹，這些人以男性為主，在大陸生活期間，他們認識當地的女性，進而交往，使得婚姻市場逐漸擺脫婚姻仲介，邁向常態化。不過，也因為部分台商在大陸找第三者的事件頻傳，使得早年的大陸新娘，也不時會與包二奶、婚外情等詞彙扣連。

台商總愛「包二奶」的負面形象，差一點就影響惠嘉楠與石瀟陽的婚事。

「小心當人家的小三。」

惠嘉楠第一次見到石瀟陽，是在 2000 年的春天。雖說是談公事，但惠嘉楠心底也是充滿好奇心，畢竟石瀟陽是她第一個認識的台灣人。過去她對台灣的認識僅由零碎片段組成，譬如教科書裡「寶島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儘管在這一年，台灣的流行文化開始進入大陸市場，但惠嘉楠對此還是了解有限。

大學修習新聞的惠嘉楠，因說著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畢業後開始從事廣播工作。至於石瀟陽則是他當時節目的來賓，一個在大陸經商的台幹。兩人很快就陷入熱戀，雖偶有摩擦，卻因興趣相投，交往不到兩年就論及婚嫁。

不過，當時台灣人在大陸娶妻，還是受到「台商包二奶」的負面新聞影響。「不要被騙了」、「小心當人家的小三。」惠嘉楠不時會收到來自親友的告誡。為了消除周邊親友疑慮，石瀟陽特地請台灣的父母來大陸一趟，當時，兩岸間仍然沒有直航，這舟車勞頓純粹為了證明自己在台灣沒有婚姻關係。「驗明正身」之後，兩人順利結婚，並於 2003 年生下兒子石宇航。

一開始，惠嘉楠和石瀟陽因為在大陸有工作的關係，沒打算搬回台灣。但卻發現兒子患有兒童性癲癇，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搬到台灣長居。在此之前，惠嘉楠沒來過台灣幾次。一住就是十幾年。

而當第一代「台幹」石瀟陽終於證明自己未婚，成功與惠嘉楠結婚，並生下石宇航，組成三人小家庭的那一年， 1980 年生的湖北女孩許佩琪，在即時通訊軟體 QQ 上遇見台灣男孩張楷翔。

「這段戀情就跟台灣偶像劇一樣浪漫、美好。」

80後的戀愛：溫柔的台灣腔

「他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台灣男生，」許佩琪回憶，兩人一認識，她就被張楷翔一口溫柔的「台灣腔」吸引住了。

許佩琪就讀大學期間，恰好遇上中國互聯網產業崛起的時代。1997 年，許佩琪剛上大學時，中國的上網用戶數只有 62 萬，但接下來的幾年，卻以倍數高速成長。如今，有不少中國科技巨頭，都在當時成立，像是阿里巴巴、騰訊等。在這榮景之下，許佩琪一畢業就趕上了好時光，從湖北搬到深圳，在科技公司工作。

工作不過幾年，她心底就畫好未來的藍圖：努力工作、存錢買房、結婚生子。閒暇時，許佩琪與許多同年紀的大陸女孩一樣，看了不少台灣偶像劇，「整個大陸應該都對台灣印象很好，畢竟很多厲害的音樂和偶像劇。」

雖然許佩琪在當時不能預知，但如今回看，她與張楷翔相遇的 2003 年，正是兩岸一步步走向黃金交叉的關鍵時刻。

自 2000 年開始，不只互聯網產業，整個中國大陸都進入高速發展期。2008 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2010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此時的台灣，正自 1980 年代的「經濟奇蹟」中離開，進入成長速度趨緩的艱難轉型期。

這些兩岸經濟與社會實力的變化，讓台灣社會對「兩岸婚姻」的看法出現轉變。尤其是幾對名人的婚姻，使得社會對兩岸婚姻的觀感，由早年「大陸新娘」負面敘事轉成「自由戀愛」正面敘事，比如說，2010 年的大S與汪小菲；2014年的趙又廷與高圓圓；2016 年的陳妍希與陳曉，以及吳奇隆與劉詩詩。

許佩琪與張楷翔的關係，同樣也充滿了自由戀愛的浪漫氛圍。然而，張楷翔與石瀟陽不同，他並非長駐大陸的台商，只是偶爾到當地出差。因此，兩人一交往就是異地戀，張楷翔一個月飛一次深圳，只為跟許佩琪見面。許佩琪被張楷翔的深情打動。交往不到一年，張楷翔就向許佩琪求婚。

回憶起求婚往事，許佩琪說，當時覺得「這段戀情就跟台灣偶像劇一樣浪漫、美好。」

1991 年出生於上海的王雄，也對台灣有過這樣的偶像劇印象。他說，過往自己對台灣理解不多，「記得古老的節目《寶島台灣》、還有《流星花園》。」

當然，《流星花園》在 2001 年首次播出時，王雄只有十歲大。當他懵懂地看著螢幕上大S與言承旭上演著戲劇化十足、刻骨銘心的戀情時，並沒有想過，自己長大後會與台灣女孩李語晴交往、結婚。

流星花園不再：台北只是「小城」

王雄和李語晴是大學同班同學，他對她第一印象是：「這人感覺很多課都不用上。」

90 後的李語晴，雖然與石瀟陽同樣是「與大陸人戀愛結婚的台灣人」，卻已經必須叫石瀟陽一聲「叔叔」或「伯伯」。李語晴的父親是赴陸台商，大約在 2000 年來到上海。她就是外界所稱「台商二代」。

為了不要分隔兩地，李父決定把妻小一起接到上海生活，年僅 11 歲的李語晴，小學都還沒畢業，就跟著家人搬到上海居住。

有別於許多台商讓子女就讀台商學校，李父早已預期會在上海久待，希望李語晴能更「接地氣」，因此讓她就讀本地學校。為了銜接課程，李語晴一來到上海就降了兩級，「一開始，我連拼音（註：台灣學習注音系統、大陸學習拼音）都看不懂。」

李語晴回憶，剛到上海時，班上有很多同學會圍在她身邊轉、對她與台灣充滿好奇。在成長過程中，李語晴也會清楚意識到，無論在上海生活多久，自己的台灣身份都讓她與同學很「不一樣的」：「譬如說，高中、大學的時候，我們港澳台的學生不用上體育課、政治課、軍訓課。」這是王雄之所以覺得李語晴「很多課都不用上」的原因。

不過，在上海生活久了，李語晴早已融入當地。若非主動提起自己是台灣人，她的口音已與當地人無異，也早已習慣使用簡體字書寫，而非繁體字。因此，她與王雄在大學畢業後重逢相戀時，壓根沒感受到兩人有文化差異，直到要結婚的時候，兩人才感受到，原來兩岸之間的距離，還是如此地遙遠。

由於兩岸政府迄今仍「互不承認對方主權」，因此，根據現行規定，兩人想要在兩地都成為合法夫妻，必須先在中國大陸結婚，拿到了中國政府核發的結婚證，再前往台灣海基會驗證。

驗證完畢之後，再回台灣向移民署申請「跨國團聚」，移民署會發給陸配一張「單次許可」。這是一張為期一個月的簽證，拿著這張簽證，才能辦理結婚相關事宜，若以旅遊、就學等其他名義申請的簽證，無法辦理結婚相關手續。

接下來，雙方就再拿著這張單次許可證，一同自台灣離境、飛往中國大陸、再一同入境台灣，迎來「機場面談」的環節。

所謂的機場面談，意指兩岸婚姻的伴侶雙方必須一同入境台灣，在台灣機場與移民署官員面談。面談過後，移民署若判斷雙方並無假結婚之嫌，便會當場加開一張為期六個月的簽證，雙方直到此時才能合法以「辦理婚姻手續」名義入境，正式開始辦理結婚居留等相關事宜。

程序進行至此，仍未必保證陸籍配偶便可以順利取得居留資格。假設在「機場面談」這關便沒有通過，將會有兩種情形：其一，是為期一個月的「單次許可」仍然有效，陸藉伴侶仍可在台灣停留一個月，但不能著手辦理居留證，之後仍須返回大陸，重跑一次程序；其二，通常是被認定「假結婚」嫌疑重大者，將直接被原機遣返。必須再等待三個月，重頭跑起以上程序。

2017年，台灣監察院曾經就此進行調查，質疑移民署對陸配採取如此嚴格的面談制度，或有損「家庭團聚權」，有侵害人權之疑慮。

說到底，這些大時代裡的小家庭團聚的權利，還是難逃兩岸關係起落遠近的陰影。

層層關卡為哪樁？兩岸關係牽動婚戀關係

2020 年 6 月，台灣移民署的統計數據顯示，自 1987 年台灣政府開放探親以來，至今歷時 33 年，共有約 35 萬對兩岸婚姻，平均一年一萬對。單就總數而言，這算不上多，但若看歷年趨勢會發現，自從 1992 年開放陸籍配偶來台，整體數字緩步爬升，2003 年達到高峰，一直到 2004 年移民署為防止「假結婚」而頒布「面談政策」，隔年人數減半。

此後，隨著兩岸局勢變化，每年增加人數不停減少。2017 年，蔡英文政府上任一年，習近平發表「一國兩制」談話，兩岸婚姻數量降到最低點，單年增加僅 2456 對，隔年才又逐漸爬升。

根據陸委會資料顯示，1993 年至 2019 年期間，陸配來台辦法修過多次，大致可分成四個階段，最初的十年間，受到「防諜」等敵對意識的影響，陸配來台「探親」一年最多僅能待半年，但隨著通婚人數越來越多，居留資格也逐步放寬，並且讓陸配享用更多應有的權利，譬如全民健保或工作權等。

儘管近年，規範不如以往嚴苛，但中國政府對兩岸問題的態度日趨強硬，使得兩岸敵對氛圍越來越濃，間接影響到台灣社會對兩岸婚姻的看法。

在台灣，談及「外籍配偶」或「新住民」，一般是指涉陸港澳之外的配偶。受限於兩岸特殊政治情勢，「陸配」既不屬於「外籍配偶」也不算是「本地配偶」，按照台灣現行《憲法》架構來說，其實處於相當模糊空間。某種程度而言，台灣社會對於國家認同的摸索與焦慮，便反映在這些管控的矛盾當中：陸配究竟是台灣的「什麼人」？

反過來說，大陸政府則將兩岸婚姻視為統戰利器，也影響了雙方社會看待彼此的眼光。 2012 年，當時的中國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說道：「每一位兩岸配偶親人都是兩岸民間交流的堅定推動者，是對『兩岸一家親』最準確、最生動的註解。」

「圍頭新娘」洪雙飛，也沒有想到，自己在 90 年代戀愛成婚的決定，會成為官方的宣傳樣板。一直到 2018年，《人民日報》報導這則婚事時，以「兩岸本是一家人，吾心安處是故鄉。」作為開場，他們的故事成了政府宣傳「兩岸一家親」的範本故事。

在圍頭村裡，有面牆上就寫著「海峽第一村」。多年來，不少兩岸交流活動會在圍頭村舉行。過去三十幾年間，洪雙飛也持續接受當地媒體的採訪，年復一年講述「從冤家變親家」的故事。

時光流逝，有人從冤家變親家，自然也有人從親家變冤家。如偶像劇般浪漫成婚的許佩琪與張楷翔，就未能一同夢幻到老。

「如果現在別人問我是哪裡人，我會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是大陸人。」

偶像劇的許諾與失落

2009 年，許佩琪跟著張楷翔搬來台灣居住。很快的，她對婚姻的幻想，開始破滅，「沒想到結婚之後，我們倆的差異才開始出現，不管是金錢觀、兩邊家庭、生活方式等等。」

在深圳，許佩琪以工作為生活重心，但在台灣，變成以先生、家庭為主。這種落差讓她非常不適應，「我是個需要工作成就感的人。」此外，因為張楷翔花了太多錢在線上遊戲、甚至發生外遇，爭執不斷。多年之後，兩人越走越遠，最終沒有生子，走向離婚一途。

儘管許佩琪從不後悔來到台灣，但在言談中，她不免會透露出遺憾：遺憾在中國經濟高速成長期間離開中國。她想知道，如果當初沒來台灣，是不是有個不同的人生？最近，她說一些在大陸的工作機會又找上了她，她說自己還在評估，一方面很心動可以回到大市場，另一方面又捨不得台灣。

「如果現在別人問我是哪裡人」，許佩琪說，「我會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是大陸人。」

在台灣待了十幾年，許佩琪已經拿到台灣身分證。今年一月的總統大選，是許佩琪第一次投票。她走進投開票所，投下此生的第一張選票。

儘管在採訪期間，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起自己「首次投票」的經驗，但投票當天，她還是在微信朋友圈發下這值得紀念的一刻，寫下自己對民主社會的看法：「盡公民義務，排隊投票中，第十五屆總統大選」「今天會很精采。」

兩岸歧路四十年，箇中體制差異，究竟孰優孰劣，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這些跨海峽成婚的伴侶，比一般人更有機會、也被迫與這些「差異」直面相對。

「雖然在上海唸幼兒園，可能難免會接收到一些愛國歌曲、思想，這種就隨他吧。我覺得，這個還是可以通過家庭教育來處理。」

王雄就說，婚前他跟李語晴來台灣旅遊過幾次，事後心得則是，東西是很好吃沒錯，但台北市看起來「破破爛爛的」，對於兩地未來發展，王雄也更看好大陸一點，這樣的判斷，展現在他對小孩的學校選擇上。

「短期內，小孩的前十年生活應該都是在大陸，落戶大陸是更方便的。我不否認台灣的基礎教育和大學教育比大陸好，但目前大陸的基礎建設做得比台灣好，長遠來看，大陸的整體狀況只會越來越好的。肉眼可見的情況，就是台灣未來會跟不上大陸。」王雄說。

當王雄說著這些願景時，一旁的李語靜淡淡地回了句：「我跟他意見持相反，我想要我的孩子是台灣籍。」王雄打斷她，問了句：「是還抱著家國情懷嗎？」

李語靜坦言，自己陷入矛盾。情感上她希望小孩能當「台灣人」，但只要想到回台生子，得先解決自己因太早就移居大陸，沒有健保的問題，另外她在台灣沒有親友協助照顧。更重要的是，她的工作都在大陸。這些排山倒海的現實，讓她無法辯駁王雄的想法。

身處在上海另一端的程飛飛與藍天齊，就幸運地沒有出現這樣的爭執，他們剛出生的小孩，已經選了台灣籍。同樣出生在1990年代的 30 歲台灣青年藍天齊，是解嚴後出生的「自由一代」，與不少同齡人相同，他們關心公共議題，對台灣的本土意識濃厚。

藍天齊來到上海時，已經是 2017 年，中國走過了「老台商」時代、經歷過互聯網起飛與北京奧運的洗禮，早已晉身世界強國之列。藍天齊會到上海工作，出自於相當務實的理由：因為這裡市場大、機會大。起初，他的想法非常簡單，先在上海工作幾年累積經驗，再去美國進修，接著在美國或其他國家找工作，累積經濟資本。

但藍天齊的所有計畫，都在遇到程飛飛之後，有了大轉彎。

1987 年出生的程飛飛，是上海本地人。與王雄相比，程飛飛對台灣的了解比偶像劇更多一些。在認識藍天齊之前，程飛飛早已去台灣「自由行」旅遊好幾次，也交上了台灣朋友。

「我非常喜歡台灣」，程飛飛說，「我其實覺得台北跟上海很像，是一種城市氛圍。我知道 90 年代後台灣的流行文化很強盛，但我並沒有很追星，所以並不是通過這種方式了解台灣。」

這份認識，縮短了她與藍天齊相戀的距離。藍天齊回憶，第一次與程飛飛說話時，立刻就察覺她是「台灣友善人士」，兩人越聊越多，很快就開始交往、結婚。結婚之後，兩人對於孩子未來的安排，也相當「台灣友善」：「我們的共識很簡單，就是『逃離上海』。」

比如說，「上海明明有很好的婦產科醫院，為什麼我還是會回到台北？首先我覺得台灣的醫療、服務都比較好，所以當我朋友問我為什麼要到台灣生，我會回『如果我有更好的選擇，為什麼不能？』」程飛飛說。

不過，礙於兩人還在上海工作的現實問題，短期內無法搬離上海。藍天齊表示，目前他們的規劃是給自己五、六年調整期，之後再搬回台灣。至於小孩，先在上海唸幼兒園。

「我是覺得正式教育以前，家庭教育還是更重要的，雖然在上海唸幼兒園，可能難免會接收到一些愛國歌曲、思想，這種就隨他吧。我覺得，這個還是可以通過家庭教育來處理。」藍天齊說。

但是，隨著兩岸情勢由開放交流走向敵對緊張，新生的孩子「該愛哪一國」，已越來越容不得每個小家庭自己關起門來決定。

時代不容曖昧：你愛哪個國？

在不少兩岸家庭當中，還是有不少夫妻傾向留下「雙重身份」，意即不改變原生國籍。一方面是兩岸政府採行嚴格的邊境管理，另一方面，許多人會以務實角度出發，如果家庭內有不只一個國家的護照，結合兩者優勢，未來有更多選擇權。

擁有「國籍選擇權」，乍聽是個優勢，但在經過疫情後，不少兩岸婚姻的當事人則開始意識到：這在未來可能是個大麻煩。

面對棘手的兩岸議題與國族認同，程飛飛說，自己從不會以「政治角度」思考這些問題，「我身邊有台灣的朋友，所以我對台灣的了解相對多一些，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不完全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還有中國多好多好…，這種自我為中心的想法。我接受到的台灣文化與環境，都給我很好的印象。但我的觀察是，如果有人身邊完全沒有台灣社群的時候，他們就不會注意到台灣議題，也不會在意這些事。」

去年底，藍天齊與程飛飛回來台灣生子，他倆心底已經篤定讓小孩拿台灣籍。不過在最近，藍天齊對兩岸議題與國族認同思考的更多。

他認為，現階段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敵意，可能會讓很多問題變得更為複雜：「比方說，之前陳時中的國籍說。我自己就覺得得這句話有點不公平。像我們是有選擇可以在哪邊生小孩，所以我們算是比較好。但有些人當下的現實狀況就是沒辦法讓他們選擇。」

這個問題，對於惠嘉楠來說，更有切膚之痛。因為，她與她的孩子石宇航，就是在陳時中一句「國籍自己選自己負責」的發言下，被硬生生分隔兩地長達半年。

「我到底是哪裡人？」

來到台灣後，惠嘉楠過著與在大陸截然相反的生活，不是照顧孩子，就是從事志工。對此，她沒有太多抱怨，她一直覺得自己很融入台灣社會，即便偶爾會在新聞當中看到兩岸議題報導，覺得有些「台灣視角」的報導和她過往認知有所出入，但從沒想過這樣的政治爭議會影響自己的生活、更不覺得「陸配」身份有什麼特殊性。

直到今年疫情爆發，16 歲的兒子石宇航春節回武漢老家探親，因為封城被困在當地。此後更捲入 「武漢包機」 與 「小明事件」 風暴。前者，是因為第一架返台的台商包機上出現確診案例，引發台灣社會反彈，進而讓後續包機延遲返台的事件；後者則是涉及「現階段仍領取大陸籍（即已經在申請、但尚未正式取得台灣身分證）」的陸配子女是否具備回台資格的議題。

面對相關爭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曾一度表示：「自己選的國籍自己負責」。一句話，讓一些台灣民眾拍手稱是，也同時把兩岸家庭推進風暴中心。連串的政治與輿論風波，影響到石宇航的回家之路，為此，惠嘉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無力感。

「我是最近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是二等公民。」一連串邊境管制措施，讓惠嘉楠思考了一個鮮少思考的問題：「我到底是哪裡人？」

四對兩岸婚姻夫妻，他們在不同時期結婚。有人剛新婚，有人已經離婚，有人跟著丈夫來到台灣住了多年，有人決定留在大陸。他們正處在婚姻的不同階段，但卻一同遇上兩岸關係的「寒冬」。

若撇除官方敘事，兩岸婚姻確實是民間交流的最好例證。三十多年來兩岸婚姻發展，恰如「婚姻」本身的路徑——從認識、交往、相戀、步入婚姻，經歷誤解，吵架——最終或許走向復合，也或許是離婚收場。

不過，一世人流流長，離婚之後復婚的伴侶，亦大有人在。時代的大風大浪中，一對對結成夫婦的戀人，在當中駛著自己的跨海小船，冷暖滋味，只有自己明白。

截至今年七月，惠嘉楠在台灣居住的生活，已經超過住在武漢的時間。如今她已經擁有申請台灣身分證的資格，但她還沒去辦。經歷了這麼多風波之後，夫妻倆決定先觀察兩岸局勢後再決定。

「我現在已經有點不知道怎麼稱呼自己，才不會傷害自己，也不會傷害別人。這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惠嘉楠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惠嘉楠與石瀟陽、許佩琪與張楷翔、李語晴與王雄、程飛飛與藍天齊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