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與牆共存、或破牆而出：他們目睹柏林牆的築起和倒塌

編按：59年前的今天，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開始立起。一開始，只是一些鐵絲網卷，然後被加固，堆砌了磚、注入混凝土，後來，又有了瞭望台、安設了狙擊手。一開始，沒人能預料，將一座城一劃為二的牆，會存在整整28年2個月又27天。

時間將生活書寫成歷史，在倒塌了三十多年後，柏林牆所指向的分裂的世界，似乎又一次逼近了我們。今天的柏林，人們仍記得柏林牆立起的那個時候。這是他們或與牆共存、或破牆而出的故事。

11歲的德特勒夫（Detlef Aagaard），在父親的逃離計劃實施前一個星期才知道，家裏進行了半年多的施工，並非像父母說的是在裝修母親的理髮店，而是在秘密挖一條四十多米長的地下通道。那是1963年3月，柏林牆建起不到兩年，德特勒夫的父親，阿哥達（Niels-Martin Aagaard）的小隧道，終於快完成了——隧道的入口，藏在客廳；而隧道的另一頭，便是西柏林。在被蘇聯控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西柏林是一座孤島，一座通向自由的孤島。

即便在很多年以後，阿哥達也不願太多提起當年這場拿親朋好友的生命做賭注的逃亡。阿哥達家的一層客廳，要比外頭的陽台還要下沉半米，這成了隧道的入口；與幾個全心信任的好友一起，他們拿鏟子、鍋子或是徒手，往地底挖了好幾米，再開始挖隧道。

在裝修理髮店的掩飾下，阿哥達拿到政府許可，買到了可用的建築材料；可最大的問題是沙子。在柏林，土壤大多由沙子組成。挖出來的沙子，藏在哪裏能不被人發現？很快，沙土鋪滿了整個房子：地板被抬高，在屋內再建一堵牆並把沙子藏在後頭，有壁龕的地方，也被填滿。整整46米、為了避開地下水道和其他房子的地下室而轉了好幾個彎的通道，挖出了50立方米左右的沙子，全藏在了屋裏。

一切都還順利——德特勒夫當時終歸年幼，之前都沒有意識到家裏在發生什麼，沒有在學校透露這個秘密；鄰居應該也沒有聽到風聲，不然警察肯定早就等在門口逮捕這家人了。如今，德特勒夫已經65歲，他依然記得父親對他下的一聲命令：「去收拾你的東西！」那是在他們逃離開始的12個小時前。

從1961年到1989年，柏林牆存在的28年內，成功逃至西柏林的東德公民共有5075人。阿哥達一家和隨他們離開的總共13人，就在其中。

築牆

薇拉（Vera Buchal）清晰地記得柏林牆建起的那一天。當時17歲的薇拉，在柏林東南郊科佩尼克（Köpenick）的一家醫院做護士，路過一間病房時，她被一個病人喊住，這個病人正在聽西柏林電台的廣播。「他對我說：『把門關上』。關上門後，他才對我說，『邊境已經關閉了』。」 雖然當下沒有任何官方消息，但邊境被關上的消息，很快就在醫院裏傳開。

那是1961年8月13日的上午，東德士兵們肩並肩、站成了一條線；他們帶著數千米的鐵絲網卷，沿著西柏林的邊界移動，街道被破壞，瀝青和鋪路石被堆成路障。鐵絲網屏障立起。兩旁站著驚訝不已的東柏林人和西柏林人。

在薇拉工作的醫院，大家都只是竊竊私語，「沒有人真的敢說什麼，因為任何一個同事都可能為特勤局（編註：Stasi，東德的國家安全機構，負責鎮壓異見者和監視國民）工作。」薇拉回憶道。但她好奇心作祟，隨後便乘車去邊境附近，想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但等她到了的時候，警方已經廣泛地封鎖了一切，也立即讓她離開邊境地區。

「當然，他們沒有在兩個小時內建起牆，一開始只是說，邊境關上了。」

這之前，薇拉常去「去那邊」——「去那邊就是去西柏林，我們去那邊看電影、購物、散步，儘管那邊的價格要貴很多，貴五倍！」她說，可當時「去西邊，有一種成就感。」看著邊境上的士兵和警察，她知道，西區的電影院，這下是去不了了，薇拉一直更喜歡西德的電影，在那邊，選擇更多……在東柏林，只有靠邊境的影院，等到西柏林的電影都快下線了，才能有一些可看的。

在牆被建起之前，柏林一直是東西德之間的「漏洞」。1945年，德國戰敗。勝利的盟國將德國和柏林城進行了分割。美國、英國和法國控制了德國西部和柏林西部；而蘇聯則控制了德國東部和柏林東部。隨後，二戰的聯盟迅速瓦解，西方三國同盟和蘇聯之間的敵意越來越濃。

早在1948年，蘇聯就試圖通過切斷與西方的所有陸路聯繫，將西方盟國趕出柏林，但這個計劃失敗了。1949年，西方盟國佔領的地區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本文簡稱西德），而蘇聯佔領的地區，則成立了東德。

戰後的東西德都存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當人們發現西部的經濟重建要比東部更為成功後，越來越多的東德公民試圖移去西德。東德迅速禁止了移民，並關閉了東西德之間的邊境；但在位於東德的柏林，用薇拉的話說，只要坐地鐵，就可以離開東德，前往西柏林。

到了1961年，已有將近350萬人、也即20%東德人口選擇離開，而且還多是年輕力壯、受過教育的勞力。僅1960年，就有將近20萬人逃離了東德，其中四分之三，都是從東柏林去到的西柏林。

當薇拉還在考慮，柏林城內的這道封鎖線意味著什麼的時候——「那只是一些鐵絲網而已，」薇拉回憶當時的想法是，也許「三四個星期內就會消失吧？」——幾天後，警察出現在了她家門口。

警察為薇拉的一個朋友而來。他試圖逃離被圍住的東柏林，但在出逃過程中被發現、逮捕。在被詢問的過程中，這個朋友的每一項生活細節都被審視，特勤局想要找出誰可能知道什麼，薇拉的名字被提及了。在監視了薇拉幾個月後，特勤局才將她放行——她的確對這個朋友的出逃計劃一無所知。他被送去了監獄，而薇拉也沒有再見過他了。

同樣來自東柏林，如今擔任柏林東德博物館科學主任的歷史學家沃勒（Stefan Wolle）說：「當時的東德領導層，要麼得努力改善自己國家的生活條件，使人們願意在那裏生活。要麼，可以使用武力，阻止人們離開這個國家。」很顯然，「他們選擇了後者。」牆建起的第二天，就有數萬計的警察被部署在了邊境上。

在牆建起的這一天，賴納（Rainer Eppelmann）的人生也完全被改變了。回憶當時，如今已經77歲的賴納說：「1961年8月13日那一天，政治第一次殘酷地在沒有問過我的情況下，介入了我的生活，限制了我。」

「從那一刻我才明白：生活和想像的已經不一樣了。從那時起，我想我才成了一個政治人。」

當時居住在東柏林的賴納，因為無法獲得在東德上高中的許可，一直在西柏林上高中，並期待可以上大學。在牆築起後，擁有西德護照的賴納的父親，將家人帶到了西柏林——但賴納無法與弟妹父母一起離開，剛滿18歲的他，被認為超出了需要家庭團聚的年齡。

他被獨自留在了東柏林。不能繼續上中學，讀大學更是無望，他開始了磚匠的學徒生涯，開始在建築工地打工。他的抵抗：拒絕在東德服役，因此被判刑8個月。後來，賴納成了東德有名的反抗運動成員。

更多人的抵抗方式是逃離。尤其一開始，從牆的這頭逃走，似乎不難。比如在貝爾瑙大街（Bernauer Strasse，如今柏林牆紀念館所在），街道屬於西德，房屋屬於東德——一開始仍然可能從前門離開，19歲東德士兵康拉德舒曼，便是揹着步槍躍過貝爾瑙爾大街前的鐵絲網路障，進入西柏林；但很快，所有可以進入西柏林街道的前門都被釘上了；可仍然，只要冒險從窗戶跳出去，也足以逃到西邊，西柏林的市民和消防隊，還在街道上準備了救生網。

士兵們在邊界安上鐵絲網的時候，阿哥達一家，還在東邊的薩克森州度假，等到回到家時，才發現邊界——就在他家後頭不遠——已經被封鎖了。阿哥達當時的工作在西柏林，丟了；他前妻和女兒海德瑪麗（Heidemarie）當時還生活在西柏林，這下也無法再見面了。

在柏林牆建起前，兒時的海德瑪麗，常去東柏林探望祖母和父親，儘管有時會遇到邊境的警衞隊，但若是遇到好心的那幾個，便會由著她去。在柏林牆築起前，德國的分裂，已有16年；但對於生活在柏林城的普通人而言，這座城市的分裂，要在在1961年，邊境封鎖、圍牆建起之後，才顯露地更為徹底。

與牆共存

阿哥達是何時打定主意要逃離東柏林的呢？女兒海德瑪麗和兒子德特勒夫在很多年後，仍不敢確定，父親當時哪裏來的這份勇氣。兒女倆後來覺得，首要的一點，父親不願家人生活在東德政府編織的謊言之中。德特勒夫還記得兒時的一些記憶。當時，學校老師會教他們說，西德的工人在五一勞動節這天還要工作——可與西柏林僅一牆之隔的東柏林孩子都知道，這不是真的。

德特勒夫也還記得一份命題作文題目《參軍後，你想做什麼？》，他寫的是「我不想成為士兵」。為了這句話，老師找到了他父親。而曾經參軍的父親，經歷過二戰，曾被英國俘獲，妹夫還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父親堅持跟老師解釋：我們不喜歡戰爭、不喜歡軍隊，也拒絕把德特勒夫送去共青團。

更急迫的是家就在柏林牆附近，這是一個讓人不安的事實。德特勒夫還記得，父親非常擔心會被驅逐，牆建起又加固的那幾年，一些靠近邊境的房子有的被拆除，有的被分配給了忠心的共產黨黨員。親友家裏被警察搜索的消息也時有發生。

與此同時，牆被加固了：橫跨柏林市的43千米、圍繞着西柏林的112千米。鐵絲網被真正的牆體所取代，後來又用混凝土加固。到了1965年，3.6米高的混凝土路障已有106千米，牆頂還有防止攀登的光滑管道。沿著邊境牆往東，還補充了一堵 「腹地」牆——兩堵平行的牆貫穿了整個城市。兩堵牆中間的建築都被拆毀：房屋、商店、墓地和教堂，為路燈、哨塔、遛狗帶、信號柵欄甚至地雷帶讓路。這條100米寬的地帶，被稱為「死亡地帶」：任何進入的人都有死亡的危險，因為邊防軍奉命向試圖離開的難民開槍。

對於生活在西柏林的海德瑪麗而言，父親的逃跑計劃讓她擔驚受怕了許久：一個親戚曾在牆建起後，在東柏林面見過阿哥達，後者含糊地說了會想辦法逃走的計劃。海德瑪麗隨即陷入恐懼，邊境線上傳來的每一聲槍響，都可能是對着她的父親。

第一個在柏林牆喪命的是Ida Siekmann，那是1961年8月21日，柏林牆建起的第八天，也是她59歲生日的前一天，Ida把被子從公寓丟到西柏林的街道上，然後從自己位於樓房第四層的公寓窗戶跳了出去，西邊的消防隊員還沒能打開跳板，她摔倒在人行道上受了重傷致死。第二個因柏林牆而死的是Günter Litfin，他在東柏林探親時，被突然建起的牆鎖在了東柏林。十天後，他試圖從一個港口游泳進入西柏林，但在水中被東德警察發現並被槍殺。

很難準確知道有多少人因這堵牆喪生，2002年的一項研究認為，這個人數大約為262人。

到了逃跑那天，1963年3月8日，做好準備闖出東柏林的，除了阿哥達一家，還有一起挖洞的幫手們，一共13人，聚集在小房子裏，煮着咖啡等待。天色終於昏暗，他們推開了隱藏了隧道入口的長椅，「冷靜點！」阿哥達警告。

令人窒息的緊張情緒，已經持續了很多天。地道能堅持到逃跑那天嗎？他們計劃用充氣氣墊把年事已高、無法獨立爬行的祖母拉進隧道，可這能行嗎？他們會在抵達西柏林前被警察發現嗎？如果被發現，年幼的德特勒夫會不會被送到孤兒院，他的人生，會成為什麼樣子？

萬幸，最擔心的沒有發生。一行人突破到了隧道的最後，西柏林就在眼前。按計劃，這群人派了一個人去到西柏林的警局找到警察來保護他們——為此，他們在隧道中等待了無比漫長的兩小時。西德的警察出現了，所有人安然離開了隧道，沒有槍聲，他們沒有被捕。逃亡成功了。

傾倒

70年代後，東德慢慢放寬了公民去西德探訪的可能性，但是獲得許可的過程繁複且昂貴。牆築起後，整整25年，薇拉都再也沒有踏足西德。1987年，當她住在西德的舅舅70歲生日的時候，已經40多歲的薇拉才得到許可，再次短暫地踏足牆的西面，她去了法蘭克福，「那次，我還乘機跟表侄去遊樂園坐了一次過山車。」

伴著柏林牆，薇拉成年、成家、生子；朋友在牆剛建起逃走被抓的經歷仍歷歷在目，薇拉從未想過要逃走。但她記得，自己與相熟的同事朋友，總還是會聊起這堵看似密不透風的牆。「我總是說，不會一直這樣的，改變一定會來，」她說，「問題在於，時候到了的話，贏的會是誰？」

到了1989年，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隨着蘇聯政策的改變，波蘭、匈牙利等國國內要求民主改革的勢頭開啟；當匈牙利開始拆除與奧地利邊境的監控設施後，很多東德公民便經由匈牙利離開。1989年9月、10月，萊比錫每週都有數萬人的遊行。

柏林牆可能很快會倒下，這樣的情緒已經環繞著薇拉周圍許久。「然後就有了沙博夫斯基，」薇拉笑著回憶。

1989年11月9日傍晚，東德官員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直播進行的國際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東德將取消所有離境限制，並且「立即生效，毫不拖延」。薇拉記得清楚，當時才20歲的兒子Micha不知去了哪裏，家裏靜靜地坐著她、她的丈夫以及19歲的小兒子Oliver，三個人聽到這裏都安靜了，空氣凝結了一般，「他剛剛說了什麼？」——實際上，離境限制的解除並非即時生效，但沙博夫斯基在新聞發布會的言語，幾乎立即開啟了柏林牆的倒塌。

薇拉記得，家裏總是有一些蛋酒，Oliver站起來去櫃子裏取了三隻酒杯，「這必須得喝一杯啊！」

邊境真的會立即全開嗎？要馬上去看看嗎？還是等到明天？輾轉難眠的一夜，一家人在凌晨2點多，被終於回到家的兒子Micha吵醒了。興奮又喝高了的Micha，正在一層一層樓去敲門，對被他驚醒的鄰居們大喊：「你們怎麼還能躺着睡覺！拜託，牆沒了！邊境沒了！」

第二天，薇拉和丈夫去了邊境。「邊境線上排著一條長長的隊伍，」薇拉說，「有的警衞在嚷嚷說，如果你們現在過境，就不準再回來了；但人們還是慢慢地往那邊走。」

而在牆的另一頭，薇拉止不住笑著說，真的有人拿著鮮花和香檳在等著我們。「那不是故事而已，他們真的站在那裏，等著擁抱我們，」如今已經76歲的薇拉想起這一幕，說，「今天想起，仍然會激動得起雞皮疙瘩。」

牆倒後不久，海德瑪麗也想去東邊看一看，便去了父親的老房子。這些年過去，當時的秘密隧道已經塌陷了，沙子慢慢堆滿了原本就不夠寬的通道，也堵住了口子。讓海德瑪麗意外的是，她在那兒遇到了父親。

挖了地道從東柏林逃走後，對於這件改變了全家命運的事件，阿哥達此後便不再多提，也拒絕了任何媒體的採訪請求。1989年這天，偶然在東柏林的房子邊遇到，海德瑪麗試探地問父親：「要不要喝一杯，慶祝一下那堵牆的倒塌？」

一向堅強模樣的父親，忽然異樣地緊張、甚至有些發抖，放低音量跟她說：「不要這麼大聲說話！不能這樣說話！」就好似他仍被牆的陰影脅迫著，好似他尚無法接受，牆已經倒塌了的現實。「這些年他是擔負着多少壓力，」海德瑪麗說，「到那一刻，我才親眼看到。」柏林牆倒塌的11個月後，1990年，兩德統一。1991年，73歲的阿哥達去世。

今天再憶及往事，海德瑪麗還記得，被牆分離開兩年，父親剛剛逃到西柏林，再次見到她的那一刻。那一刻，明明已經相見，阿哥達卻似乎不敢認自己的女兒，直問：「我想見我的女兒。」海德瑪麗笑說，也許當時自己因為擔心了太久，樣子都有點像祖母了吧，只好哭笑不得地對父親說：「你女兒就站在你面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