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与墙共存、或破墙而出：他们目睹柏林墙的筑起和倒塌

编按：59年前的今天，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立起。一开始，只是一些铁丝网卷，然后被加固，堆砌了砖、注入混凝土，后来，又有了瞭望台、安设了狙击手。一开始，没人能预料，将一座城一划为二的墙，会存在整整28年2个月又27天。

时间将生活书写成历史，在倒塌了三十多年后，柏林墙所指向的分裂的世界，似乎又一次逼近了我们。今天的柏林，人们仍记得柏林墙立起的那个时候。这是他们或与墙共存、或破墙而出的故事。

11岁的德特勒夫（Detlef Aagaard），在父亲的逃离计划实施前一个星期才知道，家里进行了半年多的施工，并非像父母说的是在装修母亲的理发店，而是在秘密挖一条四十多米长的地下通道。那是1963年3月，柏林墙建起不到两年，德特勒夫的父亲，阿哥达（Niels-Martin Aagaard）的小隧道，终于快完成了——隧道的入口，藏在客厅；而隧道的另一头，便是西柏林。在被苏联控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西柏林是一座孤岛，一座通向自由的孤岛。

即便在很多年以后，阿哥达也不愿太多提起当年这场拿亲朋好友的生命做赌注的逃亡。阿哥达家的一层客厅，要比外头的阳台还要下沉半米，这成了隧道的入口；与几个全心信任的好友一起，他们拿铲子、锅子或是徒手，往地底挖了好几米，再开始挖隧道。

在装修理发店的掩饰下，阿哥达拿到政府许可，买到了可用的建筑材料；可最大的问题是沙子。在柏林，土壤大多由沙子组成。挖出来的沙子，藏在哪里能不被人发现？很快，沙土铺满了整个房子：地板被抬高，在屋内再建一堵墙并把沙子藏在后头，有壁龛的地方，也被填满。整整46米、为了避开地下水道和其他房子的地下室而转了好几个弯的通道，挖出了50立方米左右的沙子，全藏在了屋里。

一切都还顺利——德特勒夫当时终归年幼，之前都没有意识到家里在发生什么，没有在学校透露这个秘密；邻居应该也没有听到风声，不然警察肯定早就等在门口逮捕这家人了。如今，德特勒夫已经65岁，他依然记得父亲对他下的一声命令：“去收拾你的东西！”那是在他们逃离开始的12个小时前。

从1961年到1989年，柏林墙存在的28年内，成功逃至西柏林的东德公民共有5075人。阿哥达一家和随他们离开的总共13人，就在其中。

筑墙

薇拉（Vera Buchal）清晰地记得柏林墙建起的那一天。当时17岁的薇拉，在柏林东南郊科佩尼克（Köpenick）的一家医院做护士，路过一间病房时，她被一个病人喊住，这个病人正在听西柏林电台的广播。“他对我说：‘把门关上’。关上门后，他才对我说，‘边境已经关闭了’。” 虽然当下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但边境被关上的消息，很快就在医院里传开。

那是1961年8月13日的上午，东德士兵们肩并肩、站成了一条线；他们带著数千米的铁丝网卷，沿著西柏林的边界移动，街道被破坏，沥青和铺路石被堆成路障。铁丝网屏障立起。两旁站著惊讶不已的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

在薇拉工作的医院，大家都只是窃窃私语，“没有人真的敢说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同事都可能为特勤局（编注：Stasi，东德的国家安全机构，负责镇压异见者和监视国民）工作。”薇拉回忆道。但她好奇心作祟，随后便乘车去边境附近，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等她到了的时候，警方已经广泛地封锁了一切，也立即让她离开边境地区。

“当然，他们没有在两个小时内建起墙，一开始只是说，边境关上了。”

这之前，薇拉常去“去那边”——“去那边就是去西柏林，我们去那边看电影、购物、散步，尽管那边的价格要贵很多，贵五倍！”她说，可当时“去西边，有一种成就感。”看著边境上的士兵和警察，她知道，西区的电影院，这下是去不了了，薇拉一直更喜欢西德的电影，在那边，选择更多……在东柏林，只有靠边境的影院，等到西柏林的电影都快下线了，才能有一些可看的。

在墙被建起之前，柏林一直是东西德之间的“漏洞”。1945年，德国战败。胜利的盟国将德国和柏林城进行了分割。美国、英国和法国控制了德国西部和柏林西部；而苏联则控制了德国东部和柏林东部。随后，二战的联盟迅速瓦解，西方三国同盟和苏联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浓。

早在1948年，苏联就试图通过切断与西方的所有陆路联系，将西方盟国赶出柏林，但这个计划失败了。1949年，西方盟国占领的地区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本文简称西德），而苏联占领的地区，则成立了东德。

战后的东西德都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当人们发现西部的经济重建要比东部更为成功后，越来越多的东德公民试图移去西德。东德迅速禁止了移民，并关闭了东西德之间的边境；但在位于东德的柏林，用薇拉的话说，只要坐地铁，就可以离开东德，前往西柏林。

到了1961年，已有将近350万人、也即20%东德人口选择离开，而且还多是年轻力壮、受过教育的劳力。仅1960年，就有将近20万人逃离了东德，其中四分之三，都是从东柏林去到的西柏林。

当薇拉还在考虑，柏林城内的这道封锁线意味著什么的时候——“那只是一些铁丝网而已，”薇拉回忆当时的想法是，也许“三四个星期内就会消失吧？”——几天后，警察出现在了她家门口。

警察为薇拉的一个朋友而来。他试图逃离被围住的东柏林，但在出逃过程中被发现、逮捕。在被询问的过程中，这个朋友的每一项生活细节都被审视，特勤局想要找出谁可能知道什么，薇拉的名字被提及了。在监视了薇拉几个月后，特勤局才将她放行——她的确对这个朋友的出逃计划一无所知。他被送去了监狱，而薇拉也没有再见过他了。

同样来自东柏林，如今担任柏林东德博物馆科学主任的历史学家沃勒（Stefan Wolle）说：“当时的东德领导层，要么得努力改善自己国家的生活条件，使人们愿意在那里生活。要么，可以使用武力，阻止人们离开这个国家。”很显然，“他们选择了后者。”墙建起的第二天，就有数万计的警察被部署在了边境上。

在墙建起的这一天，赖纳（Rainer Eppelmann）的人生也完全被改变了。回忆当时，如今已经77岁的赖纳说：“1961年8月13日那一天，政治第一次残酷地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介入了我的生活，限制了我。”

“从那一刻我才明白：生活和想像的已经不一样了。从那时起，我想我才成了一个政治人。”

当时居住在东柏林的赖纳，因为无法获得在东德上高中的许可，一直在西柏林上高中，并期待可以上大学。在墙筑起后，拥有西德护照的赖纳的父亲，将家人带到了西柏林——但赖纳无法与弟妹父母一起离开，刚满18岁的他，被认为超出了需要家庭团聚的年龄。

他被独自留在了东柏林。不能继续上中学，读大学更是无望，他开始了砖匠的学徒生涯，开始在建筑工地打工。他的抵抗：拒绝在东德服役，因此被判刑8个月。后来，赖纳成了东德有名的反抗运动成员。

更多人的抵抗方式是逃离。尤其一开始，从墙的这头逃走，似乎不难。比如在贝尔瑙大街（Bernauer Strasse，如今柏林墙纪念馆所在），街道属于西德，房屋属于东德——一开始仍然可能从前门离开，19岁东德士兵康拉德舒曼，便是揹着步枪跃过贝尔瑙尔大街前的铁丝网路障，进入西柏林；但很快，所有可以进入西柏林街道的前门都被钉上了；可仍然，只要冒险从窗户跳出去，也足以逃到西边，西柏林的市民和消防队，还在街道上准备了救生网。

士兵们在边界安上铁丝网的时候，阿哥达一家，还在东边的萨克森州度假，等到回到家时，才发现边界——就在他家后头不远——已经被封锁了。阿哥达当时的工作在西柏林，丢了；他前妻和女儿海德玛丽（Heidemarie）当时还生活在西柏林，这下也无法再见面了。

在柏林墙建起前，儿时的海德玛丽，常去东柏林探望祖母和父亲，尽管有时会遇到边境的警卫队，但若是遇到好心的那几个，便会由著她去。在柏林墙筑起前，德国的分裂，已有16年；但对于生活在柏林城的普通人而言，这座城市的分裂，要在在1961年，边境封锁、围墙建起之后，才显露地更为彻底。

与墙共存

阿哥达是何时打定主意要逃离东柏林的呢？女儿海德玛丽和儿子德特勒夫在很多年后，仍不敢确定，父亲当时哪里来的这份勇气。儿女俩后来觉得，首要的一点，父亲不愿家人生活在东德政府编织的谎言之中。德特勒夫还记得儿时的一些记忆。当时，学校老师会教他们说，西德的工人在五一劳动节这天还要工作——可与西柏林仅一墙之隔的东柏林孩子都知道，这不是真的。

德特勒夫也还记得一份命题作文题目《参军后，你想做什么？》，他写的是“我不想成为士兵”。为了这句话，老师找到了他父亲。而曾经参军的父亲，经历过二战，曾被英国俘获，妹夫还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父亲坚持跟老师解释：我们不喜欢战争、不喜欢军队，也拒绝把德特勒夫送去共青团。

更急迫的是家就在柏林墙附近，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德特勒夫还记得，父亲非常担心会被驱逐，墙建起又加固的那几年，一些靠近边境的房子有的被拆除，有的被分配给了忠心的共产党党员。亲友家里被警察搜索的消息也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墙被加固了：横跨柏林市的43千米、围绕着西柏林的112千米。铁丝网被真正的墙体所取代，后来又用混凝土加固。到了1965年，3.6米高的混凝土路障已有106千米，墙顶还有防止攀登的光滑管道。沿著边境墙往东，还补充了一堵 “腹地”墙——两堵平行的墙贯穿了整个城市。两堵墙中间的建筑都被拆毁：房屋、商店、墓地和教堂，为路灯、哨塔、遛狗带、信号栅栏甚至地雷带让路。这条100米宽的地带，被称为“死亡地带”：任何进入的人都有死亡的危险，因为边防军奉命向试图离开的难民开枪。

对于生活在西柏林的海德玛丽而言，父亲的逃跑计划让她担惊受怕了许久：一个亲戚曾在墙建起后，在东柏林面见过阿哥达，后者含糊地说了会想办法逃走的计划。海德玛丽随即陷入恐惧，边境线上传来的每一声枪响，都可能是对着她的父亲。

第一个在柏林墙丧命的是Ida Siekmann，那是1961年8月21日，柏林墙建起的第八天，也是她59岁生日的前一天，Ida把被子从公寓丢到西柏林的街道上，然后从自己位于楼房第四层的公寓窗户跳了出去，西边的消防队员还没能打开跳板，她摔倒在人行道上受了重伤致死。第二个因柏林墙而死的是Günter Litfin，他在东柏林探亲时，被突然建起的墙锁在了东柏林。十天后，他试图从一个港口游泳进入西柏林，但在水中被东德警察发现并被枪杀。

很难准确知道有多少人因这堵墙丧生，2002年的一项研究认为，这个人数大约为262人。

到了逃跑那天，1963年3月8日，做好准备闯出东柏林的，除了阿哥达一家，还有一起挖洞的帮手们，一共13人，聚集在小房子里，煮着咖啡等待。天色终于昏暗，他们推开了隐藏了隧道入口的长椅，“冷静点！”阿哥达警告。

令人窒息的紧张情绪，已经持续了很多天。地道能坚持到逃跑那天吗？他们计划用充气气垫把年事已高、无法独立爬行的祖母拉进隧道，可这能行吗？他们会在抵达西柏林前被警察发现吗？如果被发现，年幼的德特勒夫会不会被送到孤儿院，他的人生，会成为什么样子？

万幸，最担心的没有发生。一行人突破到了隧道的最后，西柏林就在眼前。按计划，这群人派了一个人去到西柏林的警局找到警察来保护他们——为此，他们在隧道中等待了无比漫长的两小时。西德的警察出现了，所有人安然离开了隧道，没有枪声，他们没有被捕。逃亡成功了。

倾倒

70年代后，东德慢慢放宽了公民去西德探访的可能性，但是获得许可的过程繁复且昂贵。墙筑起后，整整25年，薇拉都再也没有踏足西德。1987年，当她住在西德的舅舅70岁生日的时候，已经40多岁的薇拉才得到许可，再次短暂地踏足墙的西面，她去了法兰克福，“那次，我还乘机跟表侄去游乐园坐了一次过山车。”

伴著柏林墙，薇拉成年、成家、生子；朋友在墙刚建起逃走被抓的经历仍历历在目，薇拉从未想过要逃走。但她记得，自己与相熟的同事朋友，总还是会聊起这堵看似密不透风的墙。“我总是说，不会一直这样的，改变一定会来，”她说，“问题在于，时候到了的话，赢的会是谁？”

到了1989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随着苏联政策的改变，波兰、匈牙利等国国内要求民主改革的势头开启；当匈牙利开始拆除与奥地利边境的监控设施后，很多东德公民便经由匈牙利离开。1989年9月、10月，莱比锡每周都有数万人的游行。

柏林墙可能很快会倒下，这样的情绪已经环绕著薇拉周围许久。“然后就有了沙博夫斯基，”薇拉笑著回忆。

1989年11月9日傍晚，东德官员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直播进行的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东德将取消所有离境限制，并且“立即生效，毫不拖延”。薇拉记得清楚，当时才20岁的儿子Micha不知去了哪里，家里静静地坐著她、她的丈夫以及19岁的小儿子Oliver，三个人听到这里都安静了，空气凝结了一般，“他刚刚说了什么？”——实际上，离境限制的解除并非即时生效，但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的言语，几乎立即开启了柏林墙的倒塌。

薇拉记得，家里总是有一些蛋酒，Oliver站起来去柜子里取了三只酒杯，“这必须得喝一杯啊！”

边境真的会立即全开吗？要马上去看看吗？还是等到明天？辗转难眠的一夜，一家人在凌晨2点多，被终于回到家的儿子Micha吵醒了。兴奋又喝高了的Micha，正在一层一层楼去敲门，对被他惊醒的邻居们大喊：“你们怎么还能躺着睡觉！拜托，墙没了！边境没了！”

第二天，薇拉和丈夫去了边境。“边境线上排著一条长长的队伍，”薇拉说，“有的警卫在嚷嚷说，如果你们现在过境，就不准再回来了；但人们还是慢慢地往那边走。”

而在墙的另一头，薇拉止不住笑著说，真的有人拿著鲜花和香槟在等著我们。“那不是故事而已，他们真的站在那里，等著拥抱我们，”如今已经76岁的薇拉想起这一幕，说，“今天想起，仍然会激动得起鸡皮疙瘩。”

墙倒后不久，海德玛丽也想去东边看一看，便去了父亲的老房子。这些年过去，当时的秘密隧道已经塌陷了，沙子慢慢堆满了原本就不够宽的通道，也堵住了口子。让海德玛丽意外的是，她在那儿遇到了父亲。

挖了地道从东柏林逃走后，对于这件改变了全家命运的事件，阿哥达此后便不再多提，也拒绝了任何媒体的采访请求。1989年这天，偶然在东柏林的房子边遇到，海德玛丽试探地问父亲：“要不要喝一杯，庆祝一下那堵墙的倒塌？”

一向坚强模样的父亲，忽然异样地紧张、甚至有些发抖，放低音量跟她说：“不要这么大声说话！不能这样说话！”就好似他仍被墙的阴影胁迫著，好似他尚无法接受，墙已经倒塌了的现实。“这些年他是担负着多少压力，”海德玛丽说，“到那一刻，我才亲眼看到。”柏林墙倒塌的11个月后，1990年，两德统一。1991年，73岁的阿哥达去世。

今天再忆及往事，海德玛丽还记得，被墙分离开两年，父亲刚刚逃到西柏林，再次见到她的那一刻。那一刻，明明已经相见，阿哥达却似乎不敢认自己的女儿，直问：“我想见我的女儿。”海德玛丽笑说，也许当时自己因为担心了太久，样子都有点像祖母了吧，只好哭笑不得地对父亲说：“你女儿就站在你面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