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從「重慶模式」到強國心態——習時代的「消極革命」如何重塑中國政治

【編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斷裂的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是被拋在歷史的身後，感到手足無措，認知的更新難以追趕現實的變化；與此同時，中國面對的國際孤立與國內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壓，又像是一對鏡像，將眾人的命運映射其中。近期，我們推出中國政治問題的系列重磅文章，來試圖理解這趟加速的列車，何以駛向如今的軌道。 已經發表的文章包括，加速主義：作為一種嚴肅的政治（抗爭）立場 ，以及毛主義向何而生？從工運學生到新左派汪暉的「革命者人格」論。

今天，我們推出的是對中國自2012年之後的政治轉型的分析。人們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體制有諸多激烈的批評，「專制」、「極權」、「失控」⋯⋯且其屢屢呈現於中美脫鉤、香港管治內地化、而國際博弈未分高下的現實之中。這與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也與習上任前一些觀察者的預期相反。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是習個人的問題嗎？是否也有可參考的歷史脈絡？答案很多，本文嘗試從其中一個角度回答。

對於許多觀察者來說，2012年之後中國的政治轉型十分劇烈。許多中外論者都考察過這一政治轉型的各種表現，也使用了各種術語去概括它——「再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集權化」、「保守化」、「一元化」等等。相比之下，少有人討論這一轉型為什麼會發生、又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即使有這方面的討論，也往往將轉型的發生歸結於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因素。

對於「轉型為何發生」這一問題的關注缺失，非常不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政治。尤其要考慮到，2012年之後中國的政治轉型，其實是出乎大多數人預料的。在習近平剛剛接班時，坊間大多認為他是開明的領導人，甚至把推動政治改革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但隨後的事情實在讓人大跌眼鏡。換句話說，「轉型為何發生」是個讓一些觀察者感到意料之外甚至有悖常理的巨大謎題，因此也就更有討論的價值。

要想理解「轉型為何發生」，需要我們用一種歷史性的視角梳理當代中國的政治脈絡。這一脈絡中必不可少的一環，是薄熙來和他的「重慶模式」——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幾年的中國政治版圖中，這無疑是最具震動性的政治事件。本文結合政治社會學研究者張躍然新近發表的一項研究，討論「重慶模式」究竟是什麼、這一模式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什麼關係，並對他的研究發現進行引申，指出「重慶模式」如何成為推動習時代政治轉型的重要力量。

以大眾動員為核心的「重慶模式」

一提起「重慶模式」，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會是「唱紅打黑」，並會聯想到國家暴力和壓迫手段的大幅度擴張。「打黑」自不必說，是薄熙來用暴力方式打擊地方精英、排除異己的手段；而「唱紅」——高頻率、大密度地舉辦動輒上萬人參與的集體唱紅歌活動——似乎也僅僅是用強制手段讓人們不情不願地參與政治作秀而已。再聯想到薄熙來在重慶破壞法治、將發表異見的網民勞教等種種行徑，更讓人感覺所謂的「重慶模式」不過是高度威權和國家暴力的大範圍使用。

但如果僅僅將「重慶模式」視作威權和暴力，就很難理解一個事實：薄熙來主政期間在重慶當地民望極高。包括BBC和路透社在內的多家外媒發現，在薄熙來倒台之後的幾年裏，重慶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對薄十分懷念。《華盛頓郵報》甚至報導，在2012年5月，也就是薄下台的幾個月後，重慶人曾計劃以集體請願的方式為薄討回「公道」。薄熙來在重慶的高支持度，顯然是難以用威權和暴力解釋的。

公允地講，「重慶模式」的核心並不是通過暴力來彰顯權威，而是通過全方位的、面向社會各界的大範圍民眾動員，讓民眾在政治參與中形成對地方政府和領導人的認同。這種政治參與，當然主要是指政府組織和控制的政治活動，但在政府允許範圍內，也為民眾的自發性留出了一些空間。對於大眾動員和政治參與的強調，體現的是這樣一種理念：只有當民眾親身投入到政治活動中來，才可能形成相對牢固的政治認同感。

「重慶模式」的大眾動員，與一般常說的「運動式治理」是不同的。前者的動員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眾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讓民眾成為認同政府的政治主體。

「重慶模式」的大眾動員，與一般常說的「運動式治理」是不同的。後者的動員對象往往局限於官僚國家機器內部，而前者動員的是社會各界的民眾；後者旨在通過動員完成某些行政目標，而前者的動員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眾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讓民眾成為認同政府的政治主體。

從這個角度看，「唱紅」背後的強制性參與，重點不在於「強制」，而在於「參與」。不管民眾參與唱紅活動的最初動機是否處於自願，但他們只要參與其中，就成為了向政府表達認同的大型政治景觀的一部分。這種「成為政治景觀」的親身體驗，反過來往往具有塑造認同感的效果。當政治景觀和日常生活高度融合的時候——重慶政府當時花了大量精力鼓勵民眾把所謂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融入日常生活中——政治參與便完全滲透進了人們的起居作息當中。完全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在潛移默化中塑造着民眾的政治認同感。

同樣的道理，「打黑」也不僅僅是暴力，而是將暴力作為大眾動員的手段。在重慶政府處決「黑惡勢力」的時候，重慶街頭曾出現許多民眾拉橫幅、放鞭炮表示慶祝的景象。不管這些舉動是政府有意安排還是民眾出於自願（更可能是兩者兼有），都說明暴力和動員的密不可分。同時，重慶政府還將大眾動員納入執法環節，公開鼓勵民眾積極提供「黑惡勢力」的有關線索，強調「打黑」是社會各界通力合作的結果。

「唱紅」和「打黑」的例子都說明，使用暴力和塑造認同並不是對立的，暴力是塑造認同的手段，大範圍的民眾認同反過來讓政府對使用暴力更加理直氣壯——這種認同和暴力交織的狀態，恰恰就是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所說的「霸權」（hegemony）。

更為特殊的，是當時重慶政府對待群體抗議事件的態度。2008年，重慶的出租車司機曾發起一次大規模罷工，抗議過低的收入和過高的油價。在罷工發生後，薄熙來高調地協調各個政府部門回應出租車司機的訴求。兩天後，薄熙來甚至以電視直播的方式和出租車司機罷工代表舉行圓桌對話，認可司機們的不滿是合理的，還說政府應該反省自身。

這種對群體抗議事件的處理方式，和當時其他地方政府形成了極大反差。其高妙之處在於，地方政府領導人搖身一變，成為代表基層抗議者訴求的發言人。這樣一來，集體抗議也成了強化基層和政府之間聯結的政治參與方式——抗議對於政權穩定的破壞性涵義被消解了，反而和政府的動員環節融為一體。

這樣一來，集體抗議也成了強化基層和政府之間聯結的政治參與方式——抗議對於政權穩定的破壞性涵義被消解了，反而和政府的動員環節融為一體。

當然，要想成功通過大眾動員來達到塑造政治認同感的目的，不僅僅需要一系列具體的動員技術，也需要清晰的意識形態論述。這也是為什麼，重慶政府的全部政治操作，都圍繞着「共同富裕」和消除「三大差距」（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的口號展開。「共同富裕」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鄧小平所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針鋒相對，代表着經濟再分配、平等主義乃至於劫富濟貧的理念（這也和「打黑」運動中對重慶民營企業家的鎮壓相吻合）。

薄熙來自己就反覆說，他要爭取的民心不是讓10%、15%的人滿意，而是讓90%的人滿意（略帶諷刺的是，這和2011年「佔領華爾街」中出現的「我們是99%」的口號產生了某種神奇的共鳴）。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之下，重慶政府也確實採取了一系列帶有再分配意涵的經濟政策。無論是向富人徵收房產税，還是開展大型公共廉租房建設，或者加大對於市政服務和低保福利的投入，都讓一部分中低收入群體產生了「切實獲益」的感覺。

高舉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大旗，運用一系列大眾動員技術，再輔以經濟再分配政策和國家暴力的使用，使得「重慶模式」成為一個複雜、多層次的政治系統工程，其核心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大規模動員，讓民眾對政府的意識形態願景產生親身參與感，從而培養、鞏固民眾對政府和薄熙來本人的認同。

在這一動員模式當中，薄熙來成了廣大民意的化身，政府代表民眾挑戰地方精英的既得利益，而民眾各個層面的政治參與，又無形中構成了對薄熙來的授權。

在這一動員模式當中，薄熙來成了廣大民意的化身，政府代表民眾挑戰地方精英的既得利益，而民眾各個層面的政治參與，又無形中構成了對薄熙來的授權。從這個角度看，既可以說「重慶模式」是民粹主義，也可以說它是毛氏社會主義。它在塑造民眾政治認同方面的效果，也確實是十分成功的。

「重慶模式」在當代中國究竟有多特殊？

和當時中國的主流政治模式相比，「重慶模式」究竟特殊在哪兒？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相對直觀的比較分析。張的論文指出，2011年出台的一項特殊政策，恰恰提供了比較的機會：從那一年開始，重慶和上海宣布對一部分居民家庭擁有的房產每年徵收一筆「房產税」。雖然都叫「房產税」，但重慶和上海對於這個税的設計和徵收方式卻非常不同。

在官方宣傳中，重慶政府強調房產税是一項「劫富濟貧」的再分配措施。時任市長黃奇帆在面對媒體解釋這個政策的出台動機時，就稱這個税是「三端調控」的一部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抑制。政府會為低收入群體提供保障房，為中產階級在市場中購房提供補貼，而這些錢的來源則是對高端房產所有者的「抑制」——徵税。在其他場合，重慶政府也頻頻將房產税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聯繫起來。

與重慶政府不同，上海政府的官方口徑中，一直將房產税定位為解決房地產市場過熱這一經濟問題的技術性手段。上海政府對房產税的政策說明，一直是和限購、限貸等對於房地產市場的技術性調控措施綁定在一起的。在上海政府的表述中，因為房價漲得太快，不得不開徵房產税。更誇張的是，政府直接將主導制定房產税政策的任務交給了上海市房管局，而不是歷來負責財税政策的財政局，進一步強化房產税作為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的技術性涵義。

在具體的徵收對象上，兩個城市的房產税同樣差異甚大。重慶的房產税主要面向的是中心城區的獨棟別墅——明顯針對重慶財富金字塔的最頂尖人群。重慶税務局的工作人員，也開玩笑地將房產税稱為「富人税」：「在重慶，你是不是富人，就取決於你用不用交這個税」。

而上海房產税的主要徵收對象，是在2011年政策開始實施後，居民家庭新買的第二套住房。換句話說，不論你在2011年前買了多少高檔住房，都不用交税。因此，上海房產税瞄準的並不是上海的最富人群，而是在2011年後打算購買第二套房的人群——中產階級中較富裕的部分。

從重慶和上海的房產税中，我們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

重慶和上海之間的鮮明對比也體現在徵税過程中。在重慶，政府動員各級税務部門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來徵收房產税，甚至為此暫停了徵收其他税種的工作。有學者估算，徵收房產税得到的收入，甚至覆蓋不了政府為徵這個税所花的成本。重慶政府為什麼要做這個賠本買賣？在税務部門的工作人員看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為重慶市民做出一個姿態，讓大家看到政府在勇敢而堅決地挑戰地方經濟精英的利益。因此，政府工作人員會高調地開着税務專用車到別墅社區上門徵税，或者拉着橫幅在機場堵截納税人——總之，越公開、越可見越好。

與此同時，房產税也成了政府進一步動員大眾的工具：在高調向納税人施壓的過程中，税務人員甚至會鼓勵普通市民加入。2011年12月，政府向社會公眾公開了尚未繳納房產税的業主名單——這在當時是破天荒的做法——這事實上是在動員民眾一起向這些欠税的富人施加壓力。

而上海政府「向2011年之後新購的第二套房徵税」的設計，則徹底將税收的涵義去政治化了。對於那些正在考慮買第二套房的上海中產家庭來說，他們得知房產税開徵之後的反應，是重新考慮自己的買房計劃，並通過仔細的計算和比較來調整性價比最優的買房方案——換句話說，這些潛在納税人是用一種個體的、純粹經濟層面的方式回應房產税。而一旦這些家庭依然選擇買房，那麼房產税就成了這些家庭「自願」選擇接受的「契約條款」。同時，因為政府大力宣傳房產税有助於降房價，這些正在考慮買第二套房的中產家庭，甚至會覺得房產税是有利於自身利益的。

上海政府則努力將税收的內涵經濟化、技術化，這本質上是一套「去政治化」的操作，將社會的政治參與最小化。

從重慶和上海的房產税中，我們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重慶一邊強調房產税的再分配、劫富濟貧色彩，一邊利用房產税高調博取社會好感並進一步動員大眾，這和「重慶模式」的內核完全一致。而上海政府則努力將税收的內涵經濟化、技術化，避免觸及既得利益，儘可能避免任何利益群體出現政治動員，引導潛在納税人以個體化的經濟決策來回應税收。這本質上是一套「去政治化」的操作：避免民眾從政治角度看待政府的行為，引導人們以經濟而不是政治的方式回應政府，將社會的政治參與最小化。

「重慶模式」與高層政治競爭

在毛時代之後，中共的高層政治競爭一直是「宮廷政治」、「密室政治」，與社會民意並不存在直接關係。那麼，薄熙來為何選擇以大眾動員的方式參與高層政治競爭？

不少觀察者已經指出過，薄熙來發動「重慶模式」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在當時的高層政治競爭中儘可能佔得有利位置，以便自己在2012年國家最高領導人換屆後進入權力核心。但問題在於，薄熙來為何選擇以大眾動員的方式參與高層政治競爭？畢竟，在毛時代之後，中共的高層政治競爭一直是「宮廷政治」、「密室政治」，與社會民意並不存在直接關係。這樣一來，薄熙來以積極、系統的社會動員手段來求民望的做法就變得難以理解。

要理解薄熙來為何以如此異端的方式參與政治競爭，就需要考慮薄熙來在當時的高層政治競爭中所處的具體位置。2007年，時任商務部部長的薄熙來調任重慶市委書記，這在當時被廣泛認為是一種貶職。《紐約時報》和《朝日新聞》的報導稱，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和副總理吳儀等人有意以此安排將薄熙來邊緣化；而美國國務院蒐集的情報（後被 WikiLeaks 公開）稱，薄本人對這一調任也十分失望。

調任重慶的薄熙來，在當時的高層政治競爭中十分邊緣化，並有堅定的反對者。這一政治環境，是理解「重慶模式」的關鍵因素。

換言之，調任重慶的薄熙來，在當時的高層政治競爭中十分邊緣化，並有堅定的反對者。這一政治環境，是理解「重慶模式」的關鍵因素：對於社會的大規模動員，是薄熙來抗衡高層政治中的反對者、使自己保持存在感、從體制外部反向施壓體制內部的手段——只有以社會力量打破高層政治競爭的既有規則，薄熙來才有在競爭中「獲勝」的希望。

這一結論也在重慶房產税的具體出台過程中得到證實。當重慶官員告知中央財税部門官員「重慶有意開徵房產税」時，後者曾擔心地問，如果中央領導人不同意怎麼辦。重慶官員回答道，重慶最高領導人早已料到某些中央領導會處處作梗，所以才將民眾動員起來；具體到房產税上，「如果中央不同意，就準備提前公布方案，讓中央看到開徵房產税在群眾中呼聲多高、不得不同意」——事實上，重慶政府也確實在徵税方案被中央批准之前，就早早地向社會公眾頻繁吹風。

當薄熙來把「通過大眾動員來參與政治競爭」的非常規操作引入中國當代政壇後，的確對其他競爭者造成不小的衝擊，包括那些本來佔有優勢的競爭者——比如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相比薄熙來，俞正聲的仕途要順利得多——1997年，時任青島市委書記的俞正聲直接躍升為建設部部長；2002年，他調任湖北省委書記並成為政治局委員，這在中部省份的領導人中是罕見的；2007年，他又調任上海市委書記。這一實質上的「升職」，使俞正聲在政治競爭中佔據有利的位置。

但據當時和上海高層領導有頻繁接觸的中央財税部門官員回憶，在「重慶模式」風頭正盛的那幾年，上海的領導人對重慶的一舉一動時時關注、倍感威脅。中央財税部門官員正是利用這一點，才最終說服上海同意試行房產税。上海選擇和重慶同步推出房產税，是因為「不想讓風頭全都被重慶佔了」。但和重慶不同，對上海而言，要緊的是如何付出最小的政治代價完成房產税的出台和徵收，所以「去政治化」的操作就成了最穩妥的選擇。

從大眾動員角度而言，「重慶模式」是成功的，而這種成功，對中國高層政治來說則是嚴重的危機。經過一系列陰差陽錯，這一危機最終在2012年年初徹底爆發，成了習近平在2012年底接班掌權後，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從更根本的意義上看，此時的高層政治競爭已經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競爭，更是異端政治模式和常規競爭手段之間的競爭。「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挑戰了高層政治競爭的原定遊戲規則。它的危險之處在於，通過積極、系統的政治動員，將大眾的能量帶到高層政治中來。活躍的、積極參與政治的大眾，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共政治精英來說，不啻是巨大的威脅——畢竟，沒有人能預料被動員起來的大眾究竟會釋放多大的能量，這種能量又會走向何方，對政治秩序最終會造成多大衝擊。

從大眾動員角度而言，「重慶模式」是成功的，而這種成功，對中國高層政治來說則是嚴重的危機。經過一系列陰差陽錯，這一危機最終在2012年年初徹底爆發。2012年，中共一直在應付這一危機中疲於奔命。雖然高層政治的既定秩序沒受到根本性破壞，但幾年下來大眾動員積蓄的能量也顯示出不可小覷的韌性。這樣一種危機狀態，是習近平在2012年底接班掌權後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重慶模式」與中國政治的未來

「重慶模式」對中共高層政治造成的震撼和危機是深遠的。而2012年之後習近平治下的政治轉型，恰恰可以看作是對這一危機的回應。這裏，葛蘭西的「消極革命」概念對我們理解這一脈絡尤為重要。在葛蘭西的理論中，面對具有顛覆性的政治力量，政治體制中試圖捍衞既有秩序的領導人往往並不會將顛覆力量完全消滅，而是選擇性地借鑑、吸納顛覆力量中的一部分，使自身變得更有韌性，但同時堅決摒棄顛覆力量中最有顛覆性的部分。

習時代的政治轉型，體現的恰恰是這一「消極革命」邏輯，它選擇性地吸納了「重慶模式」中的若干元素。我們能明顯感覺到，2012年之後的中共，一方面加強了鎮壓、管控和國家暴力的使用，另一方面開始重新學着掌握一系列動員社會民眾力量——尤其是青年民眾力量——的技術，並讓動員和鎮壓構成某種相輔相成的關係。除此之外，強化意識形態領導、塑造最高領袖的個人權威，也是「重慶模式」的遺產。

若干觀察者試圖用「再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集權化」等術語說明的現象，幾乎都能在「重慶模式」中找到精準對應。我們甚至可以說，雖然薄熙來的政治生命早已結束，「重慶模式」卻不僅活了下來，還被發揚光大。

習時代的「消極革命」，恰恰摒棄了「重慶模式」中最具顛覆性的成分：追求平等、崇尚再分配、批判貧富差距的反精英主義意識形態。

但習時代的「消極革命」，恰恰摒棄了「重慶模式」中最具顛覆性的成分：追求平等、崇尚再分配、批判貧富差距的反精英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所收穫的動員效果，真實反映了社會眾多階層對數十年來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積累的社會弊病、分配不公問題的巨大不滿。習時代延續了「重慶模式」對意識形態核心地位的強調，但這種意識形態的內核徹底取消了「重慶模式」內含的對既有政經秩序的（不徹底的）批判，而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和強國心態。對「重慶模式」的平等主義意識形態元素的拒絕，既可能是習時代中共執政者有意為之，也可能是體制慣性使然。

如此梳理下來，我們就更能看清習時代的政治轉型處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中。不少觀察者曾經指出，1989後中國形成的改革年代政經秩序，可以說是「去政治化的威權新自由主義」：儘可能地讓民眾不關心政治、變成政治冷感的個體（1999反美遊行等極少數時刻是例外），在此基礎上一邊維持威權統治，一邊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這一秩序的內在矛盾——去政治化導致的政治參與真空、新自由主義造成的貧富差距問題——給了「重慶模式」足夠的施展空間，使得「重慶模式」憑藉大眾動員和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迅速積累能量，並造成了中共高層政治的巨大震動和危機。

習時代的政治轉型不得不選擇性地吸納「重慶模式」中的眾多元素，才得以回應後者帶來的政治危機。這樣來看，習時代的政治轉型，實則是後八九時代「去政治化的威權新自由主義」政經秩序的間接的非預期性後果。

這樣來看，習時代的政治轉型，實則是後八九時代「去政治化的威權新自由主義」政經秩序的間接的非預期性後果。

所有有心探索中國政治未來出路的人應該意識到，和十年前相比，我們面臨的局面確實是不一樣了。十年前，我們面對的仍是後八九時代的「去政治化的威權新自由主義」。面對這一秩序，許多左派的不滿主要針對的是「去政治化」和「新自由主義」，希望以一種強化大眾政治參與的方式復活平等主義意識形態，這一道路最終化身為「重慶模式」；而自由派們，主要試圖挑戰「去政治化」和「威權」這兩個元素，即通過倡導民主化和公民社會來提升公眾權利意識、擴大政治參與，這一道路最終化身為汪洋主政廣東期間的「廣東模式」。

有趣的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政治道路雖然看起來大相徑庭，但在反對「去政治化」、激發政治參與這一問題上其實是有共識的。

而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權」和「新自由主義」，但卻不能說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慶模式」所賜，現體制已經靈活掌握了眾多「再政治化」的動員技術，可以按自身需要切換「再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不同面向，大大鞏固了自身的政治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原先左派和自由派所探索的道路似乎都已失效，我們更需要重新出發，尋找一條新路。

參考文獻：
Zhang, Yueran. 2020.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wo Modes of Taxing Private Homeownership: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tate.」 Theory and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