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健：國安法紅線當前，香港文化界如何面對「新常態」？

香港的「不成文」文化政策行之有年，現在卻要面對頭上一把未落的刀。「港區國安法」的實施雖尚未直接波及文化界，但寒蟬效應已然形成，再加上疫情導致文化活動全面停頓，在可見將來，香港文化工作者必須面臨政治生態上的結構轉型。

連續舉辦了30年的「香港書展」，終在疫症肆虐之下首度暫停，延辦日期未定。香港書展一直被人詬病為「書籍散貨場」，主要是供出版社和書店展銷新舊出版，但作為洽談書籍出版、推動國際出版業務交流的平台，作用相當有限。然而，香港書展長年以來的運作模式，卻體現了香港在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文化邏輯。

據陳雲在《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一書中的分析，香港文化政策向來是以「不成文」的方式進行。自港英殖民時代起，政府一直沒有一套明確的文化政策，指引文化發展方向，而是將文化藝術納入別的社會政策範疇裡，例如以負責民生的民政事務局掌管文化藝術事務，或將藝術發展局架設成一個單純的撥款機構，而香港書展則是一個由貿易發展局主辦的「商業活動」等。在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下，欠缺上而下的文化政策的確不利文化發展，但民間對香港政府要主導文化政策發展的舉動，普遍存有戒心。前特首梁振英曾打算成立文化局，卻因反對派議員「拉布」而胎死腹中。反對派議員的意見調動了民間對文化政策的疑慮，擔心一旦文化局成立，政府就會借「成文」的文化政策鉗制言論和創作自由。究其原因，正是香港人普遍對內地法治並不信任。

暫停的香港書展一直被人詬病為「書籍散貨場」⋯⋯然而，其長年以來的運作模式，卻體現了香港在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文化邏輯。

《老懵董》

傅姿燦 著

次文化堂

2000年

政治審查是內地鉗制文化活動的慣用方法，例如出版審查、網絡監控等。過去香港在出版和網絡言論上，一直都相當自由，任何涉及中港政治的著作，基本上都可以出版。香港也一直是中國禁書的天堂，一些像「銅鑼灣書店」的獨立書店，一直以售賣涉及內地高官私生活、政治制度或社會問題的著作而聞名。這些書籍在香港本土讀者群中的市場不大，亦有不少獨立書店會視這些書籍為政治八掛或陰謀論著作而拒絕售賣，但對內地讀者來說則相當吸引。早在「自由行」政策之前，已有不少內地遊客特意來港購買這類內地禁書，像在旺角、銅鑼灣等遊客區裡，甚至不少街邊報攤亦有出售。

另一方面，回歸以後，香港公民社會不斷發展，民間政治意識提高，涉及香港政治的出版物也日漸增多，深受香港讀者歡迎。其中一類是政治諷刺著作，如出版社「次文化堂」在2000年出版笑話集《老懵董》，諷刺民望甚低的時任特首董建華，竟獲大賣，而後這類作品就成了「次文化堂」的恆常出版。另一類是政治倡議著作，陳雲於2011年出版《香港城邦論》，成為當年的暢銷書，適逢本土主義思潮崛起，不少倡議香港政治改革的民間著名亦紛紛出版，甚至有觸及「民族自決」和「港獨」的極敏感話題的，皆見於書店架上。而書展作為香港一年一度的最大型書籍銷售活動，也成內地人購買這類「禁書」的主要場所。

內地對香港出版和媒體的「間接控制」

對聯合出版集體和無綫電視的控制，既是「大外宣」這一全球計劃的一個小環節，也是中共試圖在維持「一國兩制」表象下、對香港社會進行間接輿論控制，積極將政治上的反對聲音驅逐出公眾輿論。

多年來，香港政府一直沒有禁止這類書籍的出版，人們很容易就可買到，主要是因為香港的法治制度健全，《基本法》所列明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仍能貫徹執行。然而，其實在很久以前，香港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已開始被蠶蝕，內地政府早就悄悄啟動了各種國家機器，遏止這類政治敏感話題擴散。

一個著名例子是中聯辦對聯合出版集團的直接控制。聯合出版集團壟斷了香港大部份的書店經營、發行和出版生意，形成一個封閉牢固的書籍生產系統。眾所周知的是，中聯辦透過子公司幾乎全資控制聯合出版集團，對香港的出版市場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從本土主義出現，到近年的抗爭運動中，大量相關出版物都不能在三聯、中華和商務（三中商）這三大連鎖書店中上架，也無法經聯合物流的發行網絡發行，嚴重影響這些書籍的曝光率。同時，不少批評本土主義和抗爭運動的親建制著作和圖冊，則被放在書店最當眼位置，形成了儼然與內地相似的一面倒現象：一個普通讀者往往只能接觸到親政治主場的著作，無法透過出版物了解公民社會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的多元討論。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近年香港民間早就形成了抗衡政治壟斷的獨立模式，過去三中商純粹被視為一種市場壟斷，文化藝術工作者和獨立出版商努力經營著自己的網絡，獨立書店艱苦經營，作者和獨立出版商透過申請資助、自資和網上聚籌等方式作獨立出版，而書展則成為他們接觸讀者的重要機會。到了聯合出版集團的中聯辦背景曝光，民間也變得更依賴獨立出版網絡和社交網站，方能接觸到一般讀者。嚴格來說，這種壟斷是無法逆轉的，民間一直以「獨立」自居，其實就是以「另闢蹊徑」之法，以維持能自由發聲的局面。換言之，法治即使在名義上保障了言論自由，官方沒有正式的政治審查機制，但透過市場壟斷，內地逐步把言論自由趕出書藉出版市場的領域之外。

這種手段不只在出版業裡進行，電子媒體亦然。過去內地資金一直積極染指香港電視台，先是亞視，後是無綫，至今曾是佔據香港絕大部份收視、代表了香港文化認同和集體回憶的無綫電視，已被內地資金完全控制。無綫新聞報導立場偏頗，傾向中央和建制，淡化甚至扭曲反對聲音，早已為人詬病；近年更試過抽起了政治立場相對激進的港台節目《城市論壇》和《頭條新聞》，並經常播放內地電視節目，親中立場已無庸置疑。中共多年來積極進行「大外宣」計劃，投入大量資本在全球各地對當地媒體進行滲透和收購，以奪取公共話語權，而對聯合出版集體和無綫電視的控制，既是「大外宣」這一全球計劃的一個小環節，也是中共試圖在維持「一國兩制」表象下、對香港社會進行間接輿論控制，積極將政治上的反對聲音驅逐出公眾輿論。

不過，上述只是一些比較公開的經濟手段。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是內地干預香港言論自由的一次策略轉型。近十多年來，已屢屢有具影響力的傳媒人因受政治壓力而禁聲，如2003年後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等人「被封咪」（封掉麥克風以禁言），及後更有2014年蔡東豪聲稱感到「恐懼」而結束網上媒體「主場新聞」，亦曾有多宗知名傳媒人遇襲案，都被人質疑跟政治原因有關。這些事件說明了因政治上的公開言論而進行恐嚇、威脅和暴力行為，也是內地打壓香港言論自由的間接手段，我們雖然無法得知實際操作是怎樣，當中又如何涉及建制與黑幫勾結政治和利益關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持續於發生的事件不是個別例子，而是香港言論自由長期遭受政治壓力的表現，香港的法治並未如所聲稱中那麼有效牢固。

但「銅鑼灣書店事件」卻是有內地官方人員涉嫌跨境綁架，以打擊港台出版政治敏感書籍的出版和售賣。一些評論認為，這是為了配合習近平政府加強監控內地民間思想的態度，防止內地人民透過香港接觸到港台「禁書」。但此先例一開，旋即對一國兩制中的司法獨立造成嚴重衝擊，中共已不只利用經濟行為和政治恐嚇等間接手段進行言論鉗制，而是把層次上升到執法層面。當然，我們仍然可以說，「銅鑼灣書店事件」中的所謂「跨境執法」，實際上可能只是一次「非法」綁架，而非「執法」，但這些手段恰恰是內地政府打擊異見人士的常用方法。事件說明了內地對香港言論自由的控制，已由「間接」漸漸轉向「直接」。但直接控制的代價，是公然打破「一國兩制」這個運作多年的政治平衡表象。

網絡與街頭：最後的「政治異見言論」領域

近年來，香港人對言論自由的理解，主要是在網絡和街頭體現，兩者都是上述的「間接方式」所無法控制的。換言之，在內地多年來對香港各個社會領域的長期滲透中，「網絡」和「街頭」始終是兩顆一直拔不掉的眼中釘。

若以實施「港區國安法」代表「一國兩制」壽終正寢，在政治現實說上，其實並不準確。長期以來，內地政府一直以不公開的間接方式逐步收緊對香港的控制，從經濟入侵、統戰式的地下政治操作到製造能引發寒蟬效應的「個別事件」，都是為壓抑反對聲音，製造政治上的和諧表象。然而，回歸二十多年，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已甚具規模，同時亦逐漸形成以「社會輿論」、「網絡」和「街頭抗爭」三方面互相配合方式，作為政治異見聲音的基礎。近年來，香港人對言論自由的理解，主要是在網絡和街頭體現，兩者都是上述的「間接方式」所無法控制的。換言之，在內地多年來對香港各個社會領域的長期滲透中，「網絡」和「街頭」始終是兩顆一直拔不掉的眼中釘。

更為關鍵的，是自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運動起，街頭抗爭模式出現若干種範式轉移，其中最為刺激中國政府神經的，是這些大型抗爭運動的議題，漸漸由針對香港內部社會矛盾和政府管治能力，轉移到挑戰中共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絕對權威。反對國民教育運動是挑戰官方國家史觀，屬意識形態問題；2014年雨傘運動的主要訴求是爭取「真普選」，即試圖改變一直由內地主導的政治遊戲規則。在中央眼中，這兩場重大的抗爭運動都包含了三個重大元素：一、議題上是挑戰中共權威；二、動員方式主要是依靠網絡，而繞過了內地可透過「間接方式」控制的各種傳統輿論渠道；三、實踐方式是多元街頭抗爭，另一個中央無法順服的領域，這方面在雨傘運動裡得到相當大的發展。

還有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就是激進本土主義的出現。如前所述，香港本是「禁書天堂」，同樣也是「政治異見言論」的天堂，多年來香港悼念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一直保留著「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到了2010年前後中港矛盾開始出現，民間紛紛湧現各種激進的本土政治主張，影響力比較大的有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以及2014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香港民族論》，而後者更開宗名義以「民族自決」為論述基礎，對中國大統一思想造成極大挑戰。過去內地容忍香港人悼念六四和出版政治敏感著作，一方面是礙於要維持「一國兩制」的政治平衡，另一方面由於香港政治社會仍相對和平，而在江澤民及胡錦濤時期內地相對開放的政治環境亦有關係。不過，到了2013年習近平全面上台之後，內地政治收緊，適逢香港政治轉趨不穩，對於上述的政治異見言論也變得難以容忍了，因為香港輿論中的政治異見言論已不再是單純的「言論」，而是有著巨大動員力的街頭運動論述。雨傘運動後，這些激進的政治異見言論甚至有能力得民意授權而進入議會，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本土派成功進入議會，雖然旋即被香港政府借不符宣誓程序為由，先後褫奪了6名議員的議席，但政治光譜上的移位，超過了中央的政治底線。

2019年的「逃犯條例」既是「廿三條」的變體，也是中國政府在仍然維持「一國兩制」表象，但同時將「間接方式」在香港法治領域上施行的最後嘗試。結果，反修例運動比雨傘運動更激進，動員力更深更廣，顯然中國政府已經深信，過去的「間接方式」再無法維持下去，終於決定要雷厲風行，借助警隊暴力及緊急法全面撲滅街頭抗爭。在上述的背景下，我們就可以清楚了解實施「港區國安法」的含意：「港區國安法」跟香港警隊迅速提升的武力，是控制香港政治異見言論的兩大「殺手鑭」，目標是要將「網絡輿論」和「街頭抗爭」這兩個過去一直無法控制的領域連根拔起。

Breakazine 062《危險閱讀》

寒蟬效應下的「新常態」

寫政治評論的盧斯達，更以「無形國安」來形容這種情緒，他覺得香港很可能會「移風易俗」，逐漸形成一個「自我箝制」的文化，每次寫文章，都會覺得有國安人員正在監視你。

在民主國家，文化藝術得以拙壯成長的最基本條件，是言論自由，之後才是國家在其文化政策上訂立的目標和藍圖。殖民時期港英政府曾有過對文化藝術活動進行「不成文」的審查，後來逐漸廢止。回歸後，除了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制外，基本上沒有任何成文的出版及創作審查，因此我們才說，香港文化藝術創作基本是自由的。但如前所述，內地對香港言論審查是「間接」的，像控制書籍出版鏈和電子媒體，以及借助不見得光的滲透和恐嚇，以驅逐政治異見言論，這反而迫使了網絡公民社會和獨立文化藝術群體的迅速發展。而「港區國安法」某程度上卻是一套「成文」的言論審查修例，它好像清楚給參與公眾輿論的人一條十分清晰的紅線：若你談及涉及國家主權的政治問題，你就是超越了紅線。但問題是「超越紅線」並不代表違法，也並不代表你的言論一定會被禁制，或你一定會被拘捕。借個十分流行的比喻：那是一把放在頭上的刀，或借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另一著名比喻：「蜷伏在吊燈上的蟒蛇」（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紅線的作用就一目了然了。刀是否落下，或蟒蛇會否撲下來，權全在中央，因為按內地一貫的政治現實，「顛覆國家」一類「罪名」是沒有標準的，它可以任意指稱某人的言行是「顛覆國家」，他就可以被定罪。這也是內地打壓異見人士的慣招。

效果是，「港區國安法」所造成寒蟬效應是前所未有的嚴重。在過去中央的「間接方式」之下，你的言論最多只會令你無法出版、被逼封咪、或失去工作，而不會被定罪。積極的異見者亦早已開拓了有效的網上發平表台和獨立文化群體的網絡，以避開上述「間接方式」的鉗制。但「港區國安法」效力是無遠弗屆的，它完全可以因為你在社交網上的一個留言、畫過的一幅漫畫、發表過的一行詩句、或在街上喊過的一句口號，便被劃進紅線另一邊的國安法法網裡，而且可判之刑是前所未有的重。

不過，現時尚沒跡象顯示，曾發表或仍在發表政治異見言論的人將會被大量搜捕。在反修例運動餘波未過、疫情肆虐的「非常時期」，港府暫時只針對部份高調的異見人士。可是，這似乎只是為即將來臨的「新常態」鋪路，「港區國安法」之刀令曾一度遍地開花的「黃色經濟圈」嚴重萎縮，黃店紛紛撤下店內的「連儂牆」和抗爭標語，更有曾積極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商鋪，高調聲明退出「黃色經濟圈」；專欄作家如寫文字學的古德明、寫財經的利世民和孫柏文相繼封筆；擅畫政治漫畫的漫畫家阿塗先被有其專欄的雜誌提點「小心觸犯國安法」，其後專欄更被腰斬。

這種踩紅線之言跟內地網絡的擦邊球言論也不相同，內地網民對紅線的認知其實是相對清晰的，他們一般都知道紅線在哪，而擦邊球卻是在評估過不會誤踩紅線之後，盡可能接近紅線。

還有另一文化雜誌《Breakazine》，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初，便被公共圖書館下架，下架期數的封面主題分別是探討催淚彈的影響，以及討論怎樣在極權下怎樣面對恐懼。有報道指，雜誌曾遭親建制陣營針對，才被圖書館下架。及後雜誌編輯部更宣佈停止今年餘下期數的出版，聲明更指他們諮詢過法律意見，「對新法例實施的理解仍有不確定性，並希望保障一眾共同參與者」，最後決定停止出版。事件清楚反映了出版界對「港區國安法」的恐懼，一是由於無法判斷紅線所在，二是法律上代價太大，三是在新法的「掩護」下，建制陣營針對異見言論的種種告發和批鬥，將會更肆無忌憚。

事實上，香港出版界裡各個環節的自我審查漸成常態，例如在反修例運動中被催淚彈射傷眼部的中學教師楊子俊，出版記錄抗爭運動的著作《致自由》時便處處碰壁，先有三家印刷商拒印，及後只好刪除書中的抗爭口號和政治敏感內容，才有匿名印刷商願意承印。社會運動題材的出版進一步被邊緣化，大部份出版商已不敢出版這類書籍，作者需要以眾籌或自資方式自行出版，而印刷商拒印，書店不敢賣，也將成常態。一些本計劃參加今年香港書展的小型出版社和獨立書店，也一直在評估在書展現場裡售賣政治書籍的風險，以及若遇到警方或書展主辦方的檢控，或被建制陣營騷擾和告發時，應有何對策。

凡此種種，逼使記者、評論人和二次創作者徹底放棄傳統出版和書店，而滯留在網絡上。但國安法已迅速令一直活躍於網絡的政治評論者，也感受白色恐佈的「無形之刀」，漫畫家Cuson Lo曾以一幅三格漫畫表達這種恐懼：先是漫畫家站在窗前，與對面樓宇的居民一起向窗外大叫，然後對面居民突遭上門的警察拘捕，而漫畫家本人的身後也冒起了警察的影子。Cuson坦言，他相信自由日後創作時會作自我審查，並作了不再畫政治題材的準備。而寫政治評論的盧斯達，更以「無形國安」來形容這種情緒，他覺得香港很可能會「移風易俗」，逐漸形成一個「自我箝制」的文化，每次寫文章，都會覺得有國安人員正在監視你。

「新常態」形成前的紅線之爭

瀰漫著一種「等待極權來臨」的心態。過去民間的政治爭拗和路線論爭已大為減退，而因論爭而產生的內耗和創新也歸於沉寂，一間時，恐懼似乎成功地遏止了任何形成的政治討論，人們都開始害怕以公眾輿論處理政治問題，哪怕只是一些溫和的言語。

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過一種稱為「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監控技術，大意是建造一座環型監獄，在環的中央豎立一座監視塔，站在塔上的獄警可以清楚看到環型監獄內所有囚犯的一舉一動，但囚犯卻連塔上有沒獄警站崗也看不到。設計的巧妙之處，是監視塔根本不需要長期有獄警站崗，囚犯亦會因自危不敢作反。「港區國安法」也成了這樣的設置，即使香港尚未出現禁網，或大規模的以言入罪，恐懼已迅速植根於人們心裡。沒有人能預計中央日後會怎樣運用「港區國安法」這一把刀，但可以想像，從「舊常態」逝去到「新常態」的全面來臨，中間會有一個過渡期。過渡期裡，有些人會封筆、封咪甚至離開香港，有人會轉軚（改弦更張）投向建制陣營，改為發表親中言論。但現時更多人似乎仍在揣摩中央的言論底線，出版商和作者的退縮暫時仍是策略性，先避開明顯越過紅線的言論，如抗爭口號或「港獨」等政治上極度敏感的內容，再慢慢測試水溫。像批評港府抗疫政策，揭露內地社會問題、或重提去年的警暴等討論，在網絡上仍然相當活躍。

香港的網絡公民社會看來還未被摧毁，卻已瀰漫著一種「等待極權來臨」的心態。過去民間的政治爭拗和路線論爭已大為減退，而因論爭而產生的內耗和創新也歸於沉寂，一間時，恐懼似乎成功地遏止了任何形成的政治討論，人們都開始害怕以公眾輿論處理政治問題，哪怕只是一些溫和的言語。這才是對公民社會和言論自由的最大傷害。

結果是，不論是出版、大眾輿論還是網絡，政治論述勢將會形成兩種極端，一種是一面倒向不涉任何政治異見的無害潔淨言論，另一種則是甘冒踩紅線之險的犯險言論。過去香港文化藝術圈子裡有一種普遍想法，認為以藝術形式也好，直接宣示也好，敢於在這種政治壓力下發表異見，是一種有骨氣的表現，而「自我審查」則是妥協懦弱之舉，往往遭人唾棄。但今天的政治成本大大提高，自我審查反而變得必要，目的是為了在繼續發聲和自保之間，取得一個危險的平衡。

不過，這種踩紅線之言跟內地網絡的擦邊球言論也不相同，內地網民對紅線的認知其實是相對清晰的，他們一般都知道紅線在哪，而擦邊球卻是在評估過不會誤踩紅線之後，盡可能接近紅線。但「港區國安法」的紅線位置尚不清楚，中英駐港官員、港府和建制陣營不斷放風指某些異見言論「可能觸犯國安法」，就是調較風向，引導社會對紅線的理解方式，而不是直接執法。例如最近港府發聲明讉責有人流傳中央協助港府進行的檢疫工作是為了收集香港人基因，是「不實謠言」，有可能構成犯罪；而早前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亦曾聲稱，網絡流傳去年831太子地鐵站襲擊事件中有市民被警方打死是「謠傳」、「出於惡意」，因而「有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如何拿捏這條紅線的位置，將會成為今後香港人繼續發表政治異見言論的首要考慮因素。

今天香港政治被陰霾濃罩，而國際戰線仍波譎雲詭。全球疫情未退，中美「新冷戰」格局如箭在弦，西方民主國際對中國的政治圍堵之勢也正待形成。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早前聲稱要進行「淨網」，截斷與中國的網絡聯繫，而如Google、Facebook和YouTube等美國科技龍頭也積極考慮撤出香港。此等國際政局變化，進一步令香港人陷於禁聲的惶恐之中。